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蔣介石的嶽母與中華民國的建國史

倪桂珍--宋耀如之妻

　　倪桂珍(1869—1931)，浙江省餘姚縣倪家堰人，是清末民國之初餘姚縣最傑出的女性人物之一和賢妻良母。生有6個子女：宋藹齡、宋慶齡、宋子文、宋美齡、宋子良、宋子安。其丈夫宋耀如又名宋嘉樹，原名韓教準，海南文昌人，從小過繼給舅父改姓宋，女婿孫中山、蔣介石和孔祥熙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俗話說，成功男人的背後往往有一個賢惠的妻子。民國時期的“宋家王朝”奠基人宋耀如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奉獻，造就“一代王朝”的成就，皆離不開他的愛妻倪桂珍的支持。在六十二年的風雲歲月裏，她的一生，早期經曆了清未封建社會大廈折傾，在上輩影響下自小便接受洗禮，成為一名基督教教徒;中期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推翻清朝兩千多年的統治鬥爭，成為一位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女傑;後期在民國創立時期，寄厚望於子女們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一個沒有皇帝的民主國家。

　　她的名字，在中國近代史上與幾個著名的曆史人物緊緊聯係在一起。她是孫中山的嶽母、宋慶齡的母親;蔣介石的丈母娘，徐光啟的第十七代孫女。倪桂珍的母親倪徐氏，是我國最早皈依基督教的明朝大學士、《農政全書》的編著者、著名科學家徐光啟的第十七代後裔，史稱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而父輩倪氏一族，亦為餘姚士大夫望屬，其祖先很早從安徽，遷居到浙江餘姚縣定居，形成倪家堰村落。倪家有一部分人繼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傳統，幾乎每一代都有男人當了傳教士，另一部分則改信基督教。同時，餘姚地處浙東沿海，宗教影響滲透較早，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餘姚縣城區北城有不少天主教教徒，鹹豐九年(1895)英國傳教士嶽斐和美國傳教士藺顯理在城區傳授基督教。倪家堰位於北城，她的父親倪蘊山，深受家屬影響從小在家庭虔誠信教，在城區傳教士的影響和他信教母親支持下，在青年時代赴上海任牧師，先後生下三女一子，倪桂清、倪桂珍、倪桂殊和倪錫慶。她在家中排行老二，4歲開始跟老師練習寫字，爾後進私塾，8歲念小學，14歲那年以優異的成績被推薦升入上海斜橋白雲觀美國教會所辦的培文女子高等中學，17歲畢業那年加入耶蘇教，因而結識教士宋嘉樹。她從小擅長數學，喜愛彈鋼琴，懂英文，後曾在教會辦的培文女校任教員。從小在母親的庇護下，膽大過人，處事不變，據倪家後人說：一次與其妹妹桂殊，在上海斜橋邊玩耍，路遇牽狼狗帶惡仆的小混混欲行非禮，厲聲相對，相持間直到校警趕來，小混混才不得不趕緊溜走。同時，由於她的父母親確曾鼓勵和幫助她受到比同時代大多數婦女要來得多的教育原因，有自己主見，從小就敢作敢為，大膽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在當時盛行女子從小纏足的舊風俗時代，沒有纏足，人稱“大腳”，也因家庭由於信仰基督教有關，在她1931年逝世後，宋家為她寫的生平事略中說，“宋家幾代以來都使婦女享有相當平等的地位並且都不纏足。”

　　倪桂珍是參與辛亥革命勝利的功臣之一，1887年仲夏，十八歲的她與1876年剛從國外回來的二十一歲的宋嘉樹，在上海三馬路與泥橋之間的監理會新教堂舉行了婚禮，對當時餘姚家鄉盛行正統的中國婚俗來說，是一大挑戰，是一個超時代習慣的新式婚禮，倪桂珍的結婚消息傳到餘姚，閉塞的鄉人認為倪桂珍的結婚不是“大紅花轎抬去的”，也沒有三姑六婆的媒人撮合的禮俗程序，都感到不解和迷惘。而她從此，夫唱婦隨，興辦實業，卻演繹了一段中國近代商貿與政治結合的傳奇。

　　婚後不久，倪桂珍回到餘姚老家，偕同夫君，拜會了同鄉的族鄰。後與丈夫離開上海，赴昆山布道，在昆山一隅，她協同丈夫一邊布道，一邊經商，因布道團團長林樂知的處處刁難，又因群眾不信洋教，教堂、學校屢建屢毀，兩年後重回到上海，次年舉家遷往川沙，賃屋在“內史第”，開始進行獨立傳教，深入社會，體察民情，先後在嘉定、太倉、上海多處建立學校、孩童樂園、施醫診所、創辦工廠、從事教育和實業工作。組建了第一所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成為第一個代辦外國煙草、紡織、麵粉機械的商人。1904年，全家又遷回上海江灣，又開辦了阜豐麵粉公司、華美印書館(後成為“商務印書館”)，倪桂珍從中協助，當好內助主角。

