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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樓記憶（完成稿）
（一）
1954年底，父親從湖北省委調北師大工作。因為北太平莊的新校區還沒建好，我家在位於定阜大街的北校後花園裏住了一段時間。1955年9月搬進工一樓，成為北師大新校區的首批居民。
這是北師大落成的第一座教工宿舍樓，因此稱為工一樓，一進教工宿舍大門（當時還不叫牛門），就是一條平直的石板路，一直向西延伸，石板路的路北緊靠大門就是工一樓。這樓有4層高，灰磚外牆，平平的頂子，從建築美學來說乏善可陳。不過，房子的建築質量還是很好的，房間大，樓層間距高，無論室內還是樓道，水泥地麵都抹得平整細膩，光可鑒人。樓梯的木製扶手油漆得很光滑，幼年的我們常把它當成滑梯，反向騎坐在上麵一層一層往下滑。
整座樓共有5個門棟住40戶。樓門朝北開，樓南和石板路之間有一定距離，用一溜小樹叢充作圍牆。圍牆內種有樹木花草，野趣十足。有的樹已經很粗大，應該是原生樹木，蓋樓的時候特意保留下來的。我家住2層，窗外是觸手可及的柿子樹，一群群的小麻雀在樹木間草地上嘰嘰喳喳地飛來飛去覓食。雖然是樓房，依然可以享受到鳥語花香，十分接地氣。我家窗戶一年四季都是開著的，冬天也要留一道縫，從不關死。
石板路南邊是一片莊稼地，雖然已經劃入師大地界，但依然屬於附近的農民經營。那時人民公社尚未誕生，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莊稼地裏種有小麥、玉米等等，更多的我就不認識了。小時候我常常跟著哥哥在“青紗帳”裏鑽來鑽去，逮螞蚱、撲蝴蝶、捉蜻蜓。說來也怪，我從小到大對一切軟體的小蟲子都怕得要命，卻對帶翅膀的螞蚱、知了、蜻蜓等昆蟲網開一麵，甚至敢用手去拿。秋天玉米收獲後，就到地裏去尋找可以食用的玉米秸稈——甜稈。印象中大部分秸稈味同嚼蠟，隻有少數比較甜，往往選擇半天才能找到一根可以用來解饞的。
1958年，中央號召“除四害”，麻雀也成了四害之一。5月份，全北京市集中消滅麻雀三天，師大自不例外，一時間樓前樓後鑼鼓喧囂，從早晨5點一直敲到晚上7點半，每家輪流在外麵轟麻雀。驚恐的麻雀們無處落腳，不停地在天上飛來飛去，直到累得飛不動了掉到地上“過勞死”。後來，動物學家們又說麻雀其實是益鳥，不應該歸於四害，這才從黑名單上被清除。這之後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幸存下來且被平反的麻雀們才又開始在師大院內重新繁殖活躍起來。
工一樓的第一批住戶中老教授老幹部多，入住之後也就一兩年，條件更好的小紅樓建成了，一些住戶搬走了，但因為工一樓位置好，距離公交車站和提供買菜等各項生活服務的“學聯社”近，大多數住戶還是留了下來。記得有一對夫婦和我爸媽關係很好，搬到小紅樓之後還經常叫我們去玩兒，但他們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知識分子較少沒事兒相互串門的習慣，但是彼此相敬如賓。大人們在樓道裏或走路時相遇，都是客客氣氣地打招呼，微笑著點點頭，寒暄幾句。教授的夫人們被稱作王太太、李太太，這是沿襲了舊社會的稱呼習慣，後來隨著整個社會革命化的味道越來越濃，這種容易令人聯想起舊社會剝削階級生活方式的稱謂就逐漸消失了，直接互稱大名。
小孩子都願意和小孩子一起玩兒，但剛搬進工一樓的時候，左鄰右舍的同齡人並不多，甚至是屈指可數，也許是因為這一批老教授們的年齡都偏大的緣故。所以，對於工一樓的鄰居，家裏有小孩子的住戶我的印象更深刻一些。下麵是我對於工一樓早期住戶的一些記憶，這些住戶搬進來的準確時間我記不準，絕大多數都在1955年到1965年之間。
（二）
