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萍：偉大母親，民族脊梁

偉大母親，民族脊梁

作者：張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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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公審大會，審判王佩英等二十多名“現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被當場宣布死刑，立即執行。1980年5月8日，王佩英平反昭雪。鐵道部和鐵路專業設計院為她舉行了本係統400多人出席的追悼會，肯定了她為革命做出的貢獻和與極左錯誤路線鬥爭的勇氣。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做出終審：被告人王佩英無罪！1月27日是王佩英女士遇難54周年忌日，讓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緬懷並獻上我們的哀思。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出生於河南開封府一個富裕家庭，是家中獨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不幸，7歲母亡。父親深愛其女，送女兒入河南省立第一小學讀書。12歲父亡，將王佩英孤零零留在這個並不太平的世界。好在家中有一老婦人遵王佩英父親囑托，監護並督促她的學習。

學生時代的王佩英 

 

1932年8月，王佩英考入河南開封私立靜宜女子中學，一所教會女中。主持校務的是1920年來自美國聖瑪麗森林主顧修女會的蓋夏姆姆。蓋夏姆姆是一位仁慈、和藹、意誌堅定、信仰虔誠，有能力、肯奉獻、懂教育的教育家。王佩英是靜宜女中第一屆初中生。1934年，靜宜女中被評為河南第一等學校，1935年被評為河南升大學率最高的女中。王佩英在這所教會學校接受了兩年中西合璧的教育。孫維世、吳靜芳、王克勤曾就讀於靜宜女中。

這是一所管理嚴格又倍感溫暖的女校，學校規則多達三百多條，訓育要目是：1、期能刻苦耐勞、戰勝困難。2、期能剛健篤實、見義勇為。3、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從。4、期能善用權能、服務紀律。5、期能養成愛美整潔之習慣。

 

在這所學校，孤苦、貧窮的孩子反而受到特殊的照顧，去年（2023年）剛剛去世的百歲老人任均（1934年入學靜宜女中），在她兒子王克明寫作的《任均：從靜宜女中走出的老魯藝》中回憶“：蓋夏姆姆待學生特別慈愛、親切，她與學生說話時總是關愛地摟抱著說，特別善良。聽說哪個學生家庭生活困難，或沒有父母，她就會把哪個同學摟在懷中，疼愛地用中文說：“哦，可憐的孩子！”

入教的16位學生中的14位，左上角為王佩英

靜宜女中父母雙亡的學生應該寥寥無幾，仁慈的蓋夏姆姆一定給了孤兒王佩英特殊的關愛，否則王佩英不會在第二年就入了教（當時入教率是5%），成為一名天主教徒。

 

任均女士幾十年後回憶：“在靜宜女中最大的收獲是：誠實、善良、不說謊，修女老師們的這些教導與以身作則的好品德，不管後來她走上哪條道路，都影響了她的一生”。 

 

靜宜女子中學是王佩英人生關鍵的節點。是靜宜女中給了王佩英一雙分辨真假美醜的眼睛；喚醒並加固了她明辨是非的良知；培養了她獨立思考的能力；教給了她絕不盲從的理念；習得了她見義勇為、追求真理的道德律令；教會了她說真話、不說假話的做人準則。 

 

1934年，王佩英與北京朝陽大學畢業的律師張以成結婚，婚後隨丈夫到北京發展。1937年日寇侵華，王佩英和張以成在北京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1940年底回到開封。1942年河南發生大饑荒，當時中國與日軍的交戰正處於膠著階段，蔣介石為保障軍隊供給，無暇顧及百姓，任百姓掙紮在死亡線上。對於百姓的困苦，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身在開封的王佩英和張以成對政府倍感失望、憤慨。不願做亡國奴，又“報國無門”的張以成和悲憫窮人的王佩英，為了一個理想社會的實現，在朋友的影響下，投身從事了地下黨工作。

 

後張以成成為河南鄭州地下黨負責人，王佩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們為共產黨奪取鄭州出生入死，獲取情報，並將保護完好的電信局交到共產黨手裏。現在河南“中原英烈紀念館”的一個展廳裏有對張以成的介紹。

張以成

1948年鄭州易手，1949年2月王佩英參加工作，在鄭州郵局做業務員。1950年，由於她工作努力、出色，領導和同誌們都鼓勵她入黨，她認為入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獲得一種榮譽，於是她申請入黨。1950年到1952年，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1947-1952）、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0-1951.10）、“第一次整風”運動（1950.5-1951）和“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1951.4-1954）等十幾場政治運動。擴大化的鎮壓地主和反革命的殘暴鬥爭，王佩英是不是完全認同？一年的黨員預備期結束，她沒有被正式批準入黨，組織給她的評語是“鬥爭性不強”，“立場不堅定”，還不虛心接受群眾意見。又經過一年的考驗才於1952年轉正。

1954年，張以成根據工作的需要調往北京，任鐵道部設計總局人事科科長。為了全家人生活的方便，1955年10月，王佩英帶著六個兒子和一個保姆也來到北京，被安置在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托兒所工作。他們從鄭州省會來到首都北京，全家人特別高興，孩子們更是興高采烈。1955年到1959年是他們家最幸福快樂的時光。更值得高興的是1956年12月31日，她生了一個女兒，她逢人便說這下可可了我的心了，她給女兒起名“可心”，她愛孩子，不嫌孩子多。

