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賓 國軍上校 １９４６
王洛賓在新疆喀什
王洛賓５０年代， 解放軍團座,
70年代 出獄平反後 師座 ～
王洛賓去蘭州了，起初西寧方麵並沒有注意。可是過了很長時間，怎麽還不見王老師、王教官？連會計都忍不住了，指著花名冊問，“看，王洛賓怎麽還不來領薪水？簽名處一直空著，這讓我怎麽盤賬？”
“王教官可能家裏有些事，需要些時間處理。”知道一點他家庭糾紛的人這樣想。
過了快半年了，還沒有一丁點兒消息。該回來了呀，什麽事情幾個月還處理不完？人們急了，是不是出了什麽事？失蹤了？殺人了？他回去時還帶著刀子！於是這才有人趕緊匯報給軍事長官，省主席——馬步芳。
馬步芳起初也覺得王洛賓回一趟家不容易，兩口子應該多呆一段時間，甚至有意不問這事，好讓王教官多吃幾個月空餉。但快半年了還沒有回來，沒有一點音信，他也感到奇怪。聽到人匯報，才感到問題嚴重！王洛賓這個人雖說是漢人，但是有文化，有才華，是個才子。小夥子待人也誠懇，工作也踏實，是個可交的人。王教官對我們青海的文化有貢獻，他的《在那遙遠的地方》從重慶唱到全國，又從重慶唱到了美國，讓全中國和全世界知道了我們青海！王教官是我們青海的一張名片，一個寶！王教官這個朋友值得交！趕快，去了解一下，王教官怎麽還沒有回來？打聽清楚了立即向我匯報！
部下經過四處打聽，馬步芳才知道了王洛賓原來是叫國民黨軍統方麵給逮捕了，是“共黨嫌疑罪”，關在蘭州沙溝監獄。馬步芳聽說了拍桌子大罵，“王教官怎麽會是共黨嫌疑？王教官是我的人，是什麽分子也該由我來處置！你蘭州管的也太寬了！”
他立即給蘭州政府方麵打電話，蘭州政府方麵一聽說是青海馬家軍司令、省主席馬步芳，連忙說我們調查一下，會解決好的。
馬步芳也就放心了，心想事情不久就會解決。哪想過了一個多月也沒有消息，他又撥通了蘭州政府方麵的電話。電話那麵吭吭哧哧，說什麽事情並不是那麽簡單，很多問題還很不好說，各部門之間也有很多規則。馬步芳氣不打一處來，厲聲嗬斥！對方隻是唯唯諾諾地說道歉，但對事情本身根本沒有絲毫作用。原來蘭州政府方麵也去聯絡經營，但由“軍統”管著，他們沒有辦法，又不好意思把真實情況給馬司令馬主席匯報，就這麽一直拖著。
馬步芳又給甘肅省黨部、甘肅省政府打電話，以為這樣沒問題了，可他沒想到各方麵又是推諉、扯皮，又推了兩個多月。馬步芳直接給甘肅省主席穀正倫打電話，想不到連那穀正倫都說沒辦法，說他了解了，王洛賓是共產黨要犯，由軍統方麵直接辦理，而軍地兩界，他也插不上手。
馬步芳沒想到這麽個“小事”，竟惹得這麽“麻煩”！這時，外麵傳言，王洛賓已經被裝在麻袋裏投進黃河了。馬步芳也信以為真，因為的確軍統方麵經常把“敵對分子”甚至“激進青年”裝進麻袋拋向黃河。馬步芳連連歎息，甚至很有些悲痛和遺憾。
因為王洛賓回蘭州了，西寧回民中學的音樂課停了，沒人教了。這也罷了，馬家軍裏沒有了這個音樂教官，很多文化方麵的事情玩不轉了，沒人幹得了。沒人教歌了，連隊的氣氛和往日大不同，士氣仿佛都低落了許多。
當後來接到王洛賓並沒有死的確切消息，“百忙”之中的馬步芳十分高興，再不容耽擱，立即著手營救，並且還花了不少銀兩來打點蘭州各方麵。
這是1943年秋季了，牢裏關進來一個姓邊的，此人屬於軍統方麵的特務人員，因為貪汙，被判兩個月監禁。他是受優待的，可以在牢房間走來走去，還可以幫人買東西以賺點錢。王洛賓知道他很快會出去，就想自己可以脫離苦海的辦法。王洛賓見他貪財，可自己沒有錢怎麽辦？蘭州又沒有親人。他就對那個姓邊的說，我在青海有人緣，馬主席都認得我，待我好，你若把我在這裏的消息傳給青海方麵，讓馬主席知道了，將來我出去，可以給你在青海找個好工作。