一棟1層住的多是校級領導幹部，有教務長黃彥平，黨委副書記王正之等，副校長傅種孫好像也在那裏住過。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廚房裏特別配備有燒熱水的鍋爐。後來他們先後都搬走了，估計大多搬到小紅樓去了。晚幾年後搬進來的是楊兆英和金雪南兩家，每家都有好幾個小孩，和我們年齡相仿，但來往密切是從文革中才開始。
2層和3層住著中文係郭預衡先生和他父母、妹妹妹夫、姐姐的孩子，幾世同堂的一大家子人。郭先生剛搬來時大概也就40歲出頭，在老教授雲集的工一樓裏，算是青年才俊了。郭先生有個兒子叫小佩。郭先生的妹夫也是師大中文係的教師，妹妹好像是某醫院的護士。郭先生的姐姐是軍人，有一對龍鳳胎，龍鳳胎中的女孩叫小球，大眼睛長睫毛，像個洋娃娃；男孩叫雙成，長得像他舅舅，後來和我在同一個單位工作過幾年。幾十年後郭先生成了著名文史學家，我也成了郭先生的同行，他曾給我寫過一幅字，我一直珍藏著。
3層另一邊住的是外語係鄭儒箴教授，是從杭州調到北京參加《毛選》英譯本的翻譯工作的。鄭教授早年從哈佛大學碩士畢業，還曾去英國進修古典文學，英文功底非常紮實，是參加《毛選》英譯本翻譯組的著名學者之一，和錢鍾書關係密切。 鄭教授夫婦沒有小孩兒，他夫人王劍芬特別喜歡我們兄妹。因為他家門牌是5號，我們就稱她為5號阿姨，這稱呼聽起來頗有點諜戰片的味道。5號阿姨是上海人，眉清目秀，像個電影演員，操一口好聽的上海普通話。她喜歡孩子，一見我們就走不動路，臉上笑成一朵花，忙不迭地拿糖果給我們吃。
5號阿姨上過大學，但沒工作，不善料理家務。自從認識我媽後，常來我家請教，我媽喜歡她的單純可愛，不厭其煩地耐心指點，倆人成了忘年交。後來世事變遷，我父母先後離世，工一樓的住戶變動頻繁，也不知道她家搬到哪裏去了。多年以後，我在師大院內再次碰見她，盡管歲月催人老，從她臉上依舊能隱約看出當年的俏麗。5號阿姨也是一眼就認出了我，拉著我的手使勁盯著我看，反複地說：“你很像你媽媽！”“你很好的！”“你媽媽很好的！”說到這裏，她禁不住唏噓落淚，掏出手絹來擦拭，惹得我鼻子發酸眼圈發熱，趕緊轉移話題。
4層住的是外語係主任胡明教授，是院係調整時從人大調來的，1957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
二棟1層住的是心理學教授兼教育係主任彭飛，也是從人大調來的。他家有一女二子，女兒俐俐是我小學同班同學，能歌善舞，我們經常在樓前的石板路上跳皮筋，拽包兒，跳房子啥的。我比較缺乏運動天賦，跳皮筋時多半是給人家抻皮筋的，因為我頂多隻能夠到“中舉”，也就是與耳朵平齊的高度，至於伸直整個手臂的“大舉”高度，從來就不是我的菜。她的大弟弟健健小我一屆，小弟弟彭宏和我妹妹中學同班。
俐俐家對門是曆史係的高羽先生，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因為有曆史問題糾纏不清，一直不大受重用。他的夫人顏一煙比他有名氣多了，不僅有頗具傳奇色彩的家世和人生經曆，還是當年很火的《小馬倌和大皮靴叔叔》這本書的作者，僅僅這一條就讓我相當佩服了。高先生的女兒餘彥比我低一屆，我和俐俐有時候一起去她家玩兒。她家很早就有電視機，周末的時候，我們偶爾也會去看電視。
2層住的是地理係的萬方祥教授。對萬教授我沒啥記憶，隻知道他早年留過美。曾經見過他寫的《批判美國哈利遜的反動地圖集》，發表在1957年北師大學報上。這篇文章立場相當革命，似乎和萬先生的身份不太相符，但聯係文章發表的年代，就可以理解了。萬夫人給我印象很深，亭亭玉立，說話溫柔，待人謙和，和我母親關係很好。萬先生家裏也有電視機，我父親是資深球迷，有精彩球賽的時候，萬先生會派女兒來叫我父親去看電視直播，同是球迷的哥哥往往也跟著去“蹭”看。他家隻有一個女兒蔚藍，小學和我同屆不同班，印象中是文文靜靜的一個女孩兒。
