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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10_10_00.pdf
《恐怖的“紅八月”》by 王友琴
此文發表於 2010 年第 10 期 《炎黃春秋》雜誌，後作修訂，並寫了續篇《紅八月在外省》。
2023年8月18日校訂
1966 年9月5日，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簡報說，到 8 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從簡報的標題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當做紅衛兵的“戰果”受到讚揚。
本文將報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並做簡略分析。文中事實來自筆者的調查采訪。
一、從打老師開始
1966 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從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學和中學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來“揭發”和“鬥爭”學校的領導幹部及教師。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幫分子”“三反分子”等對他們作“口誅筆伐”，緊接著開始使用髒話咒罵。到6月中下旬，很多學校裏出現了毆打校長和教員的情況。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數十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臉上抹黑墨、罰跪和扭打等等。兩天後，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做出批示要求製止這種“亂鬥”(不是說“不鬥”)。後來劉少奇被毛澤東指責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學的萬人集會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學附中的一名學生彭小蒙在台上動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給了她一個擁抱。自此，暴力毆打“階級敵人”(當時稱此為“武鬥”)立即開始流行。
北京大學附中成為北京市最早對學校的領導幹部和老師進行野蠻毆打的地方。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剪去半邊頭發)，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還有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裏。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由《北京日報》一名記者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懷孕已經很明顯。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紅衛兵還用塑料包裹的鐵條打她和其他老師。她說，那種鐵條打在身上，傷痕不明顯，但是“疼得鑽心”。
“武鬥”普遍化的同時，“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興起。8月1日，毛澤東寫信，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的支持”，還特別寫出彭小蒙的名字。二者都是在 6月2日出現的學生小組，都積極“批鬥”原學校幹部、教員，並集中攻擊文革前的教育體製，大力鼓吹一副對聯“老子英雄”。1966 年8月是紅衛兵運動的高潮之月，在全國各學校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被稱為“革命小將”，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長——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實驗中學)的副校 長卞仲耘。時間是 1966 年 8 月 5 日午後。同時被毒打的還有該校副校長胡誌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級領導人中，隻有一名農民出身教育程度低平日不管教學隻管總務的副校長沒有被打。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和用開水澆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傷。
在北京的中學裏第二個被折磨死的，是通縣第一中學（原名潞河中學。現在仍用原名）的副校長和數學教員程瑉。8月6日他被強令在校園“黑幫勞改隊”中勞動，被暴曬，還被打，造成尿血。第二天他繼續被“勞改”，繼續被打。8月7日下午程瑉死亡，時年54歲。第三人是北京 101 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時間是 8 月 17 日。 一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一名目擊者說，爬行過程中，有一紅衛兵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踩碾一名女教 師的手指。陳葆昆死在校中噴水池裏。該校初三學生吳芳芳，被紅衛兵說弄壞了毛澤東紙像，在校園中被追打。第二天是8月18日，紅衛兵進城到天安門廣場受毛澤東接見，吳芳芳被和陳葆昆的屍體關在一間房子裏。吳芳芳自此精神失常，終身不能工作，由父母養活，2020年死於精神病院療養院中。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發出的中央[66]395號文件，撤銷了劉少奇關於製止“亂鬥”的310文件。這個文件隻有一句話:“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這等於是給紅衛兵頒發了暴力許可證。
三、8月18 日集會和暴力升級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紅衛兵的盛大集會。普通紅衛兵在廣場上揮動毛的小紅書（紅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語錄》）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下。紅衛兵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從照片上看，這些紅衛兵領導人幾乎全是高級幹部子弟。大會向全國實況轉播。在城樓上，北京大學附中紅衛兵彭小蒙(毛澤東 8 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紅衛兵講話。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後，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 《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了《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經改名為“宋要武”。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把學校的名字改成了“紅色要武中學”。
