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陳夢家，1911年生，詩人和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開始，他遭到“批判”和“鬥爭”，被罰跪，被打，被侮辱，被抄家，被關押。他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陳夢家在1966年9月3日上吊身亡。時年55歲。
趙蘿甤，陳夢家的妻子，1912年生，北京大學英文教授，翻譯家。194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英文博士學位。她有眾多譯作。文革中她在北大遭到野蠻鬥爭和毆打，1998年在北京去世。時年86歲。
他們二人都有基督教家庭背景。
1980年代，在經曆了文革的野蠻、粗暴和殘酷之後，一些詩歌愛好者開始喜愛三十年代的表現輕盈精致的情感的“新月詩人”的詩。“新月詩人”是一個因文學雜誌《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際的詩人群落。1931年，陳夢家20歲，編輯了《新月詩集》，收入十多人的詩作。書中有他自己的詩，其中一首寫道：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杆，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大學畢業後他進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進而從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的學術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銅器斷代》（1956）、《尚書通論》（1956）、《殷墟卜辭綜述》（1956），等等。趙蘿蕤翻譯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葉集》。他們在中西文化研究中都有貢獻。
1951年，共產黨開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授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行“自我檢討”，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需要“揭發批判”別人。“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開始了“忠誠老實運動”，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曆史上作過的事情。被認為“態度惡劣”的人，還被“隔離反省”。“忠誠老實運動”之後，就開始了所謂“院係調整”。大學重組。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全都關門停辦。清華大學的文科係取消。陳夢家在清華大學受到“批判”後，離開學校，1952年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陳夢家夫婦的朋友巫寧坤教授，也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1951年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學教書時，曾借住在他們家中。巫寧坤在1990年代發表的一篇文章《燕園末日》中說，有一天燕京大學校園（即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園—筆者注）裏的大喇叭廣播通知說，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聽到後說：“1984來了。這麽快。”《1984》是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寫於1948年的小說，預言了未來極權社會的情景，其中有必須隨指揮作體操一節。但是陳夢家並沒有公開批評過共產黨及其推行的製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陳夢家被劃成“右派分子”。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其實他隻是說過“文字改革應該慎重”。雖然考古和政治鬥爭相距甚遠，考古界也對他進行了大量“批判”。趙蘿蕤受到刺激，一度精神分裂。
那一年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劃成“右派分子”，是“敵人”範疇的名稱，其中有一大批曾經留學歐美的各種專家。巫寧坤教授被劃成“極右分子”，被逮捕入獄，開除公職，然後被送到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的“北大荒”去“勞動改造”。對陳夢家的懲罰是“降薪降職使用”。當時對“右派分子”的處罰分為六種等級。比起那些被送到勞改營的人們來說，他受到的處罰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作踩水車等等。在那期間，中國發生了數千萬人被餓死的大饑餓。
1960年，在食品嚴重匱乏的情況下，陳夢家的一個朋友有個親戚由政府派往國外工作，從國外帶來一些黃油。這個朋友請陳夢家到家中吃抹上黃油的烤窩窩頭。這原本算不上昂貴的款待，在那個時候卻非常珍貴。陳夢家吃的時候流了眼淚。他依然有一顆敏感的詩人的心。但是和其他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他忍耐著，熬過了三年挨餓的日子。
1966年8月，陳夢家在考古所被“批判”“鬥爭”。他被強迫長時間跪在考古所的院子裏，毒日當頭，有人往他頭上吐痰。
