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曉農，為陳伯達之子，曾下放內蒙古，當過工人，1982年調回北京，於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退休。
中南海在明清時期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位於故宮紫禁城西麵，屬於皇家園林西苑三海中的南部兩海。西苑三海整體分成兩大部分：北側的北海，現今已辟為北海公園；南側的中海和南海，中海為大，南海為小，二者在狹窄的連接處為一小橋隔開，合稱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
毛澤東確定中南海為辦公地點
中南海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幾經變遷。辛亥革命後不久，中南海即脫離了清朝皇室的管轄，成為袁世凱的辦公處所。袁世凱稱帝的地點即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凱死後，中南海曾繼續作為北洋政府的總統府。北洋政府消亡後，中南海一度改為公園。
四十年代國共兩黨戰爭時期，傅作義曾在中南海辦公。北平和平解放以後，中共中央起初暫駐西郊香山，對於進京後選擇何處為辦公地點，一時猶豫不決，據說周恩來經過考察，建議以中南海為辦公地點，但也有人建議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園林的舊貌，作為公園為好，中共中央可另擇辦公地點。最後，毛澤東還是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確定中南海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辦公地點。
筆者1951年隨父親陳伯達進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陳家搬出中南海，前後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
從左至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
初入中南海時，陳伯達臨時住在勤政殿的兩間房子裏。勤政殿離毛澤東住的豐澤園很近，是一所帶西式風格的建築。在筆者的印象裏，勤政殿的名稱雖然很雅，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建築，外牆是灰色的，內牆是普通白灰粉刷的，地麵上鋪著栗子色的寬木地板，室內沒有任何裝飾，反映出蓋這所建築時，中國的財力非常薄弱。
陳伯達在勤政殿住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就搬到中海岸邊一組連體四合院內最北麵的一套院落中去了。連體四合院由三個並排的四合院組成，有人稱這裏為“迎春堂”，但我從沒有看見過“迎春堂”的匾額。據說，這裏在清代是宮中太監們的住所。
陳伯達住進這裏時，該處院落仍保持著破舊的外貌，門柱的漆皮都已脫落，房頂的瓦上長著青草，隻是房間裏已安裝了暖氣和衛生間。迎春堂的另兩個四合院是中南海普通工作人員的住所。
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懂事，我才知道我們住的地方屬於中南海的乙區。不知從何時起，中南海從南至北劃分為甲、乙、丙三個區。每個區都在分界處的路口上設立了崗哨，乙區的人可以隨便到丙區，但是不能隨便到甲區。從此我再也不可能隨便到南海的瀛台等處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內的各區是這樣劃分的：甲區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所在地，乙區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在地，丙區為國務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內進行了大的調整，中央宣傳部陸續遷出中南海，搬到景山東麵的沙灘去了。乙區劃歸中央辦公廳管轄，但甲乙區的劃分仍維持不變。
中宣部搬走以後，原來屬於中宣部的一批院落進行了大的翻修，成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領導人的住宅。這些新搬來的領導人有鄧小平、陳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們與此地的老住戶李富春、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等，都屬於乙區的居民。
住在甲區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此外，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衛士長李銀橋也住在甲區。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長的汪東興住在中南海東岸西苑門內劃歸乙區的“東八所”。住在丙區的有周恩來、李先念、林伯渠等。
還有一些領導人，五、六十年代並未住在中南海，他們當中有陳雲、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帥中除朱德、彭德懷、陳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兩區統歸中央辦公廳管轄後，仍維持甲乙區的劃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了照顧毛澤東夜間工作白天休息的習慣，確保毛澤東、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種措施。