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大規模暴力行為的學校之一，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是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 8 月 18 日大會上的矚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 清楚。8 月18 日大會前，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三人。8月 18 日會後，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急劇增長，紅衛兵暴力在規模上和程度上全麵升級。8 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紅衛兵打死了。北京大學附中紅衛兵在 8 月 20 日 和 27 日打死了校外居民三人。受難者陳彥榮是附近氣體廠的工人，和妻子劉萬才一起被抓到北京大學附中毒打。半夜時分，陳彥榮被打死。他們有7個孩子，隻有最大的剛成年工作了，最小的才三歲。
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顧涵芬老師的左眼睛被紅衛兵用皮帶抽壞失明。物理老師劉澍華在8月26日晚上的鬥爭會上遭到毒打，會後他爬上清華大學鍋爐房的大煙囪，往裏側跳下身亡。他結婚不久，妻子在山西老家不能調到北京來。他死後，妻子和瞎眼的老爹來過北京一次。沒有人知道後來他們怎麽樣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北京教育局和這三所中學的領導幹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溫寒江，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裏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他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過去。北京市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頭大如鬥，麵目全非。從那時候起，劇場和體育館這些文化場所變成了召開暴力“鬥爭會”的野蠻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在和平門)紅衛兵打死了教員張輔仁和張福臻。為了試驗他們是否已經死亡，紅衛兵先用冷水澆，又用開水燙，看到屍體全無反應才罷手。該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員。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在大會上聲稱這是“殺二儆二百”（因為有“殺一儆百”的說法）。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後改名為 159 中學)的紅衛兵從 8 月 19 日開始連續毆打和折磨校長沙坪。在學校西小院裏，紅衛兵用皮鞭和捆著帶釘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 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在有全校師生參加的“鬥爭會”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麵前，被毆打至死。“勞改隊”中的十多名教師和幹部也跪在沙坪旁邊一起被“鬥爭”。紅衛兵不斷揪沙坪的頭發令她抬起頭來，她的頭發被薅下來。散會後，中院地上有一堆頭發;旁邊還有一攤血跡，是校長熊易華的。她跪在沙坪旁邊，頭上壓了三或四塊磚頭，額頭被打破。數學教師張梅岩(女) 被抄家後服毒身亡。體育教員何世瑾(女)自殺。一位目擊者說，她後來還看到打死沙坪的紅衛兵(女生)在西城區委大院裏揮舞銅頭軍用皮帶打人。
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在 8 月 19 日遭到“鬥爭”和毒打後被關在學校。她在 20 日早晨墜樓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殺”，然而沒有留下遺書。她有三個孩子，當時 8歲， 9歲 ，11歲。她的大兒子說:媽媽一定是被推下樓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殺，她至少會給我們孩子寫信留話。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女)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女) 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敗血症。醫生用了超大劑量抗菌素，她的家人給她輸了血，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坐輪椅。韓九芳(女)的姐姐韓靜芳，是女三中的語文老師，當時住在妹妹家養病，被打死。曆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初一的班主任趙尊榮是22歲的姑娘，也被剃了“陰陽頭”。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學的紅衛兵到該校化學教師唐皖生(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 死。8 月 26 日上午，紅衛兵先把一批老教師剪了“陰陽頭”，接著在操場上架起火來焚燒學校圖書館的大堆藏書。他們強迫一批教職員圍繞火堆跪下，舉起胳膊伸向火堆，廣播喇叭裏大叫“不許後退”，以致他們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長林瑾被紅衛兵推到火堆上，整個手臂被燒 傷，40 年後傷痕猶在。該校圖書館員沈世敏(女)被剪了頭發並在火堆邊被燒傷，到醫院被拒絕治療，當晚在家中上吊自殺。數學教師杜兆南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臥軌自殺。語文老師王景清跳樓。數學老師李泮請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醫霍岐服安眠藥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陳玉和服毒。這個學校有八人被害死。
8月25 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薑培良，黨支部書記；樊希曼(女)，該校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昏過去後，被運去火葬場。當時火葬場屍體堆積，火葬場工人發現高雲沒有死，他從火葬場回了家。
8月27日，北京師範學院附中紅衛兵打死了生物老師喻瑞芬（女）。她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毒打。接著，她被倒提兩腿拖下樓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台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9月8 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女)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麵“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名校工，名字已經無可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女)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她死於 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中改名為 138 中學)負責人張冰潔(女)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 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工友劉桂蘭(女)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頭發，被“鬥爭”和毆打。紅衛兵把她和別的老師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劉桂蘭被打死後，紅衛兵強迫姚淑嬉和學校“勞改隊”中的其他幹部及老師抬她的屍體。校長程璧說，她和姚淑嬉被強迫各抬劉桂蘭的一隻腳，當時她真覺得恐怖極了。姚淑嬉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女)被關在校中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女)，被打得幾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文革中改名為 157 中學)，8月24日，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時年36歲。校長陶浩 (女)，手被打骨折，成殘疾。