這老邊把王洛賓給青海駐蘭州辦事處的信轉給了那裏的謝主任，謝主任連忙向青海的馬步芳匯報。就這樣，打通了各方麵關節，1944年2月，經過馬步芳營救，王洛賓終於活著走出了魔窟——沙溝監獄。從1941年4月到1944年2月，王洛賓蹲了三年國民黨的大牢。
客觀地說，沒有馬步芳的斡旋營救，王洛賓的命運不知會怎麽樣，說不定就是會被拉出去槍斃，或者裝進麻袋扔到黃河裏去。
二月，王洛賓在蘭州的青海駐蘭州辦事處謝主任那裏將息了一個月。三月，馬步芳派人派車把王洛賓從蘭州接回西寧。“王教官要回來了”的消息傳遍大街小巷、學校軍營。
王洛賓是我的朋友，王洛賓是我的人，是我的音樂教官，是我們青海的功臣，是我把他救回來的。我一定要給他好好接風，洗洗晦氣，風光風光。想到那個孫步墀因車禍摔死在了華家嶺，馬步芳恨恨地罵“死得活該，天報應！”
三月的西寧，天氣還很冷，但是人們歡迎王教官的熱情卻很高。馬步芳讓軍人們在東關列隊，歡迎王教官。而市民和學生也喜歡王老師，又是這麽大的陣勢，所以幾乎全城出動，萬巷一空，整個西寧像當年長安城歡迎蘇武回來一樣歡迎王洛賓。
馬步芳還擺宴席，給王教官接風壓驚。席間，馬步芳高興地說：“我們在這搭熱烈地歡迎王教官凱旋！王教官是我們青海的光榮！現在，全國各處都在唱一個咱們青海的歌，叫《在那遙遠的地方》，連美國都知道咱們這搭了。這是王教官給咱們青海掙來的榮光！我要讓全國都知道，我青海有一個王洛賓王教官！”他的兒子馬繼援也很高興，在一邊小聲對王洛賓說：“王老師，真的十分高興，歡迎你又回到咱們西寧！”一邊說著一邊淚花閃閃。王洛賓也很激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王洛賓對馬步芳的知遇之情和搭救之恩充滿感激是理所當然的。
當時的西寧，軍政民的界限並不是很清楚，連一些軍人都是既訓練，又回家種地。王洛賓回來後既做昆侖中學的音樂教師，又在教育廳裏做地方幹部訓練團的教育科長及教導處長，還在馬家軍隊裏任軍官訓練團教官，政工處長，上校軍銜。於是，王洛賓成了青海軍、政、學界共同的音樂教官，從馬步芳到普通百姓，一律稱他“王教官”。
後來，王洛賓就是因為這“曆史反革命罪”在共產黨的監獄裏蹲了15年，受盡了苦難。有人問王洛賓，當時你從國民黨監獄裏出來，為什麽還去馬步芳那裏？王洛賓一五一十地說：“當時我也想回北京，或者到昆明去看望我大姐（注：王慕芳），我們已經有十年沒見麵了。我本不想回青海的，我想離開西北這是非之地，給我苦難和恥辱的地方，可是我身無分文呀！再說了，馬步芳救了我，人家真誠地接我去，我總要知恩感恩知好歹吧？我怎麽知道他後來跟共產黨幹上了呢？他那時可是抗日的呀！”人又問：“那麽你對馬步芳印象如何呢？”王洛賓說：“社會上有很多傳言，說他怎麽凶殘，又怎麽奸淫婦女。這些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個穆斯林，我看他平時是很嚴謹的人。他也有文化，愛文化，在我眼裏，他的教養很不錯呢。至於他和共產黨打仗，打仗嘛，總是要死人的。馬家軍很厲害是真的，連彭德懷彭老總都吃過他的苦頭。不過最後國民黨被打敗了，馬家軍被打散了，打垮了，馬步芳和兒子都跑到了台灣。這也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的。共產黨還消滅了國民黨幾百萬軍隊呢，那都是人呀！你說戰爭殘酷不殘酷？！”一個年輕人問：“說起馬步芳，我們都說他是劊子手，他怎麽會救你，你又怎麽讓他救呢？”王洛賓說：“你還年輕，不懂，我不責怪你。你想，有個人不幸落水，他需要有人來搭救。