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近現代史研究——“蘇聯逼債”是怎麽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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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國的曆史上，大體上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這3年時間，長期以來被通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已將這段時間明示為“三年困難時期”。 還是長期以來，人們將三年困難時期產生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之外，還有“蘇聯逼債”。這是以“基層幹部”為代表的官方的解釋，而且極為普及，極為深入人心。筆者當時正上小學，就聽說過這方麵的各種版本，譬如中國運到蘇聯抵債的雞蛋和蘋果，蘇聯要用圈圈一個一個地套，套進去的是小的，不合格，退回不要；黃豆要一粒一粒地挑選，一公斤保證不能超過多少粒，三次數粒過秤不合格，一車皮黃豆都退回去等等。 “蘇聯逼債”之說，在當時是公開講的、人人盡知的，一直延續多年。直到今天，說起當年那場慘劇，還有人這樣講，所謂“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那麽，三年困難時期“蘇聯逼債”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中國欠不欠蘇聯債務，欠的話是欠多少；蘇聯逼沒逼中國還債，逼的話是怎樣逼。事情已經過去五六十年，三代人都過去了，總該弄清楚了吧。
中蘇關係惡化之後，在中國方麵看來，債務問題就不是商貿交往那麽簡單了，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此前都是哥們兒，“兄弟般的友誼”，買賣上拖欠點兒無所謂；真要鬧翻了，到了跳腳對罵的地步，欠錢的就得顧及臉麵，不能讓自己放不開嗓門。 1959年中蘇領導人出現了一係列爭吵，尤其是赫魯曉夫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激怒了※※※，廬山會議出現的黨內爭議也被懷疑與之有關，兩黨關係趨向惡化。1960年6月，中蘇兩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又出現激烈爭執，赫魯曉夫為施加壓力，於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義突然通知中國，撤走在華全部專家，並違反合同停止供應許多建設項目的設備。中蘇關係破裂。 那時，饑荒的狀況在中國許多地方就已經出現，一時間，糧油肉蛋蔬菜水果，煙酒糖茶醬油醋，凡是跟吃有關的東西都極為匱乏。但此時的蘇聯，並沒如傳言中所說的那樣落井下石，逼中國還債。 借錢的沒想逼著要，欠錢的倒想著早點兒還。 蘇聯通知中國要撤走專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經濟困難問題。得知這一消息後，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作了報告，說明兩年間由於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如期對蘇聯交貨，出現了貿易欠債。 在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形勢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盡快還債的情緒。考慮到拖欠著蘇聯的債務，進行“反修”鬥爭理不直、氣不壯，於是有人在會上提出“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在會上開始大談自力更生問題，他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最快也得10年。※※※說：10年太長了。延安時那麽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時好多了。他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這樣看來，不是蘇聯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債務，而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想想也對，既然跟蘇聯翻臉吵起來，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債。※※※就是要爭這口氣，哪怕再困難，就算餓肚子也要將債還清。 雖然※※※要求盡快還債，但經濟部門還要從實際出發，考慮到國內鬧饑荒，還是希望推遲償還這筆數額並不算大的欠款，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雪上加霜。1960年底，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參讚，曾以口頭聲明表示，中國方麵支付出現困難，在貿易方麵估計共欠蘇方20億盧布，可能要在5年內還清。12月17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帕托利切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指責中國方麵未與蘇聯協商，就片麵地把貿易方麵欠債償還期限確定為5年，並以中方違約為由，表示短期內不向中國提供汽油。 後來國內一度傳說所謂蘇聯“逼債”，能夠找到的主要根據便是指此事。現在看來，這件事怪不得蘇聯。古今中外，不管是中蘇還是英美，做買賣就要重合同講信譽。欠債償還期是3年還是5年，要兩家商量，簽訂協議，無論是債主還是欠債的，都不能一方說了算，尤其是由欠債的定盤更不合適。你自己定成5年，然後再通知對方，那是不可以的。沒錢還不了，想拖幾年，沒關係，可以商量。對方體諒，8年還清都可以。你不跟對方商量，自行決定，那叫違約，慢說5年還清，3年也不行。這不是體諒不體諒問題，這是不尊重對方，不遵守遊戲規則。 但隨後的實際情況又並非如此，蘇聯還是“體諒”中國的難處，同意推遲5年還債。注意，不是“在5年內還清”。 這樣，連唯一“可以”指責蘇聯逼債的事例也不存在了。 1960年11月，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參加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中蘇兩黨出於各自戰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終達成了共同宣言。隨後，劉少奇以國G家主席身份訪蘇，幾個月前雙方的緊張關係又得到緩和。