科大的大膽改革
阮耀鍾（5802）
教授治校在科大
管惟炎先生在蘇聯留過學，思想比較開放。也許出國留學回來的人，思想都比較開放，因為他們會橫向比較。改革開放後，管先生在擔任物理所所長期間，進行了不少大膽的改革，北京科技報曾以《渠道疏通水換活──物理所改革見聞》為題報道物理所的改革。
管先生到科大任校長不久，提名方勵之任科大第一副校長，二位校長一起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科大實行的第一項改革，是廢除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變成校長負責製。
1985年5月27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學校逐步實行校長負責製，有條件的學校要設立由校長主持的、人數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務委員會，作為審議機構。”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工廠要逐漸改為廠長負責製。根據以上二個文件的精神，管先生決定實行校長負責製，報到科學院、安徽省、教育部。安徽省委和科學院都明文同意了，但是教育部何東昌不同意。管校長知道教育部蔣南翔、何東昌一貫打壓科大，所以管校長也不管何那一套，繼續實行校長負責製。也許這下得罪了教育部蔣南翔、何東昌等人。但是管校長和方校長在科大實行校長負責製，完全是按照《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精神進行的改革，決無削弱黨的領導之意！
校長負責製對當時科大學校領導層來講實際上關係不大，因為管校長本人又兼科大黨委代理書記(當時科大沒有黨委書記)，本來黨政就是他一個人，左手換右手而已。但是對每個係，原來是黨總支委員會領導下的係主任負責製，改成係主任負責製，就有實質意義了。因為科大以前的係主任多是科學院研究所的所長兼任的，實權都在總支書記手中，實行係主任負責製，把總支書記的權削弱了。第二，原來每個係的總支書記都是由學校任命的。管校長提出，按照黨章，黨員都是平等的，總支書記由黨員選，選上誰就是誰。第三條是，不設專職的黨政幹部。譬如說你是實驗員選上了擔任總支書記，但是你還是做實驗員的工作，不脫產。對於管校長提出的這些改革，深受我們教師的歡迎。至今科大還是實行係主任負責製，總支書記的權遠遠沒有以前那樣大了。
實行校長負責製和係主任負責製，實際上是實行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自從1957年之後一直是遭批判的，至今我們還是強調黨的領導，管校長與方校長當年把“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改為“校長負責製”，實行教授治校，這要有何等的勇氣！但是教授治校在管、方二位校長任職其間切切實實地在科大實行了。當年科大有以教授為主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和職稱評定委員會，這些都不是聽命於黨委和校長的花瓶，而是有實在的權力的。科大實行的係主任負責製保障了係一級的獨立、防止了校一級的權力的過份幹預。科大實行校務公開化，校長辦公會議對外公開，教職員可以去旁聽。
連當年科大的工會和教職工代表大會，也都是化學係的馬興孝教授負責，不是花瓶，有監督校領導的實權，科大當年的教職工代表大會全國罕見。科大每年召開一次教職工代表大會。我參加過幾次教職工代表大會，教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由各係民主選舉，校教職工代表大會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每年校長要向校教職工代表大會作“工作報告”，並經代表們審議。教代會有一個節目特別引人注目，叫“質詢會”，顯示了監督校領導的實權，成為當年科大的一道風景線。那時教代會，通常按排在下午，學校各級領導，包括管校長、方校長都必須到會。教代會代表可以麵對麵質詢包括校長在內的各級領導，被質詢的領導必須在會上當麵回答問題，是整個教代會上最引人注目，最受歡迎的節目。
學生自治在科大管、方二位校長在科大實行的第三項改革是學生自治。反右前高校沒有學生指導員，學生指導員的發明權屬清華蔣南翔，胡錦濤的第一個職業即為學生指導員。反右後大學增設學生指導員，顯然是為了加強對學生的管理。科大以前也有學生指導員。但自從管、方二位任校長後，便取消了學生指導員，實行學生自治。取消學生指導員可以說是管、方二位校長的創新之舉。用方校長的話說：“對學生的管理也是貫徹一種自由精神，學生辦小報多得很。我們倡導四個原則： ‘要創造、要自由、要民主、要發展。’口號跟‘四個堅持’ 完全不一樣。我們認為在學校裏，自由應該是第一位的。在歐洲曆史上教皇專權的時候，大學裏還是可以研究神學的，可以批判、可以爭論。中國大學裏也不應該有統一的意識形態。”
當年科大學生提出來，學生是不是可以自己辦報紙，管、方二位校長欣然同意，並且允許學生集會結社及言論自由。而且如果要刻蠟板、鉛印，學校答應可以為學生提供條件，可以補助經費、紙張，科大最多的時候出現五十幾種小報。多年後，有科大學生懷著感激的心情說：“方老師真正幫助我們大家的是：他領導下的科大給了學生相當大的活動自由度和良好的政治環境，這使得本來就具備相當良好基礎的科大人能夠自己通過參加廣泛社團活動，包括參加當時相當民主開明的學生會和團委活動得到鍛煉和升華。”
二位校長在科大推行校長負責製和係主任負責製，實行教授治校；科大民主辦學享譽全國；取消政治指導員，實行學生自治等等。二位校長在科大實行的一係列改革，深得民心，尤其是深受我們教師的歡迎。管、方二位校長是高校改革的先行者。
遺憾的是二位校長在科大任職時間太短了，隻有二年多時間，不過科大這二年多的教育改革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到 1987年一號文件下達後，科大的教育改革也終止了，令人遺憾。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蔡元培在他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裏，提出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回想當年管、方二位校長在科大的改革正是按蔡元培的三項基本原則改的，相當成功。