二棟老住戶記不清住在幾層的還有：曆史係王真教授，是從中宣部調來的，是北師大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現代史教學研究的開創者。他有一對雙胞胎兒子，大平和小平，年齡比我們大，印象中很淘氣；經濟學教授陶大鏞，1957年被劃為右派，他兒子陶小勇雖然考上了大學，但並非理想學校，女兒陶小春受父親影響沒能考上大學；地理係主任周廷儒教授，女兒偉傑學習應該很好，當年考大學三個誌願全都報的是清華，結果沒考上，後來去了西藏。他家後來搬到小紅樓；中文係教授穆木天，是中國象征派詩歌理論的奠基者，他的妻子彭慧則是我國高校俄蘇文學教學的開拓者，57年夫妻雙雙被劃為右派。
四棟1層西邊是數學係主任張禾瑞教授，是從北大調過來的，曾在德國漢堡大學獲得自然科學博士學位。他有一位德國太太，兒子張漢生就是在德國漢堡出生的。張先生對門住的是數學係趙慈庚教授，趙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他家有三千金，籍九、籍豐和籍人，籍九上了北大數力係，籍豐上了女附中高中，籍人在二附中初中和我哥同屆不同班。
2層西邊住的是數學係教授蔣碩民，蔣先生人如其名，體型健碩。他夫人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一看就是知識女性。大女兒蔣人璧是師大數學係教師，二女兒蔣人鳳是二附中數學教師，兒子蔣人方在二附中和我同屆不同班。蔣家有個曹姓保姆，跟隨他家多年，快言快語，利索能幹，每次在院子裏見到我和妹妹，她總是要高聲大嗓地驚歎：瞧這兩姐妹，簡直是一個模子出來的！
蔣先生對門住的是數學係的董延闓教授，他原來是老輔仁的。董先生家和我家關係比較密切。董先生的夫人李樹芳，我們稱董伯母，人很善良，和我母親相處很好。董先生的兒子董哲仁和我二哥是清華水利係校友，比我二哥低三屆。
3層住著政教係的馬特教授，中科院哲學所的學術委員，是研究邏輯學的。他家一兒兩女，記得他的大女兒馬嵐每天早上在樓下呼喚我三棟的鍾小宜和二棟的陶小春一起去上學，不知道是一起去上小學還是中學。馬先生的兒子馬維德是四中學生，小女兒馬玲中學和我妹妹一屆，年齡比她哥姐小挺多的。
4層西邊住著英語教學法專家李庭薌教授，家裏有五個孩子，女兒守京是我哥小學同班同學。李先生對門住的是教育係的邵鶴亭教授，是一位中國教育史學家，早年在巴黎大學留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
五棟住戶中最熟悉的是住1層的校總務長孫偉，他也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夫人段裔是師大幼兒園園長。他家有一子三女，兒子紅勝文革前就上大學了，一直住校，很少回家，我幾乎沒印象。大女兒華燕是我哥小學同班同學，二女兒華憲是我妹妹的中學同班同學，三女兒華莉和我同事過。
曆史係何茲全教授也在五棟住過。對於家裏沒有同齡小孩的鄰居我一般都記不住，何先生隻有一個獨子，比我大十幾歲，所以當別人提醒我何先生也住過工一樓時，我完全沒有記憶，直至看到何夫人郭良玉的照片，才驀然回想起來了——毫無疑問，我們做過鄰居！
五棟還住過一位教育學專家陳友鬆教授，是從北大調來的，曾擔任教育係副主任，19 57年也被劃為右派。陳先生經曆坎坷，晚年又遭遇雙目失明，卻仍頑強堅持著述翻譯，活了93歲，生命力之堅韌頑強令人歎服。
（三）
下麵就該說說我們3棟的住戶了。
1層東邊住的是曆史係楊紹萱教授，當年在延安因寫作平劇《逼上梁山》劇本受到毛澤東寫信讚揚，稱其為“舊劇革命的劃時代的開端”。楊先生家有兩兒兩女。大兒子劉曉初，隨母姓，文革前就參加工作了，周末才回家，我沒什麽印象。大女兒甘泉是二附中高三學生，常見到。小兒子中海和我歲數差不多，印象中也很淘氣，幾十年後再次見到，已經變得文質彬彬。小女兒甘霖大概比我小一歲，我65年病愈複學，插入她所在的五年級實驗班參加畢業升學考試，短暫地做了一個多月的同班同學。