他的家被抄。他們夫婦的住房被別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趕到一間本來是汽車庫的小破屋裏住。趙蘿甤發病，但是送不進醫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陳夢家在被“鬥爭”後，離開考古所，來到住在附近東廠胡同的一個朋友家中。他告訴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這時，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蹤到來，在他的朋友家中，強按他跪在地上，大聲叱罵他。然後，這些人把他從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當天晚上，不準陳夢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進入了最嚴重的階段的日子。紅衛兵滿城到處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考古研究所位於北京市中心，離王府井百貨大樓很近，穿過馬路是中國美術館。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邊的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延續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還用沸水澆燙被綁在葡萄架子挨打的兩名老年婦女。（請看《文革受難者》書中《左奶奶和馬大娘》）“像殺豬一樣。”鄰居說。被折磨的人們的淒厲的慘叫在夜空中回旋。鄰居們不忍聆聽，隻好用枕頭捂上耳朵。天明時分，火葬場的大卡車開來，運走了屍體。
那天夜裏，陳夢家被關在考古所裏。他一定也聽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號。那時候，人們正在被剝奪的已經遠遠不止詩歌和學術研究，也遠遠不止是體麵和尊嚴。人被打被侮辱被剝奪生命，而且受到的對待其實比豬不如。筆者當知青的時候看過殺豬。豬養大了，請會殺豬的人來，通常一刀捅死。豬死以後，才用沸水澆燙以除毛。但是在1966年紅衛兵八月殺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的，是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和棍棒以及各種折磨虐殺的，殺害的過程長達數小時甚至數日，於是這種殺害也更為殘酷更為痛苦。鄰居們用“殺豬一樣”來形容東廠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殺害，隻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形容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和殘忍。
陳夢家在8月24日夜裏寫下遺書，服下大量安眠藥片自殺。由於安眠藥量不足以致死，他沒有死。我查了日曆。1966年8月24日是陰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時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對月思考了什麽。他20歲的時候作詩說“新月張開一片風帆”，這是一個美麗的隱喻：新月形如風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8月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後，1966年9月3日。陳夢家在錢糧胡同家中自縊身亡。
在陳夢家的兩次自殺之間北京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打死；有數萬人被沒收財產並被驅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個工作單位建立的“勞改隊”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殘酷“鬥爭”和侮辱後自殺。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不熄，屍體依然堆積。所有被打死和自殺的人，當局一律不準留下骨灰。
在陳夢家死後兩天，1966年9月5日，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據說這份“簡報”寫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這份“簡報”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為“國家機密”保存，普通人和學者都無法知道其中還有什麽內容。但是僅僅這個標題和死亡數字，就告訴我們，文革的所謂“累累”“戰果”，是無數平民的生命。文革的殘忍和恐怖，實際上超過了《1984》作者的預見。
陳夢家是一個敏感的詩人，一個溫和的學者，他屬於社會中一個雖然很小卻依然重要的群體。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麵的攻擊並失去選擇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劃成了“右派分子”，一個屬於“敵人”範疇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還有殘酷的身體摧殘。他已經遭受過了兩次劫難，這第三次，是最凶惡的一次，徹底毀滅了他。
趙蘿甤，在陳夢家去世之後獨自生活了32年。
1944年，陳夢家是清華-西南聯大的副教授，趙蘿蕤是雲南大學英文係的講師。得到洛克菲洛基金會的資助，他們從昆明來到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是由洛克菲洛基金會出資建立的，北京的協和醫院也如此）。他們在路上用了兩個月。在學習四年後，1948年趙蘿蕤在芝加哥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得到學位。趙蘿蕤的博士論文題目是The Ancestry of “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了美國作家亨利• 詹姆斯的作品。
陳夢家早趙蘿蕤一年回中國。在美國時，他對在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的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國青銅器作了全麵係統的考查，照相，製作銘文拓片，並結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寫下了英文的研究書稿。1947年10月，陳夢家回到北京清華大學。在1948年5月清華校慶的時候，清華文物陳列室正式開展，陳夢家是主持文物展覽的四位教授之一。他們在籌建清華博物館。筆者看到陳夢家在從美國寫回中國的一封信裏說，看到美國“城市無論大小，其博物院皆為藝術文化之中心，或與大學美術部合作，或為中小學實地文化課程講解之處，故博物館實為民眾教育之機構，同時又為討論講學之所。”他讚賞美國博物館製度，並想要在中國推行。他是那種類型的中國人，看到外國有好東西，就想學習並在中國也做起來。
