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曆史的曆史
by 王友琴, 寫於2019年2月23日-3月6日
在中文和英文詞典上，都清楚說明了“曆史/History”一詞的兩個意義。(1)指過去發 生的事件。(2)指過去發生的事件的記載。本標題中，第一個“曆史”是指第二種曆史 ，第二個“曆史”則是指第一種曆史。第一種意義上的“曆史”已經發生並結束，不可能 再變化。而第二種意義上的“曆史”到現在為止仍然在進行中，而這種寫作的變化和發展 ，就成為“曆史的曆史”。
42年前，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因病(俗稱Lou Gehrig Disease，存活期不超過三年)死 亡,10月6日毛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文革領導人被逮捕(他們被稱為“四人幫”)。此後 ，文革成為了上述第一種意義上的“曆史”。42年來，文革曆史寫作中，發生了不少相當 曲折有的還相當戲劇化的事情。
中學校長教師被打死不被提到 七十年代末，我進入北京大學讀書。在得到一輛 舊自行車後，我做的最早的事情之一是騎車去了北京大學附近的101中學。我去看校園裏 的一個噴泉。1966年8月17日，這個學校的紅衛兵打了一二十個老師，強迫老師們在校園 煤渣路上爬行。其中之一人被打死在噴泉水池中。噴泉已經不複存在，我隻看到一個幹涸 的水泥池子，裏麵散落著垃圾和枯葉。文革已經結束，這裏依然醜陋，破敗，荒涼。
我自己所上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在更早的8月5日，紅衛兵打死了學校的第一負 責人卞仲耘和打傷了其他四名學校領導人。8月下旬，一個名叫關雅琴的附近飯館的18歲 的女服務員被紅衛兵抓到學校，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打死。紅衛兵說她是“流氓”。
這是我最早寫下的文革受難者案例，但是沒有可能發表。雖然鄧小平已經“否定”了文革 ， 受難者也得到了“平反”，並且政府給了他們的家人一筆錢(標準數額是420元)，但 是關於文革的實事的記載一直是被嚴格控製的。隻有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的文革受難者名 字才可能出現在報刊上。每隔一段時間就傳出“上麵”關於不準出版有關文革書籍的指 令。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列出三種不能出版的書籍:西方政治理論，文革，以及色情書籍。 (相當諷刺性的是，最近幾年，“色情書籍”如《金瓶梅》已經在中國的購物網上銷售， 但是文革書籍卻仍然被禁止。)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妥協1986年是文革結束十周年。我在研究生院看到一個通知 ，將在“友誼賓館”召開文革座談會，發起者是當時社會上有名的導師、作家、研究所長 等等。我和同學去了。到了會場，發現發起者們卻沒有來。座談會就由本是來聽會的年輕 人談了起來。那是我第一次在人多的地方談論文革。幾個月後，《讀書》雜誌的編輯和我 聯絡，希望我把在會上的發言寫成文章。要在1987年1月號發表的文章，需要在10月就準 備好。那天上午我進城送稿子到刊物編輯部，才寒暄了幾句，三聯書店(這個刊物屬於該出版社)總編輯沈昌文先生走了進來。他說:“你們在談文革?我剛開會回來。有些新情況。”
原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嚴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一本文革 通史)在全書印出之前，先在香港報紙上連載。1966年8月的紅衛兵運動屬於較早的一段 ，刊出之後，1966年時有名的北京工業大學紅衛兵頭頭的譚力夫寫信給中共總書記胡耀邦 表示反對。胡耀邦為此寫了一段批示，要求保持“安定團結”。結果，盡管作者嚴家其當 時是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的所長，高皋是其夫人，盡管這本書的內容也是按照中國共 產黨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框架寫的，胡耀邦的這一批示 使得這本書從來未能正式上市。
後來聽說，因為書已經印了六十萬本，不賣的話經濟損失太大，也因為很多人的要求，就 在做了“內部”銷售。我買到的一本，就是由我的同班同學的在出版部門工作的哥哥幫助 買來的。其實，這本書裏對1966年8月的紅衛兵暴行，隻提到了兩個被打死的普通北京人 ，實際上在北京一地那一時期被打死的人就有1，772人之多。