過去我黨提出的“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要“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等等，其實是意識形態幹預教育。我記得我念中學時，生物課學的全是蘇聯的米丘林學說，而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是遭批判的。現已證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是正確的，今天連人的遺傳基因也搞清楚了。這可以說是意識形態幹預教育的典型例子。至今中國的高等教育獨立自主的問題仍未解決，沒有改變大學在實質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門”一個下屬機構的性質。大學教育行政化，選擇誰當科大的校長，科大的教授、老師毫無發言權，完全是上麵任命的，無論你把學校辦得多好，多麽成功，多麽受到廣大師生的擁護，如果得不到上麵的認可，全是常數的微商，大學校長說撤就撤，說免就免。大學毫無獨立自主可言，1987年科大就是如此。1948年2月6日，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社論中有一段話：“大中學校長成為委任職的官員，是極壞的製度。大學校長更應是極榮譽的職位，隻有教授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可是我們至今仍在堅持這種“極壞的製度”。
有人感歎“世上已無蔡元培”，一個世紀以前的蔡元培很多人都知道。然而，30多年前，中國有過兩個在曆史上和蔡元培相比決不遜色的教育家——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卻鮮為人知。因為他們的名字被掩蓋得嚴嚴實實。
民主辦學在科大
1984年秋天，管惟炎、方勵之等五名教授組成了科大新的領導班子。這些飽經憂患的科學、教育專家廣開言路，從善如流，開展了“分權製衡，校政公開，言者有功，共榮共生”為特征的民主辦學改革。
他們認為，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導，明確提出“言者有功”、“保護失言者”，鼓勵廣大師生員工暢所欲言，以主人翁的姿態對學校和國家的各種事務發表意見，把自己的智慧貢獻出來。學校的各種事務，誰有意見都可以大聲地說。誰想作學術報告和開學術研討會，用不著領導批準，隻需自貼海報一張。作為學校的公共平台，校刊廣泛地刊登各種言論，包括那些看上去有些“離經叛道”的逆耳之言。據統計，其中批評與建議一類的稿件約占八分之一。
為了避免“讓司令員去做排長的事”，讓廣大師生真正享有參與校政管理的權利，他們探索了多種橫向分權和縱向分權的路子。學校建立以教授為主體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師技術職務評定委員會。對於全校科研項目審定、科研經費分配、學生學位授予、教師技術職務評定等，這些委員會都有充分的發言權。不同的校領導和委員會，各有各的權力，各司其職，各行其權，相互製約，有條不紊。學校還建立了係主任負責製。係主任有權提名任免係副主任及以下的幹部；有權確定初級技術職務，並推薦授予中、高級技術職務的人員名單；有權支配本係的教學、行政經費和國家投資的重點學科實驗室建設項目經費等等……
學校實行校務活動公開化。開校長辦公會議，教職工可以去旁聽。一年舉行一次教職工代表大會，由校領導向教職工報告當年工作，並公開今後若幹年全校大政方針。教職工還會在會議期間提交數以百計的谘詢校政的提案，校領導必須對此作出回答。而學生代表大會則是同學們了解校政、校領導征求民意的又一條渠道。對於學生們關心的各種問題，學校的有關領導必須給予解答；對於學生們的建設性意見，有關部門還被要求在一周之內把采納情況直接反饋回去。除此之外，校領導及其他有關部門的領導還參加群眾自發組織的青年教師俱樂部和中老年教師俱樂部，在那兒作為普通一員和大家平等交流。民主經常會導致不同的意見，在充分地試驗之前，它們往往優劣難辨。怎麽辦？中科大並不要求大家統一到某一種認識中去，而是容忍異已、容忍不同意見，讓不同意見兼容共進。
這些舉措是符合中央簡政放權、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教育體製改革精神的，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內，就使得科大形成了銳意探究、縱智論爭的風氣，即便是年輕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無不意氣風發，雄辯滔滔，獨立意識、民主意識極強，進而令中科大科研成果疊出，成為了學術自由的“樂土”、全國最有活力的高校之一。1986年10月～11 月，《人民日報》連發五篇“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並配發編者點評(見附件)，給予報道稱讚，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強烈反響。科大一時名滿天下，“一時間洛陽紙貴，轟動全國。”
【1】
但是，卻也遭到何東昌的臭罵：“怎麽不表揚清華，表揚科大？”
【2】
何東昌是當時的教育部長，出身清華，科大是何東昌的眼中釘、肉中刺。科大實行校長負責製的報告，同時上報科學院、安徽省和教育部。科學院和安徽省都同意了，就是教育部不批。
1958年創辦科大，對清華是個“威脅”，時任清華校長的蔣南翔就曾多次提出砍掉科大。因為當年有郭沫若和科學院作科大後盾，蔣南翔砍不動。1987年，何東昌就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由，撤了管惟炎、方勵之的科大校長和第一副校長職務，乘機把科大打翻在地，為清華出了口氣，讓清華穩居科大之前。
