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幽靈by王友琴
摘：
張春橋不但是文革興起和發展的主要設計師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殘酷迫害人民和實行激烈社會改造的實施者和領導者之一，而且是一個在道德上殘忍和冷酷的人。他參與造成了經濟上的貧窮和匱乏，人權方麵的殘酷和殘暴，文化方麵的荒蕪和貧瘠。他不是一個可以跟誰“媲美”的人。
特別感謝宋征先生幫助查找到這個日期。他是生物研究者，同時用了十多年時間寫作和自我出版了九百多頁的大書《毛澤東主義的興亡: 中國“革命”和紅高棉“革命”的曆史》。宋征是中國人中的義人和異人。
正文：
（說明：本文寫於2016年7月-12月。2022年筆者修訂本文，隻是增加了關於紅色高棉丟棄的鈔票是中國政府為其印製的一段。這些鈔票在1975年3月送到了柬埔寨。紅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奪取了政權，但是他們在三年多的執政期間，從來沒有使用中國政府為他們印製的鈔票，而是當作垃圾丟掉了。筆者在2016年撰寫此文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一點。在此感謝為我提供這一資料的人。）
1976年10月6日晚，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張春橋等共四人突然被逮捕和囚禁。他們被叫 做“四人幫”。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占據了中國權力場中排名最前的六人中的四個。張春橋當時是中國第四號權力人物。 “四人幫”被逮捕，與27天以前毛澤東的死亡，是導致文革結束的最重要的兩個因素。
四年多之後，1980年底，“特別法庭”舉行了對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張春橋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後改為無期徒刑，1998 年“因病保外就醫”，2005 年因病死亡，88 歲。
從“四人幫”被逮捕到被審判之間的四年中間，在1977年，鄧小平重新獲得權力並恢複了已經廢止十一年的大學入學考試製度。一名受訪者提到，她在湖北省參加高考(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次考試是各省各自命題的)，考題中有一道解釋題是“四人幫”。她不假思索就寫下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那時候誰都知道的四個名字。後來她聽說，隻寫四人名字要扣分，因為太簡略。但是她已經考上了大學，沒有再去深想這個考題。
-- 實際上，這名考生的態度有相當的代表性。對“四人幫”的深入思考和討論並沒有真的發生，盡管“四人幫”的興盛和敗落都對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實際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40年過去，中國的年輕人不會知道“四人幫”的姓名，高考更不會有這樣的考題。但是，在 2016 年關於文革發動五十年的紀念活動中，可以看到，“四人幫”，特別是張春 橋的幽靈，正在飄蕩。
需要從更早的時候講起。
1．“紅色高棉”和張春橋
2014年，奧斯卡電影獎項中，柬埔寨人製作的《遺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 成為被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國影片”之一。這是關於“紅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產黨統 治時期(1975-1979)人民的悲慘遭遇的電影，展現了柬埔寨人民怎樣被從城市的家中驅 逐，怎麽在集體農場進行超強體力勞動，怎麽挨餓，怎麽被懲罰，怎麽死亡。紅色高棉造 成的巨大災難，令人悲哀和憤慨。(根據 2014 年國際法庭的審判，有一百七十萬到兩百 萬的柬埔寨人死於紅色高棉實行的酷刑折磨，饑餓，大規模處決，和過度勞累，占總人口 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
這部電影相當獨特。電影中的人物是用粘土塑成的，電影中插進了紅色高棉時期留下的黑白紀錄片。這些紀錄片是當時的宣傳品，穿插其中相當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曆史質感，也有利說明電影故事的來由和成因。在這些紀錄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張春橋。張春橋訪問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個年齡的一般中國男人顯得健康年輕(這種權力帶給人的外觀改變，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隻是這裏不予進一步的分析)。巨大的專機降落。張春橋領頭走下飛機舷梯和等候在那裏的柬埔寨共產黨領袖波爾布(1925-1998) 握手擁抱；女青年向他獻上鮮花；他和波爾布特走過夾道歡迎的群眾和戰士；他向波爾布特贈送鑲在大鏡框裏的毛澤東會見波爾布特的巨幅照片(波爾布特 在 1975年6月到北京見了毛澤東);他在宴會上舉著高腳酒杯和波爾布特碰杯;他和波爾布特坐在長沙發上會談。
在紀錄片裏，張春橋稱讚說: 柬埔寨的“大躍進”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慶典。他告訴波爾布特: 柬埔寨通過中國未能做到的純化和清洗取得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識形態試驗場，訪問這裏是上課。
當時，張春橋訪問柬埔寨的消息並沒有發表在中國的報紙上。中國媒體從未提到張春橋在 1976 年對柬埔寨的訪問，更沒有報道他和波爾布特的談話內容。張春橋的這一訪問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個“秘密訪問”。實際上，普通中國人民既不了解在柬埔寨進行著什麽樣 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國為支持紅色高棉付出了多麽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訴中國人民發生 了什麽是那時候的“常態”。據後來的柬埔寨政府的“國家曆史記載”，張春橋在 1976 年2月訪問柬埔寨。(特別感謝宋征先生幫助查找到這個日期。他是生物研究者，同時用了十多年時間寫作和自我出版了九百多頁的大書《毛澤東主義的興亡: 中國“革命”和紅高棉“革命”的曆史》。宋征是中國人中的義人和異人。)