這時，岸上有個能救他的人，他不叫嗎？他伸過來一雙援救的手，求生的本能也會讓你拉住這雙手呀！你得救了，後來有人告訴你，那個人是強盜，你不應該拉他的手，不該跟他。那好嘛，那當時他就該活活淹死了！——我就是那個落水的人呀，馬步芳就是救我的那個人！”王洛賓接著說：“說來也奇怪，我和馬步芳還真有緣分，若當年我與他第一次相遇，我不是穿黑夾夾，戴小白帽，而是西裝、長發、燕尾服，馬步芳一定不會邀請我到青海，那樣我的人生道路完全是另一樣了，也沒有那些‘青海民歌’了，那王洛賓就完全是另一個王洛賓了。”年輕人繼續問：“你這是知恩圖報的舊思想吧？”王洛賓說：“年輕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得人一飯，理當知恩圖報。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呢！這傳統今天已經很少有人說了，丟的差不多了。人是複雜的，有時很難用好人或壞人來簡單判斷，每個政治集團裏都有好人和壞人，他們隻是政治觀點不同罷了，不能用他的政治觀點簡單判斷好人和壞人。就是一個人，不同的時期可能會不一樣，同一個時期也可能有複雜的思想和情感。做事要按照自己的判斷做，不能人雲亦雲。漢代的蔡邕蔡伯喈，就是那個蔡文姬的父親，很有文化的，是著名的漢賦作家。他得到了董卓的賞識，而董卓在曆史上是個壞人。董卓死了，執政者不讓悼念，悼念者死！蔡邕去哭董卓，結果被殺。蔡邕並不是讚成董卓的政治觀點呀！他是為那知遇之情、為一個‘朋友之喪’而哭呀！曆史上對此有不同看法，我認為蔡邕這樣做自有他一定的道理，誰能像蔡邕這樣呢？很了不起呢！這裏麵的道理可能你還難以理解。”
說這段話大概是1992年，那個問話的年輕人叫郭德茂，就是本文的作者。
馬步芳視王洛賓為才子和朋友，王洛賓視馬步芳為知己和恩人。王洛賓以一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交友態度對待馬步芳，演繹了一場“士與知己”的悲情故事。他為那一段曆史和交情付出了15年牢獄的沉重代價。王洛賓一生都感戴馬步芳的知遇和營救的恩情。王洛賓和馬步芳、馬繼援的故事還沒有完，後麵還有延續。
回到西寧的王洛賓把心情安定下來，就立即投入了他鍾愛的音樂工作。他出獄後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人們熟知和喜愛的那首《阿拉木汗》。
“汗”，在維吾爾族的人名中是女性名字的最後一個音節，是“花兒”的意思，“阿拉木汗”是“蘋果花兒”的意思。這首歌曲的原初形態是流行在新疆的東疆哈密、吐魯番一代的維吾爾說唱民歌，它的原生態演唱形式至今還在流傳。原生態的《阿拉木汗》是問答式，節奏非常快，充滿俏皮和生動。它的大概樣態是這樣的：
（女）沒有見過阿拉木汗（奈），她到底住在哪？ （打聽那個叫“阿拉木汗”的漂亮姑娘）
（男）阿拉木汗（奈），她住在吐魯番以西遠遠兒的地方。 （故意不告訴自己的愛人）
（女）沒有見過阿拉木汗（奈），她究竟長得怎麽樣？（用暗含嫉妒的語氣，側麵烘托阿娜爾汗的美麗）
（男）哎呀呀，嘖嘖嘖，她黑眼睛長眉毛櫻桃小口，可愛得很（奈），哎呀呀，嘖嘖嘖，就像一朵美麗的鮮花。
(女)阿拉木汗她到底長得怎麽樣？有多好看嘛？！（有羨慕、焦急，又含點嗔怒）
（男）哎呀呀，嘖嘖嘖，她那苗條的身材穿上紗裙真漂亮，她的眼睛像天上的月亮一樣明亮。漂亮得很（奈），哎呀呀，嘖嘖嘖，就像一朵美麗的鮮花。
這首民歌是1939年冬，在“青海抗戰劇團”演出時，王洛賓從維吾爾族商人沙迪爾那裏聽到的。當時他隻是簡單地記譜，記了它的大概意思，現在有時間有心情了，就翻出來重新整理創作。
