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難者和暴君

受難者與暴君 
by 王友琴 

【作者王友琴於2023年8月31日的說明：

《受難者和暴君》一文寫於2003年下半年。發表於《開放》雜誌 2003  o年 12 月號，獲香港記者協會第九屆年會最佳雜誌文章獎。

寫作此文的時候，我剛剛寫完了一部55萬字的書稿。2004年6月我在香港出版了《文革受難者》書，書中有659名受難者和他們的受難簡介。現在第二卷已經編就。

2019年，日本教授們翻譯出版了一本題為《850名受難死者》的書（他們做了我的三本書）。

2023年，在英國出版了《文革受難者》英文版（與中文版不盡相同）。也就是說，20年來我一直在繼續寫受難者。

在毛澤東死亡47年的時候（毛澤東死於1976年9月9號），重讀這篇文章，我以為這篇文章的一些論點還值得繼續思考。】

 
                             
在現實世界中，是暴君造成大批的受難者。所謂暴君，是指殘酷暴虐的有不受製約的絕對權力的統治者。殘暴和絕對權力，這兩個因素使得暴君能夠實行大規模的殺戮和迫害。
 
在曆史寫作中，因果關係相反：關於受難者的記載，才使得殺戮和迫害他們的統治者得到“暴君”的惡名。例如，被納粹黨殺害的數百萬猶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為人類曆史上殘暴和邪惡的納粹暴君。例如，索爾仁尼琴和其他俄國作者揭示了“古拉格群島”中千千萬萬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為那些想為其辯護的人也難以辯護的共產主義暴君形象。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因果關係，在毛澤東時代被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人們的名字和故事，長久以來一直被壓製和禁止發表。道理很是簡單：假如沒有人寫下無數受難者的名字和受難經過，毛澤東就不會成為曆史記載中的暴君。
 
在我寫出的上千名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中，寫得相當詳細的一個人物，是文革開始階段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叫卞仲耘。

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她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50歲，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1966年8月5日，她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毆打折磨數小時後死亡。我是那個中學的學生。
 
我調查並寫出了卞仲耘的故事，中國大陸的編輯們告訴我，這不會被準許發表。他們說，書籍當然都需要被審查，而關於文革的書籍，還必須特別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查。於是我隻好在2000年建立了一個電腦網頁，放置卞仲耘和像她一樣的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事跡。這個紀念網頁ywang.uchicago.edu在網上被閱讀流傳十七個月以後，在2002年3月被北京當局封鎖了。
 
卞仲耘這樣的一個人，50歲的育有四個孩子的中學副校長，即使她活著，都不可能對當權者構成威脅，何況死後呢？她已經被打死近40年了，她的名字和故事在電腦空間裏存在，會對誰不利？為什麽需要封鎖、需要禁止?
 
十分明顯，她的名字和故事，以及其他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在今天唯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對害死他們的作惡者的名聲的危害。
 
把這樣一個人，一個女人、一位母親、一位中學副校長，用這樣殘忍的方式，即一群中學生紅衛兵的拳打腳踢棒揍，折磨致死，橫屍操場，這是十分嚴重的犯罪。

而且，這不是卞仲耘一個人的故事。在1966年8月紅衛兵運動掀起高潮的時候，在北京在全國各地，有一大批小學、中學、大學的教師們和校長們，遭到了和卞仲耘一樣的命運。

這場紅衛兵殺戮，是毛澤東發動起來的。毛澤東扶植了紅衛兵的建立和發展。

1966年7月31日，卞仲耘所在中學建立了紅衛兵組織，5天以後（8月5號），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卞仲耘打傷了其他一批教職員。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以後（8月9號），報紙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聲稱“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卞仲耘被打死13天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接見100萬紅衛兵。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宋彬彬的名字，得知是文質彬彬的彬彬二字後，對宋的名字發表評論:“要武嘛！” 這是公開地、赤裸裸地號召、慫恿和鼓動青少年毒打、迫害校長和老師的大動員。

宋彬彬遂改名為宋要武，該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8月18日紅衛兵集會之後，紅衛兵暴力迅速升級並且擴大。在北京各中學甚至小學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職員。這種暴力殺戮嚴重到難以想象的程度。