中南海內有一條沿著湖泊西岸、貫穿南北的柏油馬路。這條路在南段伸往毛澤東住處的路口處設置的崗哨，是甲區和乙區間的主要崗哨。白天，崗亭的欄杆經常攔住路口，禁止所有車輛通行，以避免車輛行駛聲打擾毛澤東睡眠。到了夜間，這裏敞開路口，放行車輛。
乙區和丙區間的主要崗哨，設置在同一馬路北段的遊泳池門口。崗哨以北屬於國務院的範圍。
中南海懷仁堂
懷仁堂位於中南海西大門（中南海有兩個西門，靠北的較小，屬於國務院，人們常說的西門或西大門，屬於中央辦公廳）內廣場北側。五十年代，懷仁堂經過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築規模依舊，隻能容納1000餘人。建國初期，北京沒有什麽大型會議場館，懷仁堂即被用作國家主要的會議禮堂使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在這裏舉行的。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後，懷仁堂裏就不再舉行大型會議了。
中南海的娛樂生活
毛澤東在工作之餘在中南海遊泳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在甲區，這對住在乙區的人們不免是件憾事。不過，每逢周末晚飯後7點多鍾，位於甲區的兩個娛樂場所允許乙區的人們光顧。這兩個場所，一個是春藕齋，一個是西樓餐廳。
春藕齋位於頤年堂旁邊，也是古老的建築，殿堂前後有種蓮藕的水池。頤年堂是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開小型會議的地方，普通人是進不去的。春藕齋則是周末舞會的場地，偶爾也放電影。
這個地方我記得自己隻去過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們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電影《桃李劫》，還有幾次是看當時亞洲電影節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兩畝地》、《章西女皇》等等。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中央下文禁止舉行舞會，春藕齋也就不再舉辦娛樂活動了。
西樓位於中南海西大門內南側。這裏有幾棟灰色磚瓦的新建築，被一道不高的灰磚牆圍著，組成一個單獨的院子，因為屬於甲區，圍牆東西兩側的門，有崗哨守衛。西樓是對圍牆內建築的統稱。這些建築主要包括：位於院子南麵的兩棟外觀相同的五層小樓（下大上小，頂層隻有一間房），偏東邊的樓為劉少奇的住宅，偏西邊的樓為朱德的住宅；北麵靠近圍牆處有一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三層辦公樓；在這三個樓的東邊，南北走向的一個較大的建築，是西樓餐廳。
西樓餐廳原本是為領導人就餐而蓋起來的一個特灶食堂。它的東半部分是廚房，西半部分是餐廳，北邊有一過廳連通二者。廚房很寬大，可容四、五個大師傅同時做菜。餐廳寬敞豁亮，室內約有兩層樓高，地麵大約比一個籃球場稍大些，鋪著平滑的原色木地板。
西樓餐廳在中南海的實際生活中並不隻是餐廳。它有時被用來召開小型會議，成為會議廳。現代史中有名的西樓會議就是在這裏開的。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的晚上，西樓餐廳經常放映電影，又成了兼職的電影廳。
西樓餐廳放電影是賣票的，一般的電影兩角錢一張票，上下集的電影三角錢一張票，與當時外麵電影院的票價差不多，或者還稍貴些。放映的電影以國產片為主，也有蘇聯和友好國家的，偶爾也有香港片。這些影片大多數都早於外麵的電影院在這裏上映。
中南海裏的人以警衛戰士為多，作為居民的人並不多，警衛戰士不能參加居民的娛樂活動，所以到西樓餐廳觀看電影的觀眾也並不很多。經常去看電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過一百多人。領導人中常看電影的，隻有李富春、蔡暢夫婦，楊尚昆、李伯釗夫婦。劉少奇、朱德、陸定一、胡喬木偶爾也去看，他們去看的多半是國產新片，屬於“審查片”。其他領導人則極少去看電影。
中南海裏的另一公眾娛樂場所，同時也是健身場所的地方，是遊泳池。遊泳池位於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兩個部分，北麵是露天遊泳池，南麵是室內遊泳池，均設計得很典雅，在裝飾上，並不華麗，但也是不同部位鋪設不同的瓷磚，非當時的普通遊泳池可比。對中南海的居民開放的，隻有露天遊泳池。室內遊泳池一般供毛澤東、劉少奇等少數領導人使用，池水可加溫，冬天也可以遊泳。
露天遊泳池隻在夏季每天下午1點至3點開放，與西樓餐廳一樣，它也對居民公開賣票，票價是每張1角錢，這與當時外麵對市民開放的遊泳池的票價相似。
每年學校放暑假期間，中南海的小孩子們都在中午蜂擁進入遊泳池遊泳，加上許多工作人員也可買票進入，常使遊泳池人滿為患。我的繼母劉叔宴想讓我和兩個妹妹避開擁擠，就設法與遊泳池管理人員聯係，請他們通融一下，允許我們兄妹在上午10點到12點之間去遊泳。因我們家與遊泳池算是鄰居，比較好說話，很容易就得到了允許。
1961年以後，我沒有再去過北戴河，從1961年至1964年，遊泳池成了我暑假活動的主要場所。每天上午，除我們兄妹外，少有其他遊泳者。環境幽靜、溫馨而愜意，任由我們在池水中暢遊，這使我輕鬆地學會了各種遊泳姿勢。
當然，偶爾也會有意外的遊泳者光臨。有一次，羅瑞卿和楊尚昆一起來了。他們兩位是遊泳老手，隻在深水區遊，一邊還互相交談，沒有和我們小孩子接觸。羅瑞卿手上還帶著一塊表，當時國內帶防水表遊泳的人極少，所以很是顯眼。還有一次，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在兩個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來了，給我的印象是她很特殊，她比我大幾歲，還要大人陪著。過了一會兒，羅榮桓的兒子也來了，他與林豆豆都不住在中南海，是事先經過聯係才進來的，他們兩人互相很熟。