劉少奇訪蘇期間，米高揚曾表示很快會恢複一些援華項目並再派專家，蘇聯對中國還債問題也故意表現出了高姿態。 1961年同1960年一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份。上半年，蘇聯開始部分地恢複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麵的援助。1961年2月，赫魯曉夫寫信給周恩來，主動提出願意向中國提供當時蘇聯最先進的米格—21戰鬥機的樣品和全部技術資料，成為蘇聯最後向中國提供的一次軍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魯曉夫又致函※※※，主動提出願意通過借用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然而，麵對這一姿態，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大使作了口頭答複，感謝赫魯曉夫的好意。不過出於“爭氣”和不願受製於蘇聯的原因，中共中央隻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願將蘇聯的糧食作為後備，還是立足於從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進口糧食。 筆者小時吃過古巴糖，但可能不是赫魯曉夫“借用”給中國的那一批。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率領古巴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為了有力支援古巴的經濟建設，中國從那個時候開始進口古巴糖。從此古巴糖走進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古巴糖是一種隻經過簡單初加工的劣質糖，雜質較多，呈淺褐色，很散，像沙子一樣，甜味不如紅糖那樣濃烈，更比不上白糖的柔膩。但對少年時的我來說，已是天上美物。50年過去了，我還能清楚記得玉米麵餅子蘸古巴糖帶來的無限歡樂。 還是說蘇聯逼沒逼債吧——赫魯曉夫提出願向中國借糧後，1961年3月間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中，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同年4月8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專門接見了中國對外貿易部的正副部長葉季壯、李強，又談到可推遲還債。隨後兩國發表的公報稱： 對於中國因農業遭災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對蘇聯欠賬問題。蘇聯方麵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賬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麵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建議。 當時，這一公報在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並在廣播中播出，在民眾中產生了好的影響。4月10日，《人民日報》以專文對蘇聯的幫助表示感謝：“由於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蘇聯同誌對此表示了同誌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 在1961年的《中蘇貿易會談公報》中我們能發現，蘇聯在撤走專家後，並未提出過還債的問題，反而體諒中國的農業狀況，主動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不盡的思念》，記載了一件蘇聯借糧助我度饑荒的事情。1961年，在中國東北麵臨無米之炊的緊急關頭，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三年困難時期，東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較少，蘇聯出借糧食應該是原因之一。換言說，蘇聯的糧食，曾經救過中國東北人的命。這跟傳說中的“逼債”的形象，是個顛倒性的史實。 史料記載，1960年至1965年，中國歸還了蘇聯23億元的欠債，平均每年還債4億多元，占國家年財政支出的1.2%。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一個國家的債務在分年償還的情況下，其總額隻要不超出一年財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範圍之內。當時中國幾乎隻對蘇聯有欠款，數額又隻占國家年財政支出的二十幾分之一，比例是很小的。 根據當時的中蘇聯合公報，中國還債並非是用糧食（大概也不用筆者小時候聽說的蘋果和黃豆），而是“供應蘇聯有色金屬礦砂、錫、水銀、鉛、生鐵、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絲、茶葉、呢絨和綢緞、縫製品和針織品，以及其他工業品和手工藝品”。新疆出產的重要礦藏，便擔負了對蘇還債的半數款項。 可以說，6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大饑荒，與對蘇還債並無多大關係。不管是蘇聯“逼”我們還債，還是我們“爭氣”主動還債，都應該不足以在根本上影響國計民生。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有多少？
大饑荒剛結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布，我國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在我們最困難的這幾年，正是我們償還外債最多的幾年”。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說明了還債和援外的情形： 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請注意最後一句話，在還債的同時，我們還拿出比“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去支援別國。以什麽方式支持呢？周恩來在報告中說，“我們一貫克己助人，采取無償贈予或低息、無息貸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大饑荒的1961年，中國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 中國對朝鮮的援助一直未斷。