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顯得脆弱不堪。但這場疫情對於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實際影響目前尚無定論。
一方麵，以全球汽車產業為例，武漢“封城”兩周後，現代汽車在韓國的工廠停工。原因主要是青島一家零部件供應商由於春節後複工人數不到15%，隔海相望的韓國車廠無奈停產。
有專家據此向BBC中文表示，疫情帶來的痛感，會使企業未來把部分產能遷出中國，分散風險。
也有專家稱，圍繞中國的產業鏈是幾十年來有機生長的結果，想要調整“既痛苦又耗時”，非幾年內能辦到。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後，產業鏈風險罕見地出現“無法分散”的困境，這是全球化過程中尚未遇到過的。後疫情時代，企業家們將不得不思考，全球產業鏈將如何變化，而自己如何在這種變化中生存？
“移出中國”可行嗎？
“一個組件的生產受到衝擊，整條鏈上的產出都會受到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吳靖表示，相比於工業化早期，如今全球產品供應鏈日趨複雜化、網絡化，似乎反而導致對風險的抵抗能力降低。
脆弱與複雜性，換來的是生產率和經濟效益。
不同經濟體在生產銷售等環節的比較優勢不同，以iPhone為例，屏幕、攝像頭的供應商在韓國、日本，組裝在中國，股票上市在美國，在全球各地銷售，產業鏈上各個國家以及背後的資本都因此獲益。
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原因正在於中國的綜合成本低。吳靖表示，“國家產能是否充足？受過訓練的勞動力是否充足？政府的補貼如何？交通運輸如何？這些方麵都需要計算成本。”
疫情爆發後，成本不再是企業唯一的考量，產能集中在中國的風險逐步展露——交通阻斷，工人無法返工，大量工廠被迫停工。
“供應鏈穩定是業務穩定的前提，但是絕對的穩定隻是一個夢。”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市場營銷與供應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張洪濤教授表示，當把所有雞蛋放入一個區域或國家籃子時，無論籃子看起來多麽安全，它被打翻是早晚的事。
跨國企業因此必須在成本和風險之間尋找平衡。
張洪濤和吳靖都認為，在疫情過後，企業會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把部分產能遷出中國。
“至少會將重新組織產業鏈來構建多元化的供應來源，擺上議事日程。”張洪濤認為。
但“將產業鏈大部分移出中國既痛苦又耗時”。張洪濤解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並不是任何人的明智計劃，或者哪個遠見卓識領導人的政策使然，而是幾十年來有機增長的結果，這意味著產業鏈上中國之外的部分，已經圍繞中國工廠充分優化，以獲取更高利潤。
“製造業轉移到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要離開它，也非短短幾年時間可以辦到。”
當風險不可分散
疫情凶猛，“是否要轉移出中國”這一問題被更大的顧慮覆蓋。
“之前發達國家擔心的是中國工廠關閉，但三月份，各主要經濟體紛紛封鎖抗疫，他們的工廠也都關閉。”吳靖認為，這時企業無法再強調成本和風險的平衡，因為事態超出對供應鏈的傳統理解。
他表示，商學院的課堂經常教，在東南亞和中國各建一個工廠，可以分散某些區域風險，但從沒有教過，當發生全球大流行病，供應鏈風險不可分散時該怎麽辦。
“這是我從沒見過的，隻能感慨，我們正在經曆一場前所未有的供應鏈風險挑戰。”
後疫情時代的產業鏈
當疫情“震中”從中國轉向歐洲和美國後，還有一個微妙的變化——一些歐美國家陷入“口罩焦慮”、“呼吸機焦慮”或“藥品焦慮”。
比如，中國不僅長期是口罩生產大國，而且展現出極強的產能爆發力——在2月初到3月初，短短一個月，口罩日產能從1000萬隻迅速爬升到1億隻。在藥品領域，中國的原料藥產量占全球的60%，影響著全球大型藥企的生產。中國呼吸機產能比較少，但占比也達五分之一。
疫情造成這些產品的緊缺，再加上長期形成的政治互信缺失，使歐美國家開始產生焦慮情緒。美國就有議員提出，希望立法終止對中國的原料藥依賴。
“對於美國和歐盟來說，硬幣的一麵是金融獲利和經濟利益。 另一麵是國家安全和政治健康。”張洪濤表示，就像一個人會選擇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勝過財富，一個正常的國家也會選擇國家安全和公民安全。
張洪濤預計，疫情之後會看到西方國家擁有更大、更強力的政府，他們會引導、鼓勵或強迫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品的生產，要麽返回本國，要麽遷到可以信任或者能夠控製，或者價值觀相同的地區或國家。
“某種程度上與中國的脫鉤或聯結減弱將會發生，某些行業慢一點，某些行業快一點，而中國的老齡化將會加速這一過程。”
吳靖則認為，產業鏈的全球化已經發展到某種盡頭，他的研究發現2015年跨境供應鏈的合約就到了峰值，但其他領域還沒有，比如跨境金融的全球化到今天還在大幅增長。
“不妨開一個腦洞——接下來產業鏈可能會有本地化趨勢，但是資本會開始扮演更強的角色。舉例而言，抗疫過程中的口罩可能是越南生產的，但是工廠的資本可能來自香港或者中國內地。再比如，未來中美貿易戰繼續打，中國的產能是否可以轉移到馬來西亞，但是中國通過資本聯結這些產能。”吳靖稱。
“總而言之，未來產業鏈可能會變得越來越本地化、區域化，但是背後通過資本和技術進行全球化、網絡化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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