六十年代中後期，遊泳池的狀況有了很大變化。它的室內部分逐漸成為毛澤東的專用遊泳池，一般的領導人已很少進去了。在室內遊泳池的南端，原有一個不大的小花園，也被占用了部分土地，加蓋了房子，加蓋的部分與室內遊泳池聯成一體，外牆塗成一樣的乳黃色。這裏後來成為毛澤東在中南海的第二個住所。
在五十年代，每逢冬季結冰期，中南海還有另一處季節性的健身場地，那就是中海西岸邊的滑冰場。滑冰場很小，也很簡陋，隻是一塊用長木棍圍起來的冰凍湖麵而已。似乎沒有人專門管理，隻是偶爾有人在夜裏掃去冰碴，給冰上的裂紋澆水補縫。滑冰的人隨時可以去，也沒有人收錢。那時，中南海裏會滑冰的人極少，滑冰場上往往隻有五、六個人的身影。劉叔宴是少數幾個會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們兄妹都是靠她教會的。我學會滑冰以後，有別的小孩請我教，記得我教過楊尚昆的女兒妞妞，她學得很吃力，究竟學會沒有，已無印象了。
困難時期的夥食
在整個經濟困難時期，中南海裏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數居民一樣，都經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飯要糧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他人沒有什麽不同，但在副食品供應方麵，他們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東牆外北長街的一個院落內，有個被稱為供應站的單位，專門負責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供應。
那時，這裏的設備並不先進，隻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塊進行冷凍儲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貨架，儲存著從生產部門和市場上選購來的各類食品，包括糧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贈送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也都由這裏管理分配。中南海裏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單獨起灶做飯的一些領導人的廚師，都是來這裏購買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著到市麵上的菜市場去購買。有一些在市麵上難以買到的名牌煙、酒，也可以在這裏買到，但購買的數量受到限製，這類東西是憑特供證定量供應的。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裏的領導人的夥食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
管理領導人夥食的部門是西樓餐廳，又稱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樓餐廳就餐的人有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在這裏打飯回家吃的有陳伯達一家。表麵上看西樓餐廳直接服務的人家並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裏單獨起灶做飯的領導人的廚師，也大多是從西樓餐廳派出的，所以這裏的廚師最了解各個領導人的夥食情況。
陳伯達吃飯一般是三菜一湯。菜是一葷兩素。葷菜多半是溜肝尖、獅子頭一類常見菜。遇到家人團聚，他常加點個紅燒黃魚、魷魚等，逢年過節，有時點個對蝦或海參，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邊長大的人，有吃水產的習慣。
其他人的夥食情況，我未曾耳聞，但我知道劉少奇一家的經濟狀況是不太寬裕的，其夥食水平也不會太高。
劉少奇家裏人口多，除三個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飯外，其餘五個孩子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為劉的前妻王前所生，後三人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蕭蕭）都隨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樓餐廳吃飯。當時劉少奇雖然工資高，但王光美參加工作晚，原先隻是十七級幹部，月工資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錢太多的事，他們家是難以承受的。
寂寞感不可名狀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裏的生活氛圍基本是祥和、清靜的，但有時清靜到了過於肅穆的程度，使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寂寞感。
中南海裏居住的少年兒童本來就很少，可大人還常常告誡孩子們：“不要隨便串門！”因為每個領導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家即是辦公室，小孩子串門有妨礙大人辦公之嫌。中南海裏雖說不上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但是崗哨也是夠多的。除了甲乙丙區分界路口有崗哨外，重要領導人的家門口還增設了崗哨。這些都使小孩子們望而卻步，自動地縮小了自己的活動範圍。