關於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做了什麽，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民主柬埔寨”曆史》) 一書（筆者翻譯了此書)的“概論”寫道:
在 1975 年取得政權之後，紅色高棉把兩百萬住在金邊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驅趕到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千千萬萬的人在撤離城市期間死去。
紅色高棉也在這個時候開始貫徹實行其激進的毛澤東主義和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社會改造。他們要把柬埔寨轉變為一個鄉村性的、無階級的社會。 那個社會裏沒有富人，沒有窮人，沒有剝削。為了實現這一轉型，他們廢除 了貨幣、自由市場、正常的學校教育、私有財產、外來服裝式樣、宗教活動 以及柬埔寨傳統文化。公立學校、佛塔、寺廟、教堂、大學、商店和政府建 築或者被關閉，或者被改變成監獄、畜舍、再教育勞動營和倉庫。沒有公共 和私人交通，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非革命的娛樂。休閑活動被嚴格限製。全國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領導人，都必須穿黑色衣服，那是他們的傳 統革命服裝。
在“民主柬埔寨”統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剝奪了基本權利。人們不可以離開他們所在的合作社外出。這個政權也不準許任何人集會或舉行討論。如果三個人聚會談話，他們會被指控為“敵人”而遭到逮捕或者處決。
家庭關係受到嚴厲批判。人們被禁止表達甚至輕微的愛情、幽默及憐憫。
紅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隻相信、服從和尊敬“革命組織”。這個“革命組織”被稱為每個人的“父親和母親”。
紅色高棉宣稱隻有純潔的人有資格來建造革命。剛一奪得政權，他們就 逮捕和殺害了數千名朗諾將軍領導的“高棉共和國”政權的士兵、軍官和文 職官員。這些人被視作“不純分子”。在隨後的三年裏，他們處決了千千萬 萬的知識分子、城市居民、少數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華人，還有大批他們自己的戰士和黨員——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產黨的 1976 年“四年計劃”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國的每 公頃土地上產出三噸大米。這意味著人們必須在一年的全部十二個月裏種植 和收獲水稻。在大多數地區，紅色高棉強迫人們一天勞動十二小時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夠量的食品。(頁 1-2)
更具體的例子還有，紅色高棉建立了幾千人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為消滅私有財產及資本主義的步驟。合作社被設計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給自足。人們一起勞動，一起在公食堂吃飯，盡管柬埔寨家庭家人在一起吃飯已經上千年了。特別是當食品缺乏時，隻能在公共大食堂吃飯使得饑餓更加嚴重。
紅色高棉關閉了商店。首都金邊原是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因為強製居民離開，隻剩下了四萬人口和一個商店。那個商店隻賣東西給外國大使館的人。
在紅色高棉統治下，完整的正規學校從來沒有過。孩子們就在樹底下或者人家裏學習。他 們的老師常常是隻有很低讀寫能力的貧農。到了 1978 年有的地區在學校教育方麵稍有改進，兒童可以得到每天 2-3個小時的小學教育。在孩子們學習字母和拚寫的時候，他們受 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另外，孩子們通常和他們的父母分開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 活的樂趣。
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有些受過很好的教育，卻把別的受過教育的人視為國家的潛在敵人。
他們認為知識分子是把國家變成外國的傀儡的腐敗階級的成員。知識分子中的很大部分成為殺戮目標;受過教育的人隻得假裝不識字。他們隻有隱瞞自己的知識和專業訓練才能幸免於難。數千名學校教師以及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被殺害了。
在柬埔寨的華僑，沒有作為“中國人”被單挑出來進行群體殺害，但是因為不少中國人有自己的產業，他們被作為“資產階級”遭到殺害。
紅色高棉總是在搜索敵人並認為到處都有他們的敵人。受懷疑的人被冤枉指控為給美國中 央情報局做事，給蘇聯秘密警察做事，或者是給越南人做事。紅色高棉建立了龐大的安全 係統，擁有近200個監獄，分為五個等級。最高級的是在金邊的中央安全中心，編號為S-21。關在那裏的囚徒幾乎全是被指控背叛革命的紅色高棉幹部和士兵。這個監獄由一所寄宿中學改建而成。一萬四千人死於這座監獄。
非常明顯，以上這些，都屬於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而不僅僅是零散的對單個個人的傷害。這些殺戮和迫害是在紅色高棉進行大規模社會重構的過程中發生的。同時，對大批被指控的柬埔寨人的殺害，使得社會改造和轉型能夠得以進行，直到越南軍隊侵入，紅色高棉退回叢林。
中國人對紅色高棉所做的一套並不陌生，因為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當部分也是張春橋在中國大力提倡並實行過的，隻是程度和節奏略有差異而已。那麽，張春橋所大力肯定和讚揚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國沒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麽呢?