在我調查過的北京的10所女子中學裏麵，在 8 月下旬，就有三名教員和三名校長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在北京市中心的“寬街小學”，小學生紅衛兵在8月27日一天裏打死了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郭文玉校長的丈夫孟昭江同時也被毒打，兩天以後死亡。

除了學校的教職員，紅衛兵學生還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一個月裏，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打死。同時，紅衛兵把十萬人驅逐到農村。很多人還沒到達村子就死在半途中了。
 
由最高統治者發動和組織青少年毆打、折磨、殺戮教師及城市居民，活活打死數千人，是具有三千年曆史的北京城發生過的最為殘暴的事件之一。對這一事件絕對負有責任的毛澤東，該當何罪，應該相當清楚。
 
事實上，被紅衛兵殺戮的受難者們，長期不被記載、不被報告，不是因為暴力程度不嚴重而不被注意；恰恰相反，是因為太過殘酷而且太過邪惡，是因為文革最高領導人的作用太過明顯，才被長期隱瞞、故意遮蓋。
 
在蘇聯，斯大林恐怖的醜聞被揭發以後，有人替斯大林辯護說，是下麵的人做了這些壞事，斯大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是了解下麵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的。
 
在卞仲耘被殺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在暴力性“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當麵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麵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並且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了解了情況。
 
1966年8月20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在該校操場上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也同時被關在學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親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批示釋放了董光苔。但是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關在學校的“勞改隊”裏繼續遭到紅衛兵的毆打折磨，不知道什麽時候會被打死。

同時，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係統也每日向上書麵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部分。其理論來源，是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給軍隊負責人林彪的信中所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隨後發出的文革綱領性文件 — 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裏， 製定了對文化教育界的攻擊部署。就這樣，在1966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為文革的攻擊對象，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一樣。

在文革時代，1966年8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為紅衛兵的革命功勞。1966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記錄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1,772）。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隻有數字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為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紅衛兵殺戮發生之後，毛澤東自己也對此作過描述。1970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被請到北京參加10月1日的國慶典禮，然後住在北京近兩個月等待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和他做了5個小時談話。在正式印發的談話記錄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因為在1936年曾經訪問延安並向世界對中共作了正麵報道，因此被視為中共的朋友。他也許沒有懂毛澤東說的拿教員“開刀”是什麽意思，他的英文著述裏沒有寫到文革殺人。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中國的文革經曆者也是知道的。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人類的曆史上有過各種暴君。毛澤東所做，有的隻是沿襲之前的暴君的做法。比如，希特勒殺害了幾百萬猶太人，一位歐洲學者發明一個新詞，genocide，來描述這種對一個群體的迫害和殺戮。在這種迫害和殺戮中，懲罰或殺害一個人，不是由於這一個人做了什麽，而是因為這個人屬於一個種類或者群組。文革中，卞仲耘之死和千千萬萬教育工作者被毒打被折磨甚至被殺害的故事，就屬於同樣一種迫害和殺戮，而且非常具有典型性。筆者十多年來查訪了全中國幾百所學校，沒有發現任何一所學校在文革中沒有毆打侮辱折磨老師，也沒有發現任何一個校長沒有遭到野蠻“鬥爭”。他們被毆打，被剃“陰陽頭”，被“勞改”，被關“牛棚”，被迫寫“交待”和“檢討”，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為毛澤東把他們歸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類別，並對這個類別進行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

現在從電視紀錄片上可以看到，1930年代斯大林“肅清反革命”時，預先就製定了各地區要逮捕和槍斃的兩類人的名額數字，並打字印刷出來。在紀錄片上，還可以看到斯大林的親筆字條，內容是要俄羅斯的一個州增加槍斃6千6百人(
6,600)。這種隨心所欲寫出的殺人數字，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隻有暴君，才既有這樣的殘暴心腸又有實行殘暴理念的巨大權力。這些顯然都是罪惡的證據。

我們現在還看不到中國的這一類內部材料，但是，這種預先製定數字進行迫害或者殺戮的做法，仔細閱讀大量印行的《毛澤東選集》和其他公開發表物也就可以看出。和斯大林稍有不同的是毛澤東喜歡使用百分比。在文革中，就是所謂“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

