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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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crhm.org/history/docs/2006_09_18.pdf

 

20060918
書評一則
書名: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作者:John Pomfret
出版社: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
王友琴

John Pomfret 是《華盛頓郵報》記者，2006 年出版了《中國課:五個同學和新中國 的故事》一書。1981 年他 21 歲，作為 1949 年後首批成為中國大學本科生的美國 人之一進入南京大學。2001 年他參加校友重聚後就開始寫這本書。他寫了他的五 個中國同學，他們的過去和現在。在對個人所作的肖像性描述之中，他也表現了當 代中國社會的總體曆史，包括改變和延續兩個方麵。
這本書出版以後，已經發表了若幹英文書評，因而我想特別側重談論自己比較了解
的一個方麵。我做了大量采訪調查，寫過一本五十萬字的書《文革受難者》，記載
六百多名被文革害死的人。《中國課》的作者在文革後進入中國，此書的重點也不
在文革本身，然而，這本書對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有非常獨到和深刻的描述以及剖
析。文革開始於四十年前，應該承認，在中文寫作中，總的來說對文革本身以及受
難者還缺乏曆史記載，對文革後人們如何記憶曆史以及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就更不
見深入具體的觀察和描述了。僅僅從這一個角度，這本書對理解文革和文革後曆史
就非常有幫助。
2004 年春天，我收到此書作者寄自北京的電子信，說他在寫一本書，書中人物吳 曉晴的父母在 1966 年被紅衛兵打死，另外，他還問我是否能提供 1966 年 6 月文革 開始時南京的情況。他大概是從我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得到我的電郵地址的。
我的一個看法是，文革曆史研究之所以沒有能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準，原因固然有
多項，但是缺乏研究者之間的合作和討論是其中之一。所以對於請我幫助的人，我
總是盡力而為，不但希望幫助別人解決具體問題，也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來推
進學術研究風氣的養成。所以我很快開始動手查找材料並給他回信。
Pomfret 所說的被打死的父母，名字是李敬儀和吳天石，多年前我已經做過調查並 寫成文章放在電腦網上。據我的調查，這對父母是文革中全國最早在暴力型“鬥爭 會”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革前，李敬儀是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吳天石是江 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是被中共江蘇省委最早“揪出來”的文革打擊對象之一，盡 管不久以後那些省委領導自己也被“揪”了出來。1966 年 8 月 3 日，南京師範學 院學生衝進李敬儀和吳天石的家，把他們拉到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中，召開“批鬥 黑幫份子大會”。一群幹部和教師被拉到台上“鬥爭”。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澆在 “黑幫”身上，有人動手打“黑幫”。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套在李敬儀的頭上。

接著，他們又被拉到大街上，當時叫做“遊街”。開始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架著 走，他們很快就昏迷過去，然後就被在發燙的馬路上橫拖著，從學校往鬧市區方向 拖了一裏來路。李敬儀在“遊街”過程中就氣絕身亡。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 回學校繼續“鬥爭”。吳天石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 吳天石在 8 月 5 日死亡。李敬儀和吳天石當時的年齡分別是 53 歲和 56 歲。
這是文革進程中最為野蠻血腥並有重大標誌意義的一天。兩天以後，發生了北京第 一起教育工作者被殺害的事情。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 副校長卞仲耘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文革通過“革命群眾”特別是“紅衛 兵小將”之手大規模殺人，就從此時開始。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文革後發表 的其自傳中提到，當時他曾當麵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吳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 顯，這種暴力迫害和殺戮是在文革最高領導人的鼓勵和指導下進行的。8 月 3 日的 “革命行動”殺害了兩個人，但在文革時代這一天被引為自豪。南京師範學院的 “造反派”組織起名叫“八三革命造反師”，該組織建造的毛澤東塑像高度是八點 三米。這種對八三數字的反複強調，是在反複肯定那一天的行動所代表的暴力迫害 的思想。
我給 Pomfret 傳去了我寫的這篇報告，還告訴他該文章收在我的新書《文革受難 者》中，書正在香港印刷中。很快又收到了他的來信，說他已經從香港買到了書。 從時間算，他該是最早購買這本書的人之一。當然，他是駐北京的美國記者，買香 港出版的書不是問題，普通的中國人就沒有辦法買了。然後他問我，在我書中“李 敬儀”一篇中寫到的那個曾在 1966 年 8 月 3 日積極參與毆打李敬儀吳天石夫婦而 在 1999 年死亡的外語教授，會不會是李敬儀吳天石的孩子為了報仇雇傭了殺手把 他殺死的?
我被問得一頭霧水。盡管采訪了大量的文革經曆者和受難者親屬，我從來沒有聽說 過有文革受難者的孩子雇傭殺手報仇的。不但沒有報複那些作惡者，他們中的很多 人甚至不敢向人講述父母的悲慘遭遇，因為仍然心懷恐懼。記得 2001 年我訪問一 位父母和姐姐都被紅衛兵打死的女士時，她說，她的幾個朋友和親戚曾經力勸她不 要和我談話，以免引起麻煩，可是她想過以後還是決定了和我談話。她說:“我還 不甘心。”我一方麵感謝她的合作和坦誠，另一方麵也被她所說的“不甘心”一詞 所攪動。“不甘心”後麵的賓語詞是什麽?是不甘心不大聲抗議?是不甘心不向公 眾控訴?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動反抗罪惡?是不甘心不要求懲罰凶手?是不甘心不訴 諸法律尋求司法公正?都不是。她說的“不甘心”僅僅是不甘心拒絕我的采訪。 “不甘心”後麵的行為賓語如此卑微，不能不使我感到悵惘。
我趕快翻開《文革受難者》書重讀“李敬儀”條目。這篇文章的倒數第二段如下:
一位受訪者說，1999 年，南京師範學院外文係一個風流倜儻的男教授，在 蘇州突然暴死，屍體在室內一周無人發現，以致腐臭，死時年紀不到 60 歲。他的在校學生都為此深感遺憾。但是學校中年紀較大的人中有傳說，這

