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淪落人——胡適與張愛玲的一段忘年交

同是天涯淪落人——胡適與張愛玲的一段忘年交

抽屜讀書 2024-01-13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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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天，在美國，已經年過花甲的胡適到張愛玲的寓所來看她，此時的張愛玲還在難民營落腳，胡適的到來讓她的心緒有些複雜，離別時張愛玲寫下了這段話：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

 

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麽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

 

無疑，張愛玲對胡適的感情是難以言說的，就像這段曖昧的文字，深深隱藏著若即若離想要靠近卻又無法接近的悵惘。

 

張愛玲對胡適並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寫的《詩與胡說》一文中曾論及他：

“……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誌摩，就連後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經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麽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

 

雖然她與他還從未見過麵。那親切不僅來自於她早年讀過他的書，而且還有她的長輩與他的交往。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買過《胡適文存》，大概又因讀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了《海上花》。張愛玲大約是在上中學的時候，坐在乃父的書桌前看了《胡適文存》，後來又“破例要了四塊錢”買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緣傳》，與弟弟分了看。

 

仿佛一家人都愛讀胡適或胡適推薦的書。

 

▲張愛玲的祖母為李鴻章之女李菊耦（右），左為李菊耦母親趙小蓮

 

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借了張廷重的《胡適文存》，看過了也不及時歸還。後來為了張愛玲與乃兄鬧翻斷絕了來往，更不還了。張愛玲則讀《醒世姻緣傳》一遍不夠，非常癡迷。

 

在香港上大學遇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員，

“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傳》，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隻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1952年，張愛玲離開內地來到香港，出版了長篇小說《秧歌》。小說出版後影響很大，《紐約時報》書評專欄連續兩次發表評論。張愛玲認為可以拿得出手了，當即寄了一本給遠在美國的胡適先生。

 

不久，收到《秧歌》的胡適給張愛玲回了一封信。

 

愛玲女士：謝謝你10月25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

 

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麵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

 

看到胡適的回信，張愛玲又吃驚又興奮，很快給胡適回了一封信。幾番書信來往，張愛玲與胡適之間又多了一份親近。

 

其時張愛玲想去美國，隻是一直沒有機會。1953年，美國頒布了難民法令，這讓張愛玲看到了希望。張愛玲向美國方麵提出了入境申請，並且由“美國駐港領事館新聞處”負責人麥卡錫做入境擔保人，張愛玲就在這段時間與胡適頻頻通信，為自己去美國鋪路。

 

1955年秋天，張愛玲如願以償地到達美國（從大陸去了香港之後），剛剛安頓下來，便和好朋友炎櫻一同去見胡適。

 

那時，胡適住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四號五樓H號，是他當年駐美大使卸任後租賃的舊居，被江冬秀稱為“簡陋的小公寓”，老夫老妻在這裏過得清貧而落寞的生活。

 

張愛玲在生人麵前一向蕭索，縱然心有千言萬語，表麵上卻一片冷淡。和胡適大師麵對麵坐著，不免有些尷尬。

 

倒是炎櫻顯得活潑些，胡適和江冬秀都很喜歡炎櫻，江冬秀一個勁地問：“你是哪裏人？老家在哪裏？”

 

也許怕張愛玲坐著受冷落，江冬秀給她們端來兩杯茶。

 

這次見麵，張愛玲和炎櫻略略坐了一會兒，和胡適並沒有多少交流。

 

張愛玲不知道，其實此時胡適在美國異常艱難，基本上是“門前冷落鞍馬稀”。當時胡適、江冬秀都是六十多歲的老人，在異國他鄉沒有親朋走動，又沒有兒孫在身邊。這是胡適一生最暗淡的歲月，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極點。

胡適1956年於美國

 

炎櫻認識一個朋友，出主意幫張愛玲申請住到“救世軍”那裏去，也就是美國的難民營。但是手續辦起來很麻煩，她心裏也有一點兒隱隱的恐懼。漫無頭緒中，她又一次想到胡適。

 