王洛賓幾乎是來了個“大挪移”，改對唱為獨唱，把前麵的“阿拉木汗住在哪裏”放在了最後麵，又著意寫對阿拉木汗的追求來突出其魅力，也突出了愛情的力量和美好。最後，一首幾乎是全新的歌曲出來了——
阿拉木汗什麽樣？
身段不肥也不瘦。
她的眉毛像彎月，
她的腰身像綿柳。
她的小嘴很多情，
眼睛能使你發抖。
阿拉木汗什麽樣？
身段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住在哪裏？
吐魯番西三百六。
為她黑夜沒瞌睡，
為她白天常咳嗽。
為她冒著風和雪，
為她鞋底常跑透。
阿拉木汗住在哪裏？
吐魯番西三百六。
歌曲寫成後，由“兒童劇團”表演，一唱起來，就備受大家歡迎。馬步芳聽了，也非常高興，他讓王洛賓唱了一遍，唱完後，馬步芳緊緊握住王洛賓的雙手說：“太好了！我沒有看錯，你是有大才能的人，是我們大西北的大音樂家！你以後的前程好著呢！”他的方言口音把“呢”發成“泥”。這是1944年。
轉眼間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西寧雖是個小城，但慶祝抗戰勝利的氣氛卻十分熱烈。人們放鞭炮、打太平鼓、舞獅子、扭秧歌、踩高蹺、跑旱船，整個西寧和全國一樣沉浸在抗戰勝利的喜慶中。
要準備過1946年的春節了，馬步芳把王洛賓叫到自己身邊說，“王教官，勝利後的第一個春節，咱們要好好熱鬧一把！你很有才，施展一下，讓咱們西寧好好紅火紅火！”王洛賓提議搞匯演，由軍隊、地方、學校編排文藝節目，比賽、表演。取名叫“軍民同慶抗戰勝利文藝匯演”。馬步芳聽了很讚成，指示一切照王教官說的辦。
馬步芳興致很高，他要組織自己的衛戍部隊參加演出，而且決心要出彩，要拔頭籌。但是上什麽節目呢？馬步芳沒有了主意，又找王洛賓商量。
王洛賓認為在西寧這個地方，老百姓最喜歡“花兒”，你要是搞“洋東西”一是沒那個條件，二是老百姓也未必接受。如果能把青海的“花兒”推陳出新，弄出花樣，一定能大受歡迎。他的意見得到馬步芳的讚成。
但是“花兒”老土，西寧的人天天都有人唱，聽慣了，怎麽出新呢？馬步芳又犯了愁。馬步芳別看是個軍人，是個武夫，可他很喜歡文藝，很有點藝術情趣，他還專門請王教官教兒子馬繼援彈鋼琴唱歌呢。
王洛賓知道馬步芳喜愛“花兒”，就讓他唱家鄉的“河州花兒”，希望從中有所發現。馬步芳開始時不好意思，但是唱著唱著就放開了。王洛賓覺得有用的，就趕緊記下來。
馬步芳唱的“河州花兒”有葷有素，有的文雅些，有的很粗俗。王洛賓說不要緊，盡管唱。馬步芳唱了什麽“二妹子好來實在好，走起路來好像水上漂”，還有什麽“這麽大的窗戶這麽大的門，這麽大的姑娘不嫁人。”王洛賓笑著說“這是土匪的歌嘛！”馬步芳也不生氣。馬步芳還唱了什麽“情哥哥，小肉肉”等等。唱著唱著，王洛賓叫馬步芳停下來。
問他，“這叫什麽歌？”
馬步芳感到很奇怪，“這就叫花兒呀！”
“唱的是什麽內容？”
“兒娃子少年和花骨朵姑娘呀，你連這都聽不出來？”馬步芳疑惑不解。
“它沒有名字嗎？”王洛賓問。
馬步芳想了想說，“那就叫我們回族的四季歌吧。”
王洛賓問：“這是誰寫的？”
馬步芳不好意思地說，“這是我瞎編下的，我自己喜歡，很少給人唱。”
王洛賓問：“你能編歌？”
馬步芳說，“我是根據我們家鄉的調調子瞎唱，讓王教官笑話了。”
王洛賓說，“這首歌不錯呢！來，咱們一起琢磨琢磨。”
就這樣，經過幾小時的切磋，應該署名馬步芳詞、王洛賓曲的這首《花兒與少年》歌曲寫成了。為什麽說是馬步芳作詞呢？因為詞的基礎是馬步芳編寫的，王洛賓隻是提出了修改和潤色的意見。為什麽是王洛賓作曲呢？因為他把原來粗糙散漫、不成曲調的蕪雜成分去除，按照規範音樂的標準重新進行整飭、再創造，使它完美和定格。
