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義和團的生意經

義和團的生意經

羽戈 羽戈1982 2024-01-26 05:27 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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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的愚昧，主要表現為無知。拋開知識，他們——尤其那些領袖（大師兄）——的頭腦其實相當好使，充滿了農民的狡獪和流氓的無賴，最擅長欺軟怕硬，恃強淩弱，瞞天昧地，見風使舵，說一套做一套，打不過跑得過等。譬如口號是一回事，行動則是另一回事，打洋人是一種戰術，打清軍是另一種戰術，打老百姓則換了第三種戰術。不過，不管怎麽變臉，怎麽轉向，其要義，始終不脫一個利字：相比權力，義和團顯然更看重利益。所謂鬥爭路線，無非趨利避害，所謂鬥爭策略，無非一盤生意經。

人之好利，無可非議。隻是第一得言行如一，不可兩麵三刀；第二該獲之有道，不可強取豪奪。義和團一麵以“毋貪財”為戒條，一麵卻無比貪財；號稱憎惡洋貨，“惟見洋錢則色喜，不複害之矣。”其貪婪程度，雁過都要拔毛，斂財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民眾深受其害，遂作歌謠諷刺道：“大師兄，大師兄，你拿表，我拿鍾；師兄師兄快下體，我搶麥子你搶米。”“義和團，快上法，瞅瞅銀子假不假。義和團，快上法，有騾子，不要馬，有銀子，不要糧食。”華學瀾《庚子日記》記錄了這些民謠，並感慨義和團已經號令不行，“民雖愚不能大為所惑，可見左道之不足恃也”。

義和團斂財的手法，歸結起來，不外乎欺騙、勒索與搶掠三種。其騙術相當低劣，然而迫於政治與暴力的雙重威懾，當事人縱然識破，卻也不敢反抗，隻能聽之任之。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講述的故事，幹脆隱去了當事人的態度：“針市街桐發祥客棧被拳匪圍住，開槍向院內轟擊，謂內有奸細。其中所有桌椅，並所存之貨，與團扇壺碗玩物等件，皆雇人用手車運至壇中。從棧內搜出鐵銀櫃一個，指以示人曰，此係地雷。隨抬至僻靜處，砸開櫃門，將銀分取一空。”

欺騙之上，則是勒索。義和團勒索，大抵可分兩類，一是勒索教民，以及與洋務有關（如通西學、懂英語）、甚至與洋字沾邊（如著洋裝，買洋貨）的國人，這些人被喚作二毛子、三毛子以至十毛子不等，皆處於“滅洋”的鋒利刀刃之下，不給錢便可殺之，有時給錢了也殺；二是勒索非教民，不分青紅皂白，直接誣為教民，責令出錢消災，否則照殺不誤，如直隸一帶，“凡有富厚之家，皆指為教民，則所掠無算，過往之客，指為間諜，則所殺滋多，盜賊所不敢為者，彼乃公然為之。”（《庚子剿匪電文錄》）

無論欺騙還是勒索，終究不如搶掠痛快。故而義和團最喜搶掠，官也搶（當時朝中兩位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府邸皆遭義和團洗劫，按理說徐桐乃是義和團的支持者，團民該網開一麵，手下留情，然而照搶不誤，足見利欲熏心），民也搶，教民也搶，非教民也搶。試看時人的記述：“京畿村市，無論民教，概被團黨搶劫焚毀。”“各處城廂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盡被團匪搜拿砍殺不絕，而家產皆搶掠焚毀一空。”《西巡回鑾始末》曾詳細記載五月二十六日之難：

……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則取其次者。約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等物，亦必搜攫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槍無數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尚不滿意，即火其居。一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兵丁。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尚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為鄰，故受禍尤慘也。孫尚書家鼐住宅被搶更烈，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餘物已被括一空。而各兵等猶未滿意，因複以槍擬尚書，勒令將黃白物交出，否則將以槍彈相餉。尚書無奈，遂告其所藏之處，始釋手而去。

 

再說義和團的貪財，可以其領袖張德成為案例。張德成與其所創的“義和神團天下第一壇”興起之後，一貫“肆行訛索”“肆意劫掠”。他曾趁清軍與八國聯軍激戰之際，先後率團民搶掠天津三井洋行、仁記洋行，並綁架薩寶實洋行掌櫃及其兄弟子侄九人，勒索白銀一萬兩。天津陷落，他席卷巨資逃去，至王家口，依然牛氣衝天，貪得無厭，鹽商提供了二人轎子，他不肯乘坐，非要八抬大轎，擺出盛宴，他說不能下箸，推席而起，導致“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最終將其亂刀剁成肉醬（羅敦曧《拳變餘聞》）。大師兄最終死於民憤之下，不啻是一記沉痛的警鍾，然而我更願意視之為一個意味深長的政治隱喻。

 

話說回來，義和團本身並不諱言其運動目的便是為了發財。據侯宜傑先生考證，山東、河北各地義和團煽動百姓，皆直接打出“發洋財”的旗號。如義和團領袖劉勝先號召團民：“今焚燒教堂，收沒二洋人（指教民）資產，報仇泄恨，以圖富貴，千載一時也。”通州壇口鎮團民公議：“……定要把本村和賈家疃天主教人完全滅盡，均分他們的財產。”至於這些論調能否構成義和團的主流，熟悉革命史的朋友心中自有一杆秤。大體而言，動員群眾鬧革命，兩大由頭最好用：一是仇恨，二是利益。

當仇恨染紅了眼睛，利益蒙蔽了心靈，義和團的劫掠行徑，已經無可阻擋。清政府曾試圖管束，所製定的義和團團規，明令禁止訛詐、燒殺搶掠，要求“各團師兄殺死教匪後，查明房間係教匪產業，應即封閉入官，不可燒毀，所有一切什物，應查抄入官，變價充公，不可喝令搶奪；如係他人產業，應從寬免其究問”。可惜此時朝廷已經被義和團的洪流裹挾，並無公信力、執行力可言，也許考慮到了這一點，團規有意選擇訴諸“佛法”而非皇權。殊不知佛法的詮釋權，恰恰掌握在義和團手裏。因此這些規定的效力，還不如大師兄們的一張畫符，其唯一價值，即作為具文，暗示義和團燒殺搶掠之瘋狂，為那段慘絕人寰的曆史留下了一個無力的注腳。

 

補記：義和團之“詐”，表現於斂財一麵，遠不如打仗一麵顯著。《天津一月記》曾詳述其戰術：“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為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人多信之。有觀其後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顧恩瀚《竹素園叢談》所記可為參照：“……最可憫者一般無知小兒女，女習紅燈照，兒習避槍彈咒語。紅燈照者，謂燈光可滅洋艦也。洋兵始以一群頑童，不忍放槍，而若輩以為大毛子（指洋人為大毛子，教民為二毛子）懼己，挺刃衝鋒。洋兵乃放槍一排，群孩應聲倒，洋兵即未續放，諸孩亦即相率逃避，不敢複進。”

 

2017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