是鈔票，也就是錢。紅色高棉在統治時期從來沒有用過鈔票，盡管他們曾占領首都金邊並統治這個國家三年八個月加二十天。
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紅色高棉政府的鈔票。他們有印好的鈔票，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使用。在電影中，有大量紙幣亂紛紛撒落街頭的場景。大批的嶄新鈔票全成了垃圾。有一些後來被人拾去做了曆史收藏品。
根據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當代中國造幣印鈔誌（1948-2000）》這些鈔票是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協議在1974年紅色高棉即將占領首都金邊的時候為他們製作的，有麵額不同的七張。印了很大的數量。然而，在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占領首都奪得政權的時候，他們決定新政府不使用貨幣。這些中國政府製作的柬埔寨貨幣從來未被使用就被丟棄了。
無需專門學習經濟學，今天社會裏的每個成年人都知道“錢”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鈔票不但使得經濟流通和交換方便，還在相當程度上保護了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觀察人類社會形態，除了最原始的部落文明，都使用貨幣。盡管“錢”被有些人認為是肮髒的東西，但是還沒有發生過政府全麵徹底地取消使用貨幣的“革命”行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激烈和暴力，也沒有達到停止使用鈔票的程度。
現代文明中，像紅色高棉這樣的不用貨幣的政府和社會形態，是獨一無二的。如果把社會生活的急劇變更作為“革命”定義的主要內容而不考慮其在進步和道德方麵的意義，柬
埔寨所發生的確實稱得上是“革命”。一個有八百萬人口的國家，三年零八個月不使用鈔票。廢除鈔票，可以算是紅色高棉最激進的國家行為。
然而，張春橋對波爾布特的誇獎並不是客氣話，並不是出於禮貌隨口作出的誇獎。在張春橋出訪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紅色高棉占領首都金邊之前，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題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 政》。在這篇文章裏，張春橋聲言要對“貨幣交換”以及“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實 行“無產階級專政”。
張春橋的稱讚更不是空頭應酬，在他發出稱讚的同時，中國贈送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種設備，正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柬埔寨。耶魯大學教授 Ben Kiernan 的書《波爾布特政權》，列出了中國提供給紅色高棉的援助。僅1975年，中國給了20億美元無息貸款和四千萬美元 “禮物”。 這些支援維持了紅色高棉統治。
在《遺失的影片》中，張春橋訪問柬埔寨的鏡頭總共隻有一分鍾長。對柬埔寨人來說，張春橋是外國人，不屬他們重點關注的對象。電影主要表現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悲慘生活，以及幸存者對自身記錄曆史的責任的思想。但是他們沒有漏掉張春橋。這一分鍾張春橋鏡頭加厚了柬埔寨慘劇的曆史和意識形態背景。
作為中國文革曆史寫作者，在我看來，這段一分鍾的張春橋紀錄片還有一個意外的作用，就是通過顯示中國文革和紅色高棉革命的直接關聯，讓我們對中國文革有更深厚的認識，就像“比較文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各國的文學一樣。張春橋對紅色高棉的熱情指導，也顯現了他計劃在中國要做的社會改造，雖然那些事情那時候中國還“做不到”。我以為，在文革曆史寫作中，就像文革受難者長期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一樣，文革的社會改造方麵也被忽略了。
2. 張春橋“美(好)”嗎?
和柬埔寨電影相比，張春橋在中文世界裏受到的待遇不同。
2015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春橋獄中家書》。書分兩冊。兩冊的文字內容是一樣的。一冊用印刷字體排印，另一冊是張春橋的手跡(他是書法家嗎?)。兩冊書都是紫紅色布麵精裝帶燙金書名(少見的豪華!)。在出版社關於此書的長篇介紹中，引用了三個人的評論。三名評論者中的第一人是瑞典的中國研究教授 Michael Schoenhals，中文名字叫沈麥克。他說，張春橋的書可以和 1920 年代意大利共產黨書記葛蘭西寫的《獄中劄記》“ 媲美”。
張春橋的書已經出版一年多了。沈麥克教授在新書介紹中做了這樣的評論，當時和此後都沒有加以進一步的論證、說明或者更正。
《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增補本，968 頁。)對“媲美”一詞的 解釋是:“美(好)的程度差不多”(原文如此，有括號在“好”字上。)。也就是說，當我們說甲和乙，或者A和B，可以“媲美”的時候，前提是認為二者都很“美(好)”。
葛蘭西的那本書是否“美好”，本文不會討論。但是，問題首先在於，張春橋的這本新書，是“美(好)”的嗎?
