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航空公司飛機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頭像，以及這樣的頭像縮小後又飄揚在奧斯陸的大街上，讓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
當然這位偉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著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隱約有這樣的感覺，“易卜生”在挪威不隻是一個代表了幾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
“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個詞匯了，一個已經超出文學和人物範疇的重要詞匯。
就像我小時候的“魯迅”，我所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魯迅”。
那時的“魯迅”不再是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是一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詞匯，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匯。
於是，我在奧斯陸大學演講時，講起了我和魯迅的故事。
02
沒有魯迅的作品，隻有“魯迅”這個詞匯
文革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隻是在語文課本裏尚存一絲文學的氣息。
可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裏，隻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魯迅的小說、散文和雜文，還有毛澤東的詩詞。
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十分天真地認為：全世界隻有一個作家名叫魯迅，
隻有一個詩人名叫毛澤東。
我想，魯迅應該是過去那個時代裏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
一九四九年，新社會開始了，同時需要對此前的舊社會進行無情的鞭撻，於是魯迅那些極具社會批判意義的作品成為了鞭子。
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吃人”的社會。
其證據就是來自於魯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虛構作品中一個瘋子“吃人”的囈語被當時的政治需求演繹成了真實的社會現狀。
語文課本裏魯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藥》等等，無一例外地被解讀成了揭露舊社會罪惡的範本。
那時候幾乎每篇文章，無論是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出現在街頭的大字報上，都會在毛澤東的語錄之後，引用魯迅的話。
“毛主席教導我們”和“魯迅先生說”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的口頭禪。
這時候的“魯迅”，已經不再是那位生前飽受爭議的作家，他曾經遭受到的疾風暴雨般的攻擊早已煙消雲散，仿佛雨過天晴一樣，這時候的“魯迅”光輝燦爛了。
“魯迅”已經從一個作家變成了一個詞匯，一個代表著永遠正確和永遠革命的詞匯。
我有口無心地讀著語文課本裏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麽？
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不知所雲。
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一個詞匯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
因此，我小學和中學的往事裏沒有魯迅的作品，隻有“魯迅”這個詞匯。
03
我和魯迅的故事
我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麽時候離地球最近？
這位同學認為是早晨和傍晚，因為那時候的太陽看上去最大。我認為是中午，因為中午的時候最熱。
我們兩個人不知疲憊地開始了馬拉鬆式的爭論，每天見麵時，都是陳述自己的理由，然後駁斥對方的觀點。
這樣的廢話說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後，我們開始尋求其他人的支持。
他拉著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聽完了我們兩方的理由後，馬上站到了他的立場上。這個當時還沒有發育的女孩一邊踢著毽子一邊說：“太陽當然是早晨和傍晚離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敗，拉著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維護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學揮了兩下拳頭，威脅他：“你再敢說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對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
我們兩個又去找了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讚成我的，始終難分勝負。
我們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魯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
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我衝著他喊叫：“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說過這話？”
“當然說過，”我雖然心裏發虛，嘴上仍然強硬，“難道你不相信魯迅先生的話？”
“不是的，”他慌張地擺了擺手，“你以前為什麽不說呢？”
我一不作二不休，繼續胡編亂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廣播裏聽到的。”
他悲傷地低下了頭，嘴裏喃喃地說道：“魯迅先生也這麽說，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就這麽簡單，他不遺餘力地捍衛了一年的太陽距離觀點，在我虛構的魯迅麵前立刻土崩瓦解了。
此後的幾天裏，他沉默寡言，獨自一人品嚐失敗的滋味。
進入初中以後，我和這位同學開始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
我們討論起了原子彈的威力，他說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彈捆綁到一起爆炸的話，地球肯定會粉身碎骨似的毀滅；
我不同意，我說地球的表麵會被摧毀，但是地球不會因此破碎，地球仍然會正常地自轉和公轉。
有一天我們打籃球的時候也爭論起來，我們已經爭論了幾個月了，我們都覺得應該結束這場爭論了。
我們就在籃球場上做出決定，去找化學老師，讓她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
我們要去請教的化學老師是新來的，來自北方的一個城市，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我們覺得她很洋氣，因為她說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不像其他老師，課上課下都隻會說本地土話。
我們在年級的教研室裏找到了她，她耐心地聽完我們各自的觀點後，十分嚴肅地說：“全世界人民都是愛好和平的，怎麽可能把原子彈捆綁在一起爆炸？”
沒想到這位洋氣的化學老師給我們耗時幾個月的爭論來了一個釜底抽薪，讓我們措手不及。
我們兩個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級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會兒，然後同時罵了一聲：“他媽的！”
接下去我們繼續爭論，都是一副誓不罷休的模樣。
我終於再次被逼急了，故伎重演地喊叫起來：“魯迅先生說過，即使將全世界的原子彈綁在一起爆炸，也毀滅不了我們的地球。”
“又是魯迅先生說？”他滿腹狐疑地看著我。
“你不相信？”我那時候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了，“難道我是在編造魯迅先生的話？”
我堅定的神態讓他退卻了，他搖搖頭說：“你不敢，誰也不敢編造魯迅先生的話。”
“我當然不敢。”我心虛地說道。
他點點頭說：“這‘即使’確實很像是魯迅先生的語氣。”
“什麽叫很像？”我乘勝追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語氣。”
然後，我的這位同學垂頭喪氣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魯迅先生為何總是和他作對？
