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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00_12_00.pdf
by 王友琴 發表於《民主中國》200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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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發展和校園暴力迫害的發展同步緊密相關。一套前所未有的迫害模式在清華附中和其他最早組織起紅衛兵的學校中形成。這套模式也隨著紅衛兵組織在全國的建立而普及。
一、劉澍華之死
劉澍華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高一(5)班班主任。在紅衛兵興起並達到最盛時期的所謂“紅八月”中，1966年8月26日，在該校紅衛兵組織的“鬥爭會” 上，他和一批老師和幹部一起遭到紅衛兵的侮辱和毒打。“鬥爭會”後，他從清華大學內 的高煙囪上跳下身亡，時年26歲。身後留下懷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名叫“紅衛兵”的學生小組，毛在信中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紅衛兵組織迅速擴展到全國，也使得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在學校掌握大權，對學校裏麵和外麵的所謂“階級敵人”展開了殘酷的暴力性“鬥爭”。紅衛兵還把清華附中改名為“紅衛兵戰校”。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100萬紅衛兵手持毛的語錄本，喊著驚天動地的“毛主席萬歲”口號走過廣場。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他們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握手談話。這在當時是無上的榮耀。
在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的所謂“紅八月”中，校園暴力迫害急劇升級。在清華附中，對教職工和學生的大規模暴力迫害肆無忌憚地發展進行。從打耳光、砸拳頭發展到有專用的打人工具，從小規模的打人發展到在公眾場合毒打被“鬥爭”的對象，從零星的暴力行為演變為普遍發生的毆打和折磨。
1966年8月26日晚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開全校性的“鬥爭會”。會場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主持“鬥爭會”的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卜大華。“鬥爭會”是晚上7點鍾的時候開始的，叫喊加上毆打，一直進行到深夜12點鍾左右才結束。
中學生的年齡，該是貪睡的時候，但是此刻卻可以夜以繼日地“破四舊”、抄家、打人，甚至通宵
不停。筆者調查紀錄的多例殺害，都發生在半夜。仇恨、權力和殘暴行動，可以帶來生理上的興奮和刺激作用，簡直如同一場激烈的球賽或者精彩的電影可以造成的。當文革研究進一步深入的時候，這應該成為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方麵。“紅八月”中的紅衛兵可以算是這方麵的一個典型例證。
舉行“鬥爭會”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華附中最大的集會場所，位於教學樓五層西側。大教室有東西兩個門。“鬥爭會”開始前，一般的教職員工，列隊從東門進去，然後麵朝西坐下。“黑幫”則排隊從西門進會場，站成一排，等候“鬥爭”。所謂“黑幫”，是指那時候已經被當作“階級敵人”“揪出來”的一些人，有該校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辦公室副主任張秀珍，以及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老師等。“黑幫”的全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黑幫”。這個罪名當然極其荒唐，然而是用來稱呼革命的打擊對象的很有威懾力的方式。
“黑幫”進門以後，站成一排，等候“鬥爭”。
劉澍華1962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清華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還沒有被劃進“黑幫”之內。劉澍華從東門進了會場，就想往一般教職員工的那邊走去，但是被紅衛兵喝斥住了。紅衛兵手指一排“黑幫”，大聲命令他:“站那邊兒去。”劉澍華隻好站到了“黑幫”那一邊。站在這一邊還是那一邊，這時候生死攸關。站到了那一邊，就成了“階級敵人”一類，那天晚上將遭到紅衛兵任意打罵。而一個人被劃到哪一邊，是由紅衛兵來決定的。至今還有些學者很欣賞毛澤東的關於“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其實，隻要肯看看這個理論在中國的實踐，想象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劉澍華，由一群紅衛兵中學生決定圈入“敵我矛盾”之列並且由他們對被圈入“敵人”範疇的人任意毆打侮辱，就會懂得毛澤東的這一理論的危害有多麽大。
在那天晚上“鬥爭會”的過程中，所有的“黑幫”都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一位在場的老師說，被“鬥爭”的人先站著，後來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指跪著的姿勢身體挺直還是屈俯)，都被紅衛兵喝斥並因此遭打。紅衛兵用銅頭軍用皮帶、還有用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黑幫份子”。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隻穿單薄的衣服。軍用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
當時劉澍華班上的一名女學生說，那天晚上，大教室的桌子椅子都撤空了，學生們按班排隊來的，一個挨一個坐在地上，緊挨著，這樣大教室裏坐了特別多的人。劉澍華跪在大教室前麵。有紅衛兵拿皮帶抽劉澍華的背，是很寬的皮帶。這個學生還說，她坐在靠前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打劉澍華的時候，高二的一個女生紅衛兵特別凶，不斷用尖利的嗓音高喊“打倒大流氓劉澍華”。
這是一個典型的文革時代的“鬥爭會”。除了拳腳交加和皮帶鞭子抽打，還有聲嘶力竭的“揭發”和“控訴”。“揭發”和“控訴”的內容，或是無中生有的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或是並不錯的事情卻都說成是“反革命罪行”。進行期間頻繁穿插著高呼口號:“堅決打倒黑幫”、“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堅決進行到底”，以及當時喊得最多最響亮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一句。簡單明確而凶狠嚴厲的文革理論的支持，仇恨心理的激發和自激，狂熱的領袖崇拜，個人心中原來被文明社會日常規則壓抑了的邪惡念頭的爆發，多種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醜劇也是慘劇。
那天晚上被“鬥爭”的人中，首當其衝的是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
他們是清華附中的所謂“黑幫頭子”。紅衛兵命令他們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寫上白字:“黑幫大頭”，“黑幫二頭”。1966年夏天他們就一直戴著這樣的標記走來走去，時時遭到打罵和侮辱。他們被毒打過很多次。萬邦儒的腎髒被嚴重打傷，便血，頭上被打出了一個大裂口，長久不能愈合。以後他落下了腎病和胃病。
一名在場的受訪者說:那天挨鬥的“黑幫”中間，被打得最厲害的是劉澍華和邢家鯉。邢家鯉是清華大學教務處副處長，分管清華附中，被紅衛兵稱作“黑幫總頭”。他平日不在清華附中上班，這天特別被抓到附中來，紅衛兵打他打得特別凶狠。
那天晚上劉澍華是被“鬥爭”的“新人”。他不是學校的領導人，也不是業務上突出的教師，原不可能成為所謂“黑幫”或者“反動學術權威”;他年紀尚輕，也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謂“曆史問題”，但紅衛兵說他是“流氓”。
劉澍華那時剛結婚三個月。在和其妻子由戀愛至結婚之前，他追求過另一女士。那名女士不情願，曾經到清華附中校領導那裏抱怨劉澍華糾纏她。一名副校長為此跟劉澍華談了話。劉澍華也就停止了追求。這件事情過去後，劉澍華另外找了對象並結了婚。
1966 年6月初文革伊始，學校停課。上麵派“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領導運動。 “工作組”取代了原來的學校領導，他們支持紅衛兵學生反對學校領導和教師，號召“大 揭發”。學校裏貼出了大批的“大字報”，“揭發”了各種各樣當時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個人言行。劉澍華以前追求一名女士未成的事請也被“揭發”出來。但直到那個時候，他還隻是一個“普通群眾”，不至於遭大會“批鬥”。
在1966年7月底，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命令他們撤出學校，也就是說，毛澤東號召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升級。“工作組”離開學校後，紅衛兵在清華附中執掌了大權，立刻對“黑幫”們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的“鬥爭”，也就是公開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毆打和侮辱。此外，打擊的範圍也擴大了。劉澍華也被圈進了“敵人”一群。
清華附中的教室樓造有三個大門，當時隻用了兩個門作出入口，西側的大門是封了的。紅衛兵在封了的西側門上貼了一張劉澍華的漫畫像，有飯桌那麽大，上麵寫了“大流氓”三個大字。
一名被訪者還記得細節：漫畫上畫的人，嘴唇比較厚，撅著，還抹上了紅顏色，臉上的五官很像劉澍華，整個形象則是流氓相。
