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說聖誕節她得到來的聖誕禮物是這部《 Shostakovich Against Stalin 》這部DVD， 我也很感興趣，因為我也很喜歡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 想了解更多肖斯塔科維奇所處的那個年代到底發生了些什麽？ 很想知道他的音樂創作源泉，肖斯塔科維奇怎麽在斯大林的年代生存和抗爭， 對這部DVD的反應褒貶不一， 作參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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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維奇：斯大林讓我為國歌譜曲：
肖斯塔科維奇口述 伏爾科夫記錄並整理 葉瓊芳譯
衛國戰爭時，當局決定《國際歌》不再作為蘇聯國歌。一是歌詞不合適，“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二是《國際歌》是外國作品——法國的，怎能用來做國歌呢？因此，他們匆忙地拚湊了新歌詞交給作曲家。
斯大林命令由哈恰圖良和我合寫一首國歌。這個主意愚蠢之至。 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氣質也不同。何況有誰願意在作曲家集體農莊裏幹活？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不管怎樣，我們終於把兩支國歌合成了一首堪稱藝術之奇的曲子。 旋律是我的，副歌是他的。在配器上我們差一點吵起來。要把兩個人的配器捏在一起本來就是蠢事。要麽用他的，要麽用我的，那就會快一些，要是隻由一個人去寫，簽上兩個人的名字，那就更快當。但我們兩人誰都不願意幹。
我想起當年我和姐妹們都想逃避家務事的時候常玩的猜枚遊戲。我叫哈恰圖良猜我的哪隻手裏握著一根火柴棍。哈恰圖良猜對了，我隻好寫配器。共有5首曲子參加決賽：亞曆山德羅夫一首，格魯吉亞作曲家伊奧納·杜斯基亞一首，哈恰圖良一首，我一首，哈恰圖良和我合作的一首。亞曆山德羅夫寫的那首當時叫《黨歌》。斯大林讓他們用慢一些的速度唱——像頌歌那樣。聽完後，斯大林說它是“戰艦般的歌”，還給它起了個新名字——《布爾什維克黨歌》。 評比繼續進行。當台上的聲響終於停止時，哈恰圖良和我被引到包廂去見斯大林。斯大林就國歌應當是怎樣的問題作了深刻講話。那是典型的斯大林的陳詞濫調，我連記都記不住。
突然，枯燥的談話起了一個危險的轉折，斯大林想要表現他很懂配器。顯然有人向他報告過亞曆山德羅夫的曲子不是他自己寫的配器，而是由一個職業改編者寫的。很多參加比賽的人也是這樣做的，有好 幾十首國歌的配器是出自同一個經驗豐富的行家之手。在這一點上哈恰圖良和我是光榮的少數，因為我們是自己寫的配器。一開始，斯大林問亞曆山德羅夫為什麽他的歌改編得這麽差。亞曆山德羅夫做夢也沒料到這個——與斯大林談配器。“戰艦般的歌”的作者臉色發紫，驚恐萬分。可這也正是一個人暴露內心的時刻，亞曆山德羅夫為了保護自己，把責任推給了改編者。斯大林對亞曆山德羅夫淒慘的辯白感興趣，這是一種不健康的興趣。注意到了這一點，亞曆山德羅夫愈發添油加醋起來。可憐的改編者成了一個破壞分子，他似乎有意把亞曆山德羅夫的歌改編得亂七八糟。
我再也忍不住了，這種卑鄙的表演可能使改編者無緣無故地送命。於是我說，改編者是個優秀的專業工作者，責備他是不公平的。斯大林對談話中出現這個轉折顯然感到意外，不過至少他沒有打斷我的話。
斯大林問我們大家最喜愛哪首國歌，他也問了我。我決定不提我的那首和哈恰圖良的那首以及我們合寫的那首。亞曆山德羅夫的歌我很不喜歡。這樣，5首候選歌曲中隻剩下一首了——伊奧納·杜斯基亞的那一首。所以，我說這一首最好，但是我補充說它不容易記住，盡管杜斯基亞是格魯吉亞人。評判專家顯然認為哈恰圖良和我合寫的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他問我們需要多少時間，我說5個小時。其實，我們5分鍾就能弄好，不過如果我說我們當時就能在這裏改好，似乎不妥。所以 當我看到我的答複使斯大林很生氣的時候我是多麽驚訝。
斯大林一定想：國歌是國家大事，肖斯塔科維奇居然說他隻要5小時就能改好，這不嚴肅。這再一次證明斯大林對作曲一無所知。隻要稍微懂得一點作曲，就不會對我的估計感到奇怪。哈恰圖良和我落選了。哈恰圖良後來怪我輕浮，他說假如我要求至少一個月的時間的話，我們就勝了。也許他是對的。
最後，亞曆山德羅夫的歌被宣布為國歌。但這首歌並不走運——歌詞成問題了。在後來，讓人們唱“斯大林培育了我們”成了蠢事，當局已經正式宣布他並沒有培育任何人，相反倒是毀了千百萬人。人們不再唱歌詞，隻哼曲調。
與斯大林互藐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
作者：楊聖捷
1975年8月9日，蘇聯最具影響力的當代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在莫斯科病逝。
其好友在他的葬禮上講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躺在棺材裏麵的這個人臉上帶有微笑，我也曾經多次見到他笑，有時他的笑聲洪亮，有時他諷刺輕笑。但我還不曾見到他如此超然安詳的微笑！安靜，極樂，仿佛回到了童年。他終於得到了解脫。”
說到俄國作曲家，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柴可夫斯基。而進入19世紀後半葉，俄國音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受矚目和風格相對獨立的樂派，出現了“俄羅斯強力五人團”以及20世紀的“蘇聯三巨頭”。