在1957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劃出的“右派分子”的人數，和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有關文章提到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在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寫了“各地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製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為宜”。這段話的後一半在 1977年《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的時候被刪去了，顯然是因為這個百分比背離法律太遠和殘忍得太露骨，但是殺人有“比例”一句卻仍然被保留了下來。

在迫害和殺戮方麵，毛澤東最有特色和原創性的，應該是他的“群眾專政”思想。

文革中這一短語因為被頻繁使用，一度被縮略為“群專”。毛澤東在使用軍隊、警察和監獄這些“專政機器”之外，他發動和領導普通人大量參與對“專政對象”的虐待和殺戮。

比如，紅衛兵和類似的“群眾組織”，在文革頭三年的殺戮和迫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66年8月在北京的殺戮，主要就是由中學生紅衛兵來執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指導作用。卞仲耘等大批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們昔日的學生，那時的紅衛兵，打死打殘打傷的。這種利用青少年殺人的做法，後來被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所繼承。

“群眾專政”的方式，在1966年紅衛兵運動興起高潮之時，主要是暴力性“鬥爭會”。“鬥爭”是一個意思不明的動詞，文革中這不但意味著遭到不經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決，而且可以是侮辱、體罰、毒打，直到當眾打死。 “坐噴氣式飛機”，就是把被“鬥爭”的人按倒頭部，反扭雙臂，成飛機形狀，胸前掛寫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邊頭發成所謂“陰陽頭”，遊街，無處不見。紅衛兵裝束中的銅頭軍用皮帶，也是抽打被“鬥爭”的人的方便而富有殺傷力的工具。

在1968年，“群眾專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全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監獄，關押監禁本單位的工作人員。這種監獄後來被俗稱為“牛棚”。

從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到遠離北京的鄉村小學，都普遍地建立了這種監獄。這些監獄的獄卒就是那個單位的一些工作人員，在學校，學生成為獄卒的主要成員。共產黨高級幹部在1967年以後也大批遭到“罷官”和監禁，他們被監禁在特種監獄像“秦城”這樣的地方由專業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來”的所謂“牛鬼蛇神”們，就監禁在遍布全國的無數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

在1968-1969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在卞仲耘的中學有四名教員受迫害而“自殺”，北京大學在1968年 “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後，從8月到12月，接連有24人“自殺”。

我在“自殺”二字上加了引號，因為文革自殺和我們平常說的自殺很不一樣。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62%的1949年前入廠的老職工被“審查”，14名老職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類階級敵人”有八萬零一百人（80,100），其中有三千五百一十二人（3,512）自殺，219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沒有試圖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個工作單位或者居住社區建立這種“牛棚”，使得每一個人，如果不是被“鬥爭”或被監禁，就必須成為“鬥爭”別人的打手和幫凶，至少也得在“鬥爭會”上跟著眾人揮拳頭喊口號。文革不給人充當旁觀者的空間。毛澤東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麵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另一方麵腐蝕了無數人的靈魂並摧毀了他們的道德底線。尤其那些充當主要打手的人們，在文革之後，甚至在今天，在毛澤東精神遺產的庇護下，並沒有懺悔的想法和內疚的感覺。
 
希特勒和斯大林並沒有留下很多具體指導如何進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澤東留下了一係列指導施行迫害的文字記錄。

比如，在196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毛澤東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在這份毛澤東稱讚的“經驗”中，詳細介紹了召開“鬥爭會”和整人的各種細節。在其他場合毛澤東也寫下一些“批示”，顯示出他對迫害人的具體手段方麵的關注和興趣。他甚至相當自我欣賞地發明了一個專門名詞，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說法給一個人數巨大的青少年群體帶來長期的歧視和磨難。

如果貼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難者的遭遇，會使得人們看清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文革部署和文革策略，也看清他個人心理的陰暗和狠毒。他的最後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兩名最高權力圈子中僅次於他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也殺死和迫害了無數的普通人，如中小學教員，還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澤東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難者連在一起。
 