她並非要得到他的具體幫助，隻是想去聊一聊，她的境況其實不需她開口多說，胡適也是一清二楚。那天胡適將張愛玲引進書房，這次沒有了慈祥的胡太太與活潑的炎櫻，張愛玲拘謹起來，結果麵對胡適“如對神明”。隻能聽“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對胡適挑起的話頭，她竟不能應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不久，炎櫻帶回來一個好消息，“救世軍”職業女子宿舍同意接收張愛玲了。張愛玲當即搬了過去。

 

總算有了個落腳之地，她一時竟然十分高興，完全沒有考慮到“救世軍”是怎樣一個地方——一處專門收容難民的難民營。張愛玲住了一段時間後，有些不堪忍受，卻又無可奈何。

▲張愛玲（後）和好友炎櫻（前）

 

有一天，胡適先生突然到難民營來看張愛玲。他來得太突然，令張愛玲手足無措，隻好請他去客廳裏坐坐。所謂的客廳並不是張愛玲獨享的，而是整個“救世軍”的大客廳。

 

張愛玲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她領著胡適東看看西望望，兩個人臉上都是無可奈何的笑。胡適邊看邊說：“蠻好，蠻好的，很好呀，你住在這裏。”

 

張愛玲隻是附和著他，笑著，心裏卻在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都住到難民營裏來了，還好，到底好在哪裏？

 

最後胡適提出告辭，張愛玲送他到大門外。她的外衣脫了放在禮堂裏，還沒來得及去拿，兩個人就站在門外台階上說話。

 

那天風很大，也有點冷，她剛才隻顧著和胡適說話，並不清楚外麵的溫度。一陣風吹來，她抱緊了胳膊。兩個人站定，互相望著，彼此都沒有說話，不知道說什麽。

 

隔著一條街，就是美國的一條大河哈德遜河，它從紐約流入大海。

 

張愛玲這樣回憶：

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麵暖氣太熱，隻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颼颼的。

 

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哈德遜河上的紐約日出

 

1956年2月，張愛玲搬離紐約，去了美國的東北部。

 

這時，生存問題迫在眉睫，多次碰壁的結果是，她決定不再求職，而是仿效美國一些作家，向寫作文藝營之類的文藝組織尋求幫助。

 

在這裏，她遇到了賴雅，兩人在炎櫻的見證下結了婚，她都寫信告訴了胡適。

 

1958年，張愛玲申請到南加州亨廷頓·哈特福基金會居住半年，享受寫作資助。這其實也是一處文藝營，需要有人擔保，張愛玲寫信請求胡適作保，胡適很快同意了。

 

這一年的4月，胡適決定返回台北。1962年，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上發表演講時，胡適心髒病突發，倏然辭世。

 

張愛玲後來說：

 

“不記得什麽時候讀到胡適返台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隻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曆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的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

 

一部《海上花》，從張愛玲認識胡適的那天起，直到他去世，始終是她握在手裏，惦在心裏的。

 

 

 

延伸閱讀

 

關於胡適在美國的情況

（摘自石原皋《閑話胡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胡適青年時留學美國，住了7年。中年做駐美國大使，住了8年。1949年春，他偕夫人江冬秀離開上海，乘海輪到美國，一住就是10年。

 

這位大學者是否在美國過著“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買辦生涯呢？我初無所聞，最近閱讀唐德剛著的《胡適雜憶》，才得知其情況。唐先生以其生花妙筆，把胡適寫活了。他與胡適，一杯在手，老少無猜，茶餘飯後，娓娓而談，寫出了胡適的真麵貌、真性情、真本色。

　　

胡適於1949年4月21日坐船到美國舊金山，這一天正是百萬大軍飛渡長江的一天。後來，他在紐約定居，紐約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可說“紐約居，更不易”了。歐美各國的生活費用很貴，可是“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

　　

唐德剛先生是安徽省舒城縣人，先輩是李鴻章手下的大將。江冬秀的祖上江朝宗做過李鴻章家的總管，她的曾外祖呂探花家與李家也有淵源。因為這些千絲萬縷的關係，胡適與唐德剛既有鄉誼，又有點世交。

