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性鬥爭會的最早的受難者：李敬儀和吳天石之死
by王友琴
李敬儀，女，1966 年時是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中共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1966 年 8 月 3 日，被從家裏拖出“鬥爭”。她被“遊街”和毆打，在“鬥爭”過程中氣絕身亡，時年 53 歲。 吳天石，男，李敬儀的丈夫，文革前是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文革一開始被中共江蘇省委當作運 動對象，在報紙上點名批判。和李敬儀一起被“鬥爭”。昏迷兩日後死亡，時年 56 歲。 李敬儀和吳天石，是江蘇省最早在大規模的暴力“鬥爭”中死去的兩個人。就現有資料來說，也 是全國在文革中最早在“鬥爭會”過程中被打死的兩個人。 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是原來的教會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園。金陵女子大學是中國最早的現 代大學之一。教學品質很高，校園也以典雅美麗著稱。1949 年以後，學校改換了名字，學校 的領導人也都換成了共產黨人。吳天石是資深共產黨人，在 1949 年以前就從事教育工作。共 產黨掌權後，他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後來當了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是江蘇省教育界的最高領導 人。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一個《通知》，後來這個文件被叫做“516 通知”。這個“通知”也一般被視為文革的開端。在這個“通知”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徹底 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 的領導權。”於是，在文革開始的時候，這五個“界”，就成為文革的重點。
“516 通知”當時隻有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知道。一年以後，這個通知才在《人民日報》全文 發表，普通老百姓才讀到了這個“通知”。通過這一“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還發放了 其他文件，在那些文件中，隻有毛澤東 1966 年 5 月 7 日給林彪的一封信，是在 1969 年全文 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其他則至今還不準老百姓和學者閱讀。
在 516 通知發出的同時，5 月 4 日到 26 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時的中 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軍隊的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共中央辦公廳主 任楊尚昆，後來被簡稱為“彭羅陸楊”，被指控為“反黨份子”。他們失去了他們的職位，並且被 軟禁了。另外，在北京發動攻擊了吳晗的京劇劇本“海瑞罷官”之後，又在報紙上攻擊“三家 村”，即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用來寫雜文的一個集體筆名。然後，1966 年 6 月 2 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攻擊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陸平等人是“反 革命黑幫”。 一批人很快就被“揪出來”或者“被”打倒”了，這是當時所用的詞語，“揪出來”和“打倒”的意思是失 去原有的職位，被報紙“點名”，被冠以“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一類罪名，“揭發”“批判”和 “鬥爭”。同時，在當時的體製下，還意味著從原來的比較大的住房中被趕出來，家屬子女受到 牽連，等等。至於是什麽樣的“鬥爭”，當時的情況可能有所區別，下文還要說及。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當地找到了一些人，作為當地的文革對象。吳天石就是江蘇省的在文 革最開始被中共江蘇省委選中的文革重點對象之一。他是教育廳長，教育結的領導人，教育界 是毛澤東確定的文革的要“奪權”的五個“界”之一。另外，毛澤東在 1966 年 5 月 7 日給林彪的 那封信中明確說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吳 天石是文革的總方針早已規定了的文革對象。實際上，教育一直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吳天 石雖然是一省的教育廳長，其實沒有很大權力來對教育事務自作主張地作什麽。另外，吳天石 和另一作者合作編寫過一本小冊子，題為《談談我國古代學者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1962 年出版。當時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對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樣的不講理的方式作出 捕風捉影的“批判”，都將其稱為“毒草”。加上當時即使是教育界領導人出過書的並不多，寫這 本書也就成為吳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後，江蘇省委的領導人說，他們受到在他們之上的“中央”的壓力，所以隻好把吳天石當 作了打擊對象。看來是“中央”規定各省必須都找到自己的“三家村”和“黑幫”。不但江蘇，其他各 個省也都這樣作了。 因為吳天石夫婦被“鬥”死在南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對此也有一些解釋。