王洛賓說，“就用這個歌做節目，一定精彩！”王洛賓的心中已經有了初步的設想，但是這表演唱叫什麽名字呢？《四季歌》？不夠響亮。馬步芳說，“那就叫《花兒與少年》吧。花兒，既是我們的青海民歌叫花兒，又是姑娘如花兒，少年，我們這搭把尕娃子、小夥子叫少年，就叫《花兒與少年》吧。”王洛賓一聽有道理，就把他歌譜上麵的《四季歌》三個字劃掉，寫上《花兒與少年》。
春季裏麽就到了（這）水仙花兒開
年輕輕個女兒家呀踩呀麽踩青來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托一把手過來
夏季裏麽就到了（這）女兒心上焦
石榴花個籽兒結的賽過紅瑪瑙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親手麽摘一顆
秋季裏麽就到了（這）丹桂花兒香
女兒家個心兒上啊起了個波浪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扯不斷情絲長
冬季裏麽就到了（這）雪花滿天飛
女兒家個心上是呀賽過那雪花白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認清了你再來
1946年的春節，西寧南廣場上的《軍民同慶抗戰勝利文藝匯演》開始了。軍人、市民、從遠處趕來的各民族群眾使廣場顯得人山人海。歡樂的競賽的氣氛非常熱烈。前麵的節目一個接一個，掌聲笑聲不斷。
這是最後一個節目了，是歌舞表演《花兒與少年》。帷幕拉開了，八個麵目姣好的妙齡姑娘和八個英俊瀟灑的回族小夥操著濃重的河州口音唱著跳著登上了舞台。偌大的廣場一下靜了下來，人們驚呆了。那桃紅的扇子，水綠的褲子，俊俏的臉蛋，輕快的身姿著實令人驚豔。隻見他們一邊唱一邊跳，姑娘嫵媚多情，小夥詼諧幽默，廣場上的氣氛又變得輕鬆熱鬧了。人們指指點點，說著笑著。當表演完畢，立即響起雷鳴般經久不息的掌聲。當演員們在掌聲中登台謝幕時，八個扮演姑娘的小夥子摘去頭上的彩巾，人們發現原來是八個小夥子扮演的，掌聲和笑聲又一次響起來，久久不能停息。
這個節目成了西寧人經久議論的一個話題，說那歌唱的太好了，舞跳得太好了，他們知道八個姑娘是由八個青年軍人扮演的，就把這個節目簡稱《八大光棍》。
這個節目奪得了匯演的第一名，西寧人心服口服。不是因為馬步芳的衛戍部隊，也不是因為馬步芳的威勢，而的確是因為它在所有的節目中最精彩。當然他們也動了不少心思，排練不讓外人看，由音樂教官王洛賓從戰士中挑選能歌善舞的人用心指導，所以在演出時一炮打響。
馬步芳當然很高興，他專門設宴，請了所有演職人員和籌備組織人員，來慶祝春節匯演的成功。
很多年後，王洛賓受難了，但《花兒與少年》卻走紅。不知就裏的人隻知道是“青海回民民歌”，但不知道它成型的真實背景。還有人以為是由青海“花兒王”朱仲祿創作的，這是怎麽回事呢？朱仲祿，生於1922年，卒於2007年，他比王洛賓小9歲，卒年晚於王洛賓，是王洛賓的朋友，他們1940年代就相識。朱仲祿出生在青海南黃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保安堡永安村，是當地著名的“花兒王”。1956年冬，全國音樂舞蹈在北京匯演，朱仲祿和作曲家呂冰、舞蹈家章新民改編創作了歌舞《花兒與少年》，這是由三部分音樂組成的，一部分是民間小調《藍橋會》，一部分是《五更調》，主體部分就是這《四季歌》，而舞蹈動作也是來自“八大光棍”，連節目名字也是取自當年馬步芳擬定的“花兒與少年”，因為原生態的民歌中根本沒有這樣的“新”名字。