聽了總編輯先生的話，雜誌編輯就把桌上剛打開的我的文稿收了起來。本來準備要在一月 發表的稿子不能發了。而且，在一月裏發生了更加令人吃驚的事情。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的胡耀邦在1987年1月7日“辭職”了。再後來，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隨後 發生了學生請願活動和震驚世界的“8964”流血慘案。
在蘇聯，1953年斯大林死亡。1956年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 斯大林殘酷殺害蘇聯人民的所謂“秘密報告”。1960年索爾任尼琴寫了描寫勞改營生活的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赫魯曉夫和其他中央領導人討論是否可以發表這部中篇小 說時，那些人沉默。赫魯曉夫說:俄羅斯俗語說，沉默就是讚同，發表吧。於是小說發表 了並發生很大影響。兩年後，1964年赫魯曉夫被迫辭職。
胡耀邦積極領導了給三百萬文革受害者平反的偉大行動。這應該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 “平反”。他卻很有策略性地把文革這種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稱為“冤假錯案”，也就是 說，那是一種正常司法製度下都可能發生的個別案例。胡耀邦並沒有支持出版關於文革的 書籍來對文革迫害進行記載和分析。但是，胡耀邦和赫魯曉夫一樣很快下台了，時間是 1987年1月16日。
1986年裏我寫的一篇有關文革受難者的文章三年後還是被發表了，印在我出版的一本書 《校園隨筆》中。這也是第一次發表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事情。用 的標題是《女性的野蠻》。這是因為這本書裏的文章很多和女性有關，也是因為卞仲耘也 確實是在女子中學裏被女紅衛兵打死的。但是用了這個實際上不準確的標題，主要是因為 不能直接說她的死是文革迫害和紅衛兵暴力導致的。現在提起這件事情，我是想說明在那 種環境下發表的文章，有很多並不是出自作者的自由選擇，也不是貼切的對事實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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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網上被封鎖我還繼續調查和寫作文革曆史。1994年，我寫成了《1966:學生 打老師的革命》，還有接下來的兩篇，一篇是關於紅衛兵如何迫害同學——隻因為他們不 是出生於所謂“紅五類家庭”，一篇是關於迫害老師和迫害同學之間的關係。三篇文章都 是在香港的大學刊物上發表的。我的報告指出了我調查到的所有的學校都發生了暴力迫害 ，沒有一個學校例外。(事實上，我至今也沒有找到例外。)我也指出，“打老師”從來 不是中國傳統，孔夫子就是一名老師。我沒有直接說出來的一個看法是，八十年代興起的 “文化熱”在解釋文革曆史方麵其實缺乏說服力，隻是因為不能從政治經濟等方麵討論文 革，才隻好做“文化討論”。
1996年，我把《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寫成了英文稿。Harvard University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 開設文革課，把這篇文章印入了他的課程讀本。1997年，有375個學生選了 這門課。據說曾經人數更多，是哈佛人數最多的一門課。當哈佛出版社為印刷此文和我聯 絡的時候，我真希望中國的大學也能開這樣的課，而且我知道學生一定會多得多。
也是在1996年暑假，我上一門課學習了怎麽做網頁。我想可以以後把有關文革的文章都放 到網頁上去，不必再煩惱尋求紙麵上的發表。我把在采訪調查中找到的受難者的遭遇一篇 一篇地寫出來，再按照姓名拚音排列起來放在網頁上。鍵擊受難者的名字，立即可以看到 他們如何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亡。那是2000年10月。雖然那時候中國使用網絡的人遠沒有 現在多，但是我仍然常常收到讀者的來信(網頁上有我的電郵地址)。讀者稱讚這個網頁 ，而且通過電郵送來關於更多受難者的信息。有一次收到一個電郵，標題是“我再也不要 做雞”了。我愣了一下，然後意識到這是對網頁《前言》的一個回應。在《前言》中我寫 到，一名教師受訪者在文革中被關進了勞改農場。他養過牛。在那裏有一棵大柳樹，附近 青草豐茂，他常帶牛群去那裏吃草。後來，有一頭老牛太老了，在大柳樹附近被殺了。此 後，牛群就拒絕去大柳樹下吃草，一接近那裏就發出哞哞的叫聲好像抗議。