1952年“院係調整”以前，燕京大學共有五名英文教授：趙蘿甤，俞大絪，胡家胎，巫寧坤，吳興華。“院係調整”後，巫寧坤被調離，其他人都在占用了燕京大學校園的北大任教。1957年“反右派運動”，三名男教授，胡家胎，巫寧坤，吳興華，和兩名女教授的丈夫，陳夢家和曾昭掄，全被劃成了“右派分子”。胡家胎被調到哲學係資料室再未講課，巫寧坤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吳興華還在北大，降三級工資。
到了文革，1966年夏胡家胎患重病被送去醫院。醫院要北大出具證明。北大哲學係寫的是“我校右派分子胡家胎…… ”醫院不收他住院，給了他一些藥，他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巫寧坤在1962年解除“勞動改造“後到安徽師範大學當“臨時工”，文革中在校中被批判鬥爭，後又被送到農村“插隊落戶”多年。1966年8月4日，吳興華在北大校園“勞改隊”中勞動時被逼喝汙水，中毒昏倒，被說成“裝死”。她當晚去世，時年45歲。他死後，紅衛兵學生命令醫院解剖以證明他“自殺”對抗文革。他的骨灰留在火葬場保管。後來他妻子被送江西勞動，他的骨灰被丟棄了。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在被抄家鬥爭後，在北大燕東園家中服毒死亡。她的丈夫曾昭掄被劃成“右派分子“後被調到武漢工作，一年後死亡。
燕京大學的五位英文教授，隻有趙蘿甤和巫寧坤活過了文革。巫寧坤九十年代在美國寫了兩本書，《一滴淚》和《孤琴》。前者有英文版和中文版。他受到的處罰最重，但是他活到了一百虛歲（1920-2019）。他是個奇跡。
2006年，一名年輕的美國記者Peter Hessler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甲骨文 — 在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航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名記者1990年代到中國居住多年，這是他的第二本關於中國的書。陳夢家是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僅僅因為陳夢家是甲骨文專家，而且因為這名記者對他的命運和遭遇感興趣。Hessler認真采訪了認識陳夢家的人。陳夢家的弟弟陳夢熊，地質學家，講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陳夢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紅衛兵大喊“送上門來”，抓住他用銅頭皮帶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陳夢家的妻子趙蘿蕤也被打。
陳夢家死後，趙蘿蕤被關押在北大。北大西語係一名老師說，趙蘿蕤精神失常，站在窗口大聲唱歌。一個北大英語專業1964畢業留校的女助教用力打趙蘿蕤耳光，強迫她安靜下來。這名女老師也親眼看到，西語係另一名女助教毆打一名女性“牛鬼蛇神”。
在北大校園裏毆打任何人都不應該，都是罪過。然而聽到這位女老師講北大女助教打趙蘿蕤，我感到特別難過和氣憤。就像我以前聽到在中央民族學院，在1966年8月紅衛兵抄作家冰心和吳文藻教授家的時候，紅衛兵命令他們夫婦跪在樓外的石子地上幾個小時，我心裏特別難受。我母親小時候讀冰心的書長大，一直到她晚年，常要我努力“寫得像冰心那麽好。”我母親是大學普通物理教員，喜愛文學。我母親喜歡的前輩女學者是我心中的花。侮辱和摧殘她們，對我來說是特別醜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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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英語老師還說，西語係打人的女助教甚至有了打人經驗：往被鬥爭的人的膝蓋後麵踢一腳或者頂一下，那人就跪下了。在1966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暴力打人事件，一個月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大萬人大會上宣布，毛澤東說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兩年後，1968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另一次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以“紀念“1966年的暴力事件。這位老師被打了，跪在大食堂外，背上還放了四塊磚。這令人悲憤，一是為被打者的慘痛遭遇，一是為當時北大人的墮落。
我還聽一名1966年時北大附小五年級的女學生說，1966年夏她押解附小一名男副校長“遊街”。她學到，把副校長的胳膊往後扭，再在肘尖上一按，副校長的手臂就不能動了。這是我聽到的北大裏發生過的最恐怖的場景之一：小學五年級的女學生，扭著男校長的胳膊“遊街”。
Peter Hessler 采訪了陳夢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著陳夢家被摧殘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寫文章攻擊陳夢家的人。他同時還在觀察今天的人怎麽記憶或反應這個話題。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員對話。陳夢家被害死時，這個人是考古所的年輕工作人員。他們談到陳夢家的死亡。書中寫道:
從這個人(被訪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別他是否覺得負疚或者感到難過，或者是否有任何別的感受。(225 頁)
Hessler 的含蓄的敘述告訴我們，當文革摧毀了陳夢家和其他受難者的生命之外，還有別的比較隱秘微妙的東西被毀滅了，那就是人的惻隱和憐憫之心以及進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暴力迫害是受難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當時的人心和氛圍也是造成絕望的一個原因。
陳夢家被害，已經是曆史，無法改變，可以說這是在毛澤東的強力之下中國人無法拒絕的一幕曆史慘劇也是醜劇。但是，現在的人怎麽來說、來談、來看、來想曆史，當下的中國人有選擇。
Hessler 先生告訴我，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難者網站上關於陳夢家的文章。那是我經過調查後在 2003年寫就的。他寫書的時候，顯然做了充分的準備，先閱讀了所有關於陳夢家的資料。我在那篇文章裏隻寫了誰是陳夢家和陳夢家的悲慘遭遇，Hessler的書則增加了一個文革曆史記錄的新向度，即道德和心理的向度。這是重要的向度。