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死去。

26天後，他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個男人，都是文革的主要領導人，所謂“四人幫”，被抓捕。

他死去兩年之後，新的領導人小心謹慎地開始給文革中被安上各種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舉行了一係列的“骨灰安放儀式”。儀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為受難者根本沒有被準許留下骨灰。大批當年給教職員定罪用的檔案材料被燒掉。北京第八中學燒掉了整整兩大麻袋的整人資料，別的學校也類似。此外，一千八百萬（18,000,000) 被送往農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終於逐漸被準許回到城市父母身邊。
 
這場“平反”還一直延伸進1957年，甚至更早的時期的迫害。“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從監獄和勞改農場回到家中。一些在1950年代初就被槍斃了的人的家屬，也收到了給他們死去多年的親人“平反”的通知書。這個情況，很像在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對大批勞改營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澤東不死，這種“平反”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發生的。
 
在1979年前後發生的，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平反”活動。有數千萬人得到了各種平反。應該指出，鄧小平和胡耀邦，在這場“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績。也應該指出，這場“平反”的人道主義功績之所以那麽大，首先是因為在此
之前的這場迫害和虐殺的規模太大太大。
 
但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在給千千萬萬受害者“平反”的實際行動的同時，也立即製造了一套關於迫害和虐殺的“理論”，也就是一套“解釋”。

他們的理論主要有兩點。
 
一點是，文革的罪責被歸結給林彪和“四人幫”。在所有的文革後發出的正式“平反”文書中，千篇一律地寫有“受林彪、四人幫迫害”。林彪和四人幫當然對文革中千萬人的悲慘遭遇負有極大罪責。但是，他們在文革中的角色隻是毛澤東的副手即幫凶。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事實，但是卻從來沒有人能公開地譴責這一點。多年來人們一直隻有聽任這樣的說法。

這種說法的實際意義，是分割開了毛澤東與受難者的關係，擺脫了他的罪責。

另一點是，他們把文革對人的大規模的迫害稱為“冤假錯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錯案”是正常司法製度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是大係統中的失誤的個別例子。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發生的是有理論、有設計、有組織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預先指定的群體，迫害者則是掌握了最高權力的政黨、政府和軍隊的統治者。1966 年8 月打殺教育工作者們的紅衛兵暴行，能用 “冤假錯案”的說法來詮釋嗎？這種說法可以縮減整體文革的罪惡，同時塗白文革發動者和領導人的罪責，首先就是縮減和塗白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罪責。

實際上，鄧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並沒有真的把那些案件當作“冤假錯案”來改正，他們也當然不會相信文革隻是林彪和“四人幫”的罪惡。他們隻是從他們的政治計劃的需要出發這樣說，並利用他們掌握的宣傳工具反複這樣的兩個理論。

至於中國的普通人，長期生活在食品匱乏、服裝破舊、住房缺乏的貧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當成“階級敵人”“揪出來”“鬥爭”的恐懼之中；生活在一千多萬城市青年人被迫離開父母遠去農村的無助絕望之中……。總算等來了毛澤東的死亡以及因此發生的生活轉機，不能不用阿Q精神來看待這樣兩個新的謊言：隻要能改變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對怎麽解釋文革何必費心呢。再說，老百姓也絕無權利在報刊上發表不同意見。
 
由於看到斯大林雖死但是其影響猶在，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寫過一首詩說，要檢查檢查斯大林的墳墓裏是否有一架電話，半夜裏他還在那兒發號施令。

中國的情況不同。毛澤東不需要暗連的電話。毛澤東的屍體仍然供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巨幅畫像仍然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難者們的名字成為禁區，不能印刷在報紙雜誌上，也不準展示在電腦網絡空間中。
 
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是：當暴君不予受難者安息之地的時候，應該讓暴君安息嗎?
 
所謂“暴君”，是一種老式的說法。在現代的司法正義體係中，這種人應該是罪犯的一種，是“群體滅絕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種因其有大權力而犯下大罪惡的特種罪犯。在千千萬萬受難者和一個暴君的對立中，雖然現在依然是暴君占據了權力的上風地位，但是在曆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終將被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