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月，因為看世界杯的緣故，文章寫的很少，但是這篇轉載文章，我個人覺得很有意思，分享給大家。
[摘要]1935年至1946年，毛澤東關於美國的話語言說經曆了複雜而曲折的變化過程：麵對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毛澤東改變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提法，認為可以與美國建立友誼關係；又因其孤立主義，將其作為“東方慕尼黑陰謀家”加以批駁；到1944年年中對美國正麵形象的塑造達到最高峰，稱之為“最親密的戰友”；直至1946年“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提出，最終完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形象的複歸。由此，“美帝國主義”話語也逐漸被固化，成為中國人在很長一個時期對美國的基本認知。對作為他者的“美國”進行建構，也反映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我身份的認知變化。
[關鍵詞]毛澤東；美國形象；話語言說；他者；帝國主義
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國人眼中的美國都是與“帝國主義”相聯係的，“美帝國主義”一詞也成為人盡皆知、不言自明的話語概念。但是，美國的這種形象究竟從何而來，它是否一直都被當作“帝國主義國家”而毫無變化呢？曆史事實並非這麽簡單。通過考察毛澤東在1935年至1946年關於美國的話語言說，可以發現對美國的形象塑造與話語表述經曆了複雜而曲折的變化過程。全麵抗戰爆發前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改變了過去“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將美國視為可以聯合的對象。抗戰期間，毛澤東一度積極樹立美國的正麵形象，特別是在1944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稱之為“民主的典範”和“最親密的戰友”。到抗戰即將勝利，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動，毛澤東又重新將美國冠以“帝國主義紙老虎”的名稱，完成了帝國主義形象的複歸。實際上，對作為他者的“美國”形象進行建構，也反映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我身份的認同過程。
一、民族矛盾麵前對美國的話語轉變（1935～1938）
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後，開始向華北地區步步進逼。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方在塘沽簽訂協定，實際承認了日本對熱河的合法占領，使得華北的門戶大開。1935年六、七月，通過“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日本又獲得了對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地區的實際控製權，並積極鼓動華北“防共自治運動”。一時間，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麵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團結國際國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成為中共的首要目標和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澤東開始重新審視過去“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調整將美國當作“帝國主義強盜”的話語表達。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把建立最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著重討論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特別提出了對待英、美等國家的態度問題。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明確提出：“美國帝國主義完全為著他自己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太平洋戰爭是必然的結果。”【《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頁。】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進一步分析了英、美等國同日本的矛盾，認為“當鬥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及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頁。】雖然毛澤東仍堅持以階級分析作為出發點，但在他看來充分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與美國等國家進行妥協與諒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1936年7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進行了數次長談，反映了中共對美國的新認識與新態度。關於“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政策”問題，毛澤東解釋道：“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頁。】因此，“期望各友好國家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場。我們希望它們積極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391頁。】。當問及“蘇維埃政府如何區別友好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時，毛澤東說：“列強中有的表示不願參加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有的不願看到日本占領中國，像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這些國家……我們把它們看作自己的朋友，請它們同我們合作。”【《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391頁。】