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題很大，我從小學開始就對此有深度思考。這裏簡單說一下，“不患寡而患不均”本質上是錯誤的，這是土匪刁民的思想基礎。我們應當追求的是公平而不是平均，而公平一般會導致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語出《論語•季氏第十六篇》，對孔子的原話有不同的解讀。這裏我們不糾結孔子的原意是什麽，而是一般人說這個話的意思是什麽，就是不擔心貧窮，而是擔心分配的不均勻。也就是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討厭的就是貧富差距大，討厭的就是優秀，隻有大家一樣了，才能心安理得。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在中國百姓和官方都有廣泛的影響。有網友甚至總結出這是中國比西方優越的一個指導思想，認為西方政客沒有這個思想是一個重大缺陷。因為其影響之廣泛，有必要討論一下。我要說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本質上是錯誤的，是土匪刁民的思想基礎。既然這個觀念影響廣泛，在中國有很大的民意基礎，而我指出它本質上是錯誤的，這不是違背民意，自討沒趣嗎？但因為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我還是硬著頭皮說一說，大多數人可能一時轉不過彎來，需要一段時間思考。
有了“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思想基礎，土匪刁民就有了行為的正當性。劫富濟貧，打土豪分田地，抄家，吃大戶，替天行道。中國的土匪行為非常普遍，比較有名的有東北土匪和湘西土匪，官方也常有土匪行為。改革開放之初，不少地方出現哄搶承包戶魚塘的事件。
中國人普遍地有看不得人家好的心態。嫉妒心理是正常而普遍的人性，東西方都有，但有些行為超過了正常的嫉妒。巴克利說黑人就像木桶裏的螃蟹，如果有一個螃蟹想爬出來，後麵的螃蟹就想把他拖下去，說的就是一樣的道理。無憂考上個大專，都有人告黑狀，出國留學更是根本不敢讓人知道，就是兩個例子。自費出國留學還要交培養費，這對西方社會的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個事情甚至絕大多數留學生都是認可的，沒有認識到這個本質上是一個錯誤，結果是雙輸。我當時曾經給國家教委寫信，沒有效果。這個錯誤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因為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才得到改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最大好處之一是清除了大量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國內法規。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在外婆家生活上學。外婆家村子裏幾乎全是中農，所有人家都是一樣的四合院建築，互相連通，白天都是開著門的，小孩子都是兄弟姐妹相稱，玩遊戲從一家到另外一家就像自己家一樣。一天，我爸回來了，然後帶我走著去爺爺家。我爸說他家是佃農，周圍的田都是一個大地主的。大地主有兩個兒子，一個是議員，一個是軍人。軍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國民政府舉行了盛大的葬禮。祠堂資助教育，中小學免費，考上大學學費和生活費全包。爺爺家的住房完全顛覆了我對佃農的概念，原以為是“上無片瓦 下無立錐之地”，事實上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帶閣樓的房間，而且是一個單獨的院落。從建築看，這個佃農比我外婆家的中農在舊社會要好一些。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又回到了父母身邊。這次暫住在一個以前大地主的四合院裏，現在是一個公社的辦公場所。我家住的大概是地主家的一間客房，實木地板的套間。最令我驚訝的是他家的家庭劇院，有一個完整的舞台，觀眾席大概有一個籃球場大小，從留下來的道具看以前有一個常居的戲班子。周圍普通山民的住宅是一個堂屋，兩側分別是臥室和廚房。這個堂屋夏天是完全敞開的。這裏雖然是大山深處，但從來沒有土匪。
不要以為小孩子啥也不懂。建築是凝固的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事實上是錯誤的，公平的社會是不均的但最底層的人都有體麵的生活。大地主有規模化的優勢，這種優勢各方都受益。