芝加哥美術館的研究員 Elinor Pearlstein 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係統地梳理和分析了陳夢家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所從事的青銅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寫得非常縝密的文稿，特別是其中比正文還長的詳細注解，我被她的工作感動，也為陳夢家的工作得到今人研究而欣慰。
文革後，趙蘿甤盡管身體不好，盡管有病，盡管孤獨，她一直在做翻譯和編寫教科書，參加學術會議。在混亂的革命年代，一個孤身女人比別人遭遇更多難處。但是她堅持活了下來。1992年趙蘿甤應邀參加芝加哥大學百年校慶。她獲得了芝加哥大學授予的“專業成就獎“。她的一生，悲苦，堅韌，有成就。她是一位集學問與堅毅於一身的知識女性。
上麵說到的巫寧坤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時候，就把趙蘿甤當成大姐。他在1980年代常去趙蘿甤家看望她，和她一起翻譯了書，和她一起參加了學術會議，關心她的健康。他們體現了一種純粹的學者友情。下麵是巫寧坤先生為趙蘿甤寫的一篇文章。讓我們看到趙蘿甤和巫寧坤兩個人的襟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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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寧坤：緬懷趙蘿蕤大姐
一
我是很晚才有幸結識趙蘿蕤的。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從美國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當時已有數十名中國研究生在那裏深造，多半在“國際公寓”寄宿，我到校後也住在那裏，結識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係研究生中有趙蘿蕤、周玨良、查良錚（穆旦）等人，他們都是國內英語界的精英，我的良師益友，後來數十年中的患難之交。玨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聯大見過一麵，是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紹的。當時他已從清華大學外文係畢業，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係一年級新生。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事了，一別九年，倒成了朝夕過從的異國同窗。趙蘿蕤是西語界更資深望重的前輩，無奈我孤陋寡聞，卻有眼不識泰山。當時蘿蕤已完成研究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說的博士論文，頗得係主任威爾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讚賞。
幾年的寒窗苦讀已大功告成，這時丈夫陳夢家教授已提前於一九四七年先行回國，任教清華，她有富餘的時間常和玨良和我討論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問題。我們三人都師從克萊恩（Ronald S.Crane）教授等大師，鑽研他們根據亞裏斯多德的《詩學》原理創建的“新亞裏斯多德學派”（或稱“芝加哥學派”）的文學批評理論。蘿蕤熟諳中外文學名著和文學理論，分析研究常有獨到的見解，說來娓娓動聽。但不論日常交往，或談詩論文，一向溫文爾雅，文質彬彬，從來沒有一點資深前輩居高臨下的神氣。在全體中國留學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遊時，她是“龍頭”，我是“龍尾”。
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間，蘿蕤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來年六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學位。這時平、津局勢緊張，萬一南北交通受阻，蘿蕤深恐不能實現學成回國的願望，便毅然決然在年底以前不顧一切兼程回國，幾經周折才在四九年初回到了當時的圍城北平，到燕京大學西語係任教。不久之後，朝鮮戰事爆發，燕大的美國教授紛紛回國，蘿蕤接任係主任職務。由於師資不足，除了原有的學貫中西的青年教授吳興華，和在國內延聘的俞大絪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她又報請陸誌韋校長電聘我回國來共事。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蘿蕤親自到前門火車站接我。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風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有些憔悴了，但風度不減當年。
到了燕園，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蘿蕤便留我先在她家作客，受到她溫馨殷勤的款待。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 “新月派”詩人, 後來又以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這時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兒。趙老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學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會的亞洲主席，而且是全國聞名的杜甫專家。蘿蕤從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二十歲燕大西語係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兩年後就將美國詩人愛略特（T. S. Eliot）以晦澀聞名的長詩 The Waste Land (《荒原》) 譯成中文，受到專家學者的交口稱讚。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所選的研究專題又是以艱深聞名的詹姆斯長篇小說。我在風景如畫的洞天學府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竟又得在這般清高優雅的人家流連，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怎麽也不會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會一去不複返了。