楊先生家對門住的是曆史係趙光賢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趙先生家有好幾個男孩兒，我分不清誰是誰，隻記得最小叫小六子。趙先生的夫人是小學校的卞老師，印象中很幹練。
2層東邊就是我家，對門是後來非常有名的民俗學家鍾敬文教授，1957年也被劃為右派。他家一兒一女，比我們大好幾歲。1964年我在家養病時，常見鍾先生的兒子少華，當時聽說他高中畢業後因為身體不好成了社會青年，後來得知是受到父親劃右派的影響，沒能上大學。女兒小宜66年高中畢業時正好趕上文革開始，高校停止招生，否則恐怕也夠嗆。
我家樓上住的是幼兒教育專家盧樂山教授，氣質高雅，與人說話時永遠帶著親切的笑容。心態好人長壽，她活了100歲，不久前剛剛去世。她先生姓雷，也是非常的謙和，在協和醫學院藥房工作，我們都叫他雷大夫。家裏誰有個頭疼腦熱不舒服，特別是晚上出狀況，母親就會讓我們去請雷大夫，雷大夫便很熱心地拿著聽診器下樓來，聽一聽問一問，然後給點建議或者是幾粒藥片，母親就安心了。他家兩個兒子，思晉和思正，思晉和我差不多大，思正好像小幾歲，樓道裏常碰見。
盧教授對門住的是著名教育家邰爽秋教授，印象中歲數挺大的。他的夫人也不年輕了，卻保持著一顆年輕的心，總念叨自己也是大學畢業，想找工作，經常跑到我家來和我母親絮叨這事兒，讓我媽幫她找工作。我媽哪有這本事啊？但她是個一輩子不會說“不”的人，隻好耐著性子聽她嘮叨。邰家有一兒一女，女兒文革前已經上大學了，是學數學的，兒子66年高中畢業後好像下鄉了。
4層西邊住的是教育係總支書記汪兆悌，是一位年輕漂亮的阿姨，抗美援朝時和丈夫呂琳一起隨誌願軍入朝，大女兒立岩的名字就是為了紀念他們在北朝鮮住過的一個立岩洞取的。呂叔叔是誌願軍火箭炮第21師政委，當時是解放軍大校軍官。後參與組建我國導彈綜合性發射實驗基地，為國防導彈研究做出開創性的貢獻。汪阿姨家人口比較多，除了自己的一女兩子外，還有兩個外甥常來這裏，所以叫起小名來就是一串：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大毛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兒立岩，比我小一歲，剛搬進來就成了我的閨蜜。她奶奶（其實是姥姥）是南方人，一頭銀發，非常和善。還有一個跟隨她家多年的保姆，所有人都稱呼她為大媽。
4層東邊住的是天文係教授劉世楷，曾經創製“天球坐標概算儀”和“太陽概算儀”，是一位極為勤奮且愛國的科學工作者，參與過北師大天文係的籌建，是中國天文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劉先生年歲較大，1897年生人，應該是工一樓年齡最大的一位教授了。由於曆史原因，他的家庭結構比較特殊，有兩位夫人。兩個兒子都是第一位夫人所生，已經單立門戶。先生與兩位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無事，從沒聽見過他們吵架拌嘴。第一位夫人年紀大，身體不太好，很少見她出門。第二位夫人相對年輕，也就不到50歲的樣子，高個子，微微燙過的頭發有點花白，性情開朗，愛說笑，常常出來買菜，並很積極地參加家屬委員會組織的讀報等活動，和鄰裏相處融洽。
從4層往上再走半層樓梯，就是一扇木門，通向一個巨大的樓頂平台。這扇門早期並不上鎖，天氣好時，可以到平台上晾曬衣被。我二哥在俄語學院留蘇預備班上學的時候，周末經常到平台上背單詞。但是屋頂上風大，真正到這裏來晾曬衣被的人並不多，於是，這個和整個樓頂同樣大小的平台，大部分時間就成了我們這些孩子的天下。