科大食堂的改革
管先生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校長，但他的太太仍留在北京，所以管校長在合肥是單身。那時候，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第一副校長方勵之的太太也在北京，方勵之在合肥也是單身。管校長和方校長都在學生食堂吃飯，每天兩位校長拿著飯盒在學生食堂與學生一起排隊買飯。他們買了飯，端個飯盒，一邊吃飯，一邊與學生聊天。這在中國高校中是獨一無二的風景，現在回憶當年這般風景，真是太美了！這樣的風景是科大獨一無二的。
劉祖平教授是這樣描述他第一次見到管先生的情景：“記得第一次見到這位校領導是在學生食堂，他買了一份飯菜，邊吃邊和同桌的學生聊天，回答學生提的問題，也談一點看法，很親切，很隨便。看我是一個人在食堂就餐，管先生順口問了幾句我的情況，對我在美國的感受頗有興趣。那時科大的食堂以率先改革、引進競爭、允許選擇、價廉物美享譽全國高校，外校來客每每讚不絕口。恰值我國大學生追求民主的思潮初露萌芽，因食堂或其他生活問題管理不善引發高校學潮的事時有耳聞，科大的領導卻完全不必為此操心。校長本人天天與學生一樣拿著飯票和飯盒挨個食堂轉，這個事實提供了問題的答案。”
【3】
嘯宙兄在我的
“
懷念管惟炎校長(二)——又
紅又專的典型
”
中留言：“大概是86、87年，我去合肥母校參加同步輻射實驗室的一個會，在學校食堂打了飯與管先生坐在一起吃飯，管先生知道我原來也是物理所的，很高興同我聊天，聊什麽記不得了，但管先生的形象我一直記著，很懷念他。” 肯定是86年，因為87年1月份，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管校長被迫離開科大，從此，再也找不到一位大學校長在食堂與學生共餐了。“但管先生的形象我一直記著，很懷念他。”我寫這些文章也完全是為了表達我的懷念之情。
正如劉祖平教授所說，當時科大食堂“價廉物美享譽全國高校”，一點都不誇張。科大食堂之所以辦得這麽好，一方麵與當時管先生和方校長天天與學生一起拿著飯票和飯盒在食堂用餐有關。本來學校安排給管先生等校領導開小灶，被拒，管先生堅持在食堂與學生一起用餐，小灶隻用來接待外賓。僅從這件小事，亦可見管先生在生活上是何等簡樸！
當年科大食堂之所以辦得這麽好，另一個原因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管先生到科大後對科大食堂實行了改革。管先生剛到科大上任不久，還住在專家樓，還沒有搬到他的宿舍。關於住房問題，我再多說幾句。管先生到科大後，學校給管先生安排了五間一套的房子，但管先生說，我不需要那麽多房子，空著也沒用，就改成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一直住到離開科大。現在這樣清廉的校長哪裏去找？
管校長剛來科大，學校曾發生了一次小小的食堂風波。因為學校食堂的衛生與口味問題，科大學生發起了罷吃活動，部分學生到校領導部門反映情況，甚至直接到管校長暫住的專家樓反映情況。827地球化學專業黃憲安校友回憶說：
“一天我在四食堂用餐，突然一位老師笑眯眯靜悄悄在我們身旁坐下來。他饒有興致地旁聽我們聊，並沒插話。有的同學將話題轉入食堂，甚至挑戰校長，他還是靜靜地聆聽，從頭到尾臉上都端著笑容，沒一點責備我們的意思。聽完，他又端著笑容到別桌去了。亊後我們才知道，他是管校長。” 校長駕到，竟沒有一點架子。整個過程中，校長沒有說教，沒有假設前提，就是靜靜地聽，臉上始終端著笑容。要是一般的校長，食堂這種小亊，會安排手下的人去調查處理，何必校長親自出馬。而管校長卻親自深入食堂，聽取學生的意見，這樣的校長少有！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了解情況後，能提出解決辦法，對食堂進行切實有效的改革。在管校長來科大前，校領導也沒少抓食堂，師生總有不少意見，後來隻好用眾口難調來解釋。
科大有六個食堂，六個食堂的飯菜票不能通用，因為那時吃飯還要糧票，所以分為飯票和菜票。管校長用了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六個食堂的飯菜票通用，對科大的食堂進行改革。引入了競爭機製，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了。好像農村一實行包產到戶，糧食問題立馬解決一樣，真是立竿見影。
食堂改革前的飯票和菜票（790馮瓏瓏提供）
為什麽計劃經濟幹不過市場經濟，也是因為市場經濟引入了競爭機製。我認為，其它方麵也一樣，如果是壟斷，沒有競爭，必然缺乏活力。我們不能壟斷輿論，壟斷真理，壟斷權力，應該多一點自由，多一點競爭。
張維迎教授強調指出：
“
我今天要特別講到一個壟斷，我們必須反，這就是思想的壟斷，也就是有一種思想要主導一切，要統治一切，使我們沒有辦法去跟它競爭，沒有辦法提出跟它不一樣的思想。我認為這種思想的壟斷對人類的損害是災難性的，因為它阻礙了新的思想的出現，也就是阻礙了人類文明、人類進步的星火。
”
管校長在科大實行的改革，如校長負責製、學生自治、民主辦學等等都退回到原點，唯獨食堂改革，飯票各食堂通用，至今未變。所以今日科大的食堂仍享譽全國高校！
懷念科大的鼎盛時期
管惟炎任校長，方勵之任第一副校長的八十年代中後期，是科大最民主、最自由的時期，是科大的鼎盛時期，也是我這輩子心情最舒暢的時期。我永遠懷念那個時期！
管校長到科大後，科大以“二次創業”為口號，上下一致，師生互勉，團結圖強，在高校中獨樹一幟；教學質量譽滿中外；科大的新生入學分數線遠遠領先其它高校，當年科大的錄取分數線比清華、北大都高二、三十分，常見一班四狀元，那時的科大真牛！ 1977─1994年科大連續18年保持本科生源全國第一；從 1979 年至 1989 年舉辦的中美聯合招收物理學研究生（
CUSPEA
）考試中，科大在全國高校中一直遙遙領先；曆年全國四級、六級英語考試，科大總體成績穩居全國第一；……
管校長任科大校長期間是科大的鼎盛時期，也是科大學風最好的時期之一。當年科大學生學風之好全國聞名。我女兒是科大86級學生，她對我講，她進了科大之後，看到同學們都仍然像高考前一樣用功。有一天晚上，她在教二樓自習，中間突然停電，同學們又喊又叫地下樓。中途突然又來電了，人潮馬上反向往回流動，三分鍾之後，整座大樓便已鴉雀無聲，同學們感慨地說：“科技大學真可怕！科技大學真可怕！” 那幾年是科大學風最好的年代。
