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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把中共建國以來對思想控製鬆緊的程度， 畫成一條曲線。 我以為， 一九七零年初的 “一打三反” 運動就是曲線的頂點。
建國後至少有了憲法， 有了法律程序。 思想控製， 一張一弛；基本是以運動的形式進行。 一般人們記得的不外是 “反胡風” 了、 “反右” 了、 “文革” 了等。 然而， 在全國範圍內， 大規模的以言論罪（即 “思想罪” ）通過公審程序， 正式判處死刑， 似乎還應該是 “一打三反” 。 可惜， 在 “鄧小平思想” 的 “向前看原則” 下， 這麽重要的裏程碑， 被刻意遺忘了。
現在， 當局不準回憶文革， 最近對國內的媒介明文規定若幹個 “不準” 。 “一打三反” 這個詞， 幾乎快沒人明白了。 人們在紀念遇羅克的時候， 才有人提起這件事情。 作為曆史的一個符號， 遇羅克遠遠大於 “一打三反” 。
“一打三反” 是當局最瘋狂的時期， 中央居然把判處死刑的權力下放到縣一級。 審判不需要最高法院認定， 認定死刑犯不需要有人命或縱火等嚴重罪行。
全國各地都在成批地槍斃 “現行反革命份子” 。 而他們主要的具體罪行是： “反動標語罪” （書寫過反對共產黨或領導人的標語等）、 “反動口號罪” （在公共場合呼喊過反對共產黨或領導人的口號等）、 “惡毒攻擊罪” （和他人談論過對領導人的不滿或不敬的言論）等等， 這些都可以判處死刑；甚至連 “反動日記罪” （在日記中表達自己對當局不滿等）都可以判處死刑。
一貫注意政策的首都北京， 在這幾個月中， 天天到處是遊街和批鬥死刑犯的鐐銬拖地聲， 腥風血雨滿街充斥 “槍斃ＸＸＸ！” 的口號聲， 到處貼著畫滿紅鉤的死刑告示， 一批批政府製定的 “斬監侯” 名單， 要求 “全民討論” ， 讓普通百姓人人表態， “自願” 成為裁定者之一。
我事後知道， 在討論槍斃我的時候， 逃離現場拒絕表態的至少有畫家黃永玉、 畫家劉迅（現任北京 “國際藝苑” 董事長）。
這比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色恐怖， 要厲害得多， 風聲鶴唳， 人人自危。 因為， 一句話就可以定罪， 誰保證自己沒說錯過話？ 其他城市和地方就更殘酷了， 河南省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因為說過兩句反對毛澤東的話， 判處死刑， 立即執行。 上海交響樂團的指揮陸先生， 因無法忍受殘酷批鬥， 而 “呼喊反動口號” ， 被判處死刑， 立即執行……。
“一打三反” 期間到底殺了多少人？ 每個案件真實情況如何？ 今天被深深封存入黑箱。 已經二十九年過去了， 是否人們真的就此忘記了？
曆史不那麽健忘吧？
二
當時我也進了死刑號。 可能和我天生好說笑話有關， 可能和我曾經組織過一個寫詩的沙龍—— “太陽縱隊” 有關。 前者屬於 “亂說” ， 後者屬於 “亂動” 。 前者是企圖 “言論自由” ， 後者是企圖 “結社自由” 。
我 “犯罪” 時間是從十六歲至二十二歲， 入獄時才二十四歲， 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 那時， 實在天真， 誤以為這兩項自由是我國憲法白紙黑字規定的 “天賦人權” ， 是從毛澤東到朱容基們 “冒著生命危險” 為我們奮鬥得來的。
哪知道這兩條正是當權者的不可退讓的底線。
我不入獄才怪！
後來， 從死刑號逆向出來， 逃出生天簡直是個奇跡。 我當時根本不認為， 自己還有存活的機會。 據說， 把我從死刑號裏提出來， 轉到普通牢房的老軍代表是李振先生。 當時他說得很清楚： “進死刑號的人， 沒有活著出來的。 你不用感謝我， 要感謝黨中央， 感謝毛主席。” 他又說： “有關死刑號的一切都是國家機密。 你不許向任何人， 談死刑號的情況。”
