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件往事：
1960年6月起，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住了五個月後報道說，在中國沒有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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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饑荒群體滅絕罪”: 70 年後
by 王友琴
發表於《開放》雜誌，2004年2月號
因為寫文革受難者，我采訪了大量的文革經曆者。在訪談過程中，有數位被訪者曾
經情不自禁地把話題轉到了 1960 年代的大饑荒。
北京的一位教師說，他來自安徽省全椒縣農村。他的父親在1960年餓死，他的
母親在1961年春節餓死。他們家所在的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餓死。村子裏他的
同齡的小夥伴，沒有上中學的差不多都死了。他因為在1960年到縣城中學裏住
讀，學校管學生的夥食，所以沒有餓死。當時，在路邊就躺著一個一個餓死的人的
屍體，有的還有氣兒。別的人餓得沒有力氣去管去埋。
我聽得目瞪口呆。實在難以想象，生產糧食和其他食品的農村人民，會在他們世代
居住勞作的土地上大批活活餓死。實際上，這也很像年輕人看到我寫的關於文革的
文章，大為吃驚，聞所未聞。
我知道全椒縣，是因為古典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全椒縣人。吳敬梓是
十八世紀的作家。然而全椒縣在三十多年前發生的大饑荒，卻從未被報道也就不被
人知曉。這使我再一次認識到曆史寫作的危險:普通人民遭受的由當政者造成的巨
大苦難，被漏記了!
正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上，我注意到美國報刊上關於是否吊銷隱瞞了斯大林時代大
饑荒的記者所獲普利策獎的討論。
Walter Duranty 在 1922 到 1934 年擔任《紐約時報》分管蘇聯新聞的記者。他寫了 一係列報道，還在 1929 年獨家采訪了斯大林。1932 年，他獲得普利策獎。這是美 國最重要的新聞獎。此後，他的大照片和其他獲獎記者的一起懸掛在《紐約時報》 總部的第十一層樓上。
2003 年 6 月 11 日《紐約時報》報道，普利策獎委員會說要重新審查 1932 年授予 Walter Duranty 的普利策獎。他被指控無視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烏克蘭的強製性饑荒。
實際上，早在 1990 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辯護士》一書就指出 Duranty 知道饑荒， 但是無視饑荒的存在以保持他能接近斯大林的途徑。當時作為回應，《紐約時報》 發表過一篇社論，責備了 Duranty “漠視災難性的饑荒┅┅當數百萬人在烏克蘭死 亡的時候”。但是普利策獎仍是他的。
在 2003 年，普利策獎委員會的成員們收到了大量的來信、明信片、傳真、電子郵 件和電話，有數千之多，要求吊銷 Duranty 獲得的獎項。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 的《哥倫比亞新聞評論》2003 年 11 月號上，有一篇關於這一彈劾的長文。文中指 出這顯然是一個群眾性行動。
確實，這是世界範圍的數個烏克蘭人組織的聯合行動，其中有烏克蘭裔美國人的組 織。他們用這種方式來紀念 1932-1933 的烏克蘭饑荒七十周年。這場大饑荒被認為 是曆史上最大的人為製造的災難。他們采用了一個特別的說法，將其稱之為斯大林 的“饑荒群體性殺戮”。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文章的作者做了調查，指出 Duranty 在蘇聯期間享受非常優 渥的生活條件，有特別的食品配給，他的汽車上裝備了秘密警察用的警報器。他有 助手，有專用司機，還有一名叫“Katya”的廚子兼情婦，和他生了一個兒子。
在他 1932 年寫的文章中，他報告了 1932 年烏克蘭的收成隻有 1931 年的 55%，但 是他仿照蘇聯政府的說法，說這是由於懶惰的農民以及階級敵人富農所引起的。他 說:“這裏沒有饑荒和真的饑餓，沒有這一類事情。”