二
到校後不久，我就上課了。我從未教過書，蘿蕤卻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我隻有十來天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隻好臨時抱佛腳，勉為其難，深恐有負蘿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幾個月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從天而降，不僅要“人人過關”，而且衝擊了教學工作，我教的“英國文學史”下馬，我倒落得清靜，也免得蘿蕤為我操心。
“思想改造運動”一打響，市委工作組進駐燕園，發動全校師生批鬥趙紫宸、陸誌韋、哲學係主任張東蓀，要求人人和他們“劃清界限”。作為西語係係主任，蘿蕤不僅僅要檢討個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還要參加各種大、小會議，沒完沒了地檢討在領導教學工作中“重業務，輕政治”的錯誤傾向，她疲於奔命了。
“思想改造運動”告一段落，緊接著上級宣布全國高等院校“院係調整”，教會大學一律解散，燕京和輔仁按不同科係分別並入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統一分配。七月，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係教師分配情況。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它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是她讓我放棄未完成的博士論文，萬裏來歸，而現在卻隻能讓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的英語教授陣容，以芝大英語係為藍本建立一個優異的英語專業。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盡管她平日總是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既是趙紫宸的女兒，又是陸誌韋的亁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禁得起如許粗暴的衝擊？同時，夢家在清華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親在被長期批鬥之後也被迫告別任教多年的燕園。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而隻能強作歡顏，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去南開報到。不料又奉命參加“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翻譯工作，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才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距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換了人間，“新北大”當上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開大學任教之後，和原燕園同仁聯係不多。五六年夏，我又被調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語學院英語係任教。學院離“新北大”不遠，我有時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蘿蕤，但她大部分時間住在市內家中，因此也難得見上一麵，說點閑話。五七年我中了“陽謀”暗算，輾轉聽說夢家也落難，蘿蕤受打擊患了精神分裂症。五八年，我發配北大荒，從此顛沛流離，多年與蘿蕤不通音問。隻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為“右派”家屬，又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會好過。及至“十年浩劫”臨頭，又輾轉聽說夢家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風血雨中不堪淩辱而自裁。蘿蕤從此孓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加劇
“十年浩劫”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原單位任教，重新見到蘿蕤，真是“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當年從燕大調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語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於非命。蘿蕤碩果僅存，但她自己在市內的家、夢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畫、她的斯坦威鋼琴，都沒逃脫“橫掃”的命運。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術館後街二十二號一座曆史悠久的四合院內兩間朝西的小屋，裏麵一間放了一張小床、一張小書桌、兩三把椅子。這是她的臥室兼書房，也是她接待國內外來訪者的小天地。外麵一間放著幾個書架，藏書中包括她當年在美國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說和艾略特簽名的詩作。她畢生以讀書為樂，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節製。她熱愛音樂，現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裏傾聽西方古典音樂的錄音。和沈從文一樣，她從來不談個人的苦難經曆。正如楊憲益和戴乃迭從來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獨子之痛一樣，她也從來沒有提到過她的喪夫之痛，但她的靈魂能夠不泣血嗎？