1958年至1963年，這個中國最困難的時段，中國以無息貸款方式為朝鮮承擔了紡織廠、軸承廠、糖廠、熱工儀表廠、繼電器廠、電子管廠、無線電零件廠等29個成套項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說最近蘇聯把專家撤走了，這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困難，但中國仍然同意供應朝鮮10萬錠的棉紡設備，也同意供應其他項目。周恩來建議朝鮮先上既快又短的項目，並同意分4年貸款4.2億盧布。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也未嚐不可，等後代還也可以。1962年，為滿足朝方急需，中國將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鄲第三、第五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往朝鮮。 1956年，中國開始向蒙古提供經濟技術援助，中蒙兩國簽訂經濟和技術援助協定，中國無償援助蒙古1.5億元人民幣。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兩筆長期低息貸款，由於蒙古缺乏技術力量，援助項目都采取“交鑰匙”方式，即中國包攬一切，全部建成後把鑰匙交給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發電廠、毛紡織廠、玻璃廠、造紙廠、磚瓦廠、蔬菜農場、養雞場、醫院、療養院、6座橋梁等21個項目，中國不能製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1960年，中國正處於最困難時期，但還是答應非洲一些國家的要求，援助幾內亞1萬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當時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施援目的是推動“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終造成的可歎結果有目共睹。 就說現今50歲以上的中國人最熟悉不過的阿爾巴尼亞。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起，中國向阿提供經濟、軍事援助折合人民幣100多億元，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給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農民幹一天才8分錢）。至1978年6月底，中國幫助阿興建了鋼鐵、化肥、製堿、製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等工業企業和通信、廣播、電視等設施，共計承擔了142個項目，其中建成的92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為建設這些項目，中國先後派出近6000名專家，並為阿爾巴尼亞培養了幾千名技術骨幹。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1公頃地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軍援項目之繁、數量之大，也遠超出阿實際需要。而這一切，阿方似乎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盞絕無僅有的“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認為自己是為了中國才失去了蘇聯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國把蘇聯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項目全部包下來，援助規模不斷擴大，幾乎有求必應。1960年底，正值中國最嚴重的災荒時期，卻還是緊急援助了阿爾巴尼亞5萬噸糧食。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急需的東西，甚至包括2100萬美元的自由外匯。1969年，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訪阿，阿總理謝胡陪同參觀某地，往返途中談了6個多小時，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問，你拿我們那麽多東西，打算什麽時候還？謝胡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 據70年代初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飆將軍回憶，阿第一書記霍查曾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阿總理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阿爾巴尼亞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鋼”，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下一個五年計劃要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要援建電視台，計劃在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 由於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是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中國幫阿建設紡織廠，而阿自己沒有棉花，要中國用外匯替它買；織成布做成衣服，沒地方賣，便銷往中國，倒過來竟然賺的還是中國的錢。中國援建了化肥廠，但阿方不要中國的機器設備，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國動用外匯買來意大利的給安裝，壞了之後，阿方又提出要中國再從意大利買機器來更換。阿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而眾所周知，中國自己國內用的卻是木杆和水泥杆，優質鋼管電線杆幾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阿方用來到處建烈士紀念碑——2.8萬多平方公裏的國土上建了1萬多座。中國援助的化肥，到處亂堆，任憑日曬雨淋。這些情況，耿飆了解之後，還不敢隨便向中央匯報，擔心被扣上“反對國際主義”，繼續推行“三降一滅”的大帽子。 1970年以後，中阿關係降溫。但阿爾巴尼亞仍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中國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之後，阿方又要求中國接受其生產的香煙、煙葉和成衣等，中國不得不同意接受這些並不急需的東西。