關於 這一點，南京的一般的人的解釋比較簡單直接，他們說，相對來說吳天石是共產黨裏教育程度 和文化修養比較高的人，所以被共產黨裏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不高的人整。另一種解釋說，反 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層幹部都想把禍水引向別人，用以保護自己。 文革一開始，“五界”中的人，首先遭到攻擊，被打，被“鬥爭”，有的被“鬥爭”死去，有的在被殘 酷“鬥爭”後自殺，有的被長期囚禁。但是也有極個別的例外。比如，郭沫若。1966 年 4 月 14 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發言，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 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麽曆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 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 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的發言發表在報紙上。“內部”是怎麽 和郭沫若談的，還沒有人說出來。郭沫若做了此事後好象就“過關”了，在文革中他沒有在“鬥爭 會”上挨過“鬥爭”。雖然他也遭到大字報的批評，受到壓力，他的上大學的兒子被抓走死了，被 說成是“自殺”的。但是每逢大會郭沫若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名字還在報紙上，他也 還住在原來的住宅裏。那個在北京後海附近的有花園和假山的大房子，原來是北京已經有三百 年曆史的中藥店“同仁堂”的財產，政府收走後給了郭沫若。 據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光在文革後寫的文章《難以忘懷的紀念》(《新華日報》， 1986 年 8 月 3 日)說，吳天石知道自己成為“點名批判”對象時，曾經去他的家，提出對他的 那本小冊子，能否按照郭沫若公開聲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來作。但是省委書記的回 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 呀!” 吳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樣做，也就是說，他願意認錯，願意悔改，願意否定自己，願意表示對 毛澤東的忠誠，願意追隨共產黨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對抗的，不是堅持己見的。但是他不被準 許他這樣作。於是，吳天石被停職，被報紙公開點名批判。當時，《新華日報》點名批判了一 百二十人。吳天石是其中之一。 在文革後的對吳天石的悼念文章裏，江蘇省委書記陳光感歎，吳天石“這位飽學之士竟然天真 地相信，隻要真心誠意地認個‘錯’(說實在的，他根本沒有什麽錯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 炬，就能闖過這個關，逃過這個‘劫’。”陳光的感歎聽起來是真誠的。但是，怎麽才能不“天真” 呢?陳光沒有說，一個不“天真”的人應該怎麽理解共產黨的製度和方式。 在戰爭中，隻要一方投降，戰爭也就結束了。投降一方的士兵，可以當俘虜，保全性命。文革 卻連投降都不準許。對文革製定的打擊對象，不管怎麽檢討認罪，還是逃不掉被毆打侮辱甚至 被活活打死的下場。文革的規則比戰爭凶惡。 事實上，在文革中，每一個階段的打擊對象，都采取了承認“錯誤”，檢討自己的做法。除了極 其個別的例子，沒有人公開表示對抗。但是，對文革打擊對象的迫害，卻並不因此停止，反而 更加升級。從最開始，“彭羅陸楊”檢討了。後來，劉少奇鄧小平檢討了。但是，和吳天石一 樣，他們後來都被拉到“鬥爭會”上受到暴力性的“鬥爭”。不在權力核心中的人，也這樣。作家 肖軍說他寫的“檢查”有二十萬字。北京第八中學物理老師張連元寫的“檢查”，留下的底稿，也 有上十萬字。對此應當作更細的分析。
1966 年 7 月底，毛澤東在北京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並且下令撤出當 時被派往各學校代替原來的共產黨黨委領導“文革”的“工作組”。
1966 年 8 月 3 日傍晚，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衝進李敬儀和吳天石的家，把他們架出門 去。這時，他們還穿著拖鞋。他們被拖著走，吳天石的腳被戳破，一路流血。他們被拖到南京 師範學院的校園，那裏已經有一個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鬥黑幫份子大會開始”。有人把裝 垃圾的鐵絲簍套在李敬儀的頭上，有人把墨汁澆在他們身上。李敬儀吳天石陷入半昏迷。 接著，又把被鬥的一群“黑幫”拉到大街上，當時叫做“遊街示眾”。開始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架 著走，他們昏迷過去後，就被在發燙的馬路上拖著走。拖了有一裏來路。李敬儀的身上磨得血 肉模糊，死在“遊街”過程中。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有人用麻繩把他綁起 來，還要把他綁在梯子上“示眾”。在這一過程中，吳天石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 腫，腳上的肉被磨光了。他昏迷兩天後，在 8 月 5 日死亡。 李敬儀和吳天石已經死去，永遠不再可能說出他們所受到的折磨的細節。李敬儀和吳天石當時 的年齡是 53 歲和 56 歲，並不很老。他們在這樣的“鬥爭”後死去。我們可以想見他們受到的折 磨是多麽殘酷。
在吳天石死去的那一天，8 月 5 日，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批鬥黑 幫”，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當時 50 歲。大規模的校園暴力興起了。不但是李敬儀和吳天石夫 婦，不但是卞仲耘校長，還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後來，還發展到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紅衛兵 抄家和毆打致死。
