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斯維特蘭娜在哪裏? （斯大林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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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斯維特蘭娜在哪裏? （斯大林女兒）

 

此文發表於 2012 年 2 月號《開放》雜誌。編輯把標題改成了《李訥 林豆豆 宋彬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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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斯維特蘭娜在哪裏?
by王友琴
金鍾先生在第一期上寫了關於不久前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的文章。他介紹
 了她的書在曆史上的意義，特別還寫到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 30 年前對他自 己的思想成長的深刻影響。
相比之下，《紐約時報》那篇報道她的死訊的文章，以她的父親、四個丈夫和三個孩
子為線索介紹她的一生。那篇文章簡直像是在用一種舊式的觀念介紹一個舊式的女
人，離開了斯韋特蘭娜其人其書的曆史意義和思想價值。網上中文有關文章的資料大
多來自這篇報道，而且在翻譯轉述過程中，又多多少少強化和渲染了她離開蘇聯後的
生活不安定以及貧困。比如，英文報道中提到她在美國結婚後又離婚的丈夫的家世，
其實原因之一是這個姓氏在美國的建築界和藝術界極其著名，在博物館美術館中位置
顯赫，而中國人一般不知道這個名字也就沒有感覺。
當然，在世俗的眼睛裏，強化斯韋特蘭娜晚年生活的孤獨和默默無聞會對她本人產生
貶低作用。然而，這樣做也不見得有什麽必要，因為在漢語中，並沒有斯維特蘭娜式
的作品真的出現過，也沒有過她這樣的作者。
在這裏，用斯維特蘭娜的名字，是代指那些從高層權力家庭裏出來的子女中，能超越
自己的環境，獨立思考和批評父輩的所作所為，以及反省和選擇他們自己的人生走向
的人。
2
 漢語中沒有出現和斯維特蘭娜相似的書，雖然肯定有一批和斯維特蘭娜身份相似的
人。
北大人講述了他們遭受的“紅色公主”們的打擊。
北京大學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毛澤東稱為“反動堡壘”進行重點打擊，文革前還是“最
高學府”。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在文革前一年從北京大學曆史係畢業，這和斯大
林命令女兒進莫斯科大學曆史係一樣。不過斯維特蘭娜沒有對莫斯科大學作過什麽，
和李訥不一樣。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上，在北大大學東操場的全校萬人大會上，江青發表講話，宣布 6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學發生的大規模暴力“鬥爭黑幫”是“革命行動”，然後話鋒一轉， 指控曆史係教師郝斌“迫害”李訥。會場上馬上有人大喊“把反革命分子郝斌揪出 來”。但是因家人生病他已經提前退場回了家。第二天郝斌到校就被關進了校園“勞 改隊”。一次他遭到“鬥爭”時，同一教研室的一名同事，認為他是江青點名的“死 老虎”，永遠翻不了案的，重拳出手把他打昏倒在地上，又拖出門外。(文革中學生 出手打人比較常見，教員出手打人比較少見。)結果，也確實是十年後毛澤東死亡、 “四人幫”被捕，他才得到“翻案”。
郝斌的一名同學在文革後告訴筆者，他畢業後分配到外省工作，文革中看到大字報上
江青講話指控郝斌“迫害”李訥，很是吃驚，後來見到郝斌，還拿這個事情開玩笑:
 你怎麽還“竟敢”(文革大字報常用詞)作此等事情。不過在文革時，這可是一點都
不可笑的事情。
當年的大字報有抄件在。所謂“迫害”李訥，是指北大曆史係師生 1964 年到郊區搞 (這個動詞的具體含義還真難解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劃分階級成分”時，因 為劃高劃低，郝斌和李訥發生過爭論。當時爭論並不激烈，他自己都未曾特別注意。 但是李訥回家報告了江青。這種罪名，這種到大會上直接宣告定罪的方式，而且是對 於女兒的老師，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然後煽動學生同事“鬥爭”毆打被指控者，更 是殘忍荒謬。
李訥在文革中受毛的派遣，多次到北大來。有一次傳達了毛澤東把攻擊北京大學“廟 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下聯改成了“池深王八多”。這當然是導致了大規模的迫害 在北大發展更甚。當郝斌被大字報“揭發”時，他在 1964 年最“嚴重”的“反動言 論”也不過是預警了“這樣搞下去會死人的”，在文革中“死人”變成了北大的現 實。63 人在北京大學被迫害致死(這並不特別，我的調查所及的大學都有兩位數的受 難者)。但是，不論是對於全校性的這種災難，還是和李訥個人作用直接相關的郝斌 所受的迫害，李訥在文革後的三十多年中，從來沒有表示過歉意。
普通人的道德觀念是在公共汽車上不小心踩了別人的腳要說一聲“對不起”。但是還
有另一種道德觀念是害死害傷了人也不必道歉。
文革中當了第二號權力人物整整五年的林彪，有一個女兒林豆豆上過北大中文係。她 原在清華，1964 年轉學到北大(當時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文革中成為
 唯一的副主席)。到北大後她長期缺課，時間超過了學校章程所規定的病假天數，中 文係在請示了學校領導後(一般不用的)，請林家給她辦理病休手續，並告知病好了 可以複學。林豆豆後來從未要求複學，而且在文革中當上了《空軍報》主編。但是她 被要求辦病休手續，文革中卻變成了“迫害林副統帥女兒”的大罪名。林豆豆的弟弟 林立果在北大“揭發”此事，有關的人都被“揪”出來。中文係副主任向景潔和代理 教務長王學珍二人，都被用布袋子蒙頭，綁架到秘密地點，遭到審問和毆打。(別人 也許也被這樣對待，隻是我沒有能和他們談話。)1968 年 1 月 25 日，專為這一件事 情，在北大最大的會場召開“鬥爭會”。所有和此“案”有關的人在台上遭到野蠻的 羞辱和折磨。

