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下的文革曆史

霧霾下的文革曆史

一.48 年後卞仲耘之死登上了大報紙

by王友琴 2014

原文鏈接：https://ccrhm.org/history/docs/2014_09_25.pdf

 

48 年前，1966 年 8 月 5 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裏。這是北京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13 天後，該校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在毛澤東和宋彬彬之間發生了從其名字“彬彬”生發出來的“要武”對話， 立即傳到全國。在城樓下，一百萬紅衛兵高舉紅色塑料麵的毛語錄本，高呼萬歲走過廣 場。這是中國有史以來人數最多氣氛最為狂熱的集會之一。會後，暴力和殺戮大規模升級。在此後的20 天中，僅在北京就有 1,772 人被紅衛兵打死。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非戰爭非軍人對非武裝普通居民的殺戮之一。殺戮的武器不是槍和刀，而是紅衛兵的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 那也是他們的裝束的一部分。殺害過程往往長達數個小時甚至數天，應該被稱為虐殺。

對無辜者的生命和中華文明這種野蠻摧殘，應該被記錄、分析並受到譴責。多年來我寫作文革曆史，一方麵盡力收集來自那個時期的文字材料，一方麵采訪文革經曆者。要寫出 1966 年的紅衛兵暴力和紅八月恐怖，需要廣泛而係統的資料收集，不能隻憑印象和零散材料。餘英時教授把我的研究方法稱為利用了孔子說的“文”和“獻”兩種資料來源。在孔子的書裏，“文”和“獻”是兩個詞，分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並非我們現 在說的“文獻”是單指文字材料的一個詞。

這不是卞仲耘一個人的慘劇。在同一所學校中，20 天後，有一名附近飯館的女服務員被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被打死，她隻有18 歲。卞仲耘被打死時50 歲。多年來紅衛兵們一再說卞仲耘死亡是因為她有高血壓和心髒病。十八歲的女服務員不會有高血壓心髒病吧。

這也不是一所學校的慘劇。在我調查過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裏，在1966 年 8 月，共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打死。他們的名字是：沙坪，韓靖芳，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梁光琪，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孫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學; 齊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在遭受侮辱、毆打和監禁之後“自殺”身亡的人未包括在內。(這裏在自殺二字上加了引號， 因為這根本不是平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在二十多年的調查中，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發現文革中沒有發生過暴力迫害的學校，也找不到沒有受到暴力迫害的校長。打死卞仲耘校長，僅僅是這場規模巨大的慘劇也是醜劇的開端。

這也不僅僅是校長和教員的慘劇。

紅衛兵發明了“紅五類子女”“黑五類子女”的說法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一大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實施迫害。例如，1966 年 8 月 19 日，也就是第一次天安門廣場百萬紅衛兵集會的第二 天，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鉞，北京 106 中學的學生。打死田鉞的“理由”是“冒充紅衛兵”，因為他的父親是畢業於燕京大學的一名會計，他不屬所謂“紅五類子弟”。在北京八一學校，不但該校領導和教師被“鬥爭”，十三歲的六年級小學生習近平也遭到毆打，還被“遊街”，因為他的父親習仲勳那時是“反黨集團”成員。今天，他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這也不僅僅是校園慘劇。

紅衛兵暴力從校園擴大到校外。在北京有近十萬人被紅衛兵抄家後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當時私人企業早已不存在，結果住在自己的私人房產裏的人成為主要打擊目標。他們被抄家、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盡管他們已經順從地交出了房契，盡管當時的憲法寫著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通過紅衛兵暴力，文革廢除了中國人最後的私有不動產。今天，中國的居民住房大多數都屬於私人所有。

文革在1966 年開始，在 1977 年正式結束。“特別法庭”在 1981 年宣布了十六名文革 “主犯”受到審判。

在 1980 年代初也開展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但是 48 年來，對卞仲耘之死和對這場紅衛兵暴力的報道一直不被準許發表。2000年，我做了一個網頁紀念文革受難者。卞仲耘之死是網頁上最早的一篇。網頁做在芝加哥大學的服務器上。17 個月後，文革受難者網頁被封鎖。現在已經被封鎖了 12 年。2004 年，我出版了 52 萬字 的《文革受難者》一書(香港，開放雜誌社)，內有659 個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受 迫害經過記錄。“卞仲耘”是其中最長的一篇。有多名讀者告訴我，他們在香港買的《文革受難者》書，回大陸時被海關沒收。

事實上，文革受難者書裏和網上紀念園裏的受難者們，都在文革後得到了“平反”；他們的家人得到了420 元錢，作為撫恤金(180 元)和喪葬費(240 元)。把他們的名字放在 一個網頁上或者一本書裏就遭到封鎖禁止，是不可理解也可以理解的事情，取決於什麽角度和以什麽標準來衡量。

一方麵，記錄一個個已經得到“平反”的人，為什麽不可以?另一方麵，一個人的受害和千萬人的受害，確有質的區別。文革中紅衛兵迫害毆打殺害校長、老師和其他“牛鬼蛇神”，屬於現在說的“群體性殺戮”和“群體性迫害”。這一說法，是學者在描述希特勒的納粹黨在 1930-1940 年代對猶太人的殺戮和迫害時提出來的。 因為傳統已有的罪惡名稱無法描述那場用種族為理由進行的對幾百萬人的屠殺，所以需要使用新的術語。文革用“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名，迫害了如此眾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生，是典型的“群體性殺戮”或者“群體性迫害”。文革製造的給人民帶來巨大禍害的社會轉型，主要是通過這種群體性迫害來實現的。