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是高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年齡為18歲或者19 歲，而且都是男生，這個年齡的男生可能對一個男老師的戀愛產生過分的興趣和非份的關注。每個社會中也總會有一個人懷著惡意對他人的私人或加以窺探和攻擊。在平常的情況 下，這種不正常的心理和惡意會受到社會常規和法律的控製，學校老師也會對年輕人的衝動加以引導和教育，一個正常人也會對自己的內心加以反省和糾錯。但是在 1966 年夏 天，一方麵，紅衛兵從文革最高領導人那裏得到了殺人不用償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權，得到了可以任意“鬥爭”即毆打侮辱老師和其他“牛鬼蛇神”的前所未聞的特權，另一方麵， 他們在性方麵的變態心理和潛藏的對他人的惡意也在“革命”名義底下急劇膨脹，不但形成了下流的想象，而且導致了殘忍的行動。後一個原因，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麽在8月26 日晚上紅衛兵毆打折磨劉澍華比對別的老師更加凶狠。這天晚上紅衛兵的毒打和侮辱，造 成了劉澍華的死亡。
實際上，8 月 26 日下午，劉澍華就和清華附中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女)一起遭 到了殘酷“鬥爭”。在高二的教室裏，他和顧涵芬被強迫跪在前麵。有人“控訴”他們的 “罪行”。“控訴”一陣，就打他們一陣。拳打腳踢之外，還有銅頭皮帶抽打他們。顧涵芬的眼睛嚴重打傷，腫起來像一個雞蛋鼓出來。顧涵芬當時 30 歲，她在清華大學電機係畢業後，被分配到清華附中擔任共青團團委書記。她的丈夫劉鬆盛是清華大學電機係教 員，他們住在清華校內教工宿舍。“鬥爭會”後，紅衛兵把她丟在樓外的自行車棚子裏。 她倒在地上不能動彈。她的丈夫劉鬆盛到學校裏來把她背回了家。顧涵芬到清華校醫院看病，校醫院要求有紅衛兵的批準。校醫院沒有眼科，劉鬆盛到清華附中請求紅衛兵同意到北醫三院看病，紅衛兵派了人帶顧涵芬去醫院。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幾乎瞎掉，剩零點零幾的視力，僅能感覺到一點光亮。她還被剃去了半邊頭發，成為所謂“陰陽頭”。因多次挨打受折磨，她的身體受了重創，後來兩次懷孕都小產，到第三次才保住嬰兒。
8 曰 26 日晚上，顧涵芬在家中，加上眼睛受了重傷，沒有被揪到晚上的“鬥爭 會”去。劉澍華卻在晚上繼續被“鬥爭”。他班裏的學生說，劉澍華跪在地上，打他最厲害的是高三的一個女紅衛兵。一邊打，一邊還用尖利的聲音高喊革命口號。
“鬥爭會”一直進行到半夜才結束，然後紅衛兵頭頭宣布，明天，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課老師一律“下班”，下到班裏搞運動。
在場的一名老師說，那時全體老師都聽懂了的潛台詞是：明天，一律挨鬥挨打。
在此之前，教員與學生是分開“搞運動”的，因此除了被“揪出”的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一般教員還不必麵對麵地經受學生的“揭發”“批鬥”。紅衛兵命令教師下班，那就是以班為單位，每班學生分管幾名教員，後果必然是參與“鬥爭”教員的學生會更多，被“鬥爭”的教員也會更多。實際上，8月26日白天，在一些班裏已經“鬥爭”了班主任，高三(2)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強迫跪在教室前麵，遭受全班學生的“批判”。一個家長也來“控訴”她，一邊還用小棍子敲她的頭。其實，這個家長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童常珍的栽培，此刻為了“劃清界限”，表現特別激烈。該班紅衛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童常珍等白天在班裏被這樣“鬥爭”，以及整個北京城正在普遍發生並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和恐怖，告訴教員們將要遭到更嚴重的虐待與侮辱。
“鬥爭會”後，劉澍華回到了他所住的集體宿舍“明齋”(這個樓現在仍在清華校園中)。當時劉澍華的妻子住在山西省。對他那樣一個普通教師來說，要把妻子從外省調到北京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隻能兩地分居。另外，劉澍華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間，他和別的男老師同住一個房間。他回到房間以後，理了一下床上的東西，就悄悄地離開了房間，再也沒有回來。他的同屋張亦鳴老師那時候在房間裏，但是不知道劉澍華到外麵做什麽去了。
劉澍華離開房間以後，是否去過別的地方，無人知道。他最後是到了清華大學西南門燒鍋爐的高煙囪頂上，跳了下來。他是往煙囪的裏麵跳下去的。煙囪的裏側空間窄小，劉澍華的身體是直立落下去的。煙囪很高，身體落地時的撞擊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屍體的人
說，他的兩根大腿骨，深深插進他的身體，屍體因此縮短了。屍體上滿是血和黑色的煙灰粉末。
第二天早上工人給鍋爐通灰的時候，發現了劉澍華的屍體。
劉澍華死了，26歲。紅衛兵斥之為“畏罪自殺”。劉澍華何罪之有？那些毒打他的人，才是有罪。如果要稱他的死亡是“自殺”，也需要在“自殺”二字上加引號，因為這實在不是平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而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如此嚴重的侮辱和毒打所致，也是看到整個文革大形勢下暴力迫害將無限期延續而造成的絕望所致：明天等待著他的，還是這種拷打和折磨，懲罰和侮辱幾乎是毫無限製的。這種大規模的有係統的迫害，根本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結束。他隻有在繼續忍受侮辱與毒打還是死亡之間做選擇。這是被強迫的“自殺”，與被殺害在悲慘程度上沒有區別。
在劉澍華死亡那天的前後日子，北京城裏每天有幾十到幾百的普通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還有大批的人在麵臨被打死的情況下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以避免更大的侮辱和恐怖。文革中發生過大量的這種在受到嚴重的侮辱與毆打之後被迫結束自己的生命“自殺”。這樣的“自殺”者中，甚至包括了在文革開始凶狠毆打迫害別人的“紅衛兵”的父母們。他們的父母作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在下一輪文革運動中也被毛澤東當作一個要全麵攻擊的群體。這種“自殺”，應該被稱為“文革自殺”，在曆史上得到特別的關注和分析。
劉澍華死亡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懷孕；他老家中還有一個瞎眼的老爹。年輕的劉澍華，是剛剛開始教學生涯的教師，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兒子，是新婚的丈夫，也是即將成為父親的人。他的生活本來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清華附中的老師說，得到劉澍華的死訊後，他的妻子和父親曾經來過清華附中。我們可以想象，當懷孕的年輕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裏迢迢從山西趕來，知道他們的丈夫和兒子是那樣死在煙囪裏的，他們有多麽悲傷和痛苦，而且，在文革當中，他們當然得不到任何幫助。
這些直接害死劉澍華的人，是學生，也是他們家裏的兒子或女兒，可是他們變成了紅衛兵，袖子上戴著紅袖章，腰裏係著軍用皮帶，懷揣毛語錄本，於是他們就有了大權力去害死他們的老師劉澍華。他們中至今無人承認有罪，也沒有人作出道歉。這項犯罪還沒有被清算。
二、暴力迫害與紅衛兵組織同步發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風氣，是和紅衛兵的發展同時產生的。這是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事實，卻至今未被關於文革的發表物所承認。
劉澍華死亡的時候，紅衛兵暴力已經不隻發生校園裏，而且發生在整個北京城。一批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已經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劉澍華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到崇文區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抄家。他們聲稱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紅衛兵。作為結果，李文波當場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抓走，兩個星期後劉文秀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革結束後這個死刑判
決被取消。)紅衛兵還立即把李文波事件的消息傳開，以此作為殺戮升級的借口。當天晚上，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就在他們學校中把已經被關押在那裏的校長梁光琪活活打死。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8月26日上午，清華附中紅衛兵在教學樓前開大會，紅衛兵負 責人在會上激昂地說:“階級敵人在向我們報複，我們堅決不能手軟。”“階級敵人用白 色恐怖向我們進攻，我們要用紅色恐怖來還擊。” 緊接著，有人把初二(1)班學生蔣文佳(女)從學生中抓出來，拉到台階上，當眾扇她耳光。她的父親蔣南翔是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在1966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來的“工作組”作為“黑幫” “揪”出來，他的女兒也就變成了“狗崽子”。會後，當日白天發生了上述毒打學生和 班主任的事件，當日晚上發生了毒打劉澍華等老師的“鬥爭會”，這一“鬥爭會”直接造 成了劉澍華的死亡。
清華附中紅衛兵在 8 月 27 日發布了一篇題為《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的文章，鉛 印後(由於技術落後，更因為權力當局對印刷也就是對傳媒的極其嚴格的控製，在當時要 鉛印文章是很難的，鉛印本身就代表著權力和權威)，廣為傳播和散發。“十點估計”的 第三點寫道:“目前，有些紅衛兵和紅五類子弟被反革命殺害了”。事實上，當時根本沒 有一個紅衛兵或者“紅五類”子弟被“殺害”，更不要說“一些”了。在當時打人打死人 已經發展到很嚴重的情境中，這一說法不但是在捏造事實，而且是在激發和煽動更加嚴重的暴力迫害。實際的後果也明顯如此。
1966年8月26日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紅衛兵毒打的那天，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日死亡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8月27日，死亡人數又再次加倍。此後日死亡人數日日增加，隻在8月31日那天陡然跌落，因為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那一天紅衛兵都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接見去了，抄家打人暫停。然後，在天安門的盛大集會之後，死亡人數在9月1日又猛然回升。在9月1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數達到了最高峰。