由於斯大林政府的特別介入，“蘇聯三巨頭”成為了這個國家的文化藝術的象征。他們分別是寫了《彼得與狼》並受到戈爾巴喬夫和克林頓青睞的普羅科菲耶夫，留有《馬刀舞曲》的哈恰圖良，以及肖斯塔科維奇(以下簡稱肖氏)。其中，肖氏以創作領域極其廣泛以及與斯大林的消極合作而著稱。
被《真理報》斥為充滿“刺耳的噪音”
德米特裏·德米特裏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生於聖彼得堡。
1917年，11歲的肖氏開始創作。一些重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都在他心裏引起過震動。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還是少年的肖斯塔科維奇在彼得堡街頭親眼看到沙皇警察打死兒童的情景，後來把它反映在標題為“十月獻禮”的《第二交響曲》中。
西方的現代派、形式主義音樂與1920年代開始形成的蘇維埃音樂文化曾經展開文化意義上的“激戰”。肖氏的某些作品也表現了現代派的特征，曾引起輿論界的爭議。肖氏作品的命運是離奇曲折的，忽被拋上雲天，忽又被擲入穀底，在激烈的跌宕起落中，他的精神和肉體都受盡了嚴峻的考驗。
他的歌劇《姆青斯克的麥克白夫人》在1936年被《真理報》斥為充滿“刺耳的噪音”，“否定了歌劇的原則”，“徹頭徹尾的非政治傾向的虛構”。
與“文化禿鷲”斯大林互藐
在自己的回憶錄《見證》中，他口述了為蘇聯國歌作曲的趣事。當時，斯大林政府決定《國際歌》不再作為蘇聯國歌，因為考慮到《國際歌》是外國作品——法國的。他們匆忙拚湊了新歌詞交給作曲家。對音樂充滿好奇卻又一知半解、被民間喻為“文化禿鷲”的斯大林命令哈恰圖良和肖氏合作譜曲。
肖氏對此回憶道：“這個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氣質也不同。何況有誰願意在作曲家集體農莊裏幹活？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
評判專家顯然認為哈恰圖良和肖氏合寫的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斯大林問肖氏需要多少時間，他說5個小時。
肖氏回憶道：“其實，我們5分鍾就能弄好，不過如果我說我們當時就能在斯大林的桌子上改好，似乎不妥。盡管如此，斯大林當時一定想：國歌是國家大事，隻要5小時就能改好，這不嚴肅。”
有趣的是，他和哈恰圖良合作而成的國歌最後落選了。
《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之謎
斯大林喜歡看由肖氏配樂的《難忘的1919》，在這部電影裏，斯大林手持軍刀站在裝甲列車的腳踏板上疾駛而過。斯大林常常一麵看一麵感歎：“當年的斯大林多麽年輕漂亮啊，斯大林當年多麽漂亮。”肖氏回想起這件事情就大笑不已。
衛國戰爭時期，肖氏寫了著名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曾被譽為歌頌蘇聯軍民英勇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偉大作品。
但《見證》裏卻這樣說：“《第七交響曲》是戰前設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與希特勒的進攻無關......我為被希特勒殺害的人們悲痛，但是我同樣對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殺害的人感到悲痛。我毫不反對把《第七交響曲》題為‘列寧格勒’，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描寫被斯大林所破壞、被希特勒最後毀掉的列寧格勒。”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後，肖氏立即推出《第十交響曲》，以表示和之前的妥協完全劃清界限。
羅斯福救了肖氏的命？
肖氏終其一生，不願與來蘇聯訪問的國外各界名流會麵。他痛恨那些對當時的蘇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外國人，他對西方從沒多少好感，甚至羅曼·羅蘭訪蘇他也拒而不見。他認為，斯大林沒有立即把他逮捕殺害而留著自己的原因，是他曾為前蘇聯所有的重要電影配過樂。另外，肖氏的那幅戴著鋼盔消防帽的側麵像全球聞名，甚至登上了1942年7月的美國《時代》周刊，幾乎成了前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象征。
肖氏最終沒有被捕，活了下來，而不像他的一些音樂家朋友，諸如日拉耶夫、波波夫、維戈茨基、加舍夫等。作曲家在回憶錄中說：“我在回憶朋友的時候看到的隻有屍體，堆積如山的屍體……我的交響曲多數是墓碑，我國人民死在、葬在不知何處的人太多了，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有人說是羅斯福總統救了他，傳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特使談建立第二戰場問題時，羅斯福的特使曾經說：“羅斯福總統認為肖氏是最偉大的音樂家！”這種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1945年，美國為羅斯福總統逝世致哀時演奏了這部作品的第一樂章。
1975年8月9日，肖氏在莫斯科逝世。
俄國有人說：“有了肖氏的音樂，後人自會判斷俄國今天的曆史。”然而如果可以選擇，他寧願選擇安寧平和甚至是平庸——“偉大音樂家”的代價是目睹太多的生離死別，失去太多的摯友。事實上越接近老年，肖斯塔科維奇就越覺得自己的作品毫無“偉大意義”。這也正是“偉大音樂家”的大徹大悟。
來源：《外灘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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