抽煙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領略過阿爾巴尼亞香煙那股臭腳丫子味兒。 1974年10月，謝胡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在阿第六個五年計劃（1976至1980）期間，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認為過去對阿的援助已不少，這次要求的數量過大，中國力不從心，很難滿足，決定少給援助。阿方堅決要求增加貸款，還提出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7月30日，中阿雙方簽訂貸款協定，中國貸款給阿爾巴尼亞1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還再三要求中國提供糧油，而此時的中國經濟非常困難，確實拿不出更多的東西。阿爾巴尼亞很不滿意，表示決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給中國提供需要的原油、瀝青。在1976年11月阿勞動黨七大以後，開始翻臉不認人，公開攻擊中國。中國被迫於1978年7月終止對阿援助。 對於這條隻講國際主義、不講實際利益的“左傾”外交方針，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誌都是有意見的。1962年春天，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實在忍不住，多次發表內部講話批評。同年2月，王稼祥與劉寧一、伍修權一起給中央寫信，為“渡過困難，或者減少困難，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難，來加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係的意見，請求糾正外交政策的“左傾”偏差。王稼祥主張為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複工作，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在對外關係方麵，應該采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麵樹敵，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陰謀將局部戰爭的戰火引向我國，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對抗鋒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同時提出，在困難形勢下中國對外援助應當考慮自己的具體條件，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還主張對外緩和，並建議發表聲明，表明我國奉行和平路線。結果，中聯部的意見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國際反動派要和、對反帝民族運動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總代表，遭到批判打擊。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對外聯絡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聯部的意見，對他一直熱衷和極力推行著的一套，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外國反動派要鬥，對各國革命鬥爭支援要多的“三鬥一多”方針正相對抗，便成為批王的急先鋒和幹將。文革開始以後，康生更把所謂“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滅”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以蘇聯為代表的修正主義、以印度為代表的各國反動派，撲滅人民革命運動。在這種極“左”思潮的推動下，中國對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王稼祥才得到平反。而此時，這位頭腦清醒、敢講真話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已經作古5年。 正確的意見被斥為“三和一少”，於是我國繼續義無反顧地充當許多小兄弟的冤大頭。有一回阿爾巴尼亞來要援助，我國領導人很大氣：我們中國地方大，人口多，每個人省一小口，就把你們包下來了。 每個人隻省一小口！這條道理說起來輕鬆，細一想卻異常沉重。比如1959年和1960年兩年淨出口合計680萬噸糧食，按當時全國6.7億人平均一下，不過人均20斤糧食，每人每天省5.5錢就出來了，確實是一小口而已，有什麽了不起？可是，你想過沒有，680萬噸糧食，該是多少人的口糧？1960年《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我們就按最高標準算，680萬噸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用得恰當的話，這680萬噸糧食足足可使3400萬人免予饑餓，讓他們飽飽地吃一年！ 迄今為止（估計也就止了），沒有發現我國的國家級媒體——黨報黨刊、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以及各類文件資料等，有“蘇聯逼債”4個字。60年代、70年代中蘇交惡期間，官方論戰頗多，在中共中央致蘇共的公開信和政府聲明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有“逼債”一事。以至兩國發生流血衝突，兵戎相見，也沒有翻出什麽“逼債”的老賬。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也沒有隻言片語提及“蘇聯逼債”。 70年代，《人民日報》曾屢次譴責蘇聯如何“無情逼債”，不過那是對別的國家，是對“發展中國家”。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文章，直斥《蘇聯討債逼債何其狠毒》，但這篇2000字的文章，反複批判了蘇聯向埃及“逼債”的罪惡，卻並無一字提及蘇聯曾對中國“逼債”，連一字半語的影射都沒有。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報》刊登署名為“新華社記者述評”的文章《是援助，還是控製和掠奪？》的文章，猛烈批判“蘇修通過貸款、貿易和要受援國還債的規定，越來越多地攫取亞非拉國家的重要資源”；譴責“蘇修不管受援國出現的困難，經常以債主的身分進行逼債，強調必須‘按時償還’。這使一些國家債台高築，舊債未清又借新債”。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卻無一字提及蘇聯對中國的“逼債”。在中蘇對立最嚴重的時期，作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對“蘇聯向中國逼債”一事如此緘默，顯然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情。 三年困難時期“蘇聯逼債”之說，曾在我國流傳很長時間，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認為、如果有官方解釋的話也會這麽認為，是當時為開展“反修”鬥爭並激發對“現代修正主義頭子”的仇恨，有關“蘇修逼債”的說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繪，以基層幹部宣講和民間傳說方式在國內傳播。