“紅衛兵”最初是清華附中的一個學生小組的名字。從1966年6月2日開始，他們用這個名字在學校發表“大字報”，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這張大字報是在1966年6月1日電台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之後貼出的。在清華附中鄰近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關於“紅衛兵”最早出現在何時，至今沒有定論。1967年紅衛兵舉行過盛大的慶祝活動，慶祝紅衛兵“誕生一周年”，那時他們宣稱紅衛兵是在1966年5月29日在圓明園成立的。文革以後，還有一些出版物把那一次的紅衛兵成立活動寫得甚為莊嚴和神秘。後來，又有人發表文章說要比29日晚兩天。
假如鄧小平沒有否定文革，假如“紅衛兵”作為共產黨的常規性的青少年組織沒有在1978年被取消，那麽，“紅衛兵”的成立可能會被當作重要紀念日，早兩天還是晚兩天大概就需要考證了。現在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論是早兩天還是晚兩天，1966年初夏在北京的少數中學裏，都出現了一些高級幹部子弟組成的小組，都使用非常“革命”的名稱，如“紅衛兵”、“紅旗”、“東風”等等，它們的出現，很明顯，都是當時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文革的一係列內部文件所導致的。
文革的“綱領性文件”的“516通知”(1966年5月16日發出)，遲到1967年才公開發表，而在1966年春天的時候，這個“通知”隻“傳達”到共 產黨內 “縣團級”以上的幹部。這個文件裏由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裏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 權。”在同一時期下發的中央文件中，還有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 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都是非常明確的指令。一般老百姓還蒙在鼓裏，高級幹部的子弟們則聞風而動。當時在黨內一定階層傳播的，還有中央級幹部“彭陸羅楊”被清洗的消息。筆者訪問過的一位前中學校長說，19 66年5月初，她聽到該校的高級幹部子弟在議論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有問題”，非常驚訝，連忙去詢問上級，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後來她才知道，該校幹部子弟當時也已經在討論如何攻擊學校領導人了。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是1966年5月25日貼出反對北京大學當局的大字報，比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不論是5月29日還是31日的成立日期為早。6月1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這是一個全麵行動的信號，第二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就開始貼出大字報，激烈攻擊學校當局，和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個腔調。如此迅速的反應，無疑顯示那些紅衛兵的發起者不僅擁有特殊的信息渠道，更有強烈的政治欲望，即他們自稱的“革命覺悟”。
後來，“紅衛兵”蔓延全國成為聲勢浩大的新組織的名稱，不但因為這個名稱比“紅旗戰鬥小組””“東風”之類適合做大型組織的名字，也顯然因為這個名稱的字麵含義更富含個人崇拜和對“階級敵人”的攻擊意味。文革前共產黨的青少年組織叫“共產主義青年團”，表明意識形態和成員年齡，但是和保衛領袖、政黨和政權沒有直接的黏連，也不針對“敵人”或者反對者。
紅衛兵肆無忌憚地施暴，也因為毛澤東下令把工作組撤出學校，紅衛兵執掌了學校的領導權。
北京中學校的工作組，是由共青團中央領導的，1966年6月初被大批派到中學去取代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宣布學校全麵停課，並且支持那些最早起來貼大字報攻擊原校領導的學生。在清華附中，1966年6月9日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10日起原校領導就被“打倒”，並關進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組支持“紅衛兵”小組，說他們是“革命左
派”，並讓“紅衛兵”小組的發起人進入工作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為學生中的領導力量。
7月底，毛澤東指責“工作組”和當時領導“工作組”的劉少奇、鄧小平“壓製學生”，命令撤銷各學校的“工作組”。然而事實上，假使當時沒有“工作組”的引導和鼓勵，一般的學生和教工根本不會起來攻擊學校的領導。毛澤東說工作組“壓製學生”，實際上是他要把文革引向更為激烈的方向。
一般來說，“工作組”對暴力有一定的控製。“工作組”召開大會“鬥爭”校長萬邦儒時，有一個學生提來一桶水(也有人說是貼大字報用的漿糊)，要往萬邦儒的頭上倒。
工作組成員製止了這個學生。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一些人用暴力方式“鬥爭”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以後，劉少奇下發文件，要求製止這種“亂鬥現象”。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工作組”太“溫良恭儉讓”了，他需要暴徒，才能把“文革”烈火燃燒下去，於是，他找到了中學生
裏的“紅衛兵”。
清華附中工作組長劉晉是中央團校幹部。他說，共青團中央領導在 6 月 8 日派他去清華附中時，就明確要他“支持革命，支持紅衛兵”。他這樣做了，也得到了紅衛兵的歡迎。但是他很快和紅衛兵有了分歧，原因之一是紅衛兵采用暴力方式“鬥爭”原學校領導人，另外，紅衛兵也衝擊同學，特別是父親剛剛被“打倒”的一些學生。紅衛兵和工作組產生了矛盾。紅衛兵們的父親都是有相當高地位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他作為工作組 長，在 7 月下旬到那些反對工作組的紅衛兵學生家裏訪問，想要請家長來製止他們的孩 子。沒有想到，一名軍隊幹部家長反而質問他：“團中央為什麽不能懷疑?”他立即到團中央向領導匯報。他們都很震驚，因為意識到上麵發生了他們還不知道的大情況。--在緊 接著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上，劉少奇失去了權力，軍人林彪取代了劉少奇的第二號人物的 位置。
1966年7月底，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的同時，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毛澤東的這封信還作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會上印發。學校的局勢馬上發生了戲劇性的大轉變。一方麵，紅衛兵組織首先在北京各中學紛紛成立，並且成為各個學校的控製勢力。另一方麵，大規模的打人行為立即普遍爆發。戴高帽子遊街，掛黑牌子，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打人，在1966年8月初在北京的中學中一下子泛濫開來。後來流傳全國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時候編出來的。在最早建立紅衛兵的學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開始的，其中有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還有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1966年7月31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成立了紅衛兵，8月5日就在校中打死了該校最高負責人卞仲耘。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盛大集會，當時的說法是“檢閱百萬文化革命大軍”。這次接見和後來的7次，都由電視現場直播，也都拍成了紀錄電影在全國放映。報紙也曾經發表大量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簇擁在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身邊喜笑顏開揮舞小紅書的，主要是中學生。8月18日那一天的活動中，受到重點報道的是中學生紅衛兵，最受矚目的是三個中學，即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和師大女附中。
那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得到了50張上天安門城樓的票，是各中學裏拿到票最多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頭頭在城樓上集體受到毛的接見，他們中和毛澤東握了手的人，以後幾個星期沒有洗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樓上發表演說，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給毛澤東帶上了紅衛兵袖章。
8月2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署名“清華附中‘紅衛兵’”文章，標題是 “毛主席接見了我們'紅衛兵’”。文章說：“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啊，我們衷心祝願您身體健康，萬壽無疆，我們一定堅決做您的最忠實最勇敢的'紅衛兵’。”那時候，紅衛兵的名稱上還加著引號。
第二版上，發表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的文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之後，說了“要武嘛”，此時，這個學校的校長已經被打死兩個星期了。
這樣的盛大集會，這樣煽情的新聞報道，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對全國青少年的號召，是十分清楚的。
“紅衛兵”三字起初還需要用引號括出。此後，紅衛兵在全國普遍建立，包括邊遠地區和鄉村。“紅衛兵”三字變成了漢語裏普遍使用的一個新詞。