我問是否動物會記憶和同情他們死去的同伴。受訪者說雞就不一樣。殺過雞的地方，別的
雞依然前來嬉戲玩樂。被殺死的雞的肚子裏的東西被扔出來，別的雞會奔來啄食，還互相
爭搶。
我把“牛雞之間”的這種對照比喻為文革後人的道德選擇。我感謝這位讀者“不願再做
雞”的來信。我體會到，寫作曆史不隻是為了說出真相和解釋因果，也提供材料讓我們進
行道德方麵的思考和反省。
十七個月之後，我的網頁被封鎖了。在中國國內，從2002年3月開始到現在，這個網頁無 法打開。到現在，這個受難者網頁已經被封鎖了十七年了。我曾經問北京的朋友們這是因 為什麽，這些受難者都已經得到了平反。他們所答非所問地說:“我早就知道會被封 的”。我問一位知名老作家是否可以向什麽部門上訴，因為法院判決案子都有法官名字， 對判決不滿可以上訴。他的回答是:“你這是美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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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本”文革曆史書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文革受難者》。五百多 頁，52萬字。書裏有659名受難者，來自我的調查尋訪。我很喜歡出版者設計的封麵:效 果像黑色大理石上有雕刻的受難者的一排排名字。
但是這本書不允許帶進大陸。有人說他們在香港買的書被海關沒收了。從香港到大陸的入
口處是要檢查攜帶的書刊的，因為雖然香港用繁體字印書，這些中文書帶到大陸大家還是
容易看懂。從美國到中國的飛機場海關不檢查書籍，顯然是因為不會有很多中國讀者看英
文書。
接著在上海北京廣州都出現了《文革受難者》的“盜版本”。“盜版書”就在早上賣蔬菜
的地方賣。我得到了兩種版本。一個版本看來是從原書掃描後重排的，因為錯字很多，而
且都錯用了形狀相似的字。但是還看得懂。
有一位讀者從廣東寫信來說，那裏的盜版《文革受難者》隻賣人民幣15元一本。這位讀者 說:“ 我們廣州人厲害吧。這麽厚的書賣到這樣低的價格，還能有賺頭。”但另一名比 較了解出版界的讀者說，“書本來就不該那麽貴。‘改革開放’以後，準許私人開店賣菜 賣早點賣服裝，但是出版書是絕對不準私人經營的。有個說法，中國可以賺暴利的行業， 第一是賣鴉片，第二是出書賣書。”——聽著這樣的議論，我會有一種聽著別人的故事的 感覺，但是這種超然物外的感覺其實隻是因為無可奈何。而且，從“盜版書”的興起到消 失，沒有很長時間。現在“盜版書”已經完全消失了。
微信公眾號和“敏感詞”微信(WeChat)和微信公眾號的興起使得關於文革的文 章又可以在網上流傳。據說現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都在用微信。而每個人都能開“微信 群”和“微信公眾號”，就像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演講廳和有自己的雜誌一樣。
但微信世界裏的審查製度很快建設和發展起來。除了老式的人工審查方法之外，還用電腦
查“敏感詞”。“文革”是敏感詞之一。為了避免文章被刪除甚至被“封號”，在網上人
們用各種奇怪的方法來替代“文革”二字，簡直像展開了“錯別字大賽”。
2016年是文革五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春橋獄中書信》，上下兩卷，一 卷是張的手書，一卷是印刷體排印。紫紅布麵精裝，燙金書名。張春橋是文革“四人幫” 之一，在毛澤東死亡時已經爬到中國排名第四的權力人物。
我寫了文章題為《張春橋幽靈》，寫了張春橋迫害編輯周瘦鵑而導致周投井自殺的事情 (我看到過那口井)，還寫了張春橋在1976年到柬埔寨支持紅色高棉消滅城市、消滅貨幣 的政策。——中國媒體從來沒有報道張春橋曾經乘專機率團去柬埔寨見波爾布特，我在 2014年才在一個獲得Oscar獎提名的柬埔寨電影“The Missing Picture”中看到這一段記 錄片。張春橋/波爾布特給柬埔寨人帶來了巨大災難。張春橋同時期在中國發表的長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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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章說，革命的下一步是消滅商品生產、按勞分配和貨幣交換。隻因為毛澤東得了隻能
