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記
© 金雁／文
金雁
2012年是我們七八級研究生畢業三十周年。想起當年被社會上稱為“黃埔一期”的研究生考試，與現在已經很完善的規模化考試有很大的不同。從恢複高考以後的三十年，考試製度也在與時俱進地電腦化、統一化、標準化。但是每個人個體化的經曆背後都能折射出時代的變化，下麵就把我在1978年考研的故事說給大家聽。
學俄語的人教英語
1977年，我工農兵學員俄語專業畢業以後，本著“哪來回哪”的原則我又回到了甘肅省隴西縣，被分配在北門外的城關中學當老師。這是一所剛從“戴帽子中學”升格上來的完全中學，地處城鄉結合部，教學人員尚不齊備，校長看了看我報到單上寫的專業，說“什麽俄語英語，反正都是外語，你就教英語吧”。我驚愕得不知該怎麽回答，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學俄語的人怎麽能教英語呢？教導主任在一旁解釋說，學校初中剛剛開設了英語課，師資一時還不齊備，你就先教著吧。我回家熟悉了一下課本，好在是從頭開始，整個一學期都處在“This is……”，“What is……”的簡單句式，詞匯量也不大，我頭天晚上現學了第二天再去教也能應付。於是就開始了我的外語教學生涯，我一共帶初一的五個平行班，因為是同義重複，沒有什麽難度，但就是一周二十個課時的工作量，幾乎沒有閑著的時候，而且英語是教改中剛剛增加的新科目，學生沒有基礎，興趣也不大，況且通過應試選拔人才的渠道早已堵塞，“讀書無用論”彌漫著整個社會，這些剛剛十二至十三歲的孩子又正是淘氣的時候，每個班上都幾個難管的“剌頭”學生，維持課堂紀律著實讓人費力。
1977年正是變革的前夜，在省會蘭州已經明顯感覺到“文革”事態已成強弩之末，雖然政治氣候在鄧小平的複出與打倒之間來回折騰，但社會主體的不滿已經浮現出來。重新回到這個西北一隅的小縣城，我感到了極大的不適應。這裏的“文革”空氣依然很濃厚，那些以管製方式訓導社會的幹部仍充斥在各個崗位，一副我的“一畝三分地裏我說了算”的霸道勁頭，在他們眼裏恨不能所有的人都是“四類分子”和“黑五類”。我報到晚了兩天，教育局的人就以工資名單已送往地區為由，說今年這兩個月沒有我的工資，接著又把我填寫的“家庭成分”這一欄裏的“幹部”，統統改為“地主”，說我們這裏隻有“地主、貧農”這樣的成分，你父親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你當然也是“地主”。我問他：“照這樣下去，地主不會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工作人員蠻橫地答道：“你少給我整這些道理，我說是什麽就是什麽。”其實我父親革命資曆遠超過當地的“縣太爺”，隻是當年在西北局黨校教國際共運史時不同意“九評”的一些提法，就被打成“修正主義分子”流放隴西，說起來後來我學蘇聯史還和這“家學”有關。但是父親蒙難後就不能填“革幹”了，填“幹部”也不被允許，在那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我就成了“地主”家庭出身而受盡歧視。從“文革”前下放到隴西，我們已經在這裏待了十三年了，當時已有些平反人員陸續回到原單位去，父母也期盼著能重返工作崗位。
重新招生對社會的震動
在學校裏，雖然我與一幫年輕女教師關係都不錯，但真正能與我交談溝通的人少之又少，我們外語教研室，有一位上海外語學院的老大學生L老師，他英語非常棒，“文革”前就曾有譯作發表，聽我們對外的英語廣播一點都不在話下。L老師是四川人，屬於那種書呆子癡迷型的人物，隻要是和英語有關的話題他都極為興奮，而其他方麵的技能和知識則少得可憐。因為在這小縣城裏沒有選擇，他娶了某一級帶“長”製家的千金，確切地說，是該千金“娶”了他，他倒插門進了女方家。他經常帶著傷痕來上課，聽同學們說，他老婆是驕橫的“河東獅子吼式”的人物，嫌自己男人窩囊、沒出息，三天兩頭的吵鬧，不給飯吃。有一次我改作業很晚回家，看見他仍在辦公室，一問才知道，老婆出門了，把麵櫃子鎖起來了。我就叫他到我們家吃飯。我媽媽知道他是南方人喜歡米食，就把一個月兩斤米的定量拿出來，蒸了點米飯。做飯的功夫，我把弟弟收藏的老版的英文書拿出來給他看。飯做好了，我又翻出來一些涪陵榨菜讓他下飯。沒想到，L老師突然流下了眼淚，他說，這一輩子，有米飯和榨菜吃，有英語書看，此生足矣。我想，L老師什麽樣的水平，就在這裏教教“A、B、C”，讓我一輩子就這麽下去，實在有些不甘心。