是報應。當年打死吳天石夫婦，這個人很積極。文革後他也沒有為此受懲 罰，但是老天還是要算賬的，哪怕是 33 年之後。
我對這種傳言的理解是，人們在通過曲折的方式表達藏在心裏的懲惡願望。給我講
述這一傳言的人認識吳曉晴。我曾經托過他和另一讀者與吳曉晴聯絡，希望了解關
於他的父母之死的更多情況，至少請他把我已經寫好放入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
關於他父母的文章校讀一遍，以免有錯。特別是在我聽說吳曉晴現在是大學的曆史
教師時，更覺得可以請他這樣做，因為不需要跟一個曆史老師解釋書寫文革曆史的
重要性，何況這曆史和他父母被害有關。可是，數年過去，我的請求沒有得到回
應。
Pomfret 先生顯然是這段文字中的“暴死”誤解成“用暴力殺死”了，因而提出了 那樣的猜測和疑問。我向他作了解釋，“暴死”隻是突然死亡的意思。我毫無嘲笑 他的中文不夠好的意思，其實倒是欽佩他的細心和認真，所以才會那樣發問。而且 我也明白，這個問題並不是純粹因詞語誤解才被提出的。在他生活的社會中， JUSTICE，通行的中文翻譯是“正義”，和自由、人權、道德一樣被視為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罪行就應該被帶到“正義”中來審判，不能夠幾十年任人不 管。我想這是他會有這一猜測和疑問的主要原因。
等我讀了他的這本書，我進而意識到他確實並沒有因為一個生詞而誤解了什麽。他
的行文表現了他對受難者的孩子們有很深的觀察和理解，能相當準確地把握其心
態。而且可以說，還沒有哪個本無語言障礙的中國作家在這方麵做得更好。
書中寫到:
1966 年 7 月 14 日，江蘇省報點名批判吳天石，也就是在政治上判了他死刑。吳曉 晴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家裏寫大標語“打倒吳天石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教育路線”。 他告訴 Pomfret，那時候大家都是這樣做的。
8 月 3 日吳天石夫婦被打死時，吳曉晴正在郊區農村勞動。他偶然聽到兩個中學生 談論師範學院打死了兩個人(是用醉心的讚揚的口氣談論的。——Pomfret 特別說 明了這一點，這表現了他對當時情景的了解)，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進城回家， 看到他的姐姐。他 15 歲，姐姐也是中學生。姐姐教他怎麽回應這件事情:就說母 親死於高血壓父親死於慢性肝炎，因為說父母是被紅衛兵組織打死的會讓子女成為 革命的對立麵。兩個人都沒有哭。
他們的家成了紅衛兵司令部。他們被趕出了門。然後吳曉晴像其他一千八百萬青年 人一樣被送到農村插隊。1971 年林彪死後，一些老幹部複職，給一些已經被打死 的人平反，吳天石也在其中。這樣吳曉晴得以離開農村參了軍(當時這是一般人得 不到的機會)。1975 年，他在軍隊加入共產黨。在入黨申請書中，他再次說他的 母親死於高血壓父親死於慢性肝炎，還說他父親因為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執行了修