特別應該指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雖然當過意大利共產黨的領袖，雖然他的書 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過，雖然他被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並沒有掌握過政權，並沒有過多少機會實行他的理論。葛蘭西的理論主要還是紙麵上的理論。但是張春橋在這方麵大不相同。他在文革一開始就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這個“中央文革 小組”雖然隻是一個“小組”，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並列發出指導中國革命和生產的重要指令。)副組長。他是發起和指導文革的 “516 通知”和“十六條”兩個重要文件的起草者之一。這兩個文件規定了文革的打擊對 象和製定了“群眾運動”的方式。從文革最早的到最後的重要指導性文件，張春橋都參與 撰寫。1976 年初張春橋去柬埔寨的時候，其他幾個文革的重要“筆杆子”王力、關鋒、 戚本禹、陳伯達都已經被送進監獄了(這是文革的特點之一: 相當比例的文革紅人，會很 快淪為階下囚。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無數，卻沒有能力給自己建立一個和平安全的環 境。在文革中，不但受害者被害，作惡者自己也不安全)，但是張春橋卻從頭至尾，一直是文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紅色高棉的革命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如在《遺失的影片》電影中可見的。
和葛蘭西不一樣，張春橋理論在八億人口的中國的十年文革中實行過了，而且還指導柬埔寨相當徹底地實行了。人們已經相當清楚地看到，張春橋倡導了什麽，引起了什麽後果。千千萬萬人被迫害致死，人民普遍處於貧困之中。盡管文革後的當局限製甚至不允許揭露文革的血腥和殘暴，貧困和匱乏，但是一般的中國人對這些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說張春橋的書“美好”的人，是在讚揚他的什麽呢?
鑒於張春橋是文革的主要理論家之一，而且是文革從頭到尾的“理論家”，鑒於張春橋主要是因為對文革理論的貢獻而得到了大幅度的職位提升而成為第四號權力人物，鑒於他不隻寫了關於文革的指導性文件和文章還具體領導了文革的重大事件，鑒於張春橋在他的“獄中家書”中對他過去的所作所為並無任何悔過表示，讚揚張春橋的這本書“美好”，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說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美好”。
在這本《張春橋獄中家書》裏，除了張春橋在監獄裏寫的信，還有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 (1966 年文革開始前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也就是說，她在成年時代經曆了文革)和“愷蒂” 的長篇采訪對談。“愷蒂”自我介紹是張維維在複旦大學附中的同學，現住倫敦，她的父親花了幾年時間在寫一部《張春橋大傳》。雖然不知道“愷蒂”全名是什麽，但她明顯是相當了解而且經曆了文革的中國人，對文革沒有語言和文化的隔閡。
該書302頁 愷蒂問:
也有許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們當時成功了，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會不會也同樣有經濟上的發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張維維答:
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嘛，並不隻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我爸爸他們計劃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是更進一層的對張春橋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論，而且斷言張春橋理論比現在中國當局的政策好，不但能發展經濟，而且不會有貧富差別。
大家知道，中國在文革之後的經濟發展得到公認，同時發生的貧富差別也受到批評。張維 維的說法讓人吃驚: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的辦法，是按照張春橋的計劃/道路做，是按照 文革的計劃/道路做。
文革，美好還是不美好，是不是應該重新實行，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問題?
評書的沈麥克與寫書的張維維，雖然身份角色不同，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沒有為他們 的至少是突兀的論點提出論據。尤其是前者，作為教授，他應該知道立論的方式。是他們 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還是他們本來就提不出論據?或者，他們都把中文讀者當作了 糊塗健忘的阿Q?連柬埔寨人都記著張春橋對他們所做的惡行，而人口幾乎一百倍於柬埔 寨人的中國人全都忘記了?
本來，好幾年了，常在網上見到人們呼籲了解“文革真相”。文革五十年紀念也有很多人再提此話題。在五十年後還停留在要求了解真相，其實多少是會被認為太初步太起碼了。
兩年前我寫過文章，指出有“否認派”在否認文革的暴力迫害。那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有一種更快捷徹底的否認方式很快就會出現了，那就是直接讚美文革。
當柬埔寨電影藝術家認真尋找和再現“遺失的影片”的時候，在這種張春橋幽靈遊蕩的環境下，中國文革的“遺失的影片”麵臨的是繼續被否認，繼續被“遺失”嗎?
3. 文革的曆史還將繼續被遺失?