烏克蘭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氣候也好，因此是盛產小麥的發達的農業地區。斯大 林強行推行集體化政策，沒收富裕農民的財產，把大批農民逮捕和流放，引起了大 饑荒，導致了大量人口死亡。現在多數曆史學家同意的死亡數字是五百萬人。在 1990 年代發行的一部紀錄影片《1917:紅旗》中，可以看到死亡者的屍體被扔進 車子，像草捆一樣堆在一起。也有一位年老的烏克蘭農婦在電影上講述了她還是小 孩子的時候，怎麽看到父母被裝上了運屍車。
據《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的文章說，Duranty 不是沒有看到這些，他就是把勞改 營、財產剝奪和政治清洗當作推動一個落後國家進入二十世紀的必要手段。他在當 時經常用的一個俗語是“要做雞蛋餅，就要打破雞蛋”。他在獲獎以後寫了幾本 書，也一直沒有改變他對斯大林的看法:斯大林是俄國曆史上一個殘酷的但是必要 的人物。他在其書中談到“崇高”的目的可以成為采用冒進的手段的理由。也就是 說，數百萬人民被餓死這樣的悲慘事件，一方麵他隱瞞不報事實，另一方麵，他用 “曆史的必要”理論來為斯大林的殘暴政策辯護。
在七十年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打破了雞蛋的暴君，並沒有做出雞蛋餅
來。他們統治下的人民，過的是物質和精神都貧乏的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千千萬
萬人的生命和生活，可以讓暴君們們當作“雞蛋”來打破嗎?誰給了他們這種權
利?誰建立了這樣的道理?
2003 年烏克蘭人組織采取行動後，《紐約時報》聘請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俄國二十世紀曆史教授來審讀 Duranty 的文章。這位教授寫出了一份八頁的報告，指出
這些報道“缺乏平衡及不加批判地接受蘇維埃對其殘酷和浪費的統治的自我辯 護”。他告訴記者，Duranty“是《紐約時報》曆史上的恥辱”。
報刊上也有文章分析了有些新聞記者急於成名不擇手段的心態，以及與此有關的名
人崇拜文化。這些文章很有意義。新聞記者也是人，有人的種種弱點。他們在媒體
上的權力，可能導致新聞腐敗。
2003 年 11 月 22 日，普利策獎委員會發表聲明說，Duranty 的獲獎文章遠遠不符合 今天關於外國的報道的標準。但是委員會經過幾個月的辯論，認為沒有清楚的證據 說明 Duranty 蓄意欺騙。
《紐約時報》發行人發表聲明:“時報的全體人員充分意識到 Duranty 新聞報道的 缺陷，正如我們已經和將要繼續承認的。我們遺憾他的過失。我們和普利策獎委員 會一起向那些在 1932-33 烏克蘭饑荒中受難的人們表示同情。”
Duranty 已經在 1957 年去世。他在《紐約時報》總部大樓裏的照片現在旁邊被注 明:時報和別處的作家們拒絕相信他的報道。
雖然普利策獎委員會沒有吊銷獎項，但是應該說，在道義和思想方麵，那些要求吊
銷獎項的人們贏了。
這一長達數月的對話和討論，在幾個層麵上都有意義：曆史真相的追尋，新聞記者 的職業道德，判斷曆史的價值原則，等等。對中國人來說，還多一層意義。那就是 在中國，從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也發生過大饑荒。那場大饑荒中的死亡人 數，盡管有不同說法，但爭論的幅度，不是幾百萬之差，而是幾千萬之差。也就是 說，毛澤東時代饑荒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斯大林時代饑荒的死亡人數。而這場毛澤 東時代的大饑荒的成因，和蘇聯一樣，也明顯是由於農業集體化運動，也就是“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兩場大饑荒的相似性，會幫助人們認識導致大災難的深層原 因。
中國大饑荒和蘇聯大饑荒的不同之處，是在對中國災難的記載和分析要少得多。但是我們應該努力，來寫出全椒縣和別處那些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是誰，他們是怎麽餓死的，是什麽人、什麽政策和什麽理論造成了他們的死亡。然後，有餘力撰寫新 的《儒林外史》時候，也會包括中國的 Duranty 一類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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