正主義路線。他說他知道他這是在說謊(他父親的屍檢報告說身上骨折就有六處，
還有其他各種傷)，但是他說這樣做有助於“改善我的生活”。
文革後吳曉晴成為南京大學 78 級學生，畢業後他到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教書。他 父母被這所學校的人打死。打死他父母的人從未被起訴。他和其中有的打人者會常 常在校園路上對麵走過。2003 年，他們係裏為了賺錢要編曆史教科書，把文革這 一段分派給他寫。他自己寫了一些段落，可是沒有通過上麵的審查，於是刪去，改 成上麵規定的關於文革的那些套話，盡管那些話離開曆史事實很遠。1989 年學生 運動遭到鎮壓後，他被推舉為該校清查委員會成員對參加學生運動的人進行“清 查”，他做了，盡管是最不起勁的清查者。對於這類事情，他總是解釋說，是因為 “沒辦法”。
書中還寫到，假如說吳曉晴怯懦，他是一個有勇氣坦承自己的恐懼的人。是吳曉晴 自己告訴了 Pomfret 這些事情。這一點使 Pomfret 覺得吳曉晴在悲慘的同時也有了 英雄性的一麵。
這位作者依照當年在班裏的習慣，在書裏稱吳為“老吳”(77、78 級大學生之間 年齡相差很大，吳是年齡較大者)。“老吳”因為老，因為家庭遭遇，與過去的曆 史比年輕同學有深得多的關係。但是他也指出，在他們那個班裏，“老吳”卻是最 為通曉電腦網、電子郵件、電子短信這些現代裝備的。雖然“老吳”對父母之死沒 有作什麽，但是顯然還在留心和收集著有關曆史的種種信息。
讀著書中對一個人的這種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使我仿佛覺得在讀文學作品中的人
物，比如俄國小說裏的奧勃洛摩夫(岡察洛夫)、羅亭(屠格涅夫)等等。俄國作
家在這方麵才華突出，他們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人道精神體現在這些作品中。另
外，我參訪過大量的文革經曆者，自以為有一定資格了解這樣的人物的典型性。在
一種非虛構類作品中能達到這種效應，是很了不起的。
在書中，Pomfret 一直在思考為什麽他的同學的行為讓他困惑。他寫道:
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權殺害了，我會投入我的生命來複仇，來從事政治活動， 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著的證據都挖掘公布出來。為什麽吳曉晴不這樣 做?他的正義(JUSTICE)感在哪裏?為什麽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 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113 頁)
我想，Pomfret 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 JUSTICE/正義問題。一般人都認為， 文革受害者們保持沉默忍氣吞聲，是因為他們受到權力當局的壓製。這一解釋無疑 是對的，然而不是能解釋這一現象的充分理由。在文革發生時，吳曉晴姐弟知道父 母是被打死的，但是卻說是“高血壓”和“肝炎”死的，那時候他們得自保，沒有 選擇的自由。然而後來，特別是文革結束幾十年後，實際上存在著選擇的餘地。當

有可能采取別的行動的時候沒有作，社會和個人是否有 JUSTICE/正義就成為越來 越重要的原因。
無獨有偶，在吳曉晴父母被害兩天之後在北京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長，長期以來也被 一些紅衛兵說成是“高血壓”“心髒病”死的。當然，她們這樣說主要是為了掩飾 紅衛兵的罪行，和吳曉晴姐弟那樣說動機不同。但是，在卞仲耘遇害幾十年後，還 有人還可以這樣說或者寫，讀者也隻有這樣聽和看，顯然也表明了一種相當普遍的 人們對 JUSTICE/正義的忽視和麻木。40 年前在校園裏打死一個人(何況這個中學 的校園裏兩個星期後又打死了另一個人)，這一類案子早就應該得到正義審判，而 不是像在談論是什麽人打破了一扇窗戶，還是那扇窗戶本身已經太舊不結實。
追究根源，摧毀了當代中國人的 JUSTICE/正義觀念的根源，還是文革。數以百萬 計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鬥爭”、被監禁、被打傷，這是對社會 JUSTICE/正義的絕大冒犯和損毀。但是殘暴行為在當時被用革命的名義合理化了， 在文革後又被用“認識錯誤”的說法減輕淡化了。確實，文革的事實長期以來沒有 被說清楚，這是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但是同時，這也不隻是個說清事實的問 題。文革的大多數事實一點都不神秘，比如李敬儀吳天石夫婦被打死，就是在數千 人眼前，在校園裏和南京城市中心發生的。這些事實長期得不到記載和說明，是由 於當局的禁止，也是因為整個社會 JUSTICE/正義的衰弱。而正義感的消退使得對 抗官方禁止的民間力量三十年來難以形成壯大。吳曉晴父母被害的事實，卞仲耘校 長被害，這些被認為是“小事”或者不重要的事而一直被排斥在文革曆史的記載和 研究之外。這不是由於語言或者知識的障礙，而是因為判斷罪與非罪、善與惡的原 則出了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Pomfret 這一套不過是美國人的想法而已，和中國實際離得太遠。 這是非常輕浮的否定方式。首先，在 JUSTICE/正義這樣的人類社會的基本概念方 麵，難道要分美國和中國嗎?其次，實際上在美國，JUSTICE/正義之所以在社會生 活中有這樣重要的位置，能保障社會的和平與進步，也是人們長期努力的結果。可 以說，對吳曉晴的探索，也是在維護對人類無比重要的一個價值理念。我向讀者推 薦這本書，特別推薦千千萬萬受難者的孩子們閱讀這本書，思考書中提出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