不過幾個月以後，我把自己嚇出了一身冷汗。
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破綻，魯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爆炸的時間卻是一九四五年。
我膽戰心驚了好幾天以後，主動去向這位同學認錯，我對他說：“我上次說錯了，魯迅先生的原話裏不是說原子彈，是說炸彈。他說，即使全世界的炸彈綁在一起爆炸……”
我同學的眼睛立刻明亮了，他揚眉吐氣地說：“炸彈怎麽可以和原子彈比呢！”
“當然不能比，”為了蒙混過關，我隻好承認他的觀點是對的，“你說得對，如果世界上的原子彈捆綁在一起爆炸的話，地球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和這位同學從小學到初中的兩次馬拉鬆式的爭論，最終結果是一比一。
這個結果沒有意義，爭論也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由此引出了一個事實，就是作為一個詞匯的“魯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實在是威力無窮。
04
文革之後，回歸爭議
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匯，他回歸於一個作家，也就回歸於爭議之中。
很多人繼續推崇魯迅，不少人開始貶低和攻擊魯迅。
與魯迅在世時遭受的攻擊有所不同，現在的攻擊裏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樂道於隱私中的魯迅，捕風捉影地研究起了與魯迅戀愛有關的四個女人；還有的人幹脆臆想起來：魯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魯迅的性心理十分變態……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魯迅的商業價值也被不斷地開發出來，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作餐飲業和旅遊業。
甚至KTV和夜總會裏都有魯迅筆下地名命名的包廂，官員和商人摟著小姐在這樣的包廂裏歌舞升平。
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為廣告代言人。
武漢有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
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煙的經典照片，隻是將魯迅手上的香煙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這家小店的老板驕傲地聲稱：他們是魯迅先生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製作這樣的廣告是現在中國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應來招攬生意。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匯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匯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
中國曆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蕩，可以在“魯迅”裏一葉見秋。
05
認為我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
是在貶低我的寫作
我在奧斯陸大學繼續講述我和魯迅的故事。我告訴挪威的聽眾，我曾經無知地認為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他顯赫的名聲隻是政治的產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國南方一個縣城的文化館工作。當時我已經從事寫作，我辦公室外麵的過廳裏有一張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
魯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麵，我進出辦公室的時候，雙腳時常會碰到它們，我低頭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魯迅著作，不由幸災樂禍，心想這家夥終於過時了。
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剛好高中畢業。此後的十多年裏，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可是沒有讀過魯迅作品中的一個字。
後來我自己成為了一名作家，中國的批評家認為我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我心裏十分不悅，覺得他們是在貶低我的寫作。
06
“不要糟蹋魯迅了”
時光來到了一九九六年，一個機會讓我重讀了魯迅的作品。
一位導演打算將魯迅的小說改編成電影，請我為他策劃一下如何改編，他會付給我一筆數目不錯的策劃費，當時我剛好缺錢，就一口答應下來。
然後我發現自己的書架上沒有一冊魯迅的著作，隻好去書店買來《魯迅小說集》。
當天晚上開始在燈下閱讀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
讀的第一篇小說就是我曾經譜寫成歌曲的《狂人日記》，可是我完全忘記了裏麵的內容，小說開篇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要不，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
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他隻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
另外一些沒有才華的作家也想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這些作家費力寫下了幾萬字，他們筆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讀到的第三篇小說。這篇小說在我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裏重複出現過，可是我真正閱讀它的時候已經三十六歲了。
讀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給那位導演打電話，希望他不要改編魯迅的小說，我在電話裏說：“不要糟蹋魯迅了，這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書店買來了文革以後出版的《魯迅全集》。
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積在文化館桌子下麵的魯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魯迅作品，其版本有著更加深遠的意義。
我當年從文化館辦公室進出時，移動的雙腳時常被魯迅的著作絆住，我覺得可能是命運的暗示，暗示我這些布滿灰塵的書頁裏隱藏著偉大的敘述。
從書店買來《魯迅全集》後的一個多月裏，我沉浸在魯迅清晰和敏捷的敘述裏。
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他的敘述在抵達現實時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彈穿越了身體，而不是留在了身體裏。”
在我三十六歲的那個夜晚，魯迅在我這裏，終於從一個詞匯回到了一個作家。
07
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
回顧小學到中學的歲月裏，我被迫閱讀魯迅作品的情景時，我感慨萬端，我覺得魯迅是不屬於孩子們的，他屬於成熟並且敏感的讀者。
同時我還覺得，一個讀者與一個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時候需要時機。
文革結束以後，我閱讀過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偉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當我閱讀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時，一旦感到無聊，我就會立刻放下這位作家的作品，讓我沒有機會去討厭這位作家。
可是文革期間我無法放下魯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閱讀，因此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
我告訴挪威的聽眾：當一個作家成為了一個詞匯以後，其實是對這個作家的傷害。
我的演講結束後，奧斯陸大學曆史係的Harald Beckman教授走過來說：
“你小時候對魯迅的討厭，和我小時候對易卜生的討厭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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