1996 年，李敬儀吳天石夫婦死亡三十年之後，文革開始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出版了 他的回憶錄，題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書中，江渭清說出了一個 和吳天石有關的事情。1966 年 8 月，江渭清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八屆十一中全會。 他曾經在電話上和南京談過吳天石之死。接著，在討論修改“十六條”(《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 革命的決定》，1966 年 8 月 8 日)的過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找他和譚啟龍(中共山 東省委書記)談話。江渭清在書中說，他告訴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現在，學生把人戴高帽子， 拖上街遊行，打罵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憶錄，528 頁)。 實際上，北京的卞仲耘校長被打死後，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也在當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 第二書記吳德作了當麵報告。但是吳德至今沒有說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麵報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 答複的。 江渭清的書沒有說出的事實是，在“十六條”發布之後，暴力性“鬥爭”大規模升級，愈演愈烈。 但是從他的敘述，我們知道毛澤東和周恩來完全了解當時發生的這些殘酷的打殺事件。 在南京師範學院，在李敬儀吳天石死後，1966 年 8 月 26 日，又以“清算吳李黑幫”的名義，舉 行了更大規模的“鬥爭會”，“鬥爭”了數十名教師和幹部。 在南京的其他學校，校園暴力迫害和殺戮也在發展。1966年夏天，我們現在知道的受難 者，還有南京第二中學的曆史老師朱慶頤。朱慶頤老師也是在所謂的“鬥爭會”上，被該校學生 打死的。他的獨生兒子朱世光在華東政法學院畢業後在湖南工作，在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槍 斃。文革後得到“平反昭雪”。 另外，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打死了一個所謂“出身不好”的工人。他的名字叫王金。有關情 況還待進一步考查。 在北京，現在了解到的在校園暴力中死去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生，除了卞仲耘校長，還有: 1966 年 8 月 17 日，在北京 101 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被打死。1966 年 8 月 19 日，在北京 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被打死。1966 年 8 月 20 日，在北京 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被打死。1966 年 8 月 22 日，北京第八中學共產黨書記華錦被打 死。1966 年 8 月 25 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校園裏，教師靳正宇，黨支部書記薑 培良和一個學生的母親樊希曼被打死。1966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
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學校園裏的“牛鬼蛇神勞改所”裏，校工徐霈田、 學生王光華和附近居民何漢成被打死。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校園裏，生物教員喻瑞芬和一 數學教員的弟弟、中學生田鉞被打死。在北京景山中學，工友李錦坡被打死。在北京第四女子 中學校中，語文老師齊惠芹被打死。在北京第十三中學的“紅色刑訊室”裏，該校學生武素鵬被 打死。1966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家住學校附近的工人陳彥榮被和另一 姓名尚未查出的老年女人被打死。1966 年 9 月 8 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老師陳沅芷 被打死。 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毆打和侮辱後自殺。當校園暴力擴展到校外，北京的和平居民也被大量殺 害，特別是擁有自己的住房的人。根據政府的“內部”統計，1966 年夏天，北京有 1，772 人被 紅衛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蘇省也應該有這樣的統計，但是江渭清的書中沒有寫出。 由於毛澤東對紅衛兵的熱情支持，在當時，這些殺戮不但大張旗鼓地進行，而且被當作功績。 在南京師範學院，在 1966 年 8 月 3 日這一天，打死了兩個人。後來該校成立的“革命群眾組 織”，名字叫做“八三造反師”，簡稱“八三師”。這個“八三師”成為南京文革中最活躍的“革命群 眾組織”之一。8 月 3 日那天的暴力活動指揮者成為這個組織的頭頭，後來又成為南京師範學 院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也成為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八三 師”掌權的時候，在校園裏建造了巨大的毛澤東塑像。為了紀念他們的發起日，他們建造的毛 澤東塑像的高度是八點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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