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汝德（Leo Goodstadt），英籍猶太人，記者，經濟學家，1989—1997年任香港殖民政府首席政策顧問，曾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名譽院士。
香港是個經濟城市，這個城市的主要動力和命運都定位在發展經濟上。“經濟”的本義是經世濟民，它的發展應該能讓整個社會都得到好處。可是在香港一談經濟，就會把焦點放在商人身上。無論過去的港英政府或現在的特區政府都覺得穩住商人是最重要的，這還是殖民時期種下的宿根。
Uneasy Partners（中文譯名：《香港政經——公利與私利的衝突》）的作者顧汝德是個英國人，20世紀60年代就在香港工作，在彭定康時期擔任過政府官員。他退休以後寫下這本書，書中透露了一些殖民地時期的統治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對本地商人的積極籠絡。
回顧曆史我們會發現，很多英屬殖民地，比如印度和斯裏蘭卡，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實行局部的民主選舉，但是香港一直沒有搞。為什麽呢？作者說那是因為英國人發現，這個城市的大多數居民都是中國人，而香港毗連大陸，他們害怕在民主選舉中香港會倒向內地，反對英國，這種情形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為了把香港治理好，他們的策略就是籠絡本地精英，其中主要是商人。所以也可以說，香港的政治過去基本上是政府與商界精英合作的格局。
這樣的政治特色造成香港本地商界的勢力特別強大，作者回憶，後來彭定康推行的很多政改方案都曾遭到商界反對。這些人明明是英國人培植起來的力量，為什麽要跑出來反對呢？因為這些商人已經習慣了過去那種統治模式，他們認為如果在香港搞民主，一個背後有選民的政府會比較麻煩，他們也不大懂得如何跟這樣的政府打交道，寧願像過去那樣，跟總督或特首關起門來把事情談好就行了。
這樣一來，香港很多政策的製定都受製於商人。在“亞洲四小龍”裏麵，香港的社會福利發展相對較弱，像公共醫療的推動就非常緩慢。直到二十世紀末，香港才有了一個針對雇員的強製性保險計劃，而全民的醫療保險至今仍然沒有。這在經濟發達地區是非常罕見的，究其原因，就是商界力量在反對。
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就要擴大開支，那就得加稅，這樣一來，商人最不高興了。在他們的強烈反對下，香港政府很難推動一些大規模的福利計劃，今天能享受到十五年免費義務教育的人並不多，念大學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偏低。
香港政府還有過建造公共房屋的計劃，當時也遭到地產商的反對，他們認為政府建公共房就等於搶他們的市場。直到後來，香港發生了一場大火災，很多木屋被燒毀，政府才有理由去推動公共房屋的建設。當然他們也找到了一些可以兩全的折中方案，比如把公房建在市郊，居民遷走以後，城市的土地就空出來了，地產商又可以利用它們發財。這樣既完善了社會福利，又推動了經濟發展。
為了實施福利計劃，香港政府不得不每次都找出各種理由去爭取商界支持：比如推行公共醫療服務的理由是為了確保勞動力的健康穩定，免費義務教育則是為了提供優質勞動力，幫助實現香港的產業升級。總之，香港從來都是把商界利益放在最前麵。
這種政策顯然會為香港帶來很多後遺症。除了貧富差距增大，商界勢力過於強大也造成了壟斷現象的出現。比如香港過去的電視產業壟斷在英商手上，碼頭則被“和黃”壟斷，而七大地產商幾乎可以操控全香港的地產。雖然一直有人試圖推動公平的市場競爭法，但一直無法通過，原因就是這些商界巨頭的反對。所以，未來的香港還需要麵對很多問題，都是英殖民時期留下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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