調查和記錄文革受難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實上，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我把受難者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寫下來，放在網頁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頁的題為《文革受難者》（香港：2004）的書裏。這是一本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調查性敘述。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試圖分析文革實行的社會革命內容。我在《文革受難者》書的前言裏寫道: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簡單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種“一元化”的沒有權力平衡和製約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建立一種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生產甚至沒有貨幣的經濟，建立隻有一種意見和用一種方式表達同樣意見的媒體，把全體人民變成象“螺
絲釘”一樣的連“私字一閃念”都不能有的所謂“社會主義新人”，此外，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毆打、關押以至殺死被革命領導人指為是“敵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會革命，我以為是文革曆史寫作最需關注的兩個層麵。當然，在相當程 度上，受難者被迫害問題也就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紅衛兵打死校長老師(僅僅 我調查的北京十個女子中學，在 1966 年的“紅八月”中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師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詳情可見我的文章《霧霾下的文革曆史》，2014)，在“尊師重道”的中 國社會中有過這樣的事情嗎?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監禁在秘密地點受虐待死去，連斯大林式 的“ 表演性審判”，連秦二世時代在監獄裏使李斯認罪的計策，都無需費事使用，這不是對中國社會的司法製度的大破壞嗎?不過，我還是主張把二者分開。因為前者直接導致 人的死亡，而後者的推行實際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大規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規模 的、違背常情、後果慘痛的社會改造。
張春橋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九年。盡管上海在人們的模糊印象裏好像比較溫和 比較有序，其實上海的殘忍是特別嚴重的。1966 年夏天，北京的紅衛兵用拳頭棍棒銅 頭皮帶打死了 1,772 人，上海同期有 11 人被打死。但是那時候張春橋在上海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貼近事實看，在張春橋領導“打倒”了上海原領導人“奪權”以後，上海的迫害殘忍度在全國領先了。
我在《文革鬥爭會》文中指出“鬥爭會”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沒有使用 上麵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審判”--- 也就是假審判，連作假都沒有做(這當然不是“懶”的問題，而是破壞文明社會的司法製度的程度問題)。文革大量使用“鬥爭會”的形式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利用這種優勢，上海“獨創”了電視“鬥爭會”。 1967 年，上海開了 51 次電視“鬥爭會”。各單位組織集體觀看，看過後集體討論加上立 即仿照行動。觀看人次上億。(可見上海報紙上的電視鬥爭會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建立在各個工作單位和學校裏的監獄，在那裏關 押本單位的“牛鬼蛇神”。我寫了《文革牛棚》。在“牛棚”裏，被關者不但失去自由， 還遭到各種折磨，毆打，侮辱，甚至被殺害。“牛棚”本來是拴牛的地方，文革中成為每 個單位都設立的關人的地方的名稱。據我收集到的資料，最早在官方文件裏使用“牛棚” 一詞的，是上海。在正式文件中使用這個詞，體現了“牛棚”這一迫害形式的正式化和社 會化，並對全國有示範作用。上海當局還把原來的少年管教所改成了關押成年人的大“牛棚”。數百人被關在那裏。其中有在芝加哥大學 1932 年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塗羽卿 (1895-1975)，他是物理學教授，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和中國基督教會領導人。他被關押四年半，被釋放時已經病重不起。
1968年 4月，上海當局槍斃了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學1957年的 “右派學生”林昭(29日)。這是由上海自行決定的死刑，因為最高法院當時停止審批 死刑。這也是在全國最早開始槍斃沒有任何刑事罪責的“文化人”。林昭被槍斃後，當局 派人到她的母親那裏索要槍斃用的五分錢子彈費。這種殘忍做法後來在別的地方也實行。這不但是“惡“，而且是“邪惡”。
據上海領導機構在文革後編寫的一本書說，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 11,510 人。上海當時的職工人數是二百萬。也就是說，上海的文革受難人數比例，在職工中高達百分之零點五。上海還“揪鬥”了 17 萬名分屬九個類別(地主、富農、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 子、叛徒、特務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階級敵人”，在職工人數中占百分之八以上。
即使文革的“群眾專政”做法造成的廣泛的殘忍使得普通人對殘忍和暴力因“見多不怪”而麻木不仁，但是要讓人對這一套迫害人的犯罪做法視為“美好”，是不是可能呢?這是一個令人警覺的問題。
文革對人的迫害和殺傷，有文革辯護士說是“失控”或者“必要的代價”。且不說是否可以用人的權利和生命來做“代價”，我們還應該細看這些“代價”換來了什麽?通過張春橋對波爾布特所說的“純化”和“清洗”，他們要構建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
政治上，文革提出實行“一元化”領導，實際上是空前的個別權力者的為所欲為和濫施 刑罰。在文革的前五年裏，毛澤東樹立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先後都成了“階級敵人”。一個死於秘密囚禁，一個死於神秘墜機。斯大林對他的政敵布哈林等還舉行了裝樣子的審判，而毛澤東對劉少奇和林彪卻從未進行過任何意義上的法律審判。全中國所有的大中小學校校長，全部受到了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沒有例外。除了極少數例外如郭沫若，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鬥爭”。幾乎所有的科長級以上的幹部，都“靠邊站”，經過長久的“審查”，經過重重“檢討”才一個一個被“解放”。(這種“幹部 解放”的說法是文革最荒誕的說法之一。世界上居然有這樣由施害者暫停迫害來把受害 者“解放”的說法。)軍隊“軍管”了所有的單位。一個並不可笑的例子是，我的好心和認真的編輯把我文章中的“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改成“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 以為是我打字的時候漏了“檢”字。實際上，文革前的“公檢法”，這時候不但被“軍 管”了，而且“檢察院”已經被徹底取消了。1970 年的“打擊反革命活動運動”中，大量死刑判決都是由這個“公法”軍管會發出的。