有人告訴我， “一打三反” 的得力執行者和知情者正是李振先生。 在全國殺人殺紅眼的時候， 周恩來突然問李振： “誰給你的尚方寶劍？” 據說， 因此， 一九七零年五月以後， 殺人的勢頭慢慢緩和下來。 據說， 不殺我們也是周恩來的幫助。 我在監獄時， 一直想： 出來後一定拜訪他們， 要知道事實真相。 可是等我出獄時， 他們二位都已經作古了。
我還想繼續追索這一段曆史的真相， 所以要寫這一類文章。
同時， 還由於我和其他死刑犯， 在死刑號曾經相約： 誰萬一能活下來， 要把我們的情況說出去， 要去問候死難者的家人。 和我一樣虎口餘生的人還有， 可是他們由於種種原因， 願意選擇沉默。 我現在是個單身的職業作家， 沒有什麽牽掛。 我正在繼續寫這些經曆， 想留下個人的些許見證。
讓後人多些第一手資料， 以便研究。
三
我們那一批死刑犯， 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宣判。
我記得名字的有： 遇羅克、 田樹雲、 孫秀珍、 沈元、 索家麟、 王濤、 王文滿、 朱章濤等。 最後兩位的下落， 我至今不清楚， 其他都立即執行了。 被槍斃的思想犯中， 當時最有名的就是遇羅克， 他是以一篇 “出身論” 反駁當時同樣有名的譚立夫（比較諷刺的是， 譚先生現任中國故宮博物院的黨委書記）的 “血統論” 演講。 這講演的核心是：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 是當時紅色恐怖的理論依據。 “出身論” 喊出弱者的心聲， 曾一時洛陽紙貴， 家喻戶曉。
而知識界最有名的是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的青年才子沈元。 因為他被批鬥、 毆打而無法忍受， 化妝成黑人， 跑進了馬裏大使館， 被定為 “叛國投敵罪” 。
中國曆史上文字獄的遊戲規則照搬不誤。 對我的罪行認定分三個層次進行：
１、 公布罪行： 這是造輿論用的。 多半要和 “叛國罪” 、 “暴亂罪” 等掛鉤， 激起公憤。 就可以 “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 所以， 把我和法國留學生馬麗亞娜（後為巴黎高等師範大學副校長。 ）、 郭翰博（後為巴黎《世界報》記者）聊天， 定罪為 “出賣重要情報” 。 我曾想去法國留學， 被追捕時曾想去香港， 定罪為 “企圖叛國投敵” ；
２、 具體罪行： 這是判罪的表麵原因。 例如： 寫了犯上的文字， 或卷入什麽文人作亂的案件。 到 “一打三反” 廣泛多了， 例如： 說過中央領導人的隱私或不滿等， 不需要物證， 隻要有兩個或以上的人聽見此人說過這句話， 就可以定罪。 我因為說過諸如： 毛澤東先生的 “七律” （ “暮色蒼茫看勁鬆” ）可以作香豔解等笑話， 定罪為 “惡毒攻擊中央領導人” ；
３、 實質罪行： 毛澤東說： “罰不當罪的極少” ， 在法製極不健全 “一打三反” 時期， 中共還可以 “穩、 準、 狠” 地槍斃思想犯。 如何 “準” 地定罪呢？ 許多人都想不明白。
平心而論， 中共這時， 已經不在井岡山， 很成熟了。 並非抓來就打靶， 那就小看了中共。 至少北京還是相當認真的。
從思想定罪來說， 他們很有經驗。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他們抓我沒有抓錯。
四
程序是這樣的：
１、 根據密告、 或眼線的線索， 先把思想犯嫌疑人列入檔案， 行話說： 掛號了。 一九六五年俞強聲（俞正聲部長的胞兄）在北京公安局一處工作（據報導現叛逃美國——編注）， 他透露給一位朋友 “張郎郎已經掛號了” ， 如毛澤東說： “入了另冊” ；