平台四周有高一米左右的女兒牆。在五個棟門樓梯上方的位置，各有一麵凸起2米左右的水泥斜坡。我們這些小孩兒常常爬到這些個斜坡上，把它當成滑梯玩兒。因為斜坡本身就有一定高度，下端女兒牆的邊緣隻剩下尺把高，從斜坡頂部滑下來的力量如果過猛，有翻出牆邊掉下去的危險。但也許正是因為有這種危險的刺激，孩子們反而樂此不疲。有些男孩子還故意在不到一尺寬的女兒牆上行走，以顯示自己的膽量。這種危險的玩法兒使得家長們很擔心，強烈呼籲把通往平台的門上鎖。但是，這麽好玩兒的地方是很難被徹底鎖住的，那道門常常是鎖了撬，撬了鎖。隻要看見那扇門開著，我們就會不失時機地溜上去瘋玩一氣。
當然，我是不會去冒險走那護牆的，連騎在那上麵聊天的傻事我也不會幹，我最喜歡做的事是伏在女兒牆邊上向遠方眺望，或是和立岩聊天。那個時候，北京還沒有這麽多霧霾，天空還是湛藍湛藍的，晴朗的夜裏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星星。而且，城裏的高樓大廈也還不多，4層樓已經不算太低了，站在平台上，可以看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每逢“五一”、“十一”的晚上，隻要天安門廣場有放焰火的活動，樓裏很多大人孩子都聚集到平台上來看禮花，那差不多是這個樓頂平台上最熱鬧和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了。伴隨著一陣陣的禮炮轟鳴，五彩繽紛燦若雲霞的禮花騰空而起，映紅南邊半個天空，平台上立刻響起一片雀躍歡呼聲。
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是中蘇友好蜜月期，北師大也來了不少蘇聯專家。1957年11月3日，蘇聯發射了第二顆人造衛星。電台預告7日清晨衛星會經過北京上空。7日早上不到6點，天還黑乎乎的，父親叫醒母親要一起去看衛星，由於照顧三個小孩子而疲累不堪的母親不願意早起，父親就自己上樓頂平台去看，看到之後極為興奮，仿佛是中國自己發射了衛星一樣，當即給在外地的大哥寫信通報此事。誰能料到，一年後中蘇便開始交惡了。
呂叔叔和汪阿姨都去蘇聯學習過，家裏有一輛從蘇聯帶回來的小自行車。那可是一輛真正的自行車，寶藍色的車身，銀色的車把，全部構造和比例都和普通自行車一模一樣，隻是個頭小一點。樓裏一幫半大孩子，看到這麽漂亮的小自行車，能不眼綠麽？於是，樓頂平台又成了練車場。放學後，立岩和大弟立凱把車子搬到平台上，小朋友們排著隊輪流嚐試，雖然不斷有人摔倒，卻還是玩得非常開心！可惜好景不長，住在頂層的住戶提意見，說我們在平台上跑來跑去太吵了，於是，在樓頂騎自行車的浪漫曆史便從此結束了。
有關工一樓的美好記憶隨著1966年文革的開始戛然而止。
（四）
1966年5月下旬，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黨內傳達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在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號召下，社會陷入了空前的混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黨政部門陸續癱瘓，抄家、批鬥遊街成了家常便飯，知識分子紮堆的大學更是成了重災區。師大校園裏貼滿了大字報，標題多冠以“打倒某某某”、“揪出某某某” 、“把某某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某某某上麵，還要重重地打上紅叉，或者索性把某某某倒過來寫，以示堅決打倒之決心。
大批老教授老幹部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或是走資派。一些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已被摘帽的人，驚魂甫定，又被扣上了“曆史反革命”等更大更高的帽子，重新變回了“牛鬼蛇神”。他們被戴上各種材質做成的“高帽”，胸前掛著被打上大叉的“名牌”批鬥遊街，很多被送進勞改隊，進行侮辱性的“勞動改造”。一些人承受不了這樣巨大的身心壓力，選擇了自我了斷。