在我的少年時期，除因與劉少奇之子劉丁丁（後改名劉允真）曾是同班同學，時有來往外，與其他小朋友的接觸極少。偶爾，丁丁帶他姐姐劉濤和幾個弟弟妹妹來我家，目的是翻閱小人書（連環畫）。
那時，我家的各種圖書都很多，除陳伯達自己常跑書店購買學術類書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將新出版的部分書贈閱於他。這些贈閱的書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書。劉少奇家藏書不太多，更沒有這些小人書。可能是劉家的孩子有時來我家看書的緣故，有一次，王光美專門送了一大瓶葡萄幹給我妹妹嶺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們之間來往少，還源於大人們之間來往少，串門少。大人們除了中央召集會議時聚在一起外，私下裏的來往稀少到幾乎屈指可數。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們難以想象的。
首先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範圍內串門，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走訪過中南海裏的其他住戶。倒是中南海外麵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們偶爾造訪過。例如，建國初期毛澤東曾登門拜訪過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劉少奇曾去過宋慶齡和賀龍的家。
凡是來我家串過門的領導人，隻要是我在家裏遇見或聽家裏人說起過的，我都留有印象。記得朱德來過一次，是陳伯達剛搬家到迎春堂時來的。彭德懷夫婦來過三次，陳毅剛搬家到中南海時來過一次，後與周總理共同來過一次。周總理1965年獨自來過一次，正巧我住在學校不在家。胡喬木、陸定一來過兩次，我也都沒在家。彭真來的次數較多，陳伯達也去過位於台基廠的彭家，並帶我去過一次。康生來過三次，陳伯達也去過康家。陶鑄來北京開會時來過幾次。李雪峰夫婦來過一次。周揚來過兩三次。王震來過一次。葉飛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帶領十幾位福建省的幹部一起來過一次。另外，陳伯達與張鼎丞也有來往，曾帶我去過一次張鼎丞的家。
還有一些當時不屬於領導人的知名幹部，如艾思奇、鄧力群、田家英、王力、楊波等，也曾多次到過陳伯達的家。
那個時候，大人們之間的來往，小孩子們是並不在意的。小孩子們在意的是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這裏就順便說一說中南海裏的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從中也可以看到大人們不同的個性。
朱德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們
大人中，最喜歡小孩的是朱德。小時候，他來我家作客時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漸漸長大後，每次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等候時，遇到他來吃飯，他從餐廳看見我，總要慢慢走過來，一邊笑嗬嗬地，一邊伸出一雙手，我就趕緊伸過手去和他握握手，並且說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說什麽，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這樣，像做功課一樣。
朱德很喜歡小孩子。他與康克清沒有孩子。在與康克清結婚前，他有過一兒一女。兒子很早就參了軍，解放後年紀已很大了。女兒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孫，小名沃沃。因嫌家裏小孩太少，朱德還把老家的幾個侄孫接來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樓吃飯。
陳毅也比較喜歡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動說什麽，隻是帶著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擠擠眼。有時他擠完眼也戲稱一句：“小鬼！”
楊尚昆見到小孩喜歡說兩句，但他總擺大人架子，大搖大擺地邊說邊走，並不停下來聽小孩回答什麽。
毛澤東是那個時代少年兒童們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陳伯達在懷仁堂看戲時，遠遠地看見過他兩次。但真正麵對麵地相見，則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時候。
那年，陳伯達正在天津市搞工業調查，“五一”節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過。恰逢那幾天毛澤東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繼母劉叔宴帶我和兩個妹妹到了天津。當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幹部俱樂部參加娛樂活動。
天津市幹部俱樂部是一座宏麗的建築，解放前是外國人和有錢人聚會娛樂的場所，解放後改為幹部俱樂部。我在北京還沒有見過這樣豪華的綜合性娛樂場所，至少中南海裏沒有這樣的俱樂部。
我們先去參觀了俱樂部的室內遊泳池。遊泳池豁亮寬敞，比中南海裏的室內遊泳池空間更大，裝飾更考究。我們正觀望時，有人告訴說，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幹部俱樂部。