中國欠蘇聯多少債？
中蘇關係惡化之後，在中國方麵看來，債務問題就不是商貿交往那麽簡單了，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此前都是哥們兒，“兄弟般的友誼”，買賣上拖欠點兒無所謂；真要鬧翻了，到了跳腳對罵的地步，欠錢的就得顧及臉麵，不能讓自己放不開嗓門。 1959年中蘇領導人出現了一係列爭吵，尤其是赫魯曉夫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激怒了※※※，廬山會議出現的黨內爭議也被懷疑與之有關，兩黨關係趨向惡化。1960年6月，中蘇兩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又出現激烈爭執，赫魯曉夫為施加壓力，於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義突然通知中國，撤走在華全部專家，並違反合同停止供應許多建設項目的設備。中蘇關係破裂。 那時，饑荒的狀況在中國許多地方就已經出現，一時間，糧油肉蛋蔬菜水果，煙酒糖茶醬油醋，凡是跟吃有關的東西都極為匱乏。但此時的蘇聯，並沒如傳言中所說的那樣落井下石，逼中國還債。 借錢的沒想逼著要，欠錢的倒想著早點兒還。 蘇聯通知中國要撤走專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經濟困難問題。得知這一消息後，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作了報告，說明兩年間由於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如期對蘇聯交貨，出現了貿易欠債。 在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形勢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盡快還債的情緒。考慮到拖欠著蘇聯的債務，進行“反修”鬥爭理不直、氣不壯，於是有人在會上提出“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在會上開始大談自力更生問題，他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最快也得10年。※※※說：10年太長了。延安時那麽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時好多了。他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這樣看來，不是蘇聯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債務，而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想想也對，既然跟蘇聯翻臉吵起來，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債。※※※就是要爭這口氣，哪怕再困難，就算餓肚子也要將債還清。 雖然※※※要求盡快還債，但經濟部門還要從實際出發，考慮到國內鬧饑荒，還是希望推遲償還這筆數額並不算大的欠款，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雪上加霜。1960年底，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參讚，曾以口頭聲明表示，中國方麵支付出現困難，在貿易方麵估計共欠蘇方20億盧布，可能要在5年內還清。12月17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帕托利切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指責中國方麵未與蘇聯協商，就片麵地把貿易方麵欠債償還期限確定為5年，並以中方違約為由，表示短期內不向中國提供汽油。 後來國內一度傳說所謂蘇聯“逼債”，能夠找到的主要根據便是指此事。現在看來，這件事怪不得蘇聯。古今中外，不管是中蘇還是英美，做買賣就要重合同講信譽。欠債償還期是3年還是5年，要兩家商量，簽訂協議，無論是債主還是欠債的，都不能一方說了算，尤其是由欠債的定盤更不合適。你自己定成5年，然後再通知對方，那是不可以的。沒錢還不了，想拖幾年，沒關係，可以商量。對方體諒，8年還清都可以。你不跟對方商量，自行決定，那叫違約，慢說5年還清，3年也不行。這不是體諒不體諒問題，這是不尊重對方，不遵守遊戲規則。 但隨後的實際情況又並非如此，蘇聯還是“體諒”中國的難處，同意推遲5年還債。注意，不是“在5年內還清”。 這樣，連唯一“可以”指責蘇聯逼債的事例也不存在了。 1960年11月，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參加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中蘇兩黨出於各自戰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終達成了共同宣言。隨後，劉少奇以國G家主席身份訪蘇，幾個月前雙方的緊張關係又得到緩和。劉少奇訪蘇期間，米高揚曾表示很快會恢複一些援華項目並再派專家，蘇聯對中國還債問題也故意表現出了高姿態。 1961年同1960年一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份。上半年，蘇聯開始部分地恢複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麵的援助。1961年2月，赫魯曉夫寫信給周恩來，主動提出願意向中國提供當時蘇聯最先進的米格—21戰鬥機的樣品和全部技術資料，成為蘇聯最後向中國提供的一次軍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魯曉夫又致函※※※，主動提出願意通過借用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然而，麵對這一姿態，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大使作了口頭答複，感謝赫魯曉夫的好意。