在經濟上，城市居民，連在路邊賣兩分錢一杯的開水也不被許可。工人的獎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資，其實就是減少工資，因為在五十年代，人們的工資是隨著工齡在增長的。和柬埔寨一樣，中國農村也有過公共大食堂。人們不被準許在家中存糧做飯，盡管中國和柬埔寨一樣，曆史上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做飯和吃飯的。“吃飯不要錢”的大食堂在大批人餓死後才勉強解散。但是在文革中，又把這種對農民的讓步政策說成是所謂“走資派”的“罪行”。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苦，因而把人送到鄉下去成了對城市人的威脅手段。對人民的剝奪從來沒有達到這樣徹底的程度。
和紅色高棉關閉學校一樣，文革中中國的大中小學都長期停課。大學有五年不曾招生。恢複招生後，招生章程上隻要求初中畢業就可上大學，這等於是取消了高中。1969 年10月，在“林副統帥一號通令”下，全國一大批大學被迫在兩三個星期內遷出城市。他們的 “理由”是要打仗了，和紅色高棉撤空金邊居民的欺騙手段一樣。一位物理老師悲憤說，實驗室儀器包裝時填充用的稻草沒有晾幹，搬到外地後打開木箱，儀器都受潮生了鏽，不能再用。在北京的各大學中，中央級的大學隻有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所被準許留下。其他都被搬出北京。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學，文革結束時隻有18所了。一些大學的教室樓，變成了軍隊的家屬住房。掌管北京大學八年的是一名從軍隊來的“王副政委”，他一直被如此稱呼。“校長”的職務名稱是文革後1978年才恢複的。
文革有五大“新生事物”，包括“赤腳醫生”，“革命樣板戲”，“革命委員會”，“工農兵大學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共有一千六百萬“知識青年”不能在城鎮就業，也就是說，大約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人被送去了農村。從時間段也能了解到這個情況。有12年的城市初中畢業生被大部分送去了農村，這些人口的比例就在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之間。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1969年的初中畢業生不僅全部下鄉，而且都到遙遠的省份。這個運動一箭三雕，削弱了學校 (初中畢業就走人)，削弱了城市(年輕人還未長到十八歲就被排除出去了)，削弱了家庭(兒女被送到遠離父母的地方，而家庭被看作私有製的基礎)。有文革辯護士說“上山下鄉”是迫不得已，為了解決就業問題。這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借口。在文革結束後，知識青年先後都回到了城市，沒有發生經濟問題。
在張春橋出訪柬埔寨半年多之前，在紅色高棉占領首都金邊取得政權之前，1975年4月1日，張春橋題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的文章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是張春橋寫過的最長最重要的文革理論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後一篇大型的重頭文章。在這篇文章裏，張春橋三次寫到“貨幣”。
首先張春橋引用了毛澤東關於貨幣的話。文中說:
毛主席最近指出:“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
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
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
很清楚，張春橋的這一文章是為毛澤東當時的新指示寫的。他雖然是文革理論文章的主要 作者之一，但不是原創性的文革理論提出者。他隻是所謂“筆杆子”而已。在文革一開 始，文革就被明確稱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明確指出文革是在所有製的社會 主義改造基本結束後，繼續進行的一場革命。那麽在1975年的新的革命對象是什麽呢， 毛澤東上麵的這段話說得很清楚。
接著，張春橋的文章有兩次論述，“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屬於“資產階級法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寫道:
因此，在短時間內，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這兩種所有製並存的局麵不會
有根本改變。而隻要有這兩種所有製，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就是
不可避免的。由於“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出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會更快地發展起來。
我們從來認為，我們國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夠豐富。隻要公社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拿出來同生產大隊、生產隊“共產”，全民所有製也拿不出極為豐富的產品來對八億人口實行按需分配，就隻能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對它帶來的危害，我們已經采取了並將繼續采取適當辦法加以限製。無產階級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我們相信，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是有力量、有本領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最後地戰勝他們的。
張春橋對未來的計劃很清楚，但是他已經沒有時間了。在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得了一種特別的疾病。這種病預後存活不超過兩年。在美國，這種病的俗名是一個棒球運動員的名字，這名運動員因患這種病而死亡。直到現在這種疾病也仍未找到治療的方法。據英國作家張戎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說，毛澤東至死也沒有知道他的病隻能活兩年了。中共的高層領導沒有告訴他，因為怕毛知道他的病情，不知道會做出什麽來。毛澤東不可避免地在醫學界知道的年限之內死亡了。張春橋的這一套計劃雖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他們已經沒有時間在中國實行。
文革的結束其實說不上是對一個殘忍荒謬的社會改造計劃的抗爭的結果，而基本上是一個 全然屬偶然性的毛澤東所患的疾病中斷了文革。這當然是好事，毛澤東的疾病吊銷了張春橋進一步實施他的社會改造的計劃的機會，減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看看 1976 年 9 月的報紙，張春橋在毛澤東的“治喪委員會”名列第四。那個名單也是中國當時的最高權力者的名單。那一年，張春橋 61 歲。
假使（這是一個虛擬語態）毛澤東(83歲死)像鄧小平(活到 93歲)一樣長壽， 張春橋會有機會實施他的紅色高棉式計劃。八級工資製早已停止實行，上海也已經把文革前的工人的獎金(還算一種 “按勞分配”殘餘吧)平均攤入了工資，也就是說，“獎金”和其代表的“按勞取酬”其實已經不存在了。毛澤東說的造成“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三項，已經隻剩廢除貨幣一項 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滅私有製度和與私有製度聯係在一起的文化，實行建立一種新型的理想社會，而實際上在崇高的口號下產生的是殘酷的現實。這樣的事情在人類曆史上已經多次出現。在俄國發生了，在中國發生了，在柬埔寨發生了。張春橋不是唯一的有這種主張的人。但是，也正因為他不是唯一的，所以對他的認識和分析是重要的，對他的讚美也是需要警惕的。
4. 張春橋被“妖魔化”了嗎?