王佩英在托兒所負責“哺乳班”的工作，她對工作認真踏實，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起早貪黑。據托兒所的同事回憶，王佩英待人友善、禮貌，與人相處熱情、慷慨、助人為樂。她話少，是那種幹得多說得少的人。而且她特別正派、耿直，實事求是。一位比較了解她的同事說她：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她直說，也敢說。

王佩英人生的變故，起於1958年的大躍進以及由此造成的三年饑荒。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伴隨總路線的實施，“大躍進”運動也隨即興起。“大躍進”是為了趕美超英，為了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趕美超英，就要在農業、工業上高指標。為了實現不符合實際的生產高指標，就要高征收，高征收又沒有那麽多糧食和鋼產量，就要虛報，“放衛星”。高征收隻能是給農民的糧食少了，加之大修水利與大煉鋼鐵導致地裏的糧食收不回來，又加之個別地區的旱災，結果造成1959-1961年的大饑荒，餓死人千萬。

大“放衛星”，弄虛作假，沒有人敢說真話，說真話要被批鬥。具有辨別能力和實事求是精神的王佩英開始表示不滿並說了一些真話。

正是在1959年冬天，王佩英的生活出現了變故。這天，老師帶著孩子們到院裏玩耍，王佩英和另一位同事趁機要用熱水給孩子們的餐具消毒，她端著一盆熱水從廚房來到幽暗的過道，這時突然一個孩子衝了進來，撞到王佩英端著的熱水盆上。好在冬天，孩子穿得多，隻是肚皮上燙紅了一小塊，家長也沒有追究，但領導卻開她的批鬥會，根紅苗正的革命群眾積極分子更是大聲質問：你這個地主丫頭，你當時到底在想什麽啊？！然後院裏決定把她降格到單身宿舍樓去做清潔工，這種對她的不公處理，傷害了自尊的王佩英。但她仍一絲不苟、一聲不吭地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

1959年底，饑荒蔓延到城市。城市人口的糧食也減少到最低，由於缺乏副食，不夠吃，城市也出現吃不飽的現象。而正是在大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由於革命年代的積勞成疾和缺乏營養，張以成的肝腹水惡化，於1960年11月底去世，留下王佩英和七個嗷嗷待哺的孩子。

1959年，為住院的父親拍的照片

丈夫的去世，讓王佩英極度悲傷，她變得越來越沉默。一家人艱難的生計，餓死人無數的慘狀，這一切怎能不讓為國為民、憂國憂民的王佩英思考？！

那些年，她最喜歡讀的書是鄧拓針砭時弊的《燕山夜話》。她把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契科夫的小說集推薦給三兒子閱讀。她還喜歡讀《紅岩》，她對三兒子大中說：江姐多麽了不起，多麽令人敬佩啊！她的思想正朝著與極左錯誤路線背道而馳的方向發展。

1962年1月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做大會報告。他認為第一：“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對當前經濟困難做了較嚴重的估計；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除天災外，還有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用“三七開”。

七千人大會後，調整的任務交給劉少奇等去解決，劉少奇等的調整方案是“三自一包”，主席對此很不滿意， 隨後狠批“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1963年，當王佩英得知三年大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她認為國家領導人就是要把百姓的事辦好，如果辦得不好，就應該引咎辭職，她說了這樣意思的話：有的人應該跳下政治舞台，讓能幹的人上去，自此以後她堅決支持劉少奇。她駭人聽聞的議論嚇壞了單位領導，領導送她到醫院檢查，但檢查結果一切正常。

1965年初，《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出台，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階級鬥爭。大躍進以來，特別是大饑荒年，高層決策的錯誤，基層領導幹部不顧人民群眾死活的做法，許多人看在眼裏，王佩英也看在眼裏，但多數人守口如瓶，王佩英卻寧鳴而死。

1965年4月，她向單位組織部提出退黨。她說：“我不願當人民的罪人，我要退黨，共產黨雖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現在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停滯不前了。” “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 “一人做事一人當，心甘情願，願為六億人民利益出發，絕不改變自己，絕不顧惜自己的一切。”

1965年7月12日，她寫了書麵退黨申請後，就意識到了自己的危險，她對孩子們做了必要的安排和交代。她最不放心的是小女兒可心，那年可心才八歲半。可心記得，大約是1965年的夏天，吃完晚飯，天已黑了下來，母親領著她出去遛彎，走在軍事博物館的小路上，母親蹲下身摟著可心很認真地說：“如果以後媽媽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可心聽了心裏一酸，忙說：“不會的，不會的，媽媽別瞎說”。

院黨委書記害怕了，大約在1965年7月20日左右，王佩英被單位強製送往安定精神病院，幾個月後轉到安定精神病院分院回龍觀精神病院。

王佩英住進精神病院後十個月文革爆發，紅衛兵造反，學校停課，“破四舊”，各種批鬥，武鬥，直到不少省份真槍真炮打起來，國家大亂。王佩英在精神病院也要參加各種學習，知道了外麵的情況，領袖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動亂使人民生活受到極大損害，國民生產受到極大破壞，王佩英看著，痛心疾首，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在國家大亂之時，王佩英在精神病院雖然非常思念孩子們，但當有同事路過病院來看她，告訴她孩子們沒有錢買菜，在垃圾桶撿別人不要的菜葉子，勸她：你還是低個頭，認個錯，回家吧，孩子們過得太艱難了。她說她沒有錯，不能說假話，人要講良心。文革的殘酷批鬥她也知道，有一天三兒子大中來探望她，她對兒子說：“孩子，媽做的事可能會給你們帶來麻煩，可能會拖累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