這時大學重新招生的消息已經廣為傳播，積壓了十年中學畢業生對這個天大的喜訊分外振奮，大家奔走相告，縣城了到處遇到的都是借課本的往屆的老學生。一時間“洛陽紙貴”，中學課本成為稀缺物，我就曾經為在外地的同學張羅著四處借課本、寄複習資料忙碌了一陣子。很多人都在為大家都不讀書的時候放棄了“自我修煉、自我提升”的機會而懊悔，我聽到不止有一個人說，早知今日，當初就不應該把那些數理化書籍都燒掉，還以為這一輩子都用不上它們了。過去被批鬥的老師家裏門庭若市，學校的紀律一下子好了起來。招生製度導致的整個社會風向改變帶來的“蝴蝶效應”，一直到多少年以後我們才深切體會到。
如果說，“重起高考”成為一樁“全民大事”有點誇張的話，它至少是上千萬的應屆和往屆中學畢業生中的“大事”，它不知牽動了多少家庭。我哥哥和弟弟也準備在工作之餘加緊備考。看得我心裏癢癢的。因為我們工農兵學員在校三年，“學工、學農、學軍”，搞大批判，“批林批孔”、“批三項指示為綱”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正經上課的時間連百分之五十都無法保障。更何況中蘇邊界的緊張關係趨緩以後，正常的交流又沒有恢複，俄語的需用性很低，所有的中學早都不開設俄語課程。等於說除了我自己掌握了一門半吊子語言工具以外，在這個社會上毫無用處。我真想再進一次學校，重學一門運用學科，我試著在縣教育局探了探口風，看我們這樣的人能不能再報考一次大學，答複是“不行”，機會本來就有限，像我這樣剛從學校畢業，還沒有回饋報答社會，又要惦記著分享資源是不應許的。不知道這是被訊問人是個人的理解還是文件規定。反正我知道學校裏也絕不會答應我再次報考本科生的請求，於是就死了這份心。要不是怯火L老師的老婆，我打算跟L老師學英語。
機會降臨
就在這時，突然傳來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消息，而且幾乎沒有什麽門檻限製，同等學力者都可以報考，像我這樣工農兵學員也能報考，幾乎是在第一時間我就決定了“我要報考研究生”！“不管怎樣也要一試”，“大不了一搏”。我自認為多少還是有點基礎的。像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多少都有點“蘇聯文學控”，那個時候癡迷俄羅斯作品幾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經曆。除了時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語的普及和翻譯曾出現過任何一個語種都沒有的“全民熱”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我因為上學早一些，所以愛好趨向都是向上靠，願意和年齡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熱衷於追逐他們談論的話題，所以小學後期和“文革”中間閱讀了大量的蘇俄的文學作品。“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個人境遇使我對俄羅斯作品的體會更深了一層，加之當時可讀的書籍極其貧乏，有些作品會反複閱讀，越到後來我就越來越偏重於社會背景的描寫，故事本身的情節發展倒顯得無關緊要了。插隊期間我在父親的指導下通讀《列寧全集》，為了輔助了解背景知識，又自學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現代史》，七十年代學俄語以後，又自學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蘇聯通史》。
下來馬上轉入行動——選專業。1978年的時候研究生設置的專業很單調，拋去理工科不說，文科裏麵沒有我所喜歡的蘇俄文學，看來看去，還是蘭州大學曆史係的蘇俄曆史專業比較靠譜。一來蘭大是我的母校，由我們俄語專業的老師來出外語題，我自信還有幾分把握。二來，蘭州離隴西不遠，真要有什麽不解的問題，西去蘭州也還比較方便。第三，文史不分家，我很小就對外國文學、世界曆史比較感興趣，所以專業方向目的性明確。接踵而來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緊迫，剩下也就是百天之餘了。我幾乎沒有時間複習。教導主任早就打招呼了，凡是以考學為理由的事假一律不準，借故托病的病假也不準，這樣就把我請假的念頭打消了。我們學校所有想考學的人都是奔著“本科”去的，隻有我一人是“考研”的。我們校長不知是為了打擊我的自信心，還是根本就不看好我，跟我說，“考研究生，像你這樣的，複習五年還差不多”。我想他也許不是針對我個人，而是對“工農兵學員”這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而表示不屑。我心裏憋著口氣，這次非要考上不行。
百天衝刺