由於當時的政治背景，就說它是“青海民歌”，根本不說原創是怎麽回事。朱仲祿從來沒有說他是《花兒與少年》的原創，在王洛賓生前和死後他都沒有說過。青海那麽多人，老人都是知道這兩個版本的歌舞的來龍去脈的。朱仲祿和王洛賓是同時代人，一生也是既坎坷又豐富，誠如人們對他的評論，是“鮮花與掌聲相伴，牢獄與批鬥相連。”他也屬於另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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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罪之有啊”正當王洛賓滿懷信心進行創作時，一場始料不及的暴風雨正向他襲來。
１９６０年初，王洛賓被關押了。
坐牢１５年，１９７５年５月王洛賓出獄後，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上訪、申訴後，
政府按照實事求是的方針予以平反昭雪，恢複名譽、恢複軍職。
王洛賓在平反座談會上說：“我領教了‘謊言重複一萬遍就是真理’的鍛造過程。我犯了什麽錯誤？就是我培養的十四、五歲的小學員，在‘高人’的利誘、威逼、恫嚇中，女孩子們嚇得哇哇直哭，每一個尚未成年的小姑娘編造了一段和我的對話，‘高人’把這些胡亂編造、邏輯混亂、幼稚不可信的言論摘錄、拚接成篇，就成了王洛賓反革命的罪證，一判就是十五年。這些小姑娘轉身就向我賠禮道歉，承認了錯誤，為什麽領導置若罔聞呢？因為我向彭德懷司令員報告了他們嫖風的事，罪有應得啊。”王洛賓無論是不滿，還是嘲諷，把所謂“王洛賓反革命罪行”的真相和症結突然亮相於世人麵前，讓善良的人們看清了真善美，辨清了假惡醜。曆史啊，為什麽惡人易橫行，好人易受辱呢？
經過１５年漫長的的勞動改造，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王洛賓刑滿釋放，外加剝奪政治權力５年，暫時安排在監獄就業隊工作。
不久回到了子女們的身邊，住在了二兒子海星家裏。……
新疆軍區軍事法院經過對王洛賓事件的甄別，推翻了加在王洛賓頭上的一切不實之詞，為王洛賓平反昭雪，發出了刑事裁定書。裁定書指出：“王洛賓，男，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自由職業者，本人成分舊軍官，１９４９年９月在青海解放時入伍，原係新疆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聲樂教員。
１９６０年４月因反革命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１５年，剝奪政治權力５年。”
經複查，“原定王洛賓‘於人民為敵，仇恨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問題，是從王的日記和揭發材料中摘錄的，把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性質的問題聯係在一起分析的；‘向學員灌輸反動文藝思想，荼毒青年’問題不能成立；抄錯和教錯歌詞的問題屬於筆誤和口誤；‘借職務之便褻瀆、玩弄女青年’亦不能成立。”
