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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父查理曼大帝油畫
本文是筆者在文化傳媒界朋友中的一次講座摘錄，做這次講座的緣由，是因著大家對歐洲中世紀存有根深蒂固的歧義，就是沒能從地域政治的傳統窠臼中走出來，返回到那個時代的環境誘因中去尋找信仰真相。就像公認的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如果我告訴你這不是為了加大逼迫和陷害，而是為了實現更加公正的審判，你信嗎？
這是一個顛覆性的曆史人文理念，或者說是啟蒙時代返璞歸真後，人們才從後現代的沼澤中重新追望中世紀獲得的史學認知，為的是更為客觀地看待曾經被過度汙名化的中世紀。要知道，歐洲代表人類現代文明的第一次覺醒，正是從中世紀開始的。
作為一種縝密的邏輯關係，筆者先說說歐洲宗教裁判所。
美國密蘇裏州聖路易斯大學曆史係主任托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撰寫的“宗教裁判所的真麵目”一文，頗值得一讀。梅登教授衝破歲月彌障，穿越各樣的構陷，重新抵達曆史真實的現場，他告訴我們一個當驚世界殊的結論：站在曆史代際的節點上看，歐洲宗教裁判所還稱得上是那個時代仁慈的法庭。
與梅登教授持相同觀點的還有愛德華?彼得斯和亨利?凱門，前者是《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一書的作者，他幾乎是在與梅登教授遙相呼應；而後者所撰寫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也是轟動一時的曆史人文書目，因為這本書用深入淺出的文筆和嚴謹的考證，把那個“黑暗的中世紀”，重新拉回到人類的亮光中來。
我們再來看看下麵這幅油畫，這是西班牙表現主義大家戈雅所畫的《宗教裁判所》，透過色彩與人物場景的巧妙搭配，將1000年前的宗教法庭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我們麵前。
畫麵定格的是宗教裁判所開庭場記，我們看到法庭有法官、有書記員，有辯護人，還有陪審員……你可能會大跌眼鏡，這真是宗教裁判所嗎？實事求是地講，這還是“臭名遠揚”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場景。
顯而易見，宗教裁判所並沒長青麵獠牙，也沒有酷刑，程序嚴謹，審判形式差不多就是現代法庭的雛形。
為什麽要設立專門的宗教法庭？這其實是中世紀司法治理權的重新轉換，當時四分五裂的歐洲正處於領主封分製時代，國王和封建領主對異端處罰異常嚴厲，甚至可以用血腥來形容。而教廷神權規治下的宗教法庭，實際將宗教司法權從世俗政權中剝離出來，以司法獨立的方式進行專業裁判，這樣就可以避免濫殺無辜，挽救更多人的性命。
中世紀早中期，是歐洲各地蠻族歸順和教化的時期，但歐洲遺留的巫術和異端卻屢禁止不止，加上各地封建領主常年征戰，動蕩的歐洲殺伐不斷。而教會遵循的誡命卻是：那流人血的，他的血必為人所流；流無辜者的血，就是流自己兒女的血。
信仰不隻是人們在教堂裏實踐的東西，信仰就是那個時代的科學、哲學、政治、個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如果異端邪說橫行，不但岌岌可危的歐洲社會將進一步分化瓦解，而且國家、領主之間的戰爭也可能演變成新的宗教戰爭。宗教裁判所的興起與此有關，但主要功能僅限於對異端邪說的審判。
對於信仰歸順的歐洲來講，國王和各地領主都製定了嚴酷的懲處異端的法律條例，最著名的就是由查士丁尼大帝製定和頒布的《查士丁尼法典》，異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國王，就成了外來的危險分子，在國民與信徒看來死不足惜。那時懲罰異端差不多就成為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而且各地都出現了用刑過重，草菅人命的現象。
但在教會看來，異端分子隻是離群迷途的羔羊。因為聖經中耶穌有專門的訓導，九十九隻羊，他必不撇下一隻。作為上帝的牧羊人，教皇和主教們有責任按照耶穌基督的教導把他們帶入正途。這樣，當中世紀的世俗領袖們汲汲於捍衛自己的王國和領主主權時，教會則在努力拯救靈魂。宗教裁判所應運而生，為異端分子提供了一種逃脫死刑並重返公共社會的出路，就像舊約中描述的逃城。
逃城是約書亞時代一種古老的救贖製度，“那無心而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裏。這些城可以作你們逃避報血仇人的地方。”直到日子滿了的時候，才能“洗心革麵”地走出城來，重獲人生自由。新約時代後，逃城救贖的內涵已延伸到了普世心靈。
也即是說，宗教裁判所不隻是律法主義的審判庭，而且還有兼有甄別、關愛、憐憫和關懷，教廷把宗教審判權從領主和國王手上收回來，為後來的政教分立作了一次有益的嚐試。即使今天西方政府和法庭，仍然沒有判定異端和邪教的權柄，這一權柄仍牢牢握在大公教會手中。
1998年，梵蒂岡向來自世界各地學者開放了宗教裁判所的檔案。後來，學者們寫出了長達800頁的報告，其中最令人震驚的結論是，宗教裁判所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惡劣，拷掠並不多見。即使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大約也隻有1%被執行了死刑，也即是在長達400多年的審判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隻有2000人被執行了死刑。
或許正是得益於這種從思想到信仰的法律保障，歐洲中世紀才沒有出現類似中國文字獄那樣的禁錮，相反，人們對上帝創造美好世界的不懈探索，使個人的自由意誌與社會倫理在不斷碰撞中又不斷融合，推動了神學、法學和科學等領域的快速拓展。公元8世紀， 歐洲第一次文藝複興（又稱加洛林文藝複興）閃耀了整個歐羅巴，有人形象地稱這是歐洲的第一次覺醒。
羅馬教廷與查理曼大帝是這一文藝複興時期的總導演和主要推動者，希臘哲學思想和文化精髓與基督教文化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使中世紀的基督教真正具有了西方近代文化形態。其後，“七藝學”得以普遍推廣，歐洲人尤其是歸化後的蠻族，開始係統研習數學、幾何、音樂、天文、文法、修辭和邏輯，為後來大學在歐洲的興起奠定了文化基礎。
1088年，也即是歐洲中世紀中葉，“七藝學”帶來的學術研究熱與基督教經院學融為一體，宣告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正式成立（比中國大學早了800多年），並迅速成為歐洲重要的學術中心，曆史慢騰騰的節奏突然快起來。
特別令人尊敬的是，意大利皇帝費迪南德一世還專門頒布法令，規定大學是一個不受任何權利影響，可以進行獨立、自由研究的場所，這一法令被歐美大學秉持至今。
博洛尼亞大學果然不負重望，培養出了象但丁（Dante Alighieri）、哥白尼（Nicolò Copernico）這樣一大批偉大的學者，他們連同他們的著述，成為後來改教運動和意義大文藝複興的星星之火。
直到今天，古色古香的博洛尼亞大學仍然屹立於世界大學之林，而且還是意大利排名第二的大學，注冊學生近十萬。
美國曆史學家，中世紀史學權威哈斯金斯(Haskins)，在他《12世紀文藝複興》一書中感歎，中世紀並非如想象中的那樣黑暗與靜止，後來意大利文藝複興也不是那麽光明與突然。中世紀展示著生命、色彩和變化，對知識和美好的渴望與追求，在藝術、文學和社會組織方麵的創造性成就斐然。
哈斯金斯的結論是，從中世紀開始，歐洲已然成為引領人類文明的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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