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節課，再加上要改近三百份作業，隻好擠壓休息時間了。為了節省來回路途的時間，我吃住都在學校。我自己製定了個“計劃表”，規定每天必須看多少頁書，真到進入狀態，才發現越學越沒底，越補越缺，越深入越糊塗，我的那點“業餘愛好”幾乎和這個專業毫不搭界，對兩門基礎課——中國史和世界史——所涉獵的內容我幾乎是個門外漢。連著一個月的夜戰，我已經疲憊不堪了，每天鬧鍾要上十幾下才能鬧醒我，有時鬧鍾吵得不行，我睡糊塗了，把鬧鍾壓在枕頭下麵或抱在懷裏繼續睡。不得已為了警示自已，第二天再多上幾下，結果鬧鍾不停地響，鄰居的老師們都提意見，早上起來問我，你的鬧鍾是給我們上的還是給你上的？搞得比上課鈴聲還要響。
體力的問題還是內在可以克服的，關鍵我缺少外援，有很多弄不明白的問題、不惑之解不知道該向何人請教。父親在理論方麵是高手，但對於世界史還是比較隔膜，尤其是他和“四類分子”一起勞動了很多年，也早已不摸書本了。我決定上蘭州找老師請教。我星期六下了課，從縣城趕到火車站，再坐夜車到蘭州，車程七個小時正好可以坐在車上打個盹，這樣星期天就有一整天的時間了。當天再坐夜車回去，兩邊都不用住宿，也不耽誤星期一上課。也仗著那時候年輕精力旺盛，這樣連軸轉竟然也扛下來了。
可有一次買不到晚上十一點多鍾從蘭州到青島的火車票，因為這個時間段正好在淩晨六點鍾到隴西，坐第一趟班車回去，恰好趕上上課的點。隻好買了晚上八點鍾火車，淩晨三四點下了火車，火車站所在的文鋒鎮到縣城有二十裏路，我本來可以等到天亮再回去。我想了想反正也不困，可以走回去，天上正好有下弦月，順著公路走，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還可以節省四角錢的車費，路上還可以叨咕叨咕我不熟悉的題目，但是心裏還有些膽怯，主要是怕路上有壞人，稍遲疑了幾分鍾，又自已給自己打氣壯膽說“走！”豁出去了，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於是急忙上路了，偶爾有趕早的司機開過去以後還驚奇地喊叫說：“嗨，是個女的！”我想好了，即便有司機讓我搭順路車，我也絕不搭車。就是有一段水窪繞不過去，隻好硬瞠了過去。搞得我的鞋和襪子全都濕透了。走到縣城天剛蒙蒙亮，我沒有回家，直徑去了學校，早上八點鍾，第一節課打鈴的時候我已經站到講台上了。也許由於一夜的高度緊張，到了學校感覺安全了，我反而迷糊起來，整整兩節課我講的是什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完全是處在一種恍惚狀態。
就這樣幾下蘭州，解決了不少問題，所要考試的科目逐漸在腦子裏清晰起來。
考場虛驚
因為臨考試前，我的課多且正好那兩天又來例假，就讓媽媽替我參加的考前告知會議，並去踩點認一下教室。因為“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考試，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多大歲數的人都有，所以媽媽坐在教室裏並不顯得怪誕，媽媽也沒向人家解釋是替女兒來的。沒想到這一下給我考試那天帶來不小的麻煩。我記得大約是5月份考試，一共考兩天四場，和現在高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間外語停學了十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允許帶字典。考場設在隴西師範，同時期正好也有小學教師的師資考試，我梳著兩個彎彎的毛刷子小辮兒，抱著劉澤榮俄語大字典，硬是叫人給支到師範考場，坐下來以後才發現走錯了考場，趕忙找到我們的考場，監考的老師就是不相信，說前一天來的是個年紀大的人，怎麽換成小孩了呢？還說我是“替考”的。讓他看了我的“準考證”，又解釋說，前一天來的人是我媽媽，並強調說：“隻有年紀大幫年紀小的‘替考’，沒有年紀小幫年紀大的人‘替考’。”這好一通費勁的解釋，其他人都已經開始做題了，才發給我考卷。虛驚一場，總算沒把我拒之門外。
因為我們每個人考題都是由報考學校自己命題寄到考生所在地，在當地考完以後密封寄往學校批改，這是當時比較人性化的設計，考慮到考生們的路途遙遠和食宿的不便，那時由於考試人數較少，這樣操作起來也比較簡單易行。不像現在必須千裏迢迢要到報考學校去考試。
我由於找教室驗證身份耽誤了些時間，生怕考試時間不夠用，心裏直打鼓，手直發抖，連裝考卷的信封都撕不破。我們的考場是一堆放舊課桌的地方臨時清理出來的，所有的桌子都有些毛病，我又來晚了，隻能坐在最後一個坑坑窪窪的舊課桌旁，桌子沒有一塊平整處，一寫字筆就把紙戳破了，字寫得難看極了，於是不停地寫寫移移，最後趴在桌子邊沿方才解決了問題，下午我找了一張舊報紙墊在課桌上，感覺才好一些。