近年來多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張春橋被“妖魔化”了。
真是這樣嗎?
“妖魔化”的意思有兩種。一種是形容某個壞人，說他/她像妖魔一樣。這是一個比喻。 因為人不是妖魔，所以說某個人像妖魔，會被認為帶有誇張而受到批評。
張春橋的罪惡被誇張了嗎?絕對不是。我在一篇文章裏曾經指出，“特別法庭”對林彪 “四人幫”的判決詞裏，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受難者 人數(63 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相比，比上海的複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受難者總和(80)還少十幾個。在這種情況下，張春橋的罪惡，怎麽可能是被誇張了的呢?隻可能 是被縮小被減弱了。
“妖魔化”的另一個意思可能是，當我們解釋不了某人的罪惡的時候，我們會說這個人是 個妖魔，他/她沒有我們正常人共有的人性，像是妖魔。
2007 年，我為一法國刊物的“官方曆史和平行曆史”專號寫文章，該文的中文本遲至 2012 年發表，中文標題為《是否寫入受難者:文革曆史寫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 段:
文革積極分子寫的書也不提受難者。2004 年，兩本由徐景賢和聶元梓寫的文革回 憶錄在香港出版(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4 年；聶 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4 年。)。 徐和聶在文革期間都很有名，並據有很高很有勢力的職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三號人物 (在他上麵的那兩個人都是“四人幫”成員)10 年，文革後被判處 18 年徒刑。聶 是北京大學文革委員會主任。 據“內部統計”，在上海文革中有 11,150 人被迫 害致死，但徐景賢在他 433頁的書中竟沒有提到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同樣， 在書中聶元梓抱怨她被判 17 年徒刑，但沒有對北京大學的大批文革受難者(多達 63 人)表示道歉。徐和聶都足夠聰明。他們知道，隻要人們聽說了受難者就會問 誰是害人者，所以他們幹脆不提受難者，對此否認。
看了張春橋的新書，我才知道，不但徐景賢的書是這樣，而且張春橋的書裏也沒有提到任 何受難者的名字，更不用說對受難者的歉意。同為文革的作惡者，他們對受難者的態度如此相同。他們是忘記了嗎?還是他們從來都對受難者沒有過惻隱之心。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是這些文革領導人沒有惻隱之心，沒有憐憫心，沒有同情心，也沒有悔罪心。他們和一般的人不一樣嗎? 他們是“妖魔”嗎?