也就在8月18日之後，紅衛兵暴力急劇升級。據筆者的調查，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禮堂“鬥爭”教育局和三個學校的領導人，鮮血流在音樂禮堂的舞台上，教育局長肋骨被打斷。8月19日晚，北京外語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職員張福臻。8月20日清晨，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被毒打和關押後墜樓身亡，同日中午，北京第三女子校長沙坪在“鬥
爭會”上被打死。8月22日，北京第八中學紅衛兵在連日折磨後導致學校負責人華錦死亡。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語文教師靳正宇、學校負責人薑培良以及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兵上午打死了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長梁光琪。8月26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開“鬥爭會”毆打教員和學校領導人，“鬥爭會”後劉澍華跳煙囪身亡。8月27日，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紅衛兵打死了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中科院
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個老年女人。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還可以看到一係列在8月18日以後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後自殺的北京居民的名單。還有一些受難者，現在找不到他們死亡的確切日子，但是可以確定他們是在8月18日以後的一段時間內被害的。
1966年9月5日，劉澍華“自殺”身死10天之後，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一期“內部”的“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這份簡報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為“國家機密”保存，普通人和學者都不可能讀到其中內容。據看到這份簡報的高級幹部說，這份簡報寫道，從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這份“簡報”把暴力殺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視為紅衛兵的“累累戰果”，鼓勵和支持之意，溢於言表。
根據文革當局所做的“內部”統計，1966年8月下旬到9月5日，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清華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澱區，人口總數和密度都沒有市區高，但是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海澱區在北京各區中名列第三，僅僅次於西城區和崇文區。
除了天安門廣場的大型集會、接見和官方媒體的大力宣傳，權力當局還布置警察係統協助紅衛兵抄家打人、運送和處理死屍。在北京最炎熱的季節，處理突然增加的數千具死屍，也需要當局的行政能力，而不能隻靠紅衛兵的暴力。
從文革發動者的角度來看，鼓動中學生開展紅衛兵運動，是非常有利和成功的一個步驟。大學生受到教育較多，不夠野蠻。從筆者在“1966: 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的總況描述可以看到，即使在1966年8月24日清華附中等12所中學的紅衛兵把暴力迫害的各種方式帶進清華大學之後，北京的各大學並沒有發生像中學裏那樣眾多的殺戮事
件。在中學紅衛兵中，由18歲上下的高中生充當頭頭，15歲左右的初中生充當打手，造成了北京1966年的“紅八月”殺戮。這種殺戮，按照文革發動者的意願，把文革引向極端。
在1966年8月，北京中學紅衛兵不僅引導了大學和小學，也引導了國家機關。據一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被訪者說，在他們那裏，在8月18日之前，雖然有大字報以及被“揪出來”的人在勞動，但是沒有打人、遊街、戴高帽子和罰跪這一套，是在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那裏也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負責人林楓，8月18日早上還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接見紅衛兵，晚上就在黨校被“革命群眾”揪出來，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遊街，敲簸箕“自報罪行”等等。這一套都是從中學紅衛兵那裏直接模仿來的。
通過8月18日這樣的大型集會以及隨之開始的“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也把暴力迫害引向全國各地。8月18日在天安門上發表演講的有兩個中學生，除了北京大學附中的彭小蒙之外，還有“毛主席家鄉”來的代表、長沙第一中學的謝若冰。謝若冰回到長沙後，該校紅衛兵就貼出大字報“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集中開會，並
且在會場上用銅頭皮帶毆打“黑五類”子弟。
在筆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國一百多所學校的調查中發現，無一例外地在1966年毆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沒有一所學校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暴力迫害。分散於各省各地的學校，發生了性質和表現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獄(後來被稱為“牛棚”)，暴力性“鬥爭會”，“黑五類”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驅逐
到原籍農村，抄家，剃“陰陽頭”，強迫唱“牛鬼蛇神歌”，搗毀文物和書籍，銅頭皮帶毆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施行這些暴力行為的是紅衛兵組織。上文報告了清華附中在1966年夏天發生的校園暴力概況，非常明顯，在全國學校普遍發生的，就是清華附中的模式。這套模式的基本構件，貫穿於文革的前三年。
當然，這個模式中的一些構件，不一定是清華附中第一個發明的。比如，根據筆者的調查，校園“勞改隊”是在北京大學最先正式建立起來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在北京大學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開始的。但是“勞改隊”和“對聯”在產生後也很快就在清華附中開始實行。
文革暴力迫害作為一整套模式，清華附中是最先開始實行的學校之一。而作為施行暴力迫害的驅
動力量的紅衛兵組織，確實起源於清華附中。此外，這套模式也隨著紅衛兵組織在全國普遍建立而傳播、複製和衍生。這也就是說，清華附中紅衛兵貢獻給文革的，不僅僅是一個“紅衛兵”的名稱，還有這樣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師和同學以及校外居民的樣板。
上文敘述了紅衛兵是怎樣一步一步由文革領導人扶植引導而發展起來的，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應是，毛澤東把這一名稱、這一組織和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過紅衛兵運動，從數個學校推廣到全北京，進而推廣到全國。
三、清華附中紅衛兵施暴的部分細節
實際上，在清華附中，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在8月26日的“鬥爭會”之前已經開始了。
一名受訪者(當時的學生)說：在清華附中的西南小門，紅衛兵用樹枝荊棘紮起來一個圍擋，下麵留了一個小洞，說是狗洞，因為附中老師們很多都住在清華大學，這是一個從附中到大學必走的小門。那裏有紅衛兵把守，每天萬邦儒、韓家鼇等人到學校來，隻能從狗洞裏鑽過來，還要被守洞的紅衛兵抽打、向他們身上吐痰。我記得當時學生們都可以從小門來回，隻有校長必須鑽狗洞。
副校長韓家鼇，文革前兼任初二(1)班的副班主任。8月初的一天，這個班的學生把他抓到該班的教室裏麵，全班學生用棍子、鞭子和銅頭皮帶輪流毆打他。他先是站著，後來被按下跪著，再後來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幾個學生因為是“黑五類”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資格”之外，其他的學生被強迫必須參與毆打韓家鼇。有一個學生不願意打，就有紅衛兵激發他說:“你不記得韓家鼇迫害你了嗎?打!”這裏的所謂“迫害”，指的是，清華附中學生住宿在校，因為這個學生尿床，韓家鼇安排他和另一個也尿床的學生住在同一間宿舍裏，這本來是一個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卻被用來激發仇恨和暴力。
韓家鼇曾經在這個班裏辦了“外語叢書角”，把一些學外語方麵的書放在那裏，給學生閱讀的方便;他也曾經給一個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學生買了一本英文小詞典。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個多小時後，有學生把一些書和這本英文詞典用火燃著後，丟進一個鐵絲簍子裏，然後把韓家鼇的頭往火裏按，燒著了他的頭發。
打過以後，紅衛兵把韓家鼇架回關押“黑幫”的小院，把他的衣服拉開，顯出他的滿背血痕，對其他“黑幫”說：“你們看，要是不老實交待，韓家鼇就是樣子。”當時，清華附中的“牛鬼蛇神”，被關在學校的西小院裏，紅衛兵裏有個負責人，分工專門監管他們；“黑幫”們不是在那裏寫“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鬥爭”或者“勞改”；常有
紅衛兵闖進來，命令他們唱“牛鬼蛇神歌”(此“歌”歌詞與曲譜見筆者《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他們就隻好唱；他們被侮辱，也隻能唾麵自幹。
韓家鼇被打得渾身是傷，醫院不給“牛鬼蛇神”看病，他隻好讓家人到藥店買了大量治療跌打損傷的傳統中藥“雲南白藥”，天天就著燒酒吃下去，以減輕疼痛。當時韓家鼇33歲，從不喝酒，服用“雲南白藥”需用燒酒才起作用，他學會了喝酒，並且從此天天喝酒。他的腰在1966年被打傷後，30年來一直疼痛。他說；“魯迅寫過一篇《我是怎麽寫起小說來的》，我可以寫一篇《我是怎麽喝起酒來的》。”這是他的幽默感，卻浸
透無比的曆史辛酸。
清華附中紅衛兵在附中校園大量使用暴力的時候，在清華大學打人還不那麽嚴重。附中紅衛兵因此批評大學紅衛兵太文、太無能，聲稱要“教育教育”大學生。