 文革後，林豆豆從來沒有跟北大人道過歉，盡管她就在離北大十公裏的中國社會科學 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這不是很諷刺嗎?)現在，向景潔老師已經去世，王學珍先生 86 歲，住在北大宿舍。林豆豆過去沒有去道歉，將來會去嗎?
她的一名同班同學說，她來過他們班級的聚會，大家覺得她還“生活在過去”，也就
是優越感。她幾次提到她最近去了什麽大人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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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老人王晶堯，今年 91 歲了。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 長，1966 年 8 月 5 日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卞仲耘是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 人。後來的一個月裏，有數千人在北京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王晶堯在那個悶熱的夏天，咬碎了床上的草席，因為他不能放聲痛哭。他在櫥櫃裏為 卞仲耘布置了一個靈堂，因為不敢讓外人看見。多年後給了他 400 塊錢作為撫恤金， 他要求用這些錢立在學校立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被拒絕。文革後他到法院告狀，被 以“追溯時效已過”駁回。他沉默了。沉默多年後，2007 年，他給卞仲耘學校的現校 長袁愛俊寫了一封公開信，為什麽呢?因為在 1966 年 8 月 5 日時擔任學校“文化革命 委員會”負責人和紅衛兵領導人的宋彬彬，在學校 90 年校慶時成為 90 名“知名校 友”之一。在關於她的個人事跡的大型展板上，宋彬彬放上了那幅當年名噪一時的她 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
公開信說:
1966 年 8 月 5 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裏， 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誌活活打死。凶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 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發指!文革中，卞仲耘 同誌是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後，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 其中包括原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首要負責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帶隊的 50 名紅衛兵 代表。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個袖章實 質上沾滿了卞仲耘同誌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
1966 年 8 月 18 日之後，北京市有 1772 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 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現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
彬。對此，我不得不提出強烈抗議。
 這一公開信沒有得到校方或者教育部門的任何答複，沒有得到宋彬彬和其他師大女附
中紅衛兵的答複。這封信也沒有能在國內紙質媒體上發表，隻是由王晶堯的年青朋友
幫助送上了電腦網路而得到了“公開”。

 2010 年，北京一家名為《記憶》的網刊發表了宋彬彬等五人的一個座談紀要和一些其 他相關文章，共五萬多字。這些文章的主題之一是為宋彬彬辯護。後來，她們還要求 紙質刊物發表她們的文章。再後來，中間人寫信給編輯說，那篇文章不發了，因為宋 的丈夫不願意她拋頭露麵。她的丈夫發現癌症，要等他去世後再發。
安靜了一段時間後，最近網上報告宋彬彬的丈夫靳劍生因肺癌在去年 11 月去世了。 同時有消息說，宋彬彬等人將再次發動。
在卞仲耘被打死時，宋彬彬的父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她的丈夫並不是高幹 子弟。靳劍生的姐姐著文說，他們的大姨媽的丈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1949 年後 一直住在美國，年青時曾經加入毛澤東在長沙領導的學生運動。(確實，李振翩在文革
 中回國得到毛澤東的接見。接見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上。)靳劍生的一個姨媽 多次到他插隊的內蒙古，說服了軍代表。靳劍生作為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朋友的親戚而 進入了大學(那時候憑“推薦”上大學)，與宋彬彬同學。
當然可以慶幸靳劍生的好運氣。不過，假使他自己回顧曆史，會意識到擁有一個住在
美國的是毛澤東年青時代的朋友的姨父的概率是多麽低，這樣一種文革確立的用家庭
背景來決定誰能上大學的製度不是好的製度。就像斯維特蘭娜雖然享有特權，但是在
她的書中對蘇聯把領導人家的保姆廚子都列入國家工作人員編製的浪費和沒有人情味
作了深入的批評。但是他已經去世了，而他的勸阻也並不能真影響宋彬彬的行動。
王晶堯寫公開信的時候是 87 歲，現在 91 歲。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已經 45 年有 半。2009 年，一些女附中的學生捐款為她建造了一座銅像。銅像上沒有銘文，隻有 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一位捐款者擬的卒年部分是“歿於 1966 年 8 月 5 日文革暴力 中”。前紅衛兵們反對，要求隻寫“1916-1966”。最後的“妥協”是“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的評論家劉自立指出，這是“存像廢史”。
在斯維特蘭娜的書裏描述了她和斯大林之間的父女親情，但是也描述了她知道的對她
認識的人的殺戮和迫害。她麵對事實，她用善惡標準(現在的話叫做“普世價值”)
評判事實。這兩點正是她的書能感動讀者的主要原因。
魯迅曾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金 鍾先生文章的用意，顯然是在指出他國的精神火光，引導中國的精神前途。衷心希望
 他的文章會帶動中國的國民精神進步。

 

 

王友琴
2012年1月26-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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