我曾經多次想到，莎士比亞在《麥克白》裏表現麥克白夫婦在刺殺了國王得到王位後的內 心恐懼和不安。在 2012 年的新京劇《赤壁》結尾處，打贏了赤壁大戰的諸葛亮獨自在江邊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傷。是否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呢?假如張春橋和徐景賢看這兩個戲，他們的內心會有什麽反應?他們心裏會嘲笑麥克白和諸葛亮軟弱可笑?可以斷定，他們不會為他們的文革惡行感到不安。
如果我們用他們是“不一樣的人”也就是“妖魔”來解釋為什麽他們做了殘忍的事情，為什麽殘害他人，其實這種“妖魔化”很可能成為對他們的一種辯護。但是，事實讓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
《文革受難者》中有作家和編輯“周瘦鵑”。1968 年 8 月 11 日，周瘦鵑在照片上的這口井裏“自殺”。我把文革中的“自殺”上打上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平常意義上人們所說 的自殺。受難者在被毆打、羞辱和關押後才自我了斷，而有的根本是被殺害後偽造了“自殺”現場。文革中發生了中國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自殺”。我井邊照相之前，周瘦鵑最小的女兒周全告訴我，1968 年 3 月，張春橋接見蘇州正在互相“武鬥”的“造反派”兩派“踢派”和“支派”，要他們聯合起來鬥爭“搞盆景複辟資本主義”周瘦鵑。
周全 1968 年時還年紀很小。她說，她聽說，周瘦鵑任《申報》副刊主編時，拒絕過張春 橋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個孩子，父親由“十全十美”一詞而給她起名。她清秀文 雅誠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鵑在1966年就遭到“鬥爭”，被迫燒了三次書，在院子裏，在大門口和在弄堂裏。 據我的調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過“鬥爭”和“批判”。但 是周瘦鵑在1968年被張春橋特別號召蘇州造反派加以鬥爭，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 1968 年 3 月 15 日的《蘇州工農報》。(見照片)頭版頭條的大標題是“蘇州市革命派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本市兩大派代表在滬達成蘇州市委員會調整充實擴大方案的協議”。
張春橋對兩派談話中關於周瘦鵑的部分，由上海社會科學院金大陸先生提供如下。
張春橋說:“這個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務、漢奸、還有一批，他們決不甘心無產階級 在這個城市能夠站穩腳步，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敵人決不會甘 心的，他們總希望複辟。你看解放以後，你就從好多事情來看，那個複辟資本主義，複辟 封建主義的勢力啊!我看要蘇州就不小。你看什麽周瘦鵑一類無聊的家夥哪，給人家就專 門弄個盆景啊，都搞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於愛好?那這不是搞複辟!宣傳那些東 西，瓦解人們鬥爭的意誌。我到蘇州去幾次，但周瘦鵑家裏，我從來不去。我到那裏去幹 什麽，看那一些，你隻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舉這樣一個例子吧，這東 西，那個複辟的，守舊的勢力，它竭力想把這個蘇州啊，一直保持著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樣 的色彩，總想著把這個城市往後拉，決不願意把它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學校，更不會願意它 這個紅彤彤的大學校，那個他們決不願意幹的。” (1968 年 3 月 14 日，《紅蘇州》、 《新蘇州》聯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複辟資本主義複辟封建主義?就是“叛徒特務內奸“?就要置之死地?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教授看了張春橋的這段話，對我說:這些話像中學生罵架，不像負責任的政治人物說的話。我說:他們從來都不是負責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麵，他們從不含糊，效率很高。這位教授還說起她的一個學生在研究福爾摩斯小說在中國的翻譯，周瘦鵑是中國最早翻譯福爾摩斯的人之一。我原來並不知道周瘦鵑翻譯福爾摩斯，但我記得，文革中完全沒有娛樂性的書看，是我的父母憑著記憶講給我和兩個妹妹聽了那些有趣的福爾摩斯偵探故事，以及其中的邏輯推理和幽默感。文革時代食品匱乏，精神生活也一樣。這兩方麵的匱乏，文革後生長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文革領導人怎樣毀掉普通人的物質生活和娛樂生活。
我查了葉永烈編的“張春橋著作年表”，看到張春橋在三十年代在《申報》發表過三篇文章。一個二十歲的投稿者被編輯退稿，是平常的不難理解的事情。但是張春橋在三十年後 的1968 年還懷恨在心，用權報複，害死了周瘦鵑。又過了三十年他寫《獄中家書》的時候，他真的忘記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了嗎?(這裏隻是舉了周瘦鵑一個例子。)當然不會。由此看來，張春橋不是特別的妖魔，他抹殺受難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計的，是在愚弄人。他就是個壞人和罪犯罷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是“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比如，我寫過的全中國的校長都遭到了毆打、侮辱和“鬥爭”。“校長”就是一個群體。在這個群體的被指定被迫害的過程中，文革領導者是不認識其中的每一個人的，甚至不認識其中的大部分人。有人還以此為施害者辯護，說這些殘忍和野蠻行為是為了“革命”的需要，並不是為了他們的私人利益。這當然是一種無道理的辯護。但是在這種群體性的迫害中，還有一些是針對施害者認識的人的。這種迫害特別體現了施害者在個人道德上的惡劣和敗壞。
細觀事實，我的結論是，張春橋不但是文革興起和發展的主要設計師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殘酷迫害人民和實行激烈社會改造的實施者和領導者之一，而且是一個在道德上殘忍和冷酷的人。他參與造成了經濟上的貧窮和匱乏，人權方麵的殘酷和殘暴，文化方麵的荒蕪和貧瘠。他不是一個可以跟誰“媲美”的人。
2016 年，是文革發動五十年。這一年很快將要過去了。在下一年裏，文革迫害和殺戮的 “否認派”大概還會繼續活動。但是另一方麵，見證者也會繼續見證曆史。對曆史的準確 的描述，是規劃未來的基礎。雖然張春橋幽靈還在飄蕩，關於文革的謊言還在流傳，但是像林肯所說，你可能欺騙所有的人於一時，可能一直欺騙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遠欺騙所 有的人。四十年前我聽到了林肯的這段話。我仍然相信這段話。當然我也知道，破除謊言需要我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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