２、 公安幹警和眼線有目的搜集被鎖定的目標所作所為， 非常細致， 例如： 後來在我的判決書上寫道： “在公共場所播放反動音樂” ， 是指我和朋友在頤和園劃船時， 在後湖放過 “披頭四” 的歌曲。 可見， 他們對我們的 “反動文藝思想” 偵察多麽細致。 前不久陳慶慶小姐對我說： 文革前她爸爸（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陳克寒先生）就拿內部參考上對我 “資產階級思想” 和行為的描述， 作為反麵教材對她進行教育： 長大了千萬別學他。 那些 “材料” 全是我在學校的生活細節， 例如： 把遊泳褲釘在牆上等等。 事實真假姑且不論， 可見跟蹤思想異己的眼線， 那時已經深入在學校中。
黨什麽都知道。
３、 發現或製造具體罪行， 然後抓人。 一九六八年初， 當江青女士說 “中央美術學院有壞人” 的時候， 她肯定不是具體指我， 可是我已經是 “被鎖定者” 。 在北京公安局的參與下， 在各藝術院校半年之中私設公堂、 血腥逼供後， 根據被拷打者的 “供詞” ， 經精心篩選， 我就堂而皇之成了 “頭號反革命” 。
４、 逮捕以後要認定 “罪犯” 思想反動的程度， 和目前的思想狀況， 即： 所謂 “態度” 就是對領導人的態度、 中共的態度。 也就是說： 在判處思想犯的時候， 主要就是看他的思想罪行的深度和可否改造。
在預審處管轄下的看守所， 有專門主管思想犯的有經驗的預審員， 而負責我們這類 “疑犯” 的預審員， 文化水平就高一些。 對付讀書人很有辦法， 進行逼供、 誘供。 要找出所有的 “罪行” ， 最後還要找出 “思想根源” 和 “原始動機” 。
他們非常重視你家裏有沒有被當局 “關、 管、 殺” 的？ 或者在中共曆次政治運動中家裏有沒有受到衝擊或牽連？ 可見， 中共當時對思想犯的心理曆程非常重視。
他們要分析我們每一個人， 如何由擁護黨到反黨的全過程。 這樣可以明白 “思想犯” 形成的前因後果， 就可以決定我們的反動 “程度” 。 還可以用來防止別人走上思想犯罪之路， 通過 “狠鬥私字” ， “靈魂深處鬧革命” ， 防患於未然。
五
許多人覺得 “思想” 看不見、 摸不著， 如何定罪呢？ 中共憑多年經驗界定思想罪行， 有很具體的辦法。 例如：
１、 如果罪行本身到了一定的級別， 無需驗證就可以定罪了， 如北京挑花廠的廠醫田樹雲， 寫了一封信， 扔進前蘇聯大使館的汽車裏， 想投靠 “蘇修” ， 那已經 “反動透頂” 了， 所以不必再界定他的思想反動程度了， 立刻可以槍斃了。 可是， 田大夫很天真。 在批鬥換場時， 他安慰我說： “馬隊長對我說了， 咱們是批判從嚴， 處理從寬。 別聽群眾都喊要槍斃咱們， 咱們死不了。” 我隻能苦笑。 他太相信黨了。
２、 如果罪行一般， 可是 “態度惡劣” ， 一樣可以槍斃。 比如： 上述田大夫的女朋友孫秀珍， 她的罪行最多是 “脅從” 或 “知情不報” 。 據說， 由於在 “公判大會” 上， 她企圖抗拒， 呼喊口號， 也同場槍斃了。 因為， 她的態度說明她 “死不改悔” 。 遇羅克的預審員丁先生（外號丁大個兒）， 早就認定了他 “反動透頂” ， 可是， 表麵罪行還不夠， 結果等到了 “從重從快” 的 “一打三反” ， 合理合法地槍斃了他。
３、 組織是思想反動等級的一個界定點。 當時成百成千的人說過錯話， 為什麽偏偏選中了我們呢？ 我想根本原因是我們有個組織， 而且並被認為是個思想異端的俱樂部。
他們的方法還要精確得多， 複雜的多；我憑直覺感受到這些。
六
在文革前六十年代已經有許多人喜歡寫詩， 實際上有很多小組， 可是被當局認定為成型的組織， 一個是郭世英組織的 “Ｘ社” ， 另一個就是我們的藝術沙龍 “太陽縱隊” 。
我和郭世英是１０１中學的同學， 在學校裏都是文藝活躍份子， 在記念魯迅的晚會上他扮演過客， 我導演《祝福》。 我們在一起合作很愉快， 聊了很多。 那個時候由於年輕人的偏激， 我很不喜歡他的父親郭沫若老先生， 主要是嫌他沒骨氣， 寫的詩又不好， 那時哪知道他的難處。