接著我們來到地球室，玩了一會兒滾地球（現在稱為保齡球）。劉叔宴心情很高興，對我們三個小孩說：“今天讓你們幾個土包子開眼界了。”說實話，我平生隻玩過一次這種遊戲，以後再沒有玩過。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們即來到一個小型的演出廳。毛澤東正坐在此廳中間的一張長沙發裏觀看折子戲。一個不到十歲的小演員在飾演孫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澤東看得聚精會神、喜笑顏開。一出戲演罷，毛澤東笑嗬嗬地向小演員詢問年齡、身世等情況。
這時，陳伯達轉身問我和兩個妹妹：“我領你們見見毛主席，好不好？”我們連連點頭。小演員剛退場，陳伯達大步走到毛澤東身後側麵，說：“主席，他們小孩子想見見你。”話音剛落，毛澤東立刻站了起來。我和兩個妹妹趕緊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時，我們都是用雙手和毛主席的雙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間沒有說一句話。事後，劉叔宴對我們說道：“你們見毛主席時也太緊張了，連一句‘毛主席好’都沒說。”
嚴謹的門衛製度
陳伯達在中南海居住期間，還遇到過兩件有趣的小事。
1955年實行軍銜製以後，軍隊強調正規化。中央警衛局規定中南海的門衛實行一項新製度：對進出大門的領導人須行軍禮，以示軍風莊重。這樣，陳伯達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轎車出入中南海時，大門口的值勤軍官一看來車，就大喊一聲：
“敬禮！”門柱兩邊的衛兵立即立正行軍禮。
不久，有一個情況為難了中南海西門的警衛。陳伯達閑暇時，常徒步出西門，搭14路公共汽車去琉璃廠舊書店買書。領導幹部乘坐轎車出入，衛兵行個禮無妨，若徒步出入也行軍禮，卻十分別扭。因為那樣會引起門外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觀看。
我曾有兩次陪陳伯達步行出西門。站在門口內側的值勤軍官早已認得陳伯達，見他走近時，便突如其來地高喊一聲：“敬禮！”衛兵們立即舉手敬禮。陳伯達也忙不迭地邊走邊舉右手還禮。這種過分嚴肅的儀式，令我這個少年人感到渾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門。幸好當時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沒有引得人們過來看稀罕。
據聞，後來警衛部門向上級反映過這一情況，認為萬一有國民黨潛伏特務發現了其中的規律，根據是否行禮來判斷出入者的身份，跟蹤步行出門的領導人，則極易發生安全問題。於是對步行者敬禮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澤東對過分強調正規化提出意見，要求領導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群眾中。中央警衛局為貫徹毛澤東的意見，就完全取消了對領導人敬禮的製度。
雖然陳伯達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門時曾遇到衛兵敬禮的麻煩，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門卻遇到過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陳伯達步行出北門到北海大橋東麵的團城看工藝美術展覽。兩個多小時後，仍步行回來入北門。此時，太陽已西落，門衛剛換了崗。陳伯達平時未曾徒步出入此門，衛兵自然不認識他，便按規定仔細查驗他的出入證。
出入證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簽發的，沒有任何問題，但是證上的“陳伯達”這個名字衛兵很生疏。證上還有兩欄，單位一欄寫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職務一欄卻是空著的。當時，居住在中南海內的高級幹部極少有步行出門的，衛兵們沒有直接查驗過高級幹部的出入證，更未見過這種職務欄空缺的出入證。
“職務這一欄為什麽沒有填？”衛兵懷疑地質問。
“發給我就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麽。”陳伯達慢騰騰地回答。
衛兵皺了皺眉頭：“那你到警衛室去一下吧！”
陳伯達與我一起進入門內東側的警衛室。一個軍官態度還算和氣，讓我們先坐下，自己起身到裏間屋去打電話請示領導。不一會兒，軍官放下電話走出來，連聲道對不起。陳伯達說：“沒關係，你們做得很對。”
這件事本來是小事一樁，沒想到事後卻傳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張蘭華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工作。該所辦公室副主任鄒本浩，當年在胡喬木身邊工作過。一次，他與我妻在閑聊中提及此事，便笑個不止，說是當時聽說陳伯達因不修邊幅，布衣舊衫，被衛兵當作是盲流野老，擋在大門之外盤查許久雲雲。其實事情並沒有那樣複雜。陳伯達畢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證，該證屬於絕密證件，並非一般人所能擁有。
無論是受到衛兵的敬禮也罷，還是受到衛兵的阻擋也罷，都反映了一個現象：居住在中南海裏的領導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樣隨便行走，過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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