科大辦得如此之好，我決不是黃婆賣瓜，自賣自誇。須知，科大剛剛經曆過從北京下遷合肥的致命打擊，大傷元氣。先說師資隊伍，1977年底，科大全校隻有8位教授，10位副教授。直到1982年科大物理係還沒有一位教授，後來過了好幾年，物理係才開始有教授，當年就靠我們這些年輕人頑強拚搏。再講講科大當年在合肥的辦學條件，科大在北京時有24萬平方米的房子，而合肥師範學院隻有6萬平方米房子，並且合肥師範學院原是文科學校，電、水、煤氣等條件遠遠不能滿足科大的需要。科大到合肥後蓋的第一幢樓是化學樓，但蓋化學樓的磚還要靠方勵之他們去燒，這在世界教育史上破天荒、絕無僅有！僅從這二點，大家就可以理解，當年科大在合肥辦學是何等地困難！管、方二位校長當年能把科大辦得如此出色，應該說是創造了奇跡！當時連北大和浙大的校長都覺得不可思議。
參考文獻
[一]
“民主辦學在科大”的由來
附件：
分權製衡──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之一）
人民日報記者 鹿舫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采訪，處處呼吸到民主的空氣。臨別，我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該校第一副校長方勵之教授有一段對話：
“科大的民主辦學，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四句話：分權製衡，校政公開，言者有功，共榮共生。”
在科大，不分資曆皆可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同學派也能同台唱戲相互切磋。初次采訪的人總是問：為什麽這裏成了學術自由的“樂土”？方勵之說：學術自由源於政治民主，而政治民主又得益於分權製衡──權力合理劃分，互相製約平衡。
1984年秋，由於中組部、原教育部、中國科學院和安徽省委精心指導，科大產生了由五名教授為主組成的校的領導班子。這些飽經“反右”擴大化、“反右傾”、“文革”等重重憂患，長期活躍在教學、科研第一線同廣大教職員工息息相關的有識之士，痛感權力過分集中是滋生許多弊端的病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校長管惟炎教授說：“政治權力的壟斷往往走向腐化，權力一旦集中到個別人手裏，就意味著人民民主權利的喪失。”近兩年來，他們一直在探索橫向分權和縱向分權的路子。
建立以教授為主體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師技術職務評定委員會，是科大實行橫向分權的重要途徑。這些委員會對全校科研項目的審定、科研經費的分配、各種學位的評授、教師技術職務的評定，都有充分的發言權。副校長龔升教授對記者說：我們是各有各的權力，各司其職，各行其權，相互製約，有條不紊。說誰個人有權就有一切，在科大是行不通的。比方，我們同日本東京大學簽有協議，每年都要互派科研人員。在校領導中我分管這項工作，但我個人卻不能指定誰去東京大學，上什麽項目。我們是先讓各係給校學術委員會“講演”，說明要上什麽項目，為什麽要上這個項目，怎麽上，再由校學術委員會無記名投票表決。我對投票結果雖有否決權，但行使否決權又必須有能公開說服人們的充足理由。正是這樣做，保證了教師出國搞科研和進修工作的順利進行。
建立係主任責任製，是科大實行縱向分權的重要途徑。近代化學係常務副主任俞書勤副教授告訴記者：在高等院校，權力不能過分集中在校一級而捆住係一級的手腳。各級都有一個放權問題。科大的係主任有權提名任免係副主任和任免係副主任以下的幹部；有權聘用校內外人員，下達工作任務和決定本係人員的內部調動，並將不適合工作要求的人員提請學校另行分配工作；有權確定初級技術職務，並推薦授予高中級技術職務的人員名單；有權為本單位成績優異、貢獻突出的教職工申請晉級和增加工資等級；有權決定本係的教學計劃、研究生培養方案；有權支配本係包幹的教學、行政經費和國家投資的重點學科實驗室建設項目經費；有權支配對外協作科研收益所得的發展基金和本係的集體福利基金；有權從本係創收所得的經費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經費用作獎金、酬金，並決定獎金分配方案；有權提名推薦本單位人員參加國際會議、出國考察和進修。
長期以來，我們有些同誌認為一個地區或部門的一切問題，他都可以拍板，而不懂得上級雖然可以否決下級的決策，但不能代替下級決策；一說加強領導，就出現“司令員做排長的事”。科大縱向分權的情景，也許能促進我們思考如何改變這種現象。
[編餘短論]
為民主建設添磚加瓦
葉伴
中國科技大學實行民主辦學、民主治校，有一些新做法，本報將陸續介紹。讀了開篇，也許有人會提問：在大學裏搞“分權製衡”，有沒有搬用西方資產階級一套的嫌疑？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來學習一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其中明確提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中國科大的做法，符合中央關於“切實推進整個社會生活民主化”的方向，符合憲法關於實行學術自由的原則，並不是什麽“旁門左道”，應無歧義。至於在具體做法上，是不是某一兩點與西方某些大學相類似，也不必避嫌。歐洲從文藝複興開始，大學的管理就有民主的傳統。對於人家的管理經驗，也不妨實行“拿來主義”，結合我們的國情，用作民主建設的磚瓦。
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是一項偉大而複雜的事業。在這項事業中，需要在中央正確方針指導下的創造，需要開拓，需要從每個基層單位一點一滴的改革做起，坐等上麵統一規定不是好辦法，而應當象中國科大那樣，主動添磚加瓦。
原載：1986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第三版