馬耀琮，北京南苑紅星中學地理教師，8月間被紅衛兵打死在校園中。
在北京師大女附中，8月5日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卞仲耘。她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8月22日，紅衛兵抓來一個西單玉華台飯莊的女服務員，名叫關雅琴，十八歲。他們說她是流氓。把她綁在校門口的老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毒打。從校門口走過的人聽到了關雅琴的慘叫。叫聲趨弱平息下來，紅衛兵把學校醫務室的劉大夫叫來。劉大夫翻看了她的眼睛說，瞳孔已經散了，她死了。紅衛兵才把關雅琴身上的繩子解開，把屍體放了下來。
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我在“自殺”二字上加了引號，因為文革中的大批“自殺”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 46 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 殺”，時年42歲。這個學校同時期還有一名老教師跳樓，幸而未死，摔斷了腿。
1966 年 6 月7月執掌該校的“工作組”組長李淑錚(女)在“工作組”被下令撤出後也遭到殘酷“鬥爭”，她喝劇毒殺蟲劑自殺，幸而及時被送進醫院沒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 日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女)，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毒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女)，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 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 “鬥爭”、抄家和“遣返”即驅逐出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到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身亡。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在該校“勞改隊”中遭到毒打後，投河身亡。該校校醫謝大夫的母親被打死。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琮 (女)在龍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語文教員朱鴻誌遭到毒打後被關在學校教學樓 裏，夜裏在樓外小樹林中上吊身亡。房山縣房山中學的校長王哲在飽受折磨後“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屍體前麵，一起被“鬥爭”。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死亡，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一級數學教師路彥被驅逐到農村後死亡，地理教師袁之俊和電工師傅許殿舉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頭朝地紮下後屍體橫陳在水泥 地上的景象，記得他穿的是藍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學(文革中改名為 165 中學)，體育教員哈慶慈(女)遭到紅衛兵“鬥爭”和毒打後，在該校後排樓的四樓跳樓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殘酷折磨的還有女校長張燕籌和女教師鄧婉瑚等人。該校還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時期遭到折磨後跳樓。清華園中學的校長項凱被關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來。該校教軍體知識的老師李凱從學校的教學樓上跳下來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學，高中語文老師宋繼瑞(女)，看到別的老師被剃陰陽頭，她在宿舍裏用繩子把自己勒死，死時三十多歲。初中化學老師閻鳳卿(女)，父輩幾代開照相館(頤和園照相館)，有很多老照片，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被抄家，她被關在學校教學樓一樓樓梯下的小間裏，那裏黑不見光，頂是斜的直不起腰，原來用來放掃帚簸箕之類。她在那裏把自己勒死。死時隻有二十多歲。
退休教師也被打。賀定華(女)，66 歲，住在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地興居 40 號中國農業機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樓二樓。1966 年 8 月 27日被外館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她頭發被剪掉，渾身青紫，頭頸上有一道很長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劍鳴同時被毒打未死，被驅逐到安徽宿鬆縣梅墩鄉，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生琯，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 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 8 月 30 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校長安豐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斷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
1966 年8月24日下午，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據一名附中紅衛兵領導人說是清華大學紅衛兵要他們做的)，在那裏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還抄了一些人的家。清華大學紅衛兵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係的幾個 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跡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 大字。那一天傍晚，紅衛兵拉倒了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現在的牌坊是文革後照原樣重建的)。他們揮舞棍棒皮帶，命令“勞改隊”中的教授和幹部搬走沉重的石塊。水利係教授黃萬裏那天被剪了“陰陽頭”，還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裏搬石塊。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被一個一個地拉進一個小房間拷打。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何萬福被“鬥爭”後，8月13日身帶遺書在龍潭湖投湖身亡。8月 28 日，中文係老教授劉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婦女)在市區西單附近自己家中被紅衛兵打死。中文係教授葉蒼岑和妻子在該校位於市中心西單的教工宿舍內遭到紅衛兵毒打。他的妻子名叫劉雲，是北京三十六中的英文老師，8月25日被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抓到民族學院附中打死。