最多存活三年的疾病，他們未能有時間在中國實踐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做了的。
北京的一位微信上的編輯想把這篇文章送進微信世界，但是送審(微信上的審查機構)14次 未能通過。後來，一天夜裏這篇文章忽然出現在網上了。接下來的三天之內，這篇文章得 到了28萬個“views”。然後，被刪除了。又有人在標題裏加了一個字，再次將其送進微 信世界，讀者很快超過十萬。但是還是被刪。北京的一名專業記者說，一定已經有三四百 萬人讀過了這個文章。不過最後沮喪還是代替了歡喜。
這件事情也告訴我們，文革曆史研究不但是對中國重要，對世界也是重要的。在俄國、中
國和柬埔寨重複發生相同故事，會幫助人們發現悲劇發生的根源。根源不在文化傳統，這
三個國家的傳統如此不同。
一年以後，同一出版社又出版了《張春橋傳》，600頁的書，沒有提一個受張春橋之害而 死的人的名字。十年前，2006年出版的徐景賢(他被叫做“徐老三”因是上海文革中權力 據第三位的人)的《十年一夢》也是這樣做的。這些書都不提一個受難者的名字，而上海 文革中的受難者多達11，150人。
暴力迫害“否認派”的崛起 2004年，在美國發行了一個紀錄片，Morning Sun, 這個電影有四個語言的版本，中文名字是《八九點鍾的太陽》。作者Carma Hinton 在北 京長大。文革開始時是北京101中學學生。
在這個電影中有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包括上文說到的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師範大學附 屬女子中學。我寫過死於這五所中學的紅衛兵暴力的九名受難者。這還隻是我能找到的， 實際數字還不清楚。但是電影中隻提到了九人之中的一人卞仲耘。電影說她有心髒病，高 血壓，不承認她是被紅衛兵打死的。
這顯然違反事實。證據不僅在於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保存了她的血染的衣褲，被打出了缺
口的鋼表帶，擦拭血汙的幾十個棉球，還有他當時立即買了照相機拍攝的卞仲耘遍體鱗傷
的屍體照片，而且也在於，我調查過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裏，在同一個月中，共有三名
校長和三名教員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卞仲耘校長被打死13天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卞仲耘所在學校的紅衛 兵頭頭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聽到她的名字是“彬 彬”後說“要武嘛”。這句“要武”鼓勵了全國的紅衛兵暴力進一步升級。但是在這個電 影裏，沒有一個紅衛兵為他們的暴力行為表示歉意。宋彬彬反而成了受害者，在電影中抱 怨她被人誤解和咒罵。
憤怒的王晶堯想要給發表了影評的《紐約時報》寫信抗議這個電影。後來因為用英文寫作
的困難等原因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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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這所中學九十年校慶，宋彬彬把她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大照片在校園中展出。 王晶堯寫了“公開信”抗議此事。他的信說，宋彬彬獻給毛澤東的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
王晶堯在卞仲耘被打死後，立即到商店買了一個照相機(當時照相機是很貴的東西，一般 家庭沒有)照了屍體的照片，他也馬上開始調查和記錄。第二年，抄家風潮平息了一些， 他在家裏的書櫥裏給卞仲耘布置了一個秘密的紀念堂。書櫥的裏壁有卞仲耘的照片，照片 前有花。書櫥的門平常是關著的。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紀念堂”的存在。從一開 始他就收集和保留證據，文革後他開始控告加害卞仲耘的人，從北京西城區檢察院一直告 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可是最高檢察院的決定說，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遊鬥、侮辱 該項五位領導的時間，是學生模仿北大附中的做法所為。確實，北大附中也在8月打死了 人，但是最高檢察院對師大女附中和北大附中發生的打死人事件都什麽有沒有做。最後， 王晶堯說:不能訴諸於法律，隻有訴諸於曆史了。