校政公開──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之二）
人民日報記者 鹿舫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有許多新鮮事令人振奮：開校長辦公會議，教職工可以去旁聽。搞新校區工程規劃，師生們可以在草圖上添進自認為理想的一筆。教學、科研設備大多是國內外八十年代第一流的，而黨政機關的辦公樓還是五十年代蓋的，全校沒有一部高級進口小汽車……來參觀訪問的人稱讚科大校領導開明，而科大的同誌卻說：“再開明的領導，要是沒有製度保證，也可能走向反麵。”的確，記者在這裏看到的新鮮事，無不直接或間接同民主辦學的標誌之一──校政公開有關係。
第一副校長方勵之教授說得好：既然社會主義製度從根本上確立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既然我們共產黨人信奉唯物史觀並要打破“君貴民賤”、“上智下愚”、“為聖者隱”等封建觀念，那麽實行校務活動公開化，主張教職工對校政有了解權、參與權、監督權，就是應有之義。公開是前提，公開了，大家知政，才能參政，也才能監督。
科大一年一度的教職工代表大會，是校領導向教職工報告當年工作，並公開今後若幹年全校大政方針的第一條渠道，也是教職工參與學校決策和對校領導實行民主監督的主要形式。去年7 月召開的首屆教職工代表大會，一共征集到四百多份谘詢校政的提案。為使廣大教職工了解本校如何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五十七歲的校長管惟炎在曆時兩天的會議上，先後七次上台回答代表的提問，盡管他已經腰酸腿痛，但心裏甜絲絲的。連續召開了十一次的學生代表大會，是同學們了解校政、校領導征求民意的又一條渠道。記者與學生會幹部黎彥修、肖強等同學座談後得知：在最近一屆學代會上，圍繞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比例、學分製等問題，校長、黨委書記、教務長、總務長既向同學們一一說明想法與做法，又認真聽取同學們的建設性意見。管惟炎還要求有關部門把如何采納學生建議的信息，在一周之內直接反饋到學生中去。
近年來由群眾自發組織的青年教師俱樂部、中老年教師俱樂部是科大實行校政公開的第三條渠道，人們稱之為“民間渠道”。記者在采訪近代化學係孫繁熬副教授時了解到，有三百多名教授、講師自願參加的中老年教師俱樂部每兩周聚會一次。管惟炎、方勵之、龔升等校領導在俱樂部裏，也隻是普通會員而不是校長。音樂聲中，品茶之餘，他們無拘無束地向其他會員說其歡樂，談其苦惱。由於他們的喜憂往往同校政相關聯，其他會員也就自然而然地了解到一些校務活動並隨之參謀一番……
校政公開起碼有兩大好處：
其一，有助於彌補校領導個人才智和經驗的不足。
管惟炎說：“改革把象我這樣的幾個書生推上了科大的領導崗位。我們對教育理論並不精到，也缺乏管理高校的經驗。”更何況當今世界麵臨著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大學校長需要決策的問題，是任何個別能人單憑一己智慧和經驗難以應付的。而一旦校政公開，就能發揮全體教工、學生的群體效應，以彌補校長、書記的個體缺陷。
其二，有助於克服調節過程的非連續性。
和記者一起在科大采訪的安徽省委宣傳部幹部王傑說：當我們冷靜分析“文革”的社會曆史原因，那就會發現中國社會調節機製的弱點之一──不是經常不斷地調節，而是等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調節。而校政公開能使科大決策層及時得到並依據反饋信息，經常不斷地製止大的失誤。在校領導中，方勵之分管財務。他不當那種誰買把螺絲刀也得找他批條子的“財政大臣”。今年初他先向大家說明全校本年度共有多少錢，讓各係提自己預算、各教研組提本課題可行性研究報告，再由校長辦公會議、校學術委員會討論，然後按審議結果一次把全年經費分到各係、各科研。財務徹底公開，經費一次分配，一可防止花錢不當，二可減少報銷手續，三可避免各單位私下報怨別人占用了他的資金，但也帶來一個麻煩──幾乎每個科研組都要派人外出購買器材。在今年 9 月 29 日的中老年教師俱樂部聚會上，方勵之了解到教師們跑器材的難處。10 月 9 日，他便召集各試驗室負責人商議。大家說：可否對一年經費一次分配到各係、各科研組的決策做一點修正，全校統籌解決各單位急需的器材？
[編餘短論]
對“主人”不保密
葉伴
中國科技大學開校長辦公會議，教職工可以進去旁聽。在某些同誌眼裏，可能會充滿驚訝疑惑：這是不是違反組織原則？會不會泄密？
在革命戰爭年代，召開軍事會議當然不能隨便往裏闖，但那時也實行了種種軍事民主的辦法。真正把決策會議搞得神秘而又神秘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那時開會常常議“敵情”，分析“階級鬥爭新動向”，布置整誰鬥誰，當然天機不可外泄，嘴上說相信群眾，其實是處處防範群眾的。現在工作中心是搞建設，尤其是象大學這樣的文教單位，召開校長辦公會議無非是商量怎樣辦好學校，對學校的主人──師生員工，有什麽值得保密的呢？
如今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要當家作主就得了解各種情況。黨中央倡導決策民主化科學化，不了解情況也就無從出謀獻策。這就要改變一些傳統的觀念和做法。本報介紹中國科大校政公開的具體做法，並非意在普遍推廣，但這確是一種很啟發人的嚐試。當然，討論幹部人事問題，涉及國家機密的問題，該保密還要遵守保密紀律，是不待言的。
原載：1986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第三版。
言無禁忌──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之三）
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言者有功，聞者受益”，這是對民主化認識的一個飛躍。還有誰比致力於科學者更懂得為什麽要破除言禁，以造成言者有功的局麵？科大的師生說：科學的發展，不僅需要“外在的自由”──人們不會因為發表意見而遭受損害，而且需要“內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如果我們相互告誡“禍從口出”，力避“以言獲罪”，那還怎麽為中國科技現代化作貢獻呢？