不過出於“爭氣”和不願受製於蘇聯的原因，中共中央隻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願將蘇聯的糧食作為後備，還是立足於從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進口糧食。 筆者小時吃過古巴糖，但可能不是赫魯曉夫“借用”給中國的那一批。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率領古巴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為了有力支援古巴的經濟建設，中國從那個時候開始進口古巴糖。從此古巴糖走進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古巴糖是一種隻經過簡單初加工的劣質糖，雜質較多，呈淺褐色，很散，像沙子一樣，甜味不如紅糖那樣濃烈，更比不上白糖的柔膩。但對少年時的我來說，已是天上美物。50年過去了，我還能清楚記得玉米麵餅子蘸古巴糖帶來的無限歡樂。 還是說蘇聯逼沒逼債吧——赫魯曉夫提出願向中國借糧後，1961年3月間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中，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同年4月8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專門接見了中國對外貿易部的正副部長葉季壯、李強，又談到可推遲還債。隨後兩國發表的公報稱： 對於中國因農業遭災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對蘇聯欠賬問題。蘇聯方麵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賬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麵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建議。 當時，這一公報在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並在廣播中播出，在民眾中產生了好的影響。4月10日，《人民日報》以專文對蘇聯的幫助表示感謝：“由於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蘇聯同誌對此表示了同誌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 在1961年的《中蘇貿易會談公報》中我們能發現，蘇聯在撤走專家後，並未提出過還債的問題，反而體諒中國的農業狀況，主動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不盡的思念》，記載了一件蘇聯借糧助我度饑荒的事情。1961年，在中國東北麵臨無米之炊的緊急關頭，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三年困難時期，東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較少，蘇聯出借糧食應該是原因之一。換言說，蘇聯的糧食，曾經救過中國東北人的命。這跟傳說中的“逼債”的形象，是個顛倒性的史實。 史料記載，1960年至1965年，中國歸還了蘇聯23億元的欠債，平均每年還債4億多元，占國家年財政支出的1.2%。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一個國家的債務在分年償還的情況下，其總額隻要不超出一年財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範圍之內。當時中國幾乎隻對蘇聯有欠款，數額又隻占國家年財政支出的二十幾分之一，比例是很小的。 根據當時的中蘇聯合公報，中國還債並非是用糧食（大概也不用筆者小時候聽說的蘋果和黃豆），而是“供應蘇聯有色金屬礦砂、錫、水銀、鉛、生鐵、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絲、茶葉、呢絨和綢緞、縫製品和針織品，以及其他工業品和手工藝品”。新疆出產的重要礦藏，便擔負了對蘇還債的半數款項。 可以說，6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大饑荒，與對蘇還債並無多大關係。不管是蘇聯“逼”我們還債，還是我們“爭氣”主動還債，都應該不足以在根本上影響國計民生。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有多少？
大饑荒剛結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布，我國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在我們最困難的這幾年，正是我們償還外債最多的幾年”。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說明了還債和援外的情形： 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請注意最後一句話，在還債的同時，我們還拿出比“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去支援別國。以什麽方式支持呢？周恩來在報告中說，“我們一貫克己助人，采取無償贈予或低息、無息貸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大饑荒的1961年，中國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 中國對朝鮮的援助一直未斷。1958年至1963年，這個中國最困難的時段，中國以無息貸款方式為朝鮮承擔了紡織廠、軸承廠、糖廠、熱工儀表廠、繼電器廠、電子管廠、無線電零件廠等29個成套項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說最近蘇聯把專家撤走了，這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困難，但中國仍然同意供應朝鮮10萬錠的棉紡設備，也同意供應其他項目。周恩來建議朝鮮先上既快又短的項目，並同意分4年貸款4.2億盧布。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也未嚐不可，等後代還也可以。1962年，為滿足朝方急需，中國將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鄲第三、第五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往朝鮮。 1956年，中國開始向蒙古提供經濟技術援助，中蒙兩國簽訂經濟和技術援助協定，中國無償援助蒙古1.5億元人民幣。