1937年3月初，毛澤東在與另一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再次表達了他對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看法，強調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他說：共產黨人“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們願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係”【《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479頁。】。可以看出，毛澤東希望共產黨人對美國的友好態度和話語轉變，能夠通過美國記者傳遞出去。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關於合作抗日的談判進入實質階段。這使中共“進一步認識美國的障礙愈來愈少”，“以此為轉機，中國共產黨人的美國觀有了明顯轉變”【楊玉聖：《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曆史的考察》，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1937年5月，中共在延安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大會報告中提出：日本的侵華政策“把若幹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擴大了矛盾的裂口”。這就決定中共不僅應該和蘇聯相聯合，“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時願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他特別強調：“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53頁。】。認為美國不同於日本，是可以聯合的對象，這種新表述集中體現出毛澤東希望美國能加強對中國的支持與援助，甚至與中國一起抗擊日本。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2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譴責日本的侵略暴行，並呼籲“同英美法蘇等國訂立各種有利於抗日救國的協定”，建立“反對法西斯侵略陣線”【《中國共產黨為日本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頁。】。同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也指出：要“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頁。】。然而，此時的美國政府迫於國內孤立主義壓力，並未采取實際行動約束日本。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發表著名的“隔離”演說，希望推動美國外交政策向製裁日本等侵略國家方向傾斜。但演說遭到了孤立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禁運有可能會激怒日本，引發美日衝突，損害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利益。這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折中態度，“它向著援華抗日的方向走去，但得瞻前顧後，慢慢地向前走”【李慶餘：《美國外交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頁。】。
因此，中共希望加強對美國的正麵宣傳，促進美國進步力量支持中國抗戰。1938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美國民主黨的讚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係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於中國抗日鬥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不過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麵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製裁。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侵略威脅的國家更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
從1935年年中到1938年上半年，隨著日本侵略步伐的逐步加快，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民族矛盾麵前，中共開始轉變對美態度，積極建構和宣傳美國的正麵形象，希望其加大對華援助，結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但是，美國由於受到國內孤立主義勢力的影響，始終對中國不溫不火，對日本若即若離，甚至有可能以犧牲中國來求得同日本的妥協。這種態度很快引發了共產黨人的不滿，導致了中共對美國話語言說的改變。
二、是敵是友：對美國話語言說的曲折與反複（1939～1940）
隨著中日戰爭的深入，國民黨政府財政狀況瀕臨崩潰。其間，國民黨曾多次向美國請求貸款，支援中國抗戰，但都被美國婉言拒絕。而美國卻將鋼鐵、煤油及其它軍用材料輸出日本，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關於這一時期美國向日本出售用於戰爭目的的商品的相關情況，可參見《美國對華政策和中共建國方略》一書的統計。鄧澤宏：《美國對華政策和中共建國方略》，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17頁。】。對此，毛澤東批評道：“許多表示助我的國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戰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物資，他們的政府亦尚不願和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製裁日本”【《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62頁。】。
1938年9月底，英、法、德、意4國領導人在德國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將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英、法的綏靖政策，使毛澤東提高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警惕，懷疑它們也會犧牲中國換取對日妥協，製造“東方的慕尼黑”陰謀。