北京鐵道學院(現北方交通大學)俄語教授張劍飛，家住鐵道學院教師宿舍54區二樓，8月27日晚7點鍾被鐵道學院紅衛兵從家中抓走，和另外10 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裏12點，然後被送去海澱公安局關押。他肋骨折斷，大量尿血，呼吸困難，在9月 5日死亡。在這種恐怖中，該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孫啟坤(退休會計)逃出學校。8月27日孫啟坤逃到城中人民大會堂西側南文昌胡同六號弟弟孫菊生（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物理教員）家中，在那裏被中學紅衛兵打死。孫啟坤的大姐名叫孫玉琨，住在西交民巷前細瓦廠二號，58歲，剛退休不久，兩天後被打死。
北京戲劇學校校長江楓(女)在學校遭到“鬥爭”，被毆打和侮辱，回到紅霞公寓家中又遭14歲的養女毆打，在8月23日“自殺”身亡。戲劇學校教員、京劇演員葉盛章遭紅衛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東便門護城河投河，9月3日發現了他的屍體。
小學教員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區西花市大街小學教員鄂少琪(女)被 “揭發”有“對黨和社會主義不滿言論”後跳河身亡;永定門小學教員馮傑民被紅衛兵“批鬥”後用剪刀自殺。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趙謙光，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身亡。該校校長白智(女)，被學生按了一腦袋的圖釘。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戕，幸而沒死。在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王啟賢老師被強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學，有四名女教師被學生紅衛兵剃了“陰陽頭”。
8月27日，趙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後，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樓身亡。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女)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女)在同一天內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兩天後死亡。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園暴力發生在全國各地。在多年的調查中，筆者迄今還沒有發現有一所學校沒有發生暴力迫害，沒有一名校長沒有被毆打。
四、“黑五類”學生也被打
在學校裏，除了校長和教員，家庭出身是“黑五類”的學生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甚至毒打。紅衛兵狂熱奉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1966年8月這一“對聯”貼遍各處:學校大門、教室門、黑板、板報欄兩側，無處不在。這副對聯最早出現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後來流布全國。8 月26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 好”的學生，還命令他們各寫 100 副“對聯”，貼到各處。這一“對聯”還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強迫所謂“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樣，這兩個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作的。同時，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城市人口主體的腦力勞動者和商業工作者都不被視為“紅五類”，隻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學生被準許 參加紅衛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學的特權。
1966 年 8 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 同學。在這個班的 45 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麵被“鬥爭”，一根長 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 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 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為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所謂“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隻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初三女學生吳芳芳，父親是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當時被當做“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指控她撕壞了一張毛澤東紙像。吳芳芳遭到“鬥爭”和毒打，紅衛兵還把她和上文寫到的被打死的美術教員陳葆坤關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獨立生活，始終由她的母親照料，最後死於清河精神病院。
北京師範學院附中數學老師田欽的弟弟田鉞，是106中學初中學生，8月19日，田鉞被師範學院附中紅衛兵抓到學校中，在一間教室中被活活打死。他的罪名是“冒充紅衛兵’。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如此高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做打死人的“理由”。田欽和田鉞的父親是燕京大學畢業的醫院會計師。按照紅衛兵的規定，會計師的子女是不準當紅衛兵的。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 1957 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上文寫到的 8月 18 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講話的彭小蒙(女)把萬紅從廁所拉出來。紅衛兵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準她回宿舍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右派分子”葛佩奇，父母已經離婚，他改用了母姓，母親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當做“狗崽子”折磨。