8月11日，外語係副教授何萬福，因為在一張大字報上簽名被送進勞改隊，8月13日投龍潭湖身亡。
8月17日，政教係教授石磐被送進勞改隊，令其自製黑牌，因不堪淩辱從主樓7樓跳樓身亡。
8月24日，曆史係教授劉啟戈，因遭批鬥被勞改，與妻子一起服安眠藥身亡。
住在工一樓的老教授和老幹部，十之八九都被大字報點了名，不少人都被揪鬥過或者抄過家。
二棟的萬方祥教授被抄家之後，家裏的東西在棟門口擺了一大片進行“展覽”，夫婦二人在棟門口接受紅衛兵的批鬥。在“展覽品”中，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金條，有些發烏，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麽金燦燦的。
8月20日晚上，樓下楊先生家來了一群二附中的紅衛兵抄家，我記得當時他家大門敞開，一大群人在裏麵敲敲打打罵罵咧咧，不過，當紅衛兵們發現毛澤東寫給楊先生的那封親筆信後就撤了。
8月26日中午，我從學校回到家。剛剛端起飯碗，就聽到外麵有人驚呼：有人跳樓了！樓道裏頓時響起一片雜亂的腳步聲，我在驚恐中隨著大家跑下樓。隻見在3棟的樓前空地上，臉朝下俯臥著兩個人，原來就是我家樓上4層的劉世楷教授和他的第二位夫人。兩個人的頭部都有少許的血跡，但沒有痛苦的表情，像是睡著了。很快，校醫院派來人檢查，然後就蓋上了席子，可見是沒的救了。劉先生的第一位夫人也從樓上下來了，她頭發淩亂，衣服都沒有來及扣整齊，人已經嚇得站不住了，坐在3棟門口不知哪個好心人搬出的一張椅子上，嘴哆嗦得說不出話來，一張驚恐得變了形的臉上老淚縱橫……
後來得知，劉先生被打成“反動教授”，8月23日被抄家，25日送進集訓隊，26日被剃了“鬼頭”，這才走上這條絕路。他的第二位夫人隻是一個普通家庭婦女，聽說她臨走之前，神態沒有多少異常，隻是把自己手上的手表脫下來，放在桌上。我不知道她在做出走向黃泉路決定的時候，心裏究竟想的是什麽。有人說，她沒有兒女，劉先生走了，她沒了依靠，活著也就沒意思了。這個身份上帶著舊社會印記，曾經努力融入新社會的快樂開朗的女人，就這樣義無反顧地跟隨自己的丈夫走了。
9月4日，一棟的胡明教授被抄家，掛牌批鬥。9月5日，跳樓身亡。
9月7日，教育係教授邱椿被強令頭戴高帽，手執招魂幡在校園裏遊鬥，途中心髒病突發身亡。邵鶴亭教授和邱椿先生一起遊鬥，邱椿猝死後，邵鶴亭被強令戴上邱戴過的高帽，手執邱戴過的招魂幡，繼續遊鬥。次日，邵鶴亭夫婦從四棟頂層跳樓身亡。
據四棟董延闓教授的孫子回憶，爺爺告訴他說，看邵鶴亭先生跳樓後，他也曾經想過跳樓，被奶奶勸阻住了。
據統計，文革期間，北師大非正常死亡者達40人，僅在1966年6月-9月短短三個月中，就有20人死於非命，工一樓就占了四分之一。
1968年，經過了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風之後，運動進入“鬥、批、改”階段，任務之一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這一運動，又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政教係朱啟賢教授被通知要進行遊鬥，4月11日服安眠藥身亡。四棟的馬特教授因曆史問題被立案審查，不堪忍受精神折磨，5月24日從主樓跳下……
穆木天和彭慧夫婦，文革中又雙雙受到迫害。穆木天因30年代曾經被捕入獄，被懷疑為叛徒；彭慧則被囚禁在師大校園西北角的一座小土房裏，不斷被提審和批鬥，1968年，終於在批鬥會後走回小土房的途中，倒在了師大的操場上。穆木天1970年從牛棚放出，1971年病逝在獨居的房間裏，數日後才被人發現。