王晶堯先生說的“曆史”，顯然就是第二種定義上的曆史，即讓曆史記載受難者卞仲耘。
2010年，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們發明了一個說法:好故事不是好曆史。意思是我在《文革 受難者》中寫的不是真實曆史而是虛構故事。一本題為《故事不是曆史》的書印了出來。 他們還在他們的電子刊物上發表了一批文章來強化這個觀點。
有幾個年輕的在校大學生寫信給我，他們做了微信公眾號，題為“曆史不是故事”。這個
標題立意很好。無數人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除了極少數人，絕大多數中國人在文革中遭
受了各種痛苦。難道這一切要被當作虛構故事一笑置之而被抹殺嗎?但是這一公眾號剛剛
開始，就消失了。
2014年，《文革受難者》書名第一次在中國報刊上出現了，不過是以負麵的方式被提到， 而且隻有一句話。2014年3月13日，中國發行最廣的刊物之一《南方周末》發表了整整四 版長的文章，主要內容是對宋彬彬的專訪。文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難者》書名。
《南方周末》既沒有介紹書的內容也沒有說明出版社和出版地點，也不加論證，就聲稱這 本書“歪曲事實”。“歪曲”了什麽事實?他們認為的“事實”是什麽?他們沒有說，其 實也說不出來。
“浩劫”“動亂”和“探索”2016年，美國發行了一部故事片Denial,否認。 這是故事片，但是其中的人和事情都是真的。電影的主人公是美國 Emory 大學曆史教授 Deborah Lipstad。她寫書揭露和反駁那些對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否認者，在 1996年被告上了英國法庭。她打贏了官司。這個消息曾是世界報紙的頭版新聞。
從這個電影和Lipstard教授的書，我知道了暴力迫害的“否認者“早已有之。例如，死於 希特勒集中營的猶太小姑娘的《安妮日記》也曾被說成是虛構故事，跟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一樣。
文革暴力迫害被否認，引起了什麽後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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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天，中國教育部出版了新的中學曆史教科書(八年級用)。
在舊版本裏，有文革一章，題為“動亂和災難”。新版刪去了這一章，也刪去了這一說
法。
在舊版本裏寫道:“毛澤東同誌錯誤地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麵臨著資本 主義複辟的危險”。新版本刪去了“錯誤地”。(“錯誤地”是中國共產黨在1981 年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用的詞。現在也被抹去了。)
在新版中，文革的原因被說成是“在探索中走了彎路”。
實際上，在鄧小平時代，用得更多的是“十年浩劫”。這不是準確的說法。“劫”的意思
是災難，但是有一種神秘的無法逃脫的災難的意味，因此漢語中有“在劫難逃“一詞。而
文革是人為發動和指導進行的，並且有明確的理論指導，並沒有宿命的意味。四十年過去
，權力當局對文革的描述用語漸漸改變:從“浩劫”到“動亂”到“探索”，文革的災難
性越來越輕，負麵意義越來越淡。
要改變文革曆史，改變曆史教科書顯然是最有效率的辦法。在14億人口的基礎上，八年級 的學生大概有近兩千萬人。他們不但要熟讀教科書，還得牢記在心，以通過考試。
《1984年》書說:控製現在的人控製過去。控製過去的人控製將來。這兩句話本來是一種 寓言式的警示，現在卻正在變得像寫實性的一般。這種改變令人憂慮。
這是“文革曆史的曆史”的最近的一個情節，也是我把四十年來發生的“文革曆史的曆
史”寫出來的一個主要原因。
王友琴 寫於2019年2月23日-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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