1939年1月18日，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勢》的報告，批評美國的中立法和孤立政策。他說：“美國有一種法律，叫做中立法，就是不賣軍火給交戰國，但是軍火原料卻可以的，這樣對日本是有利的，因為它還有幾個錢，買回原料可以製造軍火，而中國沒有‘銅板’，無辦法，所以對中國是不利的”【《目前政治形勢》（1939年1月18日），轉引自唐洲雁：《毛澤東的美國觀》，陝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頁。】。兩天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英譯本序言中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曆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在英、美諸民主國尚存在有孤立觀點，不知道中國如果戰敗，英、美等國將不能安枕，這種錯誤觀點十分不合時宜；援助中國就是援助他們自己，才是當前的具體真理”【《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145頁。】。6月10日、13日，毛澤東又作了《反投降綱領》的報告，進一步提出：英、美、法等國的“中心目的，在於消耗戰爭雙方，等到精疲力竭時，他們就以‘健全的身體’出來喝令雙方停戰，使雙方都聽他們的話”。因此，“新慕尼黑危險並未消滅”【《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10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372頁。】。
7月24日，英、日兩國達成協定。英國表示完全承認“在華日軍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控製區內公安之目的計，應有特殊之要求”【複旦大學曆史係中國近代史教研組：《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下卷第2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頁。】。為了抵消一部分該協定所造成的負麵影響，美國於7月26日通知日本，宣布將廢止日美商約。中共對美國的廢約行為充分予以肯定，同時痛斥英國對日妥協。8月1日，《新中華報》發表評論，高度評價美國廢止日美商約。評論不僅使用大字標題，還配上美國國務卿赫爾的版畫像，以顯示對美國的認可與讚賞【《赫爾正式通告日本廢止日美商約世界和平人士熱烈讚助》，《新中華報》1939年8月1日。】。8月4日的社論則讚揚“美國這一行動，不僅對於中國每個抗日的人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而且對於全世界每個愛好和平的人士，每個反法西斯侵略的進步分子，也是一種戰鬥的興奮劑”。文章認為通過美英兩國的對比，“我們就很容易看出誰是我們的友邦和誰是敵人的友國。”【《美國正式宣布廢除美日商約》，《新中華報》1939年8月4日。】
1939年9月，歐洲大戰爆發。國際形勢的變化使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再度發生變化。9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發表演講，認為“不論是德意日，還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隻有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新中華報》1939年9月19日。】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美國也不是什麽“友邦”了，它與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乃一丘之貉，都是“反革命的”、“掠奪人民的”帝國主義國家。
1940年9月底，美國對日本實施了全麵禁運，同時為國民政府提供軍事貸款。毛澤東敏銳地對這幾項舉措給予回應。在給賀龍、關向應等人的電報中，毛澤東指出：“美國的借款與撤僑，都向中國表示英美的反日決心，要求中國不要跑德日意路線，而英美兩使坐鎮重慶，緊緊拉住蔣介石不讓跑掉”【《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25頁。】。11月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更是直接提出：“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因此共產黨要“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製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活動。”【《毛澤東關於不反對蔣加入英美集團及製止投降分裂給周恩來的電報》（194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643頁。】從這裏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澤東對美國的話語言說是具有策略性和功利主義的，即便美國仍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但因為它對中國抗戰“有利無害”，所以不應反對與之聯合。
然而，“皖南事變”的爆發，又使中共對美國的認識發生轉變，認為這是美國要犧牲中國利益，尋求對日妥協的集中體現。1941年5月，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在一個多月內發表的數十篇有關美國的社論、時評及其它文章，無一不是對其進行負麵宣傳。例如，5月29日的《美國走向公開參戰》一文：“美國為了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益，不惜犧牲中國和荷印，不惜出賣英勇抗戰將近四年的我國人民。這正是目前東方慕尼黑新危險之由來”，號召“反對美國羅斯福大帝國主義戰爭的陰謀”【《美國走向公開參戰》，《解放日報》1941年5月29日。】。在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同時，報紙還對美國國內階級對立、社會動蕩等進行專門報道【可參見《美國的富翁們》、《美國的罷工潮》等，《解放日報》1941年5月19日、5月25日。】，塑造其整體的負麵形象。
總之，隨著中日戰爭的深入和國際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對美國的話語言說也經曆了一係列的曲折和反複：從“坐山觀虎鬥”的陰謀家到“民主國家”朋友；從“作外交聯絡”的國家到製造“東方慕尼黑”的危險者。實際上，這種變化的原因可以歸為一點，即根據國際國內形勢最大程度地維護民族利益，通過褒貶揚抑來努力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援助。可以說，這也是抗戰時期毛澤東對美話語言說的基本準則。