科大科研處長餘翔林的小本本上寫著：1978至1985年，全校共完成並通過鑒定的主要科研成果達二百四十一項。其中，獲國家發明獎一項、自然科學獎三項，獲中國科學院和國家各部委科技成果獎一百一十八項……才思泉湧與言路大開緊密相聯。今天在科大，不論是國事、校事，誰有意見都可以盡情地說，大聲地“吵”。誰想作學術報告和開學術研討會，用不著校領導批準，隻用自貼海報一張。倘若科大的師生象“文革”中那樣被逼得“三緘其口”，何談科研成果燦爛！
也許因為這裏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吧，據副校長辛厚文教授介紹：全校已派出九百多名師生赴十八個國家進修、講學、短期訪問、合作研究以及攻讀博士學位，已有二百名師生學成回校，其中三分之一成了校係領導成員。科大目前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等許多著名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近三年來，平均每年有二百多名外籍專家來校訪問、講學和開展合作研究。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以及今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遠哲等，均是科大名譽教授。顯然，黨的對外開放政策已經使科大初步形成開放係統。它不可能在封閉中發展，而隻能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流才能前進。如果說封閉係統要靠“一言堂”來維持的話，那麽開放係統則是須臾也離不開“群言堂”的。科大為什麽能夠出現言無禁忌的氣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
那麽科大是怎樣破除言禁的呢？可否表述為：校領導開一種新風──言者受到尊重，失言不受追究；師生們奔一個目標── 有民主政治之意識，無仰人鼻息之憂患。
應用化學係教授溫元凱上書中央，力陳科技教育體製改革。校領導全力支持，任命他擔任係主任。對敢於直言的同誌，即使說話“走火”，校黨委也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副書記王學保說：誰能要求一個自然科學家連發發牢騷也得精心選擇政治上安全的字眼！
兩年的校長擔子挑下來，管惟炎教授迸發出這樣的心聲：多一種由深刻思維構成的觀點，不論其本身還存在多少不足，隻要說出來，學校決策層的活動空間就大一分，可供選擇的途徑就多一條。去年春，近代物理係學生李垣辰說：科大要是繼續強調培養科研人才，必將日益失去對青年學生的吸引力。──這對於有 “科學家搖籃”之譽的科大來說，似乎是一種“離經叛道”，但校刊卻全文發表了他的談話。如今，當人們談到科大將適當培養一點政府工作人員時，仍不能不念叨李垣辰那篇雖不甚嚴謹，但卻為有關方麵提供了思想營養的談話。和記者一起在科大采訪的安徽人民廣播電台副台長王傳壽扼腕歎息：“反右”一擴大化，許多人就不願說話了，無數好主張深埋腹中自生自滅，這是多大的智力浪費啊！如果我們今天不明確提出“保護失言者”，也難免還有人以“一輩子不寫文章、不亮觀點”為信條。當然，我們是著眼於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導而保護之，而不等於不要批評與自我批評。
科大師生由衷稱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人們帶來了精神上的解放、觀念上的更新。他們說：新中國誕生給了我們不再仰人鼻息的主人地位，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了我們銳意探究、縱智論爭的勇氣。即使是年輕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無不意氣風發、雄辯滔滔，以主人翁的姿態對國事、校事發表意見的民主意識極強。校領導設意見箱和校長接待日，以聽取教職員工意見。師生們不認為這是“清官”對小民的“恩賜”，而認為校領導如不全心全意為廣大師生服務，就將被拋棄。自1984 年秋以來，校刊上批評與建議一類的稿件約占八分之一。師生們不認為這是管惟炎、方勵之等“從諫如流”，而認為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參差必然導致輿論的不一律，運用輿論的力量監督校領導行之有效而且理所應當。
[編餘短論]
培養民主意識
葉伴
誰想做學術報告，用不著領導批準，隻消自貼一張海報；誰對校領導有意見，用不著背地議論，可以爭取發表在校刊上。這些做法，不是海外奇談，而是中國科技大學校園裏的現實。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科大的領導開明。其實，言論自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民主權利，而不是誰的恩賜。隻是因為有一個時期，黨內和黨外的民主生活都不那麽正常，一些單位的領導腦子裏不大有憲法的概念，搞慣了“一言堂”，這才使得開放言禁的做法變得新奇起來。搞“一言堂”，不民主的領導固然要負主要責任，但“堂”下的公民缺乏民主意識，不敢乃至不知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遇到壓力就噤若寒蟬，也是在客觀上助長了“一言堂”的。所以實行言論自由，不光靠本單位的領導開“禁”，更需廣大群眾無“忌”。在學校裏首先造成民主的環境，對於培養具有民主意識的一代新人尤其有深遠意義。
當然，說“言無禁忌”並非可以不負責任地亂說。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也是不能忘記的。
原載：1986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三版。
兼容共進──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之四）