後來郭世英上了北大哲學係， 我去了中央美術學院， 各自組織了沙龍。 一九六四年當局發現他們 “Ｘ社” 策劃去法國， 結果， 一人成功出走， 其餘全部落網。 好在當時社會還算穩定， 郭老先生又身居高位， 他們沒有被判刑。 郭世英被送去勞動了一段， 然後轉往農業大學讀書。 可是， 噩運並沒有結束， 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離審查、 毒打。 一天， 郭世英從二樓摔下來死亡。 當時他還被綁在床上， 他妹妹趕來收屍的時候， 還沒有鬆綁。
人們說是自殺， 家屬說是他殺。 前不久， 我在北京和郭世英在北大的同班同學周國平（現在繼續研究哲學）、 牟筱白（ “Ｘ社” 和 “太陽縱隊” 的成員， 詩人）回憶過這些。 他們也認為： 根據他的性格， 決定了他一定會在那種情況下自殺……。 總之郭世英為寫詩付出生命。
郭老先生的另一個兒子郭民英， 當時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小提琴。 在他哥哥死後， 很快也自殺了。 文革後郭世英留下了一本日記， 郭沫若晚年經常拿出這本日記， 用蠅頭小楷一筆一筆抄完這本日記。 （關於郭沫若兩個兒子之死， 請參閱本期下附羅點點撰〈郭沫若的兩個兒子〉——編注）
“太陽縱隊” 成員的命運不比 “Ｘ社” 的強。 “太陽縱隊” 一九六二年成立時參加的人有張久興、 張新華、 董沙貝、 於植信、 張振洲、 楊孝敏、 張潤峰等。 由我起草章程。 那時還是太年輕， 不知天高地厚。 我在章程開始說： “五四” 過去這麽多年隻出了一個魯迅。 當時膂b為 “五四” 出了不少盜火者， 現在不知去向。 我們也是心中有魔鬼在燃燒， 我們也要象高舉燃燒的心的丹柯一樣， 走出黑暗和泥沼。
先後卷入 “太陽縱隊” 或和我們沾邊的人， 都受到各種衝擊。 許多人因此改變了一生。 張久興文革時在軍隊， 已經是坦克兵的軍官， 在軍法處逼供下承認另一個莫須有的 “叛國集團” ， 後自殺身亡。
甘露林也是解放軍軍官， 正在廣西向越南開赴， 接到回北京接受審查的命令， 他在前線飲彈身亡， 和郭世英一樣；人們說是自殺， 家屬說是他殺。
我和一個不願提他姓名的朋友進了死刑號， 在大獄中九死一生。
於值信先在天堂河農場勞改， 後送到新疆石河子農二師， 文革後一直下落不明。 前兩年我和吳爾鹿找到了他， 可是他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一個不能在社會中自理的人。
……
任何和 “太陽縱隊” 沾邊的人， 都被批鬥、 管押、 審查。 後來， 隻要和我接觸過較多的親戚、 同學、 朋友幾乎無一幸免。
例如原北大英語係的畢業生楊孝敏， 因此案一直下放在工廠裏， 不得翻身。 我女朋友蔣定粵的哥哥蔣建國先生， 因我被打穿耳膜。 蔣定粵的妹妹蔣定穗， 臉上至今留下刑訊用煙頭燒下的疤痕， 等等， 等等， 等等。 被牽連的名單數以百計， 使我至今對他們和他們的家屬深深負疚。 雖然， 這不是我故意造成的， 也不是我能改變的。 但確實是因我而起， 希望他們能夠諒解。
“太陽縱隊” 從來就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沒有什麽政治訴求， 最多就是想寫詩、 畫畫， 要創作自由。 說破了還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事。
我希望， 在下一世紀， 可以在祖國實現三十多年前我的小小訴求。
原載《民主中國》一九九九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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