三、“最親密的戰友”：高調樹立美國的正麵形象（1941～1944）
從1941年年中開始，中美兩國在共同對日問題上進行了良好合作，並在組織上建立起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也暫時摒棄意識形態的分歧，加強對美國的正麵宣傳。從這一時期對美國的稱謂來看，“帝國主義”、“遠東慕尼黑”等負麵詞匯日益減少，而代之以“民主國家”、“友邦”等修辭話語。到1944年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前後，對美國正麵形象的塑造達到了空前高度，甚至被中共譽為“最親密的戰友”。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英美等國家都對蘇聯表示了支持和同情。6月23日，毛澤東在《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中指出：“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於反對法西斯奴役”，有必要“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頁。】6月26日，毛澤東在一份電報中又提到：“英、美、華都站在蘇聯方麵，現在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的對抗，其前途對蘇對華有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可以說，蘇德戰爭不僅使毛澤東改變了對世界大戰性質的認知，也使其美國話語發生巨大轉變。
7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提出：“在目前條件下，不管是否是帝國主義國家或是資產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美國的援蘇援華、援英行動及可能的美國反德反日戰爭，都不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而是正義的，我們均應表示歡迎，均應聯合一致，反對共同敵人。”【《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者均應聯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頁。】針對美國國會修改中立法案，《解放日報》也特別刊發社論，稱新中立法的通過“不特是美國民主勢力的一個勝利，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營壘的一個勝利”，“希望美國朝野能製止孤立派的繼續搗亂，不特以更大量的物資援助反侵略國家，而且和這些國家並肩作戰，這樣使美國從‘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一躍而為民主國家戰鬥的生力軍。”【《美中立法修正案通過以後》，《解放日報》1941年11月16日。】
12月8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偷襲了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1942年1月1日，美、蘇、英、中等26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美正式結成名副其實的“盟國”和“友邦”。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中共發布《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和《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為了侵略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而發動的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而在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起而抵抗的一方麵，則是為了保衛獨立自由與民主的正義的解放的戰爭”【《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729頁。】。所以，“英美對日的勝利就是民主與自由的勝利”【《中共中央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732頁。】。把資本主義的美國視為民主、自由和正義的化身，對社會主義的蘇聯卻隻是順帶提了一句，這在中共外交話語中十分罕見。
中共黨人對美國正麵形象的塑造在1944年年中進一步提高，“達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對美國評價最高的時期”【楊玉聖：《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曆史的考察》，第182頁。】。1944年6月9日，一支由中外記者等組成的參觀團進駐延安，開始對抗日根據地長達數月的參觀訪問【中外記者參觀團一行共21人，由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國民黨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分任正、副團長，另有國民黨中宣部4名人員，記者包括中國記者9人，外國記者6人。在6名美國記者中，有5名代表美國的新聞媒體，分別是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斯坦因，美國《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的愛潑斯坦，《巴爾的摩報》的武道，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的夏南漢神甫等。眾多美國記者的參團訪延，反映了美國新聞界對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的高度重視。】。6月12日，毛澤東在歡迎大會上發表講話。在祝美、英、蘇三大國領袖身體健康時，他特意將美國總統羅斯福放在了第一位，而斯大林則排在最後【《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講話》（1944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頁。】。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毛澤東高度稱讚了美國的民主，同時指出“隻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講話》（1944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1冊，第317頁。】。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給美國記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們根據所見所聞作了大量的通訊報道，向美國和世界人民展現了中國西北“紅色角落”的真實一麵，進一步擴大了中共的國際影響，反過來中共對美國的好感也進一步增強。