教育體製改革的熱流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園中奔湧。同一座化學樓裏，溫元凱副教授等主張強化教研室，擴大室主任的權限，實行人事、工作、財政三位一體。俞書勤副教授等則主張撤銷教研室，全係教師的教學工作由係主任統一安排，帶有強製性，而科研工作則本著“愛好一致、誌趣相投”的原則組成課題組自願進行。
兩種意見如此相左，怎麽辦？校領導認為並不難辦，兼容共進。1984年至今，這兩種方案都在試行，而且都結出了碩果……
1953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係的科大校長管惟炎教授，能忘記蔡元培先生是把“民主自由”、“兼容並包”聯在一起作為北大辦學原則的嗎？管惟炎說──要民主辦學，就要兼容共進。大學裏懂科學又知民主者何其多！他們難道不了解真理的發現可以是多途徑的嗎？不明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許多方麵，多元化比強求一律好得多嗎？不清楚起之於“反右”擴大化、而登峰造極於“文化大革命”的那種虛假統一是可悲的嗎？既然如此，治理高校不講兼容共進又怎麽行呢？
再說，隨著國家對外開放的步伐日益加快，大陸炎黃子孫近年來終於懂得：各民族科學文化都不可能在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下發展。必須把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具有普遍適應性的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和其它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這難道不叫兼容共進？科大每年有那麽多外國專家來講學，又有那麽多師生出國學習，我們要是采取“獨尊一家”的態度又怎麽行呢？所以，要對外開放，就要兼容共進。還有科大的十三個係、四十一個專業，大都富有多學科互相滲透的特色，它本身就是兼容共進的產物。教職員工不從屬政府機關。書生議論和官方聲明是兩回事。校領導認為容納各種民間意見，包括容忍“異端邪說”，造成的負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兼容共進是科大是應該也可以行得通的。
由第一副校長方勵之教授兼主任的科大天體物理研究中心，
現是國內外天體物理學界引人注目的隊伍。在有關“宇宙大尺度結構”的研究中，一些年輕人提出了和方勵之不同的見解。方勵之說：好！有不同觀點的撞擊，才有可能迸發出真理的火花。這個中心的十多名成員，既同室爭鋒，又“和平共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近年來，他們在國內外學術雜誌上發表論文二百多篇。去年方勵之與日本京都大學佐藤文隆教授合作的論文，獲 1985 年度國際引力研究基金會論文一等獎。
科大黨委宣傳部長華偉範說：我們學校的黨政領導成員大多能象方勵之教授那樣，重視活躍周圍同誌的思想，鼓勵大家對各類問題提出不同看法；另一方麵，當出現不同意見後，又不急於做結論，而要看實踐。從領導這一頭看，科大是這樣兼容共進的。
“熱愛自己的專業，尊重別人的專業”、“要團隊精神，不要同行相殘”，諸如此類的口號，在科大教職工中深入人心。每次評定教師技術職務，據實直書的上告信全校約出現十來封，但互相拆台、互告刁狀的事還從未見過。凡在科大工作十年以上的教職工調離科大，有關部門總要請他吃一頓便飯，一麵感謝他為科大付出了辛勤勞動，一麵征求他對辦好科大的意見。今年10月 4日上午，記者在訪問分管科大人事工作的副校長龔升教授時，見到一位已經調離科大的教師要求再調回來。龔升拉著他的手說：“歡迎！”
科大的學生可以跳級，在升入二年級前還可以轉係，可以選修功課，隻要考試合格，還可以免修某些課。這裏有少年班、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後，還有夜大學和定向培養的成人大專班。這裏有師生共用的改革論壇，有關政治、經濟體製改革的各種見解都能一吐為快，隻要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裏有座水榭式的學術報告廳，廳外紅紅綠綠的海報，令人目不暇接，廳內你講
“米丘林”，我講“摩爾根”，流派紛呈，各展所長……
一句話，科大的師生在直接間接地陶冶自己容忍異己、容忍不同意見的氣質。這也許能從群眾這一頭回答──科大是怎樣兼容共進的。
[編餘短論]
要不要兼容“雜草”
葉伴
兼容各種流派，並包不同意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無論搞政治的、做學問的，除了投機者外，沒有一個不認為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從“自己”這一麵看來，自然會認為是“錯誤”的。所以容納不同觀點，實質上是能否容納看來“錯誤”的觀點，也就是怎樣對待過去我們常說的“毒草”的問題。
唐人有詩雲：“花下一禾生，去之如惡草。”百花齊放當然好得很，但疑似雜草的花下禾苗要不要急急忙忙地鋤掉呢？鋤掉禾苗又哪來的“十裏稻花香”呢？一部科學史早就表明：新發現、新學說在它們剛剛誕生的時候，是常常被看作“異端邪說”的。當然，科學上也確有謬誤，但鑒別真理與謬誤的唯一辦法是實踐。當實踐證實花下確有“惡草”，人們自然會拋棄它們。因此，能不能容納“異端邪說”，直接關係到民主的建設和學術的繁榮。
中國科技大學從上到下倡導兼容共進，是民主治校的一個良
好開端。但它畢竟不是光靠一些開明人士就能做到的開明之舉。根本的辦法還是要象《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強調的那樣：“民主要製度化法律化”。
原載：1986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第三版。
關鍵是信任知識分子
──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之五）
人民日報記者 鹿舫