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學生“觀賞”。8月24日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為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麵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準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失去兩根手指，幸而未死。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因“曆史問題”入獄，父母離婚。1966年8月20 日是星期六， 在紅衛兵宣布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後，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紮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 27 中學，8月25日，初中二年級七班學生林永生（女），被指控把那時人們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紅衛兵在初二教室裏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裏揉。她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她的母親被通知到學校把她的屍體背回家中。幾天後，紅衛兵到她家中要20元錢，說打她的時候，銅頭皮帶壞了，要她家賠。林永生被打死時15歲。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農業科研人員）的高二學生寧誌平被說成“反動學生”，被關押在學校裏。該校管理“牛鬼蛇神”的紅衛兵用刀子割開他的右耳朵，隻剩下一點連著。海澱醫院把他的耳朵縫上了，留下很大的傷疤。耳朵從此沒有冷熱感。從醫院回到學校他被繼續被關押了一個多月，以致他一度精神失常。他在8月被關，他被放出來時已經是深秋，他仍然穿著 8月的單衣，冷得顫抖。
1966 年 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押送到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該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在1986年他媽媽的忌日那天穿過鐵軌被火車撞死。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指控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裏像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裏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任春林一家被驅逐到山西農村。他的八十歲的外婆齊青華到農村一個月後去世。他母親也在農村病故，完全沒有得到醫療。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生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準許就去外地 “革命串聯”。他在 1966 年 9 月 27 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 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 月 28 日，時年 19 歲。紅衛兵命令幾個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多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放進火葬場的運屍車。
五、一批房產主被打死
8 月 22 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紅衛兵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特別 介紹了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廣為張貼的“宣戰書”。紅衛兵開始到處燒書，燒畫，破壞文物，以及開始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紅衛兵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所有黃金和白銀，還在抄家過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謂“階級敵人”。北京在文革前早已不準“地富反壞”居住，被紅衛兵打死的“階級敵人” 中，很多隻是房產主。他們擁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紅衛兵的命令發出後，人們到房管處排隊上繳房產證，但是還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這種恐怖中，北京的50萬間私人擁有的房子全部被沒收，很多直到現在也沒有歸還。
8月24號，紅衛兵到北京東廠胡同 6 號居民左慶明家抄家。他從前開過劈柴鋪子，1966年時已經沒有鋪子，但還有幾間自己的房子。租住他們房子的馬大娘是個家庭服務鍾點工。當時左慶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紅衛兵毒打左慶明年已七十的妻子，馬大娘到胡同口給左慶明報信叫他不要回家。紅衛兵發現後把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綁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紅衛兵還用開水澆燙她們。 四周鄰居聽到他們在慘叫著被折磨死，然後屍體被丟進火葬場的卡車。那天晚上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打死。死者中還有一人是技術精良的眼鏡師孫琢良。他曾經開一個眼鏡店，並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兵查抄崇文區廣渠門內大街 121 號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經在前一天上交了房產證，也就是說放棄所有權。紅衛兵說，在抄家過程 中李文波打了她們(文革後她們中有人私下承認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但當時成為紅衛兵加強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處死刑，在 9 月13日被處決。文革後他們得到“平反”。
8月28日，紅衛兵查抄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 20 號。三小時中紅衛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設計院技術員黃瑞五，他的姐姐黃瑞班，他們的母親陳玉潤，外婆李秀蓉，還有一個年老傭人。除了一歲的小孩子被機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們沒有別的所謂 “問題”，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住的小院是他們自己的房產。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31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隻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一名軍人目擊者說，那裏的氣味和情景恐怖至極。一名在 9月13日去火葬場的女教師說，那時候那裏還是滿目屍體，草地上擺得橫七豎八，等候火葬。
下圖是那一時期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的數字。