 

他倆同在異鄉為異客，唐德剛就由“胡適學生的學生”一變為“胡適的學生”，再變為“胡適的朋友”，最後江冬秀稱他“適之的好後學”和“最好的後學”。唐先生在幾次訪問之後，他“在她的廚房內燒咖啡、找餅幹……就自由行動起來”，成為這家主人所說的“加雙筷子”的客人了。

 

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請胡適“口述”其曆史，唐先生“也被指派為胡公的助手”。胡適“每周上午來二三次，工作完畢由校方招待午餐”，他倆就到紐約東城去吃洋館子。胡公不願異於常人，加以他老人家亦有杜康之好，午餐非酒不樂。”“酒僅微醺，飯才半飽，幽窗對坐，聽胡老師娓娓講古，也真是人生難得的際遇。”曾發誓戒酒的胡適，因在國外萬分無聊，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了。

　　

胡適在國內有汽車代步，曾受“買辦文人”之譏，而他在美國時，因發財乏術，就有“出無車”之歎了。唐德剛常用汽車來接送他，唐說：“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後我總算把他找到了……等到他看見我的車子時，那種喜悅之情，真像3歲孩子一樣的天真。”

　　

江冬秀在國內就愛打麻將，藉以消磨歲月，到美國後因言語不通、交通不便，隻好蜷伏在小公寓裏燒飯、打麻將、看武俠小說。江冬秀一打牌，家裏客人多、房子小，胡適不能安心讀書寫文章，幹脆侍候她打牌。江冬秀可以終日過燒飯、打牌的生活，胡適不能這樣，他在這10年中究竟幹了什麽工作呢？

　　

胡適到美國，初在紐約普林斯頓大學任格斯德中文藏書部館長之職。這一職位是一份閑差，每年領取幾千美金貼補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國著名學府做過短期講學，零星講演的機會當然很多，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的工作。

　　

胡適經常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內看書，那時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唐說，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哥大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也把胡適排除在外。胡適閑得無聊，常去哥大圖書館看中文報紙，所有的僑報都看，而且把它們的副刊看得很仔細，而這些副刊“實在不值得浪費太多時間的”。可見，他真是閑得無聊之極了。

　　

在國內時，胡適就特別喜歡同青年人交朋友，發掘他們，鼓勵他們。在紐約時，胡適與唐德剛等年齡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處，一齊嘻嘻哈哈。那時，唐德剛、周策縱等一班人在紐約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它是一個純友誼小組織，是一個吃吃喝喝的文藝俱樂部。胡適對他們這種小文藝團體非常愛護，而他也就樂意變成這些團體的指導員和讚助人了。有閑工夫，胡適就仔細評閱他們的著作。

　　

1952年，胡適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講了“治學方法”，其主要內容還是兩句老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1954年，他在台大講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新看法”。上述幾個講演，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胡適的晚年哲學思想。

 

唐德剛說：“胡適之就是這樣的一個標準的傳統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裏哪有多少實驗主義呢？晚年的胡適隻是一種宗教哲學合二為一的最古老的中國傳統思想，甚至也可以說是孔孟之精義……所以胡適之並不盲目地說月亮是美國的圓。他是歌頌他所認為應當歌頌的；他不是那種小氣鬼，把什麽都說成自己的好。

 

胡適也繼承傳統，但是他隻繼承他所認為應當繼承的。對聖人之糟粕，胡適是沒有胃口的。整個的來說，胡適之對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繼承，隻可說是三七開。”這也證實胡適是怎樣的一個學者了。

　　

胡適常勸人寫傳記和自傳。陳獨秀關在南京牢獄中，他也勸陳寫自傳。他認為，不但大人物應該寫，小人物也應該寫，因為這是一般人保存當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識分子對文化應盡的責任。

 

1957年，他應哥大“中國口述曆史學部”的邀請，開始搞口述自傳，這個自傳的作用是向英語讀者介紹胡適。後來，據此出版了《胡適的自傳》。1958年，胡適離開美國，到台灣擔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