8月中旬的一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帶領中學生到清華大學校園遊行，遊行中間把清華大學的前領導人之一艾知生抓來“遊街”。遊行的終點站是清華大學西大飯廳，在那裏繼續開大會“鬥爭”艾知生，在“鬥爭會”的台子上，附中紅衛兵把艾知生踩在腳下，一頓痛打。
在劉澍華被打的前兩天，8月2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集全北京市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造反”，實際上是中學生紅衛兵把大規模的抄家打人之風全麵帶進了清華大學。那一天，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分乘大卡車來到清華園，和清華大學紅衛兵配合行動。他們命令拆毀清華大學建校時期修築的標誌性建築——刻有“水木清華”的漢白玉牌樓(這座牌樓在1990年代重建)，大吊車拉倒牌樓後，紅衛兵命令在“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塊背走;“牛鬼蛇神”運石頭的時候，背後有拿著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吆喝打罵。中學紅衛兵和大學紅衛兵一起到各係打人。清華大學校園內的甬道上，留下了一灘一灘的血跡。無線電係的教授和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還有人在血跡旁畫了一個大圈，又寫上“狗血”兩個字。這12所中學裏也有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該校紅衛
兵在清華大學“造反”過後，又到了靠著清華大學的北京大學教工宿舍“燕東園”，抄了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翦伯讚的家，撕毀了他的藏畫，查封了他的書籍。
8月24日晚上，清華附中副校長韓家鼇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拖到清華大學的科學館。韓家鼇的家住在清華大學校園中荷花池附近，就是中學課本裏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所寫的地方。一公裏長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紅衛兵一路走，一路打他，一個紅衛兵還把他的頭按在地上，用腳踩上，說他“永世不得翻身”，這是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也被抓來，紅衛兵命令韓家鼇打萬邦儒，說“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裏，萬邦儒和韓家鼇都被關在清華大學科學館。被揪到科學館挨打的還有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劉冰、艾知生等等。他們被逐個叫到一間小房間裏挨打。折磨了一夜後，到第二天中午，給他們一人一個窩頭吃，領窩頭的時候，每個人必須先說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窩頭”，否則立即再遭打，那是清華大學的大學生紅衛兵命令他們這樣咒罵自己的。在折磨侮辱人方麵，大學的紅衛兵不甘落於中學紅衛兵之後，並且都有“創造性”。
萬邦儒和韓家鼇在科學館被關押毆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紅衛兵拉回到附中。韓家鼇被抓走以後，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哪裏去了，又不見他回來，他們出門看到路上的兩灘血，以為韓家鼇已經被打死，隻有回家痛哭。
清華附中的地理教師張葆林，看到同事們這樣挨打挨鬥甚至自殺，她不知道災禍什麽時候會臨到自己頭上，於是在自己家裏跪在地上，叫她的兒子仿照紅衛兵在“鬥爭會”上的樣子打她，說要“練習承受紅衛兵的毆打”。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樣的拷打和折磨，竟然事先進行“彩排”。
1966年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華附中路邊的排水溝排水不暢，引起積水。在校園“勞改隊”裏的老師們被命令清理水溝。做完以後，紅衛兵命令他們互相潑溝裏的混水，互相毆打，還命令男老師打女老師。
一位當年的學生在接受采訪時說，一天他看到清華附中的另一個副校長吳玉良走在路上，一個紅衛兵走上去，迎麵打了吳一個大耳光，又幾拳把吳打倒在地，然後揚長而去。
吳玉良倒在地上，過一會兒自己爬起來就走。——這時已經過了打人的高潮。
一位當年的學生告訴筆者，有兩位老師忍辱負重的耐受力，給他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孔令儀，一位是羊滌生。孔令儀原來是清華大學的教師，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被貶到清華附中，教高三的數學，教得非常好;羊滌生也是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清華附中的。文革中“右派份子”是現成的打擊對象，加上有人說孔令儀是孔子的後裔，似乎更是罪上加罪。但是，這兩個人不論怎麽挨打被侮辱都一言不發，默默忍受。這個學生說他覺得這兩個老師從1957年起就被人踩在腳下，有了耐受力。
這種敘述讓筆者感到悲涼。為什麽清華附中有過這樣的年代:老師被學生打得要吃“雲南白藥”、要練習怎麽被“鬥爭”、怎麽下跪?也覺得今人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樣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樣的恐怖麵前會害怕到什麽程度?然後，可能才會思考一下，與其像張葆林老師那樣膽戰心驚地“彩排”挨鬥、像孔、羊二位老師那樣無言地承受毒打，何不設法製止這種恐怖境況再次出現?
在清華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僅僅是老師，還有學生。紅衛兵提出了“紅五類子弟”“黑五類子弟”這樣的新名詞和新概念，大力推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所謂“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子女，也成為攻擊對象。
紅衛兵不僅自己大量書寫張貼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強迫一批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抄寫這一對聯。也就是說，這樣的學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強迫自辱。高三學生戴建忠和另外三個學生一起被強迫各寫“對聯”100副。可以想象，僅僅這四百副“對聯”就可以造成什麽樣的視覺環境。事實上，在1966年夏天，
在北京的中學校園裏，這副“對聯”是張貼最多最廣的東西之一。
對所謂“黑五類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說法是“狗崽子”，紅衛兵不但張口罵，而且動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動。在宿舍裏，一些“黑五類”子弟的床頭被貼了侮辱性的大字報。初二學生章立凡的父親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帳和被子被紅衛兵同學撕毀。
高一(二)班學生楊愛倫，父親1949年以前在當時的政府海關做事，被認定為“壞家庭出身”，另外，她學習成績優秀，還是學校體育隊中長跑運動員和文藝隊的獨唱演員。由於她的“壞家庭出身”以及在文革前被認為是“好學生”，她在1966年7月底就開始在班裏被紅衛兵“鬥爭”。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詳細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閉在一間小屋裏，她在宿舍的鋪蓋被扔了;她被強迫寫“檢查交代”；她到食堂買飯有紅衛兵在身後押送監視。在這種情況下，1966年8月8日，楊愛倫到清華園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火車頭把她鏟出了軌道。她沒有死，但是臉部和身體受到重傷，並且失去了三個手指，成為永久性傷殘。
不到兩個星期之後，1966年8月20日，也屬“家庭出身壞”的高二學生郭蘭蕙服毒自殺死亡。郭蘭蕙的父親在1949年以前曾經在當時的政府中工作，由於這樣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並受到“批鬥”。郭蘭蕙的同班同學說，8月20日
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郭蘭蕙，星期一必須來學校，要開她的會。“開會”的意思是什麽，在當時的語境下非常清楚。郭蘭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來蘇水。到家的時候，她母親看到她臉色不對，知道她服毒以後，立即把她送到醫院，當時她還沒有斷氣。
兩位認識郭蘭蕙的學生說，紅衛兵曾經在學校中當眾宣布，因為郭蘭蕙是自殺，醫院打電話向清華附中詢問她是什麽人，清華附中紅衛兵告訴醫院，郭蘭蕙是“右派學生”，於是，醫院不加搶救，讓郭蘭蕙躺在醫院的地板上漸漸死去。紅衛兵不但對郭蘭蕙的死亡毫無憐憫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氣在學校裏告訴其他學生這些情況，顯示他們主宰生死的權力和威風。
郭蘭蕙死時19歲。
就在劉澍華被“鬥爭”而死的同一天，1966年8月26日的上午，清華附中高二(1)班四個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鄭光召、戴建忠、趙伯彥、劉喜鴻，遭到該班紅衛兵的集體毆打，紅衛兵掄開了銅頭皮帶和棍棒，向他們稱作“狗崽子”的同學大打出手。當天下午，這四個所謂“黑五類”又被強迫跪在學校空地上拔草根“勞改”，身後站著手持皮帶、凶神惡煞的紅衛兵。當年，這幅恐怖畫麵深深印入多位老師和學生的記憶裏。當天晚上，鄭光召等四人被關在學校不準回家。鄭光召出現尿血、抽搐和昏迷，幾乎死去。以後，他們被監禁在宿舍，不得允許不能出學校門。
在清華附中，特別流行給被“鬥爭”的女同學剃“陰陽頭”，即把頭發剃去半邊。筆者采訪過的該校人員很有限，提供了被剪“陰陽頭”的女同學名字就有：高三的張蘊環、高二(1)班的楊柏齡和陳向明、初二(3)班的王淑英和孫淑綺。
在當時北京的其他中學裏，剃“陰陽頭”的侮辱一般隻施加在女老師身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卻以這種方式虐待女同學，這在當時的“紅色恐怖”中都算少見的。
北京作家史鐵生在1966年時是清華附中初二(3)班的學生。當筆者問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學，他回答說，打了，打得不重。
筆者問，不重是多重?