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兩筆長期低息貸款，由於蒙古缺乏技術力量，援助項目都采取“交鑰匙”方式，即中國包攬一切，全部建成後把鑰匙交給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發電廠、毛紡織廠、玻璃廠、造紙廠、磚瓦廠、蔬菜農場、養雞場、醫院、療養院、6座橋梁等21個項目，中國不能製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1960年，中國正處於最困難時期，但還是答應非洲一些國家的要求，援助幾內亞1萬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當時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施援目的是推動“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終造成的可歎結果有目共睹。 就說現今50歲以上的中國人最熟悉不過的阿爾巴尼亞。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起，中國向阿提供經濟、軍事援助折合人民幣100多億元，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給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農民幹一天才8分錢）。至1978年6月底，中國幫助阿興建了鋼鐵、化肥、製堿、製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等工業企業和通信、廣播、電視等設施，共計承擔了142個項目，其中建成的92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為建設這些項目，中國先後派出近6000名專家，並為阿爾巴尼亞培養了幾千名技術骨幹。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1公頃地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軍援項目之繁、數量之大，也遠超出阿實際需要。而這一切，阿方似乎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盞絕無僅有的“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認為自己是為了中國才失去了蘇聯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國把蘇聯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項目全部包下來，援助規模不斷擴大，幾乎有求必應。1960年底，正值中國最嚴重的災荒時期，卻還是緊急援助了阿爾巴尼亞5萬噸糧食。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急需的東西，甚至包括2100萬美元的自由外匯。1969年，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訪阿，阿總理謝胡陪同參觀某地，往返途中談了6個多小時，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問，你拿我們那麽多東西，打算什麽時候還？謝胡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 據70年代初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飆將軍回憶，阿第一書記霍查曾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阿總理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阿爾巴尼亞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鋼”，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下一個五年計劃要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要援建電視台，計劃在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 由於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是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中國幫阿建設紡織廠，而阿自己沒有棉花，要中國用外匯替它買；織成布做成衣服，沒地方賣，便銷往中國，倒過來竟然賺的還是中國的錢。中國援建了化肥廠，但阿方不要中國的機器設備，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國動用外匯買來意大利的給安裝，壞了之後，阿方又提出要中國再從意大利買機器來更換。阿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而眾所周知，中國自己國內用的卻是木杆和水泥杆，優質鋼管電線杆幾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阿方用來到處建烈士紀念碑——2.8萬多平方公裏的國土上建了1萬多座。中國援助的化肥，到處亂堆，任憑日曬雨淋。這些情況，耿飆了解之後，還不敢隨便向中央匯報，擔心被扣上“反對國際主義”，繼續推行“三降一滅”的大帽子。 1970年以後，中阿關係降溫。但阿爾巴尼亞仍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中國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之後，阿方又要求中國接受其生產的香煙、煙葉和成衣等，中國不得不同意接受這些並不急需的東西。抽煙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領略過阿爾巴尼亞香煙那股臭腳丫子味兒。 1974年10月，謝胡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在阿第六個五年計劃（1976至1980）期間，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認為過去對阿的援助已不少，這次要求的數量過大，中國力不從心，很難滿足，決定少給援助。阿方堅決要求增加貸款，還提出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7月30日，中阿雙方簽訂貸款協定，中國貸款給阿爾巴尼亞1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還再三要求中國提供糧油，而此時的中國經濟非常困難，確實拿不出更多的東西。