7月4日是美國獨立日。《解放日報》在這天專門刊發社論，慶祝美國國慶節。文章將美國稱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是與蘇聯並列的“民主世界的雙璧”。同時盛讚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作用：“美國在作為民主世界的兵工廠上，在作為第二戰場的主要擔負者上，已經建立了不朽的偉績；而在戰後，為了確保世界的和平與民主化，美國顯然也將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在社論最後，甚至呼出了“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等口號【《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解放日報》1944年7月4日。】。
7月22日、8月7日，美軍觀察組分批抵達延安。它的任務主要是收集華北日軍和中共方麵的相關情況，分析美軍與共產黨合作的有效辦法，為海空軍作戰提供氣象資料等【陳子平：《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始末》，《陝西檔案》2006年第4期。但除此之外，美國仍有其他方麵的考慮。1944年1月25日，戴維斯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說得似乎更加全麵，“我們需要在還能受到歡迎之際，立即派遣一個軍事的和政治的觀察團到中國共產黨地區去搜集敵情，幫助並準備從該區發動某種有限度的作戰，獲取關於中共實力的精確估計，在設若俄國人攻擊日本的時候，報告俄方在華北和滿洲的作戰情況，和估量華北和滿洲發展成為一個分立的中國人的國家或甚至成為俄國衛星國的可能性。”見《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587頁。】。為此，中共中央做了周到而細致的準備，連吃、穿、住、行等細節問題也安排得十分妥當【為了準備和安排美軍觀察組飛機在延安降落的問題，毛澤東還專門致電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飛機降落時應注意的事項，包括雨季飛機不能超過的重量，跑道的長度、寬度和降落方向，機場標記等。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36頁。】。8月15日，在美軍觀察組全部抵達延安後，《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修改過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的原題目為《歡迎美軍觀察組》，毛澤東在審閱修改時，加上了“戰友們”三個字。毛澤東對這次美軍觀察組的延安之行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頁。】。文章說：“我們歡迎美軍觀察組諸位戰友，不能不想到美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光輝成績，和美國人民見義勇為、不怕犧牲的偉大精神……在我們中國的抗日戰場上，美國亦直接和我們中國人民並肩作戰，成為最親密的戰友”【《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解放日報》1944年8月15日。】。在此期間，毛澤東同觀察組成員進行了積極接觸和深入交流。在與觀察組成員、美國駐華使館秘書謝偉思的談話中，毛澤東希望“美國人多談論美國的理想，每一個在中國或在美國與任何中國官員會晤的美國官員都可以談談民主”，“每一個在華的美國士兵都應該是一個民主的活廣告。他應該向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因為“說到底，我們中國人把你們美國人當做民主的典範”【[美]約思·謝偉思：《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頁。】。
毛澤東在此時期對美國形象的論說，多集中於民主、和平和正義等話語，主要有兩點考慮。首先，通過宣傳美式民主向國民黨的獨裁政體施壓，促使其進行民主改革；其次，希望美國維護世界和平和區域穩定，支援戰後中國的國家建設。總之，在抗戰後期，毛澤東已經開始思索中國政治、經濟在戰爭結束後的基本走勢了，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作用則是巨大的。
四、“紙老虎”：帝國主義形象的複歸（1945～1946）
正當中共眼中的美國形象處於曆史頂峰之時，美國對日作戰策略卻發生了重大改變。為了減小戰爭損失，美國決定放棄在中國大規模登陸，轉而采取“跳島”戰術，通過奪取菲律賓群島等重要島嶼直接進逼日本本土。這樣一來，中共華北根據地和敵後武裝力量的軍事價值無疑大打折扣。與此同時，中共提出聯合政府的構想，作為戰後中國的基本政治框架，國共為此進行了激烈論爭。受這些因素的影響，“美國對華政策又逐漸回到戰前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基本出發點上來。美國這種策略的轉變，必然要反映到處理國共關係的問題中，並逐步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來。”【唐洲雁：《毛澤東的美國觀》，第118頁。】這一階段，毛澤東對美國的態度和話語表述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為協調國共兩黨關係，1944年11月7日，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帶著蔣介石修改過的國共談判協議草案抵達延安。毛澤東與赫爾利先後進行了4次會談，對國民黨方麵的協議草案進行了協商、修改【毛澤東對協議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主要是：“將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改組統帥部為包含所有抗日軍隊代表的聯合統帥部的條文；將原條文中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要遵守和執行國民黨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和士兵要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改組，修改為一切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統帥部的命令，並應為這個政府及其統帥部所承認；增加保障人民各種自由權利的規定；要求承認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56～557頁。】。11月10日，毛澤東和赫爾利分別在一致通過的新協定上簽字。10日下午，在周恩來和包瑞德的陪同下，赫爾利乘機離開延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58頁。】。但新的協定遭到了蔣介石的斷然拒絕，他又提出3點反建議要求赫爾利勸說中共同意。赫爾利以美國可向中共提供軍事裝備、協助中共訓練軍隊為交換條件，希望周恩來接受反建議。12月7日，周恩來返回延安，談判被迫中止。