史鐵生說，打了兩個女同學。是紅衛兵打的。讓她們跪在教室裏，用皮帶和拳頭打了，剪了她們的半邊頭發。
記得筆者當時不禁追問：這怎麽還叫“不重”?
史鐵生是作家，使用漢語詞匯應當比較準確，當然也懂得這樣毆打折磨，對兩個15歲的女學生來說，是“重”還是“不重”。他這樣說，是因為在1966年的清華附中的環境裏，有大量更為嚴重的罪惡發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裏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劉澍華和其他“黑幫”那樣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鐵生還記得這兩個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孫淑綺。她們被剪“陰陽頭”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隱瞞家庭出身”，這在當時就可以成為一個罪名，可以讓紅衛兵拿去作為一個理由來懲罰你，從中也可以見出紅衛兵的觀念，以及他們認為有權力用暴力懲罰同齡人的那種蠻橫。
史鐵生不是“紅五類”。他提到，他曾經和同學到清華附中的一個教授家抄家，剛開始動手，就有人來通知說，不是“紅五類”的不可以參加抄家，他隻好離開。他沒有當過紅衛兵，而且對被打的人懷有同情，所以記得這些細節。經曆、道德觀念和記憶的關係在這個例子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1966 年 8 月下旬，開始了全國“革命大串連”高潮。紅衛兵得到免費火車票和食 宿，到全國各地推廣他們已經在北京開始的這一套。清華附中紅衛兵一方麵要輸出革命到 全國，一方麵擔心學校裏就難以進行有效的管理。於是，他們決定提前把這些非紅五類子 弟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八月底後，清華附中的非紅五類子弟都被送到房山縣的竇店去勞 動。而他們自己則到全國各地“串連”去了。
被毒打的還有清華附中傳達室看門的老人。看門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也不可能“打擊迫害革命幹部子弟”，一樣被打，因為紅衛兵照樣可以找出“理由”，他們說他是“逃亡地主”，對他大打出手。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不但到本校教師家中抄家，也到學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們在清華大學的教授家中，砸毀藝術品和書籍，搜索黃金和外幣，而且毆打被抄家者。
8月下旬的一天，紅衛兵把抄家抄來的東西，主要是書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華附中大操場上堆了有一個房間那麽大一堆，點火燃燒。煙塵飛舞，發出嗆人的氣味。紅衛兵成員圍繞火堆，鼓掌歡呼。其他同學不敢近前，遠遠觀望。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還到火車站去毆打那些被“遣返”到農村的“地富反壞右”。在1966年8月9月，有近十萬北京居民被抄家後驅逐到原籍農村，占當時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驅逐的命令由紅衛兵發出，強行“遣返”的過程，也由北京中學生紅衛兵在警察的幫助下出手執行。大批紅衛兵在火車站監督被驅逐者，並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華附中紅衛兵曾經在火車站用開水澆燙被驅逐的人。有些在夏天被驅逐出去的人，在農村沒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來，1966年11月，清華附中紅衛兵再次到火車站毆打這些人。目擊者說，打人的場麵十分可怕。
清華附中紅衛兵也參與發起了所謂“打小流氓”的行動。他們和其他中學的紅衛兵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爭”“小流氓”，在萬眾矚目之下，毆打被“鬥爭”的對象。在“打小流氓”運動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8中學、第13中學、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打死了被他們指為“小流氓”的同學
和社會青年。今天去看，不要說所謂“小流氓”顯然是一個欲加之罪，就是在紅衛兵所用的語匯中，也隻稱之為“小”流氓，而不是什麽大罪犯，可是紅衛兵也對他們毒打甚至打死。這就是紅衛兵當時的理念。
8月下旬，紅衛兵開始所謂“革命大串連”。他們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費火車票和食宿，在全國各地“煽風點火”。清華附中紅衛兵把他們的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帶到他們的所到之處。貴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說，清華附中紅衛兵到了貴陽，毆打貴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們打了京劇團的演員，還把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的園長也揪來剪了“陰陽頭”，並且把她打得遍體鱗傷，滿身血印，皮下淤血很長時間不消褪，看上去十分嚇人。這個幼兒園園長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
劉澍華之死，就發生在這樣的一係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劉澍華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發事故。劉澍華死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規模暴力迫害，他是1966年8月發生的紅衛兵殺戮的無數受害者之一。
上所敘述的清華附中在1966年夏天發生的暴力迫害，僅僅是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實際發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詳細的調查，如果清華附中的大部分師生能夠有機會說出他們身經目睹的紅衛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遠遠不止本文的內容。
四、暴力迫害的理論支撐:“教育革命”“階級路線”和“造反精神”
上文寫到，在毒打劉澍華的過程中，在折磨清華附中一批教師和幹部的過程中，在給女同學剃“陰陽頭”的行為中，人性中的惡意和罪惡欲望，確實在起作用。對他人揮舞鞭子棍棒，欣賞受害者在腳下呻吟，掌握對他人生殺予奪的權力，這些，對於沒有建立良心預防機製、道德底線極弱的人來說，是一種快樂和享受，稍加推動，就足以使他們樂此不疲，積極進行。但是，這種人性惡，在文革中是依附於紅衛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動目標發生作用的。
清華附中紅衛兵一直宣稱他們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們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兩項：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貫徹階級路線”。不過除了當時他們不隱瞞打人的暴行並且還炫耀這種暴力權力，後來他們一般不提他們如果用犯罪的手段來實踐他們的理論目標。
為他們的第一項任務“教育革命”，他們毫不留情地攻擊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等學校領導，殘酷地毆打教員們如劉澍華，盡管這些人在文革前其實不但沒有“迫害幹部子弟”，而是給了他們相當多的特權。紅衛兵的行為確實像是一種恩將仇報或者對特權的貪得無厭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現，但是也不僅僅如此。他們有意識形態和革命理論作根據，他們把校長和老師先定義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人物，然後以此為“理由”，可以毆打、侮辱、甚至打死校長和老師。
這樣的認識顯然來自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給林彪 寫的一封信。這封信當時是和“516通知”一起在共 產 黨高級幹部中傳達的。在這封 信裏，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無論毛指 責的這種現象是否真實存在，但他指示人們，特別是學生，去攻擊當時學校的校長和教 員，是非常清楚的。
在1966年的夏天，學校的校長和教員，便淪為當年“鎮壓反革命運動”和“肅清法革命運動”中的“反革命份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資本家、“反右派運動”中的“右派份子”，他們是被最高當局指定的“革命”所要打擊的對象，是做為社會中的一個群體被當作了打擊對象。盡管在其中的每個人，可以苦苦申辯並且幻想逃脫，
但是，大的形勢是不可改變的，比如，劉澍華根本不是什麽“流氓”，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但是即使沒有這個借口，也會找到別的罪名處罰他。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成員，清華附中的教員和校長們，注定是要被打、被鬥、被迫害的。
這樣一種迫害方式——在社會中劃出一大類職業範圍的人、進行大規模的超越於法律之外的迫害，在人類曆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難界定其獨特性，也沒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描繪。這種迫害方式不是僅僅從文革開始的，紅衛兵的貢獻是把這種方式用在了大批教育工作者頭上。
紅衛兵的第二個目標和任務是“貫徹階級路線”。清華附中紅衛兵發明的“紅五類子女”和“黑五類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詞，遠遠溢出馬克思所說的“階級”概念，不但不是指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也不是指過去曾經擁有生產資料的人，而是指曾經屬於某個階級的人的兒女。他們要求在他們的同代人之間劃分等級，製定打擊目標，建立新的秩序。