阿爾巴尼亞很不滿意，表示決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給中國提供需要的原油、瀝青。在1976年11月阿勞動黨七大以後，開始翻臉不認人，公開攻擊中國。中國被迫於1978年7月終止對阿援助。 對於這條隻講國際主義、不講實際利益的“左傾”外交方針，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誌都是有意見的。1962年春天，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實在忍不住，多次發表內部講話批評。同年2月，王稼祥與劉寧一、伍修權一起給中央寫信，為“渡過困難，或者減少困難，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難，來加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係的意見，請求糾正外交政策的“左傾”偏差。王稼祥主張為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複工作，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在對外關係方麵，應該采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麵樹敵，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陰謀將局部戰爭的戰火引向我國，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對抗鋒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同時提出，在困難形勢下中國對外援助應當考慮自己的具體條件，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還主張對外緩和，並建議發表聲明，表明我國奉行和平路線。結果，中聯部的意見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國際反動派要和、對反帝民族運動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總代表，遭到批判打擊。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對外聯絡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聯部的意見，對他一直熱衷和極力推行著的一套，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外國反動派要鬥，對各國革命鬥爭支援要多的“三鬥一多”方針正相對抗，便成為批王的急先鋒和幹將。文革開始以後，康生更把所謂“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滅”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以蘇聯為代表的修正主義、以印度為代表的各國反動派，撲滅人民革命運動。在這種極“左”思潮的推動下，中國對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王稼祥才得到平反。而此時，這位頭腦清醒、敢講真話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已經作古5年。 正確的意見被斥為“三和一少”，於是我國繼續義無反顧地充當許多小兄弟的冤大頭。有一回阿爾巴尼亞來要援助，我國領導人很大氣：我們中國地方大，人口多，每個人省一小口，就把你們包下來了。 每個人隻省一小口！這條道理說起來輕鬆，細一想卻異常沉重。比如1959年和1960年兩年淨出口合計680萬噸糧食，按當時全國6.7億人平均一下，不過人均20斤糧食，每人每天省5.5錢就出來了，確實是一小口而已，有什麽了不起？可是，你想過沒有，680萬噸糧食，該是多少人的口糧？1960年《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我們就按最高標準算，680萬噸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用得恰當的話，這680萬噸糧食足足可使3400萬人免予饑餓，讓他們飽飽地吃一年！ 迄今為止（估計也就止了），沒有發現我國的國家級媒體——黨報黨刊、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以及各類文件資料等，有“蘇聯逼債”4個字。60年代、70年代中蘇交惡期間，官方論戰頗多，在中共中央致蘇共的公開信和政府聲明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有“逼債”一事。以至兩國發生流血衝突，兵戎相見，也沒有翻出什麽“逼債”的老賬。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也沒有隻言片語提及“蘇聯逼債”。 70年代，《人民日報》曾屢次譴責蘇聯如何“無情逼債”，不過那是對別的國家，是對“發展中國家”。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文章，直斥《蘇聯討債逼債何其狠毒》，但這篇2000字的文章，反複批判了蘇聯向埃及“逼債”的罪惡，卻並無一字提及蘇聯曾對中國“逼債”，連一字半語的影射都沒有。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報》刊登署名為“新華社記者述評”的文章《是援助，還是控製和掠奪？》的文章，猛烈批判“蘇修通過貸款、貿易和要受援國還債的規定，越來越多地攫取亞非拉國家的重要資源”；譴責“蘇修不管受援國出現的困難，經常以債主的身分進行逼債，強調必須‘按時償還’。這使一些國家債台高築，舊債未清又借新債”。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卻無一字提及蘇聯對中國的“逼債”。在中蘇對立最嚴重的時期，作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對“蘇聯向中國逼債”一事如此緘默，顯然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情。 三年困難時期“蘇聯逼債”之說，曾在我國流傳很長時間，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認為、如果有官方解釋的話也會這麽認為，是當時為開展“反修”鬥爭並激發對“現代修正主義頭子”的仇恨，有關“蘇修逼債”的說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繪，以基層幹部宣講和民間傳說方式在國內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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