赫爾利背信棄義的做法令毛澤東十分不快。他批評赫爾利背棄與中共簽署的5點建議並為蔣介石的反建議作說客：“我們歡迎美國的軍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們付出接受這種援助要由蔣介石批準這樣的代價。美國的態度令人不解，5點建議是赫爾利同意的，現在他又要我們接受犧牲我們自己的蔣介石的建議。在5點建議中，我們已經作了我們將要作的全部讓步，我們不再作任何進一步的讓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63～564頁。】此時，毛澤東依稀感到了美國對華政策在日益偏袒國民黨、排擠共產黨，但他此時尚不希望把關係搞僵。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王若飛的電報中，強調中共並無與美方決裂之意，但是“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曆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65頁。】
調處的困局使赫爾利孤注一擲，選擇無條件支持國民黨政府，迫使中共妥協。1945年2月，赫爾利回國述職，同時尋求羅斯福對其“扶蔣”政策給予支持。4月2日，赫爾利發表講話，視中共為軍閥割據，攻擊共產黨及其抗日軍隊是中國統一和民主的障礙。他提出國民黨才是中國最強大的力量，美國決不向中共提供援助【FRUS，1945，China，pp. 317～318.轉引自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頁。】。有學者提出，赫爾利的講話是美國轉向“扶蔣壓共”的信號，標誌著對華政策調整的基本完成【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第85頁。】。
美國外交立場的轉變，使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量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問題，對美國的話語言說也隨之改變。1945年3月，他在一次報告中指出：“美國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它的這個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國帝國主義是外強中幹的……我們過去對於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作了公開的批評和揭露，這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揭穿它。”【《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1133頁。】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大會的結論性報告中指出：“從經濟上說，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喜馬拉雅山，但這個山是要倒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應該這樣來認識。美國的危機，歸根到底不能由資本主義自身來克服，而是要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克服。”【《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頁。】針對戰後的國際形勢，毛澤東說：“有人提出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我看這個提法很對。在抗戰以前近一百年中間，中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後，國民黨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賴美國，這樣中國就可能變成以美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統治的半殖民地。”【《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498～499頁。】可以看出，隨著戰時共同敵人即將被徹底打敗，中共與美國之間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正日益突顯，毛澤東又開始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來重新審視美國了。
7月10日和7月12日，毛澤東親自撰寫了《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與《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兩篇評論文章，抨擊和嘲諷了赫爾利“調處”國共關係的虛偽性。他指出：假如美國的這種政策繼續下去，“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裏拔不出腳來，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麵，在目前，妨礙抗日戰爭，在將來，妨礙世界和平。”【《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115頁。】
抗戰勝利前後，蔣介石連續發電，邀請毛澤東來渝共商國是。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就戰後國共關係問題進行會談。經過40多天的談判，雙方簽訂了《雙十協定》，規定兩黨共同遵守團結建國、避免內戰的總原則，並決定召開各主要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可就在談判進行過程中，美軍動用大批海空軍力量運送國民黨軍隊，搶占了上海、南京、北平等重要城市。在戰爭準備基本就緒後，國民黨軍隊開始向解放區發起大舉進攻。美國在繼續給予國民黨援助的同時，又努力爭取國共停戰，協助國民政府進行民主改革。因此，杜魯門總統任命馬歇爾為新的總統特使來華進行調處。