美國是一個千花齊放的自由社會，很多思潮在美國都有實踐。比如共產主義，協客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私人財產基本平均，一直到1900才消亡。集體所有製，比如農業合作社、工業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後兩者在美國還很常見。現在是上市公司（public companies）為主，私立公司（private companies）為輔。
比如，一個一流歌手一年收入一億美元，而一般的歌手收入五萬美元，差別兩千倍。這個是顧客選擇的結果，是公平的，也是不均的。公平會導致不均，不同行業不均的程度不一樣，同一行業也會隨技術進步而變化。
1970年代，一個好萊塢導演對投資方說，我要拿毛利潤的50%。投資方：你願意出多少錢拿50%？導演：零。投資方：開什麽國際玩笑，滾。導演走了。過幾天投資方想通了，回來。
裏根當總統的時候，空中交通管製員要求加薪，否則罷工。裏根：你們工資已經夠高了。空中交通管製員：不夠。裏根：全部開除。空中交通管製員哀嚎一片，找一半工資的工作都難。
以商業戰略谘詢聞名的Roger Martin說，一個好的商業戰略是沒有剝削的，應該使各方滿意。他舉的例子包括四季賓館和Costco，從顧客、員工、管理層、投資方、到供應商。
不均和不公本質上是兩碼事，我們要反對的是不公而不是不均。個體的收入不均要就事論事，一個人可以一年收入10億美元，也可能既是公平的也不影響整體的收入不均。整體的收入不均可以通過基尼係數來衡量。基尼係數為零是絕對平均，基尼係數為1表示絕對不平均的一人獨享。
美國現在的基尼係數大約0.49, 稅收調節後約0.38, 而歐洲國家一般調節到0.30左右。作為曆史對比，美國在1970年代的基尼係數大約0.40，稅收調節後為0.32。作為橫向對比，發達國家中德國和意大利的基尼係數比較高，分別為0.50和0.53，稅收調節後約0.30。中國的基尼係數估計為0.7，稅收調節後為0.38。基尼係數最低的國家約0.24，都是落後國家。基尼係數高於0.55的主要是非洲國家和南美國家。
關於在公平條件下基尼係數的數值，學者有不同的計算。我看到的最大數值是0.45，我自己的估計是0.35。稅收調節後的基尼係數可以看成立法者心目中的合理數值，北歐為0.25～0.28，西歐為0.30，美國和中國為0.38。我不主張采用稅收調節來達到基尼係數的目標，因為這樣就是無區別地懲罰公平的高收入者，而是主張找出和廢除不公平的法規使基尼係數自然達到合理的數值。這樣的國家目前隻有一個，就是韓國，其基尼係數為0.34，稅收調節後為0.30。
“不患寡而患不均”本質上是錯誤的指導思想，而正確的指導思想是擔心貧困和不公而不是擔心不均。消除貧困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是開疆辟土。美國第一思想家傑斐遜就是典範，他組織了路易斯和克拉克探險，他購買了大量的土地，極大地擴大了美國的版圖。在工業社會，與開疆辟土相對應的是重大技術創新。美國的這種觀念轉變大約發生在1870年～1900年，也就是工業化之後。
那麽怎樣才能實現重大技術創新呢？一般人的想法是加大政府科研投入。Terence Kealey's The Economic Laws of Scientific Research基於曆史數據說，這種想法是錯誤的。Kealey recommends a laissez-faire approach to scientific research.，也就是自由自在無人管理的科研方式。美國發明家富勒對赫魯曉夫說的也是同樣的思路，重大技術創新是不可計劃的，你這個計劃經濟怎麽搞創新呢？事實上，73%的重大技術創新是獨立發明家的成果，也就是中國國內所說的民間科學家的成果。剩餘的部分公司實驗室占了大部分，而國家科研的投入產出比是很低的，據此有不少人主張取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很多人會想起貝尓實驗室，貝尓實驗室確實發明了不少重大技術，比如晶體管。但貝尓實驗室的投入相當大，每年在10億美元數量級，投入產出比例不高。大約在2000年，我看到一篇文章，喪鍾為誰而鳴，敲響了貝尓實驗室消亡的喪鍾。在公司實驗室裏麵，Xerox PARC是投入產出比較高的，一個東部的公司在西部開了一個與公司業務不相關的實驗室，天高皇帝遠。投入產出比最高的是像愛迪生、特斯拉、貝尓這樣的獨立發明家，大約6000萬美元投入就產出一項重大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像愛迪生這樣的發明家，平均每年3百萬美元的資助強度，是實現重大技術創新的最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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