　　倪桂珍與宋嘉樹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向往祖國的獨立富強，在布道外，積極參與反清鬥爭建立民主政權活動，成為鬥爭活動的重要成員。先後在上海，秘密印刷大量宣傳民主革命的“非法”讀物，包括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緝、暗殺。由於布道聯係了一大批信教信徒，有廣泛的社交和有口皆碑的好聲譽，才處時時絕處逢生。1894年孫中山偕陸皓東北上上書李鴻章，途經上海就住在她家裏，從此宋家成了孫中山和革命者的避風港、聯絡點。她與丈夫一起冒著傾家蕩產、滿門抄斬的危險，在她的家裏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主主義的組織“興中會”，建立同盟會聯絡總部，宋嘉樹擔任總司庫，負責經濟方麵工作，她成為堅定的支持者，曾無數秘密救援孫中山及黃炎培等革命黨人去日本，在經濟上不惜傾囊相助，抵押工廠、書館，支持丈夫到美國向華僑募捐，資助一次次的武裝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了下了汗馬功勞。1912年元旦，後成為倪桂珍第二個女兒宋慶齡丈夫的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其夫宋嘉樹負責籌建銀行，並任全國鐵路督辦司庫後，她在家打理宋家與社會各界聯係的一切事務。1913年袁世凱篡權，全家流亡日本，直至1915年回到上海帶鉤橋。

　　埃爾默·特·克拉克著的《中國的蔣家》英文版一書中說：她不但心腸好，而且“很嚴格，個性很強”，在許多事情上“要男人聽她的”。她被形容為“虔誠地信守十戒……省吃儉用……[對子女]采用斯巴達人的訓練方法……還要進行禮貌規矩的訓練。”還致力於慈善事業。” 概括起來，她是一個“嚴格的、品德好的、自奉儉樸而又不屈不撓的模範妻子。她與丈夫誌同道合，把西方的民主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與基督教義融為一體，成為我國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對知識分子。

　　“名門閨秀”倪桂珍的相貌和氣質遺傳給了她的三個女兒和三個兒子，特別是“三姊妹”繼承了母親的美貌，也承享了父親的財富。在家庭她一直寄予他們的子女，希望他們能喚醒國人，立誌成為林肯、華盛頓式的人物。當時，為三個女兒取名都帶有“琳”，有崇敬林肯之意。如大女兒“靄齡”原名為“愛琳”，宋氏夫婦結識孫中山(孫文)後，所生兒子也要象孫文一樣，故取名“子文”。為從小培養子女為國服務，作為家庭內當家，經常從美國購買大量的幼兒讀物，進行民主的啟蒙教育，帶領兒女合編《上海兒童報》，認真督促子女學好中文、英文，包括會話、演講、打字、寫毛筆字、油畫、彈鋼琴等。對兒女的學習成長，她從不溺愛，早早將子女送入寄宿學校，從小培養集體生活訓練，後來都送美國求學，她的三個女兒都畢業於威斯裏安女子學校。

　　在教育子女中，她崇尚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把基督教義主張的受苦、忍讓、寬容、博愛融納之中，也在對待子女婚姻、支持子女從政，也是堅持博愛包容之心。特別是在對待女兒宋慶齡、宋美齡婚事上，更為突出。當時宋慶齡婚事，丈夫宋嘉樹還在人世，1915年6月，宋慶齡特地為自己和孫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作為母親是善良的，她淚眼婆娑地勸導慶齡說：孫已有妻室，兒子孫科比她還大，兩人年紀相差懸殊。後在女兒離家出走後，立即與丈夫搭船追至日本攔阻，然生米已成熟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孫宋婚姻也許大逆不道，但宋家和孫中山的革命夥伴終究還是諒解了他們，1918年丈夫宋嘉樹積勞成疾患胃病逝世。而蔣與宋的結合，是在她丈夫已去世九年後的1927年，在宋美齡的婚姻上，倪桂珍給予堅持，當蔣介石去日本探視她，並正式提出求婚時候，她說我的女婿必須是一個基督徒，基於這個承諾，蔣介石在婚後，成為一個基督徒，而在蔣介石政府裏頭，乃至以後宋美齡生活圈子裏，到處是和基督教有關的一群人，基督教不僅深深製約著蔣介石和宋美齡，也深刻地影響著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並且在早期國民黨政權的政治運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倪桂珍不僅是位良母，更是位通情達理的賢妻。

　　1982年《報刊文摘》中說：“宋慶齡發現她母親照片，照片背後寫有倪桂珍，浙江餘姚人字樣”。在《蔣介石家事、家信》、《宋慶齡傳》、《宋家王朝》、《宋氏家族第一人》等書上和記載，或是1993年南京煦園的“孫中山和宋慶齡事跡展覽”中均說到：“宋慶齡的父親是韓教準，海南文昌人，過繼給舅父改姓宋，名嘉樹，字耀如，娶餘姚姑娘倪桂珍為妻”。

　　倪桂珍生於1869年，與宋嘉樹所生的三男三女都是出類撥萃人物。民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蔣、宋、孔都是她的兒子或女兒、女婿。1931年在青島避暑時突然瘁死，終年六十二歲，遺體安放在上海萬國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