這顯然是符合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需要的。文革開始的時候，共產黨已經 執政十七年，當時30歲上下的成年人，都是在共 產 黨時代才進入小學或者中學的，根 本沒有可能再成為“地主”“資本家”，所以，那時候需要新的理論，劃出新的打擊對 象，才能使得“階級鬥爭”繼續下去。紅衛兵擴大了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理論的打擊 對象，不僅從“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藝工 作者，並且，從“地富反壞右”本人擴展到了他們的子弟。而且，在那個時代，每個家庭 生育的子女數目平均多於兩個，所以這一新政策在鬥爭對象數量、範圍的擴展方麵也極其 可觀。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清華附中紅衛兵理直氣壯地侮辱毆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包括剃女同學的“陰陽頭”。劉澍華死去30年後，他的同事和筆者談起他的時候，還特別提到，劉澍華“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業主”;他們也提到校長萬邦儒遭到長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為他是“黑幫”，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清華附中的代表，還因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這樣的記憶背後，還看得到清華附中極端強調“家庭出身”的血統論遺風。
1966年8月26日，劉澍華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舉行“鬥爭會”，強迫該校128名老師和學生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麵對毛澤東的掛像“請罪”，而且，128人中有的被剪了頭發，有的被打，有的被沒收了手表。這所中學當時隻有60名教職工和不到500名學生，128人占很高的比例。此後，“128”成為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恐怖數字。“鬥爭”他們的“理由”是一個：他們“家庭出身壞”。這是一個以“家庭出身”來進行“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
清華附中紅衛兵有明確的規定，隻有“紅五類”子女可以加入紅衛兵。這五類是：革命烈士、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這就是說，對一個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人口主體的商業工作者、機關職員、教師、醫務工作人員，工程師、各種服務人員以及專業人員的子女，都是不準參加紅衛兵的。這麽多行業人員的子女尚且如此，他們本人的處境也很清楚了。這些人員是現代城市經濟的主體，打擊這些人，是在打擊現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擊商業、技術和科學。“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在柬埔寨驅逐城市人
口，摧殘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員，與此有相似之處。西方學術界對柬埔寨波爾布特暴政的史
實，已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至於他受到了中國文革的哪些影響，還待考。
家庭出身是加入紅衛兵的唯一條件，紅衛兵又是將此條件明文寫在章程裏的組織。共青團雖然在實際操作中強調這一方麵，但是章程裏沒有這一條。把一種先天性的條件寫入組織章程裏去的另一個組織，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青年團”嚴格調查成員的父母是什麽人種，誰若有所隱瞞，會被懲罰。這方麵和上文寫到的清華附中紅衛兵把一名被指控“隱瞞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學生剃了“陰陽頭”，並罰跪和毆打，做法是
相似的。
紅衛兵在學生中實行隔離政策。該校初二(1)班的學生成立了一個叫“梅花”的小組進行活動。“梅花”小組的成員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紅五類”，有的不是，是“職員”。紅衛兵命令“梅花”小組解散，理由是他們“階級陣線不清”。由此，不同“家庭成份”的學生，被禁止互相平等來往。實際上，當時在北京的中學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學生，互不來往甚至互不說話。
1966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布取消高考製度，使“貫徹階級路線”獲得了最有力的社會製度方麵的支持。不管怎樣，考試製度和“家庭出身”製度有衝突，前者被廢除，後者就可以大行其道。
清華附中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很有影響力的，後起的、與之“對立”的、成年人的組織，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蒯大富，在其發出的文告中，蒯大富署名之後還特別注明他是“革幹”家庭出身。(《井岡山紅衛兵第三號決議》，1966年9月28日，有三個人署名，都寫明“家庭出身”。)通常，署名可以伴隨本人的職務，但是注明家庭出身，卻是罕見的做法。
清華附中紅衛兵實行“教育革命”和“貫徹階級路線”的手段，是相當暴力性的，破壞常規的。他們在這方麵的說法是“革命造反精神”，並以此作為紅衛兵的重要特色。他們前後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毛澤東看過前兩論後，寫信支持他們。《人民日報》發表了這三篇文章。時間是在劉澍華被“鬥爭”和毒打的前兩日。
所謂“造反精神”，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謊言和諷刺。“造反”一詞在傳統意義上是反對皇帝反抗強權。紅衛兵聲明他們是毛澤東的紅色衛兵，那麽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根本不“造反”，相反卻是最高權力的忠實奴才。
清華附中紅衛兵明確規定，所謂“革命幹部”，是指在1945年以前加入共 產 黨 的幹部，這些幹部在1966年大部分都是高級幹部，因此，當時清華附中一千多學生 中，清華附中紅衛兵隻有二百來人;北京的其他中學，也有類似的比例，也就是說，他們 是一代人中的少數。一個200人的組織，可以在該校內外施行上文所描繪的種種暴行， 是因為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和扶植;少數人能控製多數人，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套革命 理論;此外，也由於他們使用無限製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發生。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就是在最高權力者毛澤東的一手支持下，在權力當局的保護下，對老師和同學恣意施暴。他們肆無忌憚地迫害虐待學校裏無法還手、也無處可逃的老師和同學，毆打折磨學校外的和平居民。這樣的行為，不但野蠻，而且卑劣。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這種“造反”，是對文明社會常規的反動，是無法無天，在縱向的曆史和橫向的世界文明範圍內，都是罕見的嚴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是極大的罪惡和醜聞。然而，甚至在文革結束以來，紅衛兵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一直沒有得到記載。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
年)，以及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沒有提到任何一個被紅衛兵害死的校長和教員的名字，也沒有記載1966年“紅八月”的大量發生的校園血腥事件。
劉澍華死於1966年8月。紅衛兵自豪地把這個八月稱之為“紅八月”。長久以來，這個時期被描述為狂歡的理想主義的青少年的盛大節日，而大量被殺害或自殺的教育工作者，卻長期被隱瞞、被遺忘。“紅八月”的腥紅，不但是紅衛兵的紅布袖章和毛語錄本的紅色塑料封皮，更是千萬文革受難者的鮮血，其中也有劉澍華年輕的血。
1990年第二期《傳記文學》發表“紅衛兵之旗”一文，是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人卜大華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產生發展以及所作所為的長篇介紹，共兩萬字。在這長篇大論、用詞華麗的回憶錄中，卜大華完全沒有提到他在1966年8月26日晚上主持召開的那個“鬥爭會”，那場導致劉澍華老師自殺的殘酷拷打，也沒有提到清華附中紅衛兵大
規模地長時間地毒打侮辱老師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的行為。
這裏不僅有一個是否說出事實真相的問題，更直接關係到基本的道德原則和是非問題，而在卜大華的描述中，顯然不認為這是一種錯誤，需要認錯、悔過和向受害者道歉。
從1966年到1990年，二十四年過去了，這位當年的紅衛兵領袖的“進步”，僅僅在於不再把1966年紅衛兵所從事的暴力迫害，作為正麵“成績”來誇耀了——在1966年夏天的數次天安門的盛大集會中，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都熱情洋溢地誇讚了他們的行動，而二十四年後，畢竟鄧小平已經否定了文革。