從上圖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後第二天，8 月 26 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一百人變為超過一百人。從 8 月 25 日到 8 月 26 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 8 月 26 日到 8 月 27 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 9 月 1 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一天內有 278 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 8 月 31 日被打死人數出現了一個小低穀，是因為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有紅衛兵的第二次盛大集會，紅衛兵停下抄家打人集會去見毛澤東了。
9 月 1 日以後數字驟降，因為 9 月 2 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 服和堅決製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一個口氣並不嚴厲的書麵指示，立即發生了效果。
當時“內部”的統計是，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 1,772 人。文革後，《北京日報》也發表過這個數字。“內部”的人說，這隻是北京部分地區的死亡統計，不是全部被打死的人的數字。
在這樣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 日，“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發布了“第四號通令”，其 中第 7 條說：“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現行反革命分子應 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 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準，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 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個“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國張貼公布。直接後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 驅逐出北京，占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一名受訪者說，她家住在東單，夫婦都是工人， 因為曾經在一個出租小人書的店裏有400塊錢資本，這時候被指控為“資本家”，全家被驅逐到山東農村，一個人隻準帶一個鍋一個碗，直到 1978 年底才獲準回到北京。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火車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農村沒有食物沒有住房而死亡。
六，有宗教信仰的人被打死
1966年8月24日，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等中學紅衛兵在市中心東單三條“鬥爭”了瑪麗亞方濟格修女會的八名外國修女和那裏的其他中國人。八名修女被驅逐出境，其中一人在途中死亡。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此事，大標題是《取締反動修女會，驅逐八個外國修女》。
8月25日，北京41中學的紅衛兵到西城區平安巷26號寧德祿家抄家。寧家信奉天主教400年。紅衛兵度毒打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妹妹，打死了85歲的寧德祿老先生，把兒子寧景侖打昏進了醫院停屍房（沒有死）。把他們全家趕到農村。
8月26日，家住北京東城區九道灣中巷13號的馬秀清和丈夫丹增加木錯打死在家門口。時年47歲和55歲。他們是佛教徒。丈夫丹增加木錯來自西藏。北京紅旗中學紅衛兵打死了他們。
8月27日，北京67中血的紅衛兵打死了家住頤和園西北青龍橋北上坡10號的陳慧恩。陳慧恩是基督教徒，時年49歲。她從小是殘疾人，由上海基督教的孤兒院養大。會英文。從上海到北京海關工作。丈夫也是教徒，被打沒有死。
七，被“揪“出來的“黑幫”高級幹部也遭到毒打
在“紅八月”，一些原來的高級幹部被“揪”出來成為“黑幫”。
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北側有個小門，小門對麵是中央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的大門。和女附中一牆之隔，有兩個小紅門院子，其中之一是蔣南翔的家。他任清華大學校長和高教部長。1966年6月11日，他被中央宣布“靠邊站”，是最早被“揪”出的教育界領導人。教育部的“革命幹部”子弟們成立了紅衛兵，和旁邊的二龍路學校紅衛兵一起抄了他的家。他被迫跪在地上，紅衛兵用軍人的銅頭皮帶抽打他。目擊者說，紅衛兵打了一陣，掀起他的衣服說，兩邊的傷痕不對稱，把青紫稍淡的一側繼續打。蔣南翔在1930年代參加了共產黨，領導學生運動反對民國政府，多年自以為英雄，此時毫無辦法。他有一個守寡的姐姐，住在她家料理家務。紅衛兵強迫他的姐姐抽打蔣南翔。一名目擊者說，姐姐一遍哭叫，一邊揮動軍用皮帶。悲慘恐怖的場麵留下的恐怖記憶，她一生不能擺脫。
1966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布改組共青團中央。當時的共青團書記是文革後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胡耀邦和其他團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們遭到中學紅衛兵的殘酷“鬥爭”。他們跪在地上被侮辱。大批中學生從學校來團中央看大字報和鬥爭場麵。北京第五中學的幾個紅衛兵先用皮帶抽打胡耀邦，還轉而用銅頭那一端打胡耀邦，這是非常疼痛和危險的。團中央一個幹部的上初一的兒子麵對這一場景，在父親的指點下立即去團中央的雜誌編輯部叫來幾個幹部。他們雖然也在上麵的指令下“造反”，但是不想看到胡耀邦被打成重傷或者被打死。他們勸說那幾個紅衛兵停止使用軍用皮帶的銅頭打胡耀邦。
作家馬波當時是北京47中的紅衛兵。在他的回憶錄《鐵與血》中，他寫了在1967年2月，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北京紅衛兵“鬥爭”胡耀邦等，他和另一個紅衛兵站在胡耀邦兩邊，押著胡耀邦。這是1966年暴力“鬥爭”的繼續。
後來胡耀邦為大批文革受難者和受害者的昭雪與平反做了很大貢獻。應該是實踐了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被“辭職”，他被指責為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老百姓和原高官的事情。關於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時代，我們可以在《論語》書裏看到那時候的師生關係，孔子是個老師和校長。在司馬遷的《史記》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國王和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可以上訴，並由專業劊子手執行。文革後有人把文革籠統解釋為“封建主義傳統”造成的。這種說法不能解釋 1966 年 8 月發生的紅衛兵暴力。
本文記錄的是北京的1966年的所謂“紅八月”。本文還有姐妹篇《紅八月在外省》。
王友琴
2023年8月18日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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