我知道她為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藥。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時抽搐，便問她是否可以減少劑量。她的臉立刻變色，質問我：“你要讓我犯病嗎?”我後悔說話唐突，同時也突然認識到，這麽些年來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過怎樣的夢境的煎熬。哪怕一個詹姆斯式的悲劇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氣和尊嚴承受她的苦難。
令我感到驚喜的是，泰山壓頂的苦難並沒有使她顧影自憐，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後，有機會去市內，一定和老伴兒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談天說地。或者約她去吃個小館子，打個“牙祭”，反正讓她高興我們也就高興。有時還帶上孩子或親戚或外國友人去拜見這位幸存的國寶，她也樂於接待。
我也常和她一道參加一些學術活動。一九八0年十二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在成都主辦外國文學學會成立大會，雖然路途遙遠，蘿蕤也不畏長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車前往成都赴會。一九八四年春，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英文係克裏格（Murray Krieger）教授應我的邀請來廣州中山大學作係列演講，她也欣然應邀赴會，談笑風生，而且從來沒有要求特殊照顧。
令我感到更加驚喜並肅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軀，且又老眼昏花，卻堅持不懈地從事教學和科研。英文係出版的《歐洲文學史》巨著是由她和另外兩位教授負責編寫的。她擔任英文係博士研究生導師，傳道授業，既慈祥又嚴格。我曾應邀參加過她的博士生的口試，深為她的敬業精神所感動。她早年翻譯的愛略特的長詩《荒原》久已噲灸人口，八十年代初又應上海譯文出版社之約重新修訂。同時，她又毅然投身翻譯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的經典巨著《草葉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僅能“容膝”的小屋，夜以繼日，一麵鑽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關詩人和《草葉集》的學術著作，一麵伏在那張小書桌上，用她那一筆不苟的書法，重鑄惠特曼前無古人的詩篇，長達十二年。
在這個期間，上海譯文出版社又約她翻譯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說選。她忙於翻譯《草葉集》，祗抽空翻譯了《黛茜密勒》和《叢林猛獸》兩篇，其餘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論文《小說的藝術》就由我完成了，一九八五年出版。和她合作的過程也是向她學習的過程，可惜隻有一次這樣難得的機會。
一九八八年，我和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葛鋼（Ed Gargan）談起蘿蕤大姐劫後餘生翻譯《草葉集》全文的“壯舉”，他深受感動，央我幫忙安排登門采訪。葛鋼在那間小屋裏進行采訪之後，寫了長篇報道，登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的紐約時報的頭版，引起美國研究惠特曼的學者極大的興趣。為了表彰她畢生獻身文學研究和教學的精神和成就，一九九一年芝加哥大學邀請趙蘿蕤博士回母校參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動，並授予“專業成就獎”。
一九九三年九月，蘿蕤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請，去講學兩周。九月廿四日，她從中大寫信到美國給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過年初在紐約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寫的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我還是在為你的書而感到振奮。”又說她曾和中大英文係教授提到我的書：“我說不但內容一字動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動不得。”同時，她也知道這本紀實作品，雖然平實之極，卻已經使我們陷入 “貧歸故裏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的境地。在信的結尾，她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向我們發出深情的邀請：“你和怡楷來京可住我處，我們現在西屋是客房，有全套衛生設備。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飯。”蘿蕤大姐老境淒涼，竟然還要為我這個無家可歸的遊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萬千，欲哭無淚。我祗能等形勢允許時再作歸計，麵謝大姐的關心愛護吧。
一九九七年秋，北京一所英語學院邀請我來年返京講學，我指望終於可以重新回到蘿蕤大姐身邊了。怎麽也沒料到，一九九八年元旦就傳來了噩耗，蘿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風雨人生的道路。當年她領軍的燕大西語係五名教授中，如今祗剩下我一個人了。不到四年之後，她度過黃昏歲月的那座被文化專家們稱為“集建築、人文、文物價值於一身”的故居，麵臨巨大商業利益的衝擊，也在推土機下死於非命。
二00五年十月回國探親訪友，曾在上海作短暫的停留。八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館，專程參觀陳夢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憑吊兩位故人。五十五年前在他倆朗潤園家中作客的光景，曆曆在目，物在人亡，恍若隔世。但願蘿蕤大姐在天之靈不再為我這個羈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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