１９８１年７月６日，有關部門討論決定，為王洛賓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恢複軍籍，任命王洛賓為部隊文工團藝術顧問。８月１日，時任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的李宣化，當麵向王洛賓宣讀了軍區司令部、政治部《關於王洛賓平反的決定》，並說：我軍戰爭年代培養了成百上千的將軍、成千上萬的英雄，但是還沒有培養出幾十個、幾百個著名藝術家。而幾十個、幾百個文學家、藝術家、畫家、詩人，對於我們這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無疑是並不多。所以我們要愛惜將軍，也要愛惜文才。我們容易愛惜、尊重、照顧一個退伍將軍，卻不容易去愛惜一個作家、藝術家。現在是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為此，新華社發了《王洛賓平反後各界都高興》的文稿。王洛賓聽到這個消息，連夜又寫了一首歌《我撥起琴弦》。
王震司令員很器重王洛賓
新疆軍區副政委張明儒少將參與了王洛賓的平反問題。他回顧說：１９４９年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解放了青海省準備進軍新疆時，王洛賓就成了知名人士。聽說他是水平很高的藝術家，王震司令員很器重他。在青海入伍不久，就被王震司令員任命為一兵團政治部宣傳部文化科的副科長，團級幹部待遇，騎大馬，吃中灶。我當時在第一兵團所屬的第二軍作基層政治工作，把這件事看成是執行政策的典範。不久一兵團政治部通知部隊學唱王震司令員作詞，王洛賓譜曲的《凱歌進新疆》這支歌，更是美名笑傳。我們是在１９４９年冬季，徒步行軍到達喀什的，冒著風雪走一路唱一路，真是凱歌進新疆。張明儒少將說：１９８５年，王洛賓在新疆軍區政治部下屬的文工團工作，他給軍區政治部寫了一份很長的申訴信，就他在前一次平反時遺留下的問題提出解決的要求。對於這樣一位難得的有誌氣、勤勞作、肯奉獻、有突出貢獻的藝術家，經黨委討論予以徹底平反，全麵解決了過去的遺留問題。
張明儒少將還說：１９８６年，王洛賓向組織上提出了一個很實際而又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他住在文工團的舊房子，每晚幾次小便都要穿上衣服下樓來，這對於一位７０歲的老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問題，尤其是冬天。文工團本身住房很緊，實在難以調整。進幹休所條件還差一些，黨委研究認為，王洛賓１９５７年就是文藝八級，１９８３年調整為文藝七級，顯然是低了，所以黨委確定由文藝七級調整為文藝六級，這樣他就可以作為師級幹部待遇進幹休所了，生活條件大大改善。
張明儒少將最後說：當時對王洛賓的宣傳逐步升溫，報刊、廣播、電視有不少報道，王洛賓不隻在國內大有名氣，國際友人、華人知道王洛賓的也越來越多。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新加坡邀請王洛賓演出訪問，是否同意出去？出去後表現如何？出去後能否回來？這都是需要領導慎重考慮的問題。基於對王洛賓同誌的了解和信任，軍區還是同意了王洛賓的出訪。報上級批準後，他就順利地出國了，而且是連續幾次走訪了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１９９４年６月在美國的演出訪問，演出更是轟動。美國報紙發表特號專刊，稱王洛賓是“中國民歌之父”。在聯合國總部為１５０個國家的大使進行了專場演出，李肇星大使還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