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馬歇爾對國共關係的調處，“具有同赫爾利調處相同的性質，即讓國民黨讓出一部分權力，換取共產黨繳槍入閣，不戰而降中共”【陶文釗、何興強：《中美關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頁。】。一開始，馬歇爾對國共兩黨的態度，還算得上公正，雙方也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克製，先後就停戰（主要是華北地區）、政治協商和整頓軍隊等問題達成了基本一致。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美蘇進入冷戰對峙狀態後，馬歇爾在東北的接收問題上逐漸傾向於國民黨政府，防止中共在東北與蘇聯進行接觸。
毛澤東對變化中的國際國內形勢有著深刻認識。11月28日，他發出《關於對美蔣鬥爭策略的指示》，明確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問題是美蘇之爭”，這個問題反映在中國就是“蔣共之爭”。而“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是盡力扶蔣、打共、反蘇”，我們要努力中立美國，但決不是對美妥協，“對於美國政府這種帝國主義政策，應持堅定的立場，嚴正的批評和堅強的抵抗以反對之，方能給以打擊和教育人民。”【《中共中央關於對美蔣鬥爭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826頁。】
雖然這一時期對美國的認識發生了重大改變，但中共在公開場合的對美話語，依然采取積極態度。1946年1月，周恩來在與馬歇爾會談時，仍希望美國發揮自身力量幫助中國實現和平與民主。他說：“我們認為中國的民主要走美國的道路，……要學習美國的民主和科學”。針對毛澤東可能訪問蘇聯的傳言，周恩來轉引毛澤東的話：“他現在身體既不頂好，倒寧願到美國去休養，在那裏還有許多東西要學。”【《中共願在公正的基礎上同美國和國民黨繼續合作》（194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02頁。】應該說，這也是中共為爭取美國的最後嚐試了。
美軍持續為國民黨向東北運送兵力、搶占軍事先機的行徑，徹底粉碎了毛澤東對美國的幻想和希望。8月6日，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特朗的采訪時，對中共對美國的認識作了係統表述。他說：“美國反動派要掀動戰爭，首先必須進攻美國人民。他們已經在進攻美國人民了，他們從政治上、經濟上壓迫美國的工人和民主分子，準備在美國實行法西斯主義。”針對不少人的懼美恐美心理，毛澤東指出，“提起美國帝國主義，人們似乎覺得它是強大得不得了的，中國的反動派拿美國的‘強大’來嚇唬中國人民。但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曆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並沒有什麽力量。”因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3、1195頁。】。“帝國主義紙老虎”的說法，是毛澤東基於抗戰結束後一年多的國際國內形勢，對美國所做出的話語總結，他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視角完成了對美國形象的最後建構。
五、結論
從1935年至1946年，毛澤東通過關於美國的一係列話語言說，建構起複雜多變的美國形象。1935年，隨著日本對華侵略的逐步加深，毛澤東改變過去“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宣傳，提出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同美國等國家“建立友誼的關係”，呼籲美國加大對華軍事援助。但是，國際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動，特別是英法的綏靖政策和美國的孤立主義，使毛澤東的美國話語出現曲折與反複。從“坐山觀虎鬥”的陰謀家到“民主國家”朋友；從“作外交聯絡”到製造“東方慕尼黑”的危險者，美國成為具有多重身份的複合體。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對世界大戰的性質和對美態度也相應作出調整，開始高調樹立美國的正麵形象，甚至一度將其與蘇聯並稱為“民主世界的雙璧”。這種正麵形象的塑造在1944年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前後達到最高峰。“民主”、“自由”、“正義”、“親密戰友”等詞匯，成為毛澤東對美國言說的主要話語，集中體現了希望美國對中國的民主改革和戰後重建方麵能夠提供幫助。但從1944年下半年開始，美國開始積極扶持國民黨政府，排擠、打壓中共。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毛澤東眼中的美國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還原與複歸，而“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等話語修辭也日益深入人心，在其後很長一個時期固化為中國人對美國形象的基本認知。
實際上，作為被建構的“他者”，美國形象的變化過程也折射出共產黨人自我身份認同的發展與嬗變。在中共成立初期，美國與其它列強一同被視為需要打倒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時的中共強調階級意識，以共產國際支部的身份示人，肩負著“武裝保衛蘇聯”和推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任。進入到抗戰時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作為非侵略國家的美國時而為友，時而成敵，集中反映了中共根據國際國內的具體形勢而進行的話語調整。為了爭取美國軍事援助和對戰後重建的支持，中共甚至可以完全擱置意識形態的差異，將美國塑造為“民主的典範”和“最親密的戰友”。共產黨人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對民族利益的維護，由此更多地呈現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身份。隨著戰後美蘇由合作聯盟走向冷戰對峙，中共也逐步以亞洲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自居，重新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視角審視國際國內形勢。從這一點出發，將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的美國，視作需要被打倒的帝國主義國家，似乎也是在所難免的了。
（本文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3級博士生，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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