當鄧小平同誌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闡述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時，當胡耀邦同誌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著重說明應當如何看待知識和知識分子時，中國科大校園中，白發教授喜淚紛飛，少年大學生笑彎了眉毛……校長兼黨委副書記管惟炎教授說：科大民主辦學是打這兒開始的。民主辦學不就是指廣大師生在政治上、學術上享有的自由發表意見並參與校政管理的權利嗎？政治上、學術上自由發表意見，就得思想解放；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無不以知識分子為先鋒，參與校政管理，就得有科學文化知識；而科學文化知識，目前相對集中在知識分子身上。
就拿第一副校長方勵之來說吧，這位因“反右”擴大化而被錯誤地開除黨籍達二十年之久的黨員教授，曾大聲疾呼：“知識分子要作黨的諍友，但又不能隻限於當諍友。因為，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係列重大社會問題，沒有科學方麵的背景和文化方麵的素養往往看不清。同時，知識分子也意識到自己的社會作用不僅僅在技術方麵，而要對整個社會進步負責。”1980年，共有一百二十名教職工的物理教研室由全體人員民主選舉室主任，方勵之以93%的多數票當選。他充分運用自己的學識，實行室務活動公開化，完善權力製約製度，提倡學術自由，鼓勵競爭淘汰。沒過多久，物理教研室教學、科研便蒸蒸日上，全校上下刮目相看。
校黨委副書記王學保說：民主辦學必須依靠知識分子。另一方麵，我們還要相信知識分子是能夠依靠的，他們懂得搞民主辦學不能不受社會主義法製製約，不能不受黨和國家文教科技政策製約。
也許有人問：為什麽科大黨委這樣信任“老九”呢？據記者了解，原因有三：一是他們有尊重和依靠知識分子的傳統，二是科大師生的現實表現無愧於黨的信任，三是有一定的組織措施保證。
1958 年秋，中國科學院隻給過短短四個月的籌備就辦起了科技大學，如此神速的原因之一是，科大的教師全部由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兼任。“短期這樣幹可以，長期這樣幹，豈不等於一個國家沒有常備軍嗎？”校黨委第一、二任書記鬱文、劉達在一起商量開了，進而勇敢地決定：把項誌遴、曾肯成、朱兆輝、陳希孺、殷湧泉、方勵之等三十多位當時已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請到科大來任教。後來，他們都成了各係科的學術帶頭人。
在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的過程中，校黨委書記楊海波指示人事部門到市井小巷、荒漠邊塞以至勞改就業人員中發掘因搞人為的“階級鬥爭”而蒙受冤屈的人才。科大教師隊伍中又因此增加了張景中、楊陸、王仁川等十多名副教授……
這幾年，科大到國外訪問、講學和開展合作研究的教師有三百多名，人人一到期就回國。生物係龔立三副教授在美國從事基因工程研究喜獲突破。有的國家要高價購買他的成果，也有人勸他在美國申請專利，但他均婉言謝絕，毅然把成果帶回祖國。自 1977年恢複高考以來，科大既有60%以至80%本科畢業生考取國內外研究生的紀錄，也有顧卓成、俞江等同學主動要求去新疆、西藏工作的光榮。今年5月，校黨委舉辦業餘黨校，準備在學生中招收二百名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誰知有五百多學生踴躍報名。
在科大，人們尊重知識超過尊重官階，要得官階先得有知識。全校最高決策機構──校務會議的七名參加者都是知識分子，其中五人是黨員教授。總支副書記、副處長以上的黨政幹部都是大學畢業生，其中60%以上既當官又教書。要提撥係主任，則一律在教授中挑選。正是這些組織措施，從政治上保證了知識分子是科大的主人，使“從政謀特權”的做法失去了舊日的誘惑力，防止了由於尊重官階超過尊重知識而可能導致的科學技術方麵的萎縮。
[編餘短論]
民主建設的依靠力量
葉伴
中國科技大學探索民主辦學，實行“分權製衡、校政公開、言無禁忌、兼容共進”。這些原則和辦法，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就是真正信任知識分子。
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有憂國憂民的傳統。他們知識較多，思想活躍，不那麽容易盲從，其中有相當一批人執著地追求真理。所以近代的每一次民主潮流，都是首先由知識分子推動的。特別是當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後，這種民主精神成為一種可貴的革命力量。但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知識分子的民主呼聲曾被當成大逆不道，“以言獲罪”的革命同誌中，主要是知識分子。這些失誤，曾經延緩了民主的曆史進程。
如今，黨中央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其實質也是尊重知識分子的民主權利。在社會主義民主進程中，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一樣，是依靠力量，而決不是異己力量。一個單位，尤其是一個文教單位，民主空氣怎麽樣？隻要看那裏的領導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如果對知識分子總是疑神疑鬼、防這防那，那麽，無論民主的調子唱多高，也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原載：1986 年 11 月 14 日《人民日報》第三版。
【1】
寒山：蔡元培和方勵之
【2】
蕭象：管惟炎被免科大校長的前後
【3】
劉祖平《悼管惟炎先生》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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