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中國後，很少再看中國的影視作品，所以直到最近才知道，有一位後來名聲很大的導演叫賈樟柯，早年拍過一部電影《小武》。那已經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老電影了。對很多事，我常常是緩慢地後知後覺。
《小武》的主人公是個扒手，最後被抓住了。抓住他的警察要去上廁所，就把他拷在路邊的電線杆旁。很快來了不少路人圍觀，小武顯得十分羞愧。這個情節，讓我忽然想起了一段自己青少年時代的親身經曆。
那是差不多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在我的家鄉貴陽，扒手很多，也很招人痛恨。大家都窮，被扒去幾元錢，對一個家庭就可能是很大的損失；有時被扒去的是證件，麻煩就更大。那時物資緊張，幾乎買什麽都要票證。
“票”和“證”是有區別的。“票”是周期性發放的，比如買肉要“肉票”，形如郵票，一年大約給每人發一大張，分成十來個小張，每張可以買一斤肉，買肉時就被收走了。“證”則不同，一戶隻有一本，若幹年更新一次，比如“購糧證”。買米時必須出示，買了十斤米，工作人員就在上麵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米十斤、餘額若幹。沒有餘額，就不能再買了。記得那時居民的定量大約是每人每月三十斤。可以想象，如果哪一家的“購糧證”被扒手扒走，麻煩就大了。
我父親有一次被扒去了“戶口簿”。那東西並不用來購物，隻是領取票證時用來證明身份（那時沒有身份證，隻有工作證），還不算太要命。不久之後，那本戶口簿被郵寄回了我家——戶口簿上麵有全家人的姓名和住址。於是大家反而眾口稱讚那個扒手“有良心”。
那時我很無聊——互聯網自然還沒有出現，電視機也是屈指可數的人家才有，書籍也極少——便常常在街上亂走，看大字報。有一天在市中心，也就是大字報最集中的地方，我看到一個扒手被一個便衣警察抓住了。便衣警察在當時的貴陽，被一些不軌群體稱為“kū子”，意思是手銬。我的同學中不乏接近那類群體的人，所以我對這類詞也有所耳聞。
那個便衣警察押著扒手，步行去不遠處的市公安局，一群人便跟著看熱鬧，我也跟了去。到了市公安局，不知為何沒有把那個扒手收下。便衣警察隻好又押著他，步行去更遠處的警備司令部——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武警。我和那群人也仍然跟著。
走著走著，人群中忽然有人向前跑了幾步，站住，轉身，等那個扒手走到他麵前時，猛地跳起，朝他臉上打了一拳。那是個不良少年模樣的人，尚未成年，個頭也比扒手矮很多，顯然是在試探後果。扒手一言不發，繼續往前走；便衣警察也一言不發，繼續往前走。於是又有幾個人學樣，走幾步，朝他頭上打一拳。不一會兒，扒手的臉上就開始流血了。他看起來很痛苦，卻始終沒有說過一個字。便衣警察也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仿佛什麽都沒有看見。他似乎隻是在完成一項並不感興趣的工作，能省點力，就省點力。
後來到了警備司令部，便衣警察把扒手帶了進去，再也沒有出來。人群也就散了。我看到警備司令部的牆上貼著一張肖像，看著有些眼熟，卻一時想不起是誰。過了好一陣才想起來，那是前不久遊行隊伍裏高舉過的、剛剛“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英明領袖華主席”。
那些打人的人，在我看來，跟那個扒手素不相識，也談不上什麽冤仇，更談不上什麽義憤；他們隻是抓住機會從施暴的過程中享受到力量帶來的快樂。
那段往事讓我記憶深刻，算是我在學校和書本之外，上過的一堂社會學、心理學課。那時我沒讀過什麽書，也不懂什麽人道主義，但我模糊地看見一些東西在那場街頭戲劇中的身影。隻是那時的我，還不可能知道它們的名字。多年以後，當我在書本上讀到一些相關的概念和理論時，我在心裏想：噢。這說的就是我在街頭看到過的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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