在卜大華1990年的發表物中，津津樂道地敘述了一件往事:他們在1966年6月24日貼出了題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其中引用了毛澤東語錄“造反有理”，當時在清華附中的工作組對這張大字報不滿，可是不能反對毛的指示，又沒有聽說過毛有這樣一個說法，於是來問紅衛兵，毛的話出處在哪裏，卜大華故意不說，
工作組隻好派人去北京圖書館、黨史資料館等地到處尋找，結果還是找不到，很是狼狽。
卜大華在二十四年後對此還得意洋洋，卻沒有意識到，他正好無意間對他們當年所謂“造反”的奴才本質，作了一個明確的注釋。自然，工作組在當時是很可笑也很可憐的，他們一開始就支持紅衛兵，稱說他們是“革命左派”，後來試圖對紅衛兵的暴力攻擊老師和同學的行為有所約束，但是弄不清紅衛兵的來頭，不敢反對紅衛兵，這個細節，一方麵說明當時連工作組人員都對毛這句語錄難以置信，另一方麵紅衛兵拉大旗作虎皮，也顯示了他們所謂的“造反”到底是什麽。
五、劉澍華死後
在劉澍華死後，暴力迫害繼續進行和發展。
就在劉澍華死亡一天之後，1966年8月27日，清華附中陳書祥老師的父親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從家中抓走，當天夜裏在北大附中校內被打死，時年37歲。陳老師的父親名叫陳彥榮，是一個工人，他的家離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遠。和清華附中一樣，北大附中也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隻是他們的組織用了“紅旗戰鬥小組”的名字。陳彥榮被打死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給北大附中紅衛兵發了一封關於屍體處理的公文
信，信上赫然蓋有紅衛兵的圓形公務圖章。這張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陳彥榮”條目之下。這封信，表明了當時中學各校紅衛兵之間在打死人這樣的事情方麵已經建立了公文係統和工作網絡，配合協調，也表明了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在文革殺人機器運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1966年年底，清華附中紅衛兵失去了文革領導人的寵幸。這是因為文革的打擊目標擴大了，遠遠超出了“516通知”中圈定的上層建築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曾經大力支持紅衛兵的文革領導者們轉而全力支持後起的另一些組織，這些組織開始猛烈攻擊共產黨中央以下的各層領導。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父母們受到攻擊，他們中間相當多的人也變成了“黑幫子弟”，變成了他們曾倡導推行的暴力迫害運動的受害者。包括卜大華在內的一些紅衛兵頭頭，在1967年初被公安部抓起來關了三個月，又由毛澤東下令釋放。他們由此被稱之為“老紅衛兵”，以區別於文革最高領導人支持的別的新學生組織。這是文革的戲劇性轉變之一。
文革領導人曾有非常戲劇性的幾個大轉折。一是一度領導“揭發”“鬥爭”原學校負責人的“工作組”變成了被“鬥爭”的對象;再就是曾經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失勢;再後來是取代高幹子弟紅衛兵的“造反派”被拋棄。這些看似出爾反爾的大轉折，總是犧牲掉一部分積極追隨者，而文革卻在此過程中發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站在文革領
導人的立場看，這是相當成功的領導藝術。
這類轉折造成了一些特別的人，即他們先充當迫害者，然後又變成被害者。但是文革過後，這類人往往隻控訴他們遭受的迫害，卻對他們曾經迫害過他人，避而不談，守口如瓶，也不道歉和懺悔。卜大華是這類人中自己出來亮相的一個。在他的文章中，他講自己受害，卻隱瞞了自己怎麽迫害別人，更沒有向被他迫害過的人表示道歉和懺悔。這是典型的道德上的“雙重標準”，這樣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而且在這樣的敘述中包含的思想仍然是“別人迫害我不對，我迫害別人卻是對的”，也就是說，
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這類描述中繼續張揚。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失勢並不意味著他們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則的失勢。清華附中新起的組織叫“井岡山”，和紅衛兵在學校裏各占了一座樓。紅衛兵在宿舍樓房頂上，“井岡山”在教學樓的房頂上，兩邊對罵。紅衛兵指責“井岡山”是“保守派”，“井岡山”為了證明他們的“革命性”，把關在學校的五個“牛鬼蛇神”——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語文老師高恬惠，職員張秀真和羊滌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學樓門口，命令他們往上爬，爬上五層樓，又爬上房頂。“井岡山”的學生在樓頂上用皮鞋底抽打這五個人。
在1968年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新一輪迫害中，清華附中的另一位老師在被關押“審查”的時候自殺身亡。他的名字叫趙曉東，是該校的體育老師，體育教研組負責人。趙曉東身材高大，體格強壯，年輕時是很好的運動員，後來成為很好的體育教員。
清華附中在北京的中學裏以體育成績出色而聞名，跟他有很大關係。他的罪名是“曆史問題”。據說他曾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並在抗戰時期“跑單幫”(即做個體戶小買賣)。其實按照當時的“政策”這也算不上“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趙曉東在1968年8月9日在學校中跳樓身亡。那一天，他在五樓的另一間大教室遭到“鬥爭”。“鬥爭
會”後，他出了會場，下到五樓和四樓之間的樓梯拐角處，從窗口躍出。他的血和腦漿噴濺在樓前地上，死亡場麵十分可怕。清華附中五樓有兩間大教室，在那裏召開的兩個“鬥爭會”，造成了兩名教員的立即死亡。趙曉東的死和劉澍華相隔整整兩年。文革這輛巨車仍然在氣勢洶洶地進行，不斷用人血潤滑車輪。
在1966年8月26日晚上和劉澍華一起被“鬥爭”的校長萬邦儒和韓家鼇，1966和1967年在校園“勞改隊”中被“專政”，1968年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最後，他們得到一個“忠實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文革結論”，被發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幹校”勞動，1969年林彪發出了所謂“一號命令”後，他們被“下放”去北京遠郊縣農村無限期“插隊”。1973年，在林彪死後多時，他們才被允許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後，1978年，萬邦儒重
新擔任清華附中校長。他從1960年開始擔任校長，六年後文革發生，被整了12年。
在1980年代末，萬邦儒告訴別的中學校長，紅衛兵的出現和施暴，和他文革前的教育有關係，特別是他對幹部子弟的特殊對待。1964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後，清華附中領導把幹部子弟組成一個特別小組，請清華大學高層幹部給他們作報告，傳達毛澤東對其侄子毛遠新和王海容的談話，組織他們參加軍事訓練。學校還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這樣的做法培養了幹部子弟的特權意識，直接導致了
後來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埋藏了日後的災難。文革開始，幹部子弟立即批判校方的“階級路線”，嫌他們得到的特權還不夠，而且，發展為暴力攻擊校長和老師。
可惜，萬邦儒對文革前中學教育的反省，未見發表，他就在1992去世了。這一代教育工作者經曆了如此劇烈慘痛的人生經驗，未能為後人留下他們的記錄和分析，十分可惜。
清華附中的相當一部分的老師和學生，沒有忘記那個害死了劉澍華的“鬥爭會”，他們還清楚記得那天晚上打人最為殘忍的紅衛兵的名字，他們也還掛念劉澍華的孩子和妻子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於當局對出版有關文革的文章和書籍有嚴格的控製，他們無處發出聲音。能發出聲音的，反而是紅衛兵方麵的那一類刪改事實美化暴行的謊言，如上文提到的卜大華回憶錄。由於對紅衛兵的真實曆史的掩蓋和隱瞞，美化和懷念紅衛兵和“紅八月”的聲浪，時時出現在官方許可的出版物中。
劉澍華的沒有見過麵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齡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陰影中度過l的。他沒有父親，得不到父愛和父親在經濟方麵的撫養，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幸。他的父親那樣死去，在文革那種強調所謂“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時代，還要給他帶來歧視和麻煩。劉澍華的妻子，新婚喪夫，後來又要獨立撫養孩子，她一定經曆了旁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和痛苦。劉澍華的老爹，不知道是否還在世。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劉澍華的家人的消息，請告訴筆者。
發生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大規模毀壞文物書籍、毆打並且殺害教師的運動，是中國曆史上自從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焚書坑儒”之後發生的、性質有所相似但規模則大得無法比擬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們不忘記這一事件，也就不應該忘記劉澍華。曆史不應該刪除劉澍華的名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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