1970年，遵照上級指示，師大又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運動。一天晚上我還沒睡著，就聽到外麵有呼喊聲：有人跳樓了！人墜落在工一樓後院的草地上，黑燈瞎火什麽也看不見，後院響過一陣雜亂的人聲腳步聲後，留下來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後來聽說跳樓的是一個正在接受審查的“五·一六”分子，是從四棟3層跳下來的，受到後院的樹枝草叢阻擋，當時可能沒死，但後來命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副校長程今吾是1965年就任師大黨委第一書記的，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大黑幫”、“走資派”。1966年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師大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會上，康生點名說程今吾是彭真、陸定一的黑幫親信，於是，對程的批鬥更為升級，被關進牛棚，待遇如同囚徒。1968年，他被確診為直腸癌，手術後在病床上繼續接受批鬥，出院後又被關進牛棚，後來大概因為病情危重，被送到工一樓一棟1層。
我在文章開始提到過，工一樓一棟1層安排過多個校級領導幹部居住，這次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第一黨委書記程今吾又被安排到了這裏，但情況已經完全不同。程書記住的是正對樓梯的1個單間，這個單間本是屬於西邊單元裏的套間，這個房間有直通外麵樓道的門，把通向戶內的門封閉之後，就成了一個單獨的房間。這間房既無廚房也無廁所，隻在房門外支了一個煤球爐，上麵永遠座著一隻燒開水的壺，而水壺裏有時還會被頑劣的孩子放進汙物。程今吾解手隻能去牛門東牆北邊的簡易廁所，有的小孩子一看見他就扔石頭，高喊“打倒黑幫……”。
程今吾獨自住在這裏，沒見有家人來照顧他，也不知他吃飯是如何解決的。到最後，他連走到牛門那邊上廁所都很艱難了。1970年5月14日，這位從30年代初期就開始追隨陶行知進行鄉村教育，38年加入共產黨的老教育家，默默地離開了人世。
文革開始後，師大開始了住房大變動。工一樓的許多住戶被要求搬離原來的住房，與他人合住，例如四棟的董延闓先生，被要求搬到五棟1層，和另一家同住；更多的住戶則是被要求搬離工一樓。剩下少數沒有搬離原住處的，每家都搬進來一家甚至兩家合住。我家先是搬進來外語係的張老師夫婦，後來又搬進外語係的另外一家人，變成了三家合住。所以，文革開始之後的工一樓，住戶總數大幅增加，兩三倍於文革前，而且搬出搬進變動頻繁，已經超出我的記憶力所能夠承載的限度，也不是我這支筆所能夠描述清楚的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後，北京的很多建築都進行了加固，工一樓也不例外。灰色的樓體上縱橫交錯地打上了白色的鋼筋水泥柱。樓頂的平台也進行了大修，封閉了多數棟的平台入口，隻留下一個入口，不再允許人隨便上去，據說是為了防止樓頂踩踏漏雨。即使允許上去，我也再也不想登上這個樓頂平台了。
一晃離開工一樓已經幾十年。每次去師大經過工一樓，我總是忍不住要抬頭看一眼那樓頂——那個曾經承載過我許多童年歡樂，也留下了刻骨銘心恐怖記憶的樓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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