反正我們十幾個人，考的都是不同學校不同專業，也不存在誰抄誰的問題。監考的人閑得沒事，好奇地一份份挨個看我們的考題，也許他看不懂理科的考題，一個經站在我旁邊抻著脖子看我做題，邊看邊搖頭說，“看不懂，做不了”，搞得我心煩得要命。考試下來的四門科目，外語的感覺比較好，說到底我剛畢業了一年，雖說這一年裏再沒有看過課本，但是比起老大學生已經放了很多年的外語來說，我還算“現蒸現賣”的，做起來比較順暢，攜帶的劉澤榮俄語大辭典基本上沒派上用場，因為時間本來就不富裕，翻字典更會耗去時間。我考得最差的是政治，考前父親就告訴我應該複習什麽，應該注重時事，可能那些天我忙的腦子短路了，父親的話一句也沒有聽進去。打開信封一看，果真是父親說的那種題型，但恰巧這成為我的一大盲點。是什麽題我現在已經回想不起來，隻能臨場發揮了。考完政治我就覺得考砸了，希望不大了。兩門基礎課考得馬馬虎虎，世界史因為向蘭大曆史係的老師請教和以前自學的基礎，自我感覺還可以，中國史稍微差一點。不知道其他考生的水平，沒有比較尺度，我心裏一點底都沒有。
考完後我就大病了一場。我有一個習慣，在高度緊張、高負荷運轉的時候，從來都不得病，一鬆弛下來後，積壓已久的疲勞釋放出來就會得病。考完試以後，我滿嘴的大燎泡去上課，學生們都心疼我說，“老師，你不要領讀了，我們自己念課文”。這時我突然感覺到，其實我的學生蠻可愛的。也許是我的備考勁頭對他們有所觸動，也許是1977年後重起高考的示範效應，放假前的一段時間裏，我明顯感覺同學們的學習熱情高漲起來。分數出來以後與我原來預料的差不多，俄語：89.5分，世界史：70多分，中國史：60多分，政治40多分，確切的分數已經記不清楚了，大約記得平均分數是64～65分，好像還是有一點希望的。在複試通知沒有下來以前，蘭大的老師已經告訴我，我達到了複試線。全縣有十七人報考，有兩個人接到複試通知，我是其中的一個。據說複試還要刷人下來，我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畢竟離目標近了一步。
“我考上了！”
6月到蘭大去複試，看見前來的複試的“準研究生們”，我還是吃驚地咋舌。幾乎全都是曆史係本科畢業的老大學生，最大的有五八級的大學生，想想人家大學畢業的時候，我還在幼兒園的中班呢，差距不能說不大，這裏麵既有“文革”期間“紅三司”的“理論家”，也有專門替領導起草文件的“筆杆子”，還有從事中學曆史教學老師。隻有一個人資曆比我差點，就是後來成為我小師兄、再後來成為我丈夫的秦暉，但據當時蘭大曆史係最著名的史學權威趙儷生先生說，這是一個難得一見的“曆史狂”、“曆史癖”，還沒有複試，聽那口氣，趙先生已經打算收入麾下了。這樣的陣勢不能使我心裏不忐忑。
我是第一回經曆“口試”這種模式，像我這樣一個從沒有學過曆史的人，“文革”時期剛剛小學畢業即所謂“六九級初中生”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表達是否準確、是否標準。抽簽打開一看，我心裏反而踏實了不少，應該說題簽上的三道大題，有一道是“一戰前的國際格局”，另一道是“有關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的，第三道已經沒什麽印象了，反正都沒有超過我在插隊的時候自學的安菲莫夫的《世界近現代史》上的內容，我隱約感覺冥冥之中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幫助我。進去麵對三位考試的老師陳述自己的看法，在一輪提問後再補充回答。我雖然緊張的手心出汗，但並不慌張，因為我盡力了，就這麽大的能力了，如果錄取的人都比我水平高，我也心服口服了。事後參加口試的老師告訴我，他們認為我“思路清晰，反應敏捷，可以錄取”。我考上了！同時我心裏也很清楚，我這個所謂的“同等學曆者”，距離真正的曆史本科還有很大的差距，還有很多課需要補。
那一年我考上研究生，哥哥和弟弟考上大學，我們一門三人同時“中舉”（當時坊間裏的說法），成為隴西縣轟動一時的新聞。L老師不無羨慕地對我說，你可算如願以償了，我還要在這苦海裏熬著。以後聽說L老師被調到了縣重點中學，再後來又聽說，他回四川老家去了。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對我們俄語專業的女生是個很大的鼓舞，接下來兩年我們俄語七三、七四級三個班的十四位女生中有四個人考上了研究生。
本文選自《家園誌》，周聞道／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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