為了回避這場迫害的嚴重性質，就不準談論這場殘酷的迫害的整體，進一步也就不讓談受迫害的個人如卞仲耘?——但是我無從知道封鎖文革受難者網頁的當權者是不是這樣推理和考慮的，而且也不知道他們是誰，如何作出封鎖的決定。法院的司法判決署有法官的名字，也允許上訴，對網頁的判決卻沒有程序。我問了北京人。沒有人回答，有人甚至認為這問題提得奇怪，似乎曆史寫作就像天氣陰晴雨雪，隻有接受，不必問情由。

從 2004 年《文革受難者》出版，十年過去了。對受難者網頁和書的封鎖依舊 。然而，十 年後，2014 年，戲劇性的變化發生了。《文革受難者》書名在中國大陸的大型報紙上出現了。不過，不幸是以負麵的方式被提到。2014 年 3 月 13 日，中國發行最廣的刊物之一《南方周末》發表了整整四版長的文章，主要內容是對宋彬彬的專訪。

在詳細描述了宋彬彬怎麽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之後，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難者》書名。《南方周末》沒有介紹書的內容也沒有說明出版社和出版地點，也不加論證，就聲稱這本書“歪曲事實”。

“歪曲”了什麽事實？他們認為的“事實”是什麽？他們沒有說。對一本 52 萬字長的、在大量調查訪談基礎上寫成的大書，用三言兩語給報紙讀者灌輸一個否定性結論，《南方周末》這種武斷讓人吃驚。報道並未指出這本書的哪一頁哪一段那一行不是事實，就作此斷言，不是一個大報紙應有的文風。此外，指控一本讀者還未有機會閱讀的書“歪曲事實”也顯得相當奇怪。

二. 向受難者還是向宋彬彬道歉？

關於卞仲耘之死的看法分歧，至少是在兩個層麵上的。一個是在事實和邏輯層麵上的，一個是在判斷所依據的道德原則層麵上的。在後一方麵，各方有不同的道德原則和價值評判，對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表達。但是在前一方麵，可以也應該辨清。

不但對卞仲耘案件，《南方周末》報道對《文革受難者》書中寫到的另外兩名受難者張放和李文波做了不合事實的描述。該報道聲稱“不少受難者本身也選擇了遺忘”。他們沒有提受難者張放(北京二龍路學校英語教員)被剪掉頭發和丟在坑裏半活埋的悲慘遭遇，卻說張放的女兒燒了關於張放受迫害的案卷，不讓弟弟知道。事實正相反。張放老師的家人不但從來沒有燒過案卷，而且收集保留了有關資料，並為她修了墳墓立了石碑。張老師的孩子看到了這篇報道立即給我寫信，傳來了他們全家寫好的想要發表而幾十年來無法發表的紀念張放老師的文章。

《文革受難者》寫到，1966 年 8 月 25 日，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到廣渠門內大街 121 號居民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前有過小產業。紅衛兵指控李文波用菜刀砍了她們(其實另有不同說法)，當場把李文波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兩周後被判處死刑槍斃。《南方周末》文章把李文波說成是“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把受難者說成是大規模虐殺的原因，這完全是本末倒置。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已經寫出，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北京單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就已經達到了44 人。

我和《南方周末》聯絡，要求讓我說明事實。我的意思很明確：你們可以對紅衛兵暴力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但是不能編造事實。他們回答說，關於這件事情，中宣部已經作了批示，不讓他們再發表任何有關文章。也就是說，宋彬彬和其“團隊”(一些人如此自稱)發表完長篇大論以後，受難者家人和我不被準許發言。至於是哪些部長作了批示以及批示了什麽，他們不肯告訴。人們隻能猜測：這是意味著從前不準發表文章談論文革的政策變成了隻讓單方麵說話？還是在單方麵說夠以後，又要回到不準談論？

聽說寫報道的《南方周末》記者馮翔在文革後出生，我擔心他因年輕而不了解曆史細節， 就找到了號碼給他打了電話。我說，他在報道中描寫謝富治和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商量給毛澤東獻袖章，口氣中把謝富治當作一個一般的大幹部。他是否知道謝富治在文革後被 “特別法庭”定為對文革負有重大罪責的 16 名“主犯”之一？謝富治患癌症死於毛澤東之前，否則 1976 年 10 月抓的就不是“四人幫”而是“五人幫”。馮翔反問：“主犯又怎 麽啦?”然後他質問我：“你為什麽還不向宋彬彬道歉?”

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要我向宋彬彬道歉。我有點驚訝，不過也不太驚訝。多年來宋彬彬和她的“團隊”一直在重複表達這樣的意思，隻是沒有說得那麽直白。《南方周末》文章也通過某位受訪者之口不指名地做了這樣的要求。一本題為《故事不是曆史》的書已經出版，意思是我寫的是“故事”不是“曆史”。 我和馮翔的電話談話未能繼續。這位記者並無興趣對他文章中的事實、邏輯等問題作討論。

這就是卞仲耘之死在 48 年後終於登上媒體的故事。卞仲耘之死，包括 1966 年 8 月的其他紅衛兵暴力受難者之死，他們的被害過程，當時在大庭廣眾和光天化日之中發生(當然也有在黑暗中秘密發生的)，既不被當作秘密，也並不複雜。被害者是群體性的。施暴者也是群體性的。對暴力迫害的法律上和道德上判斷，更是清楚的。中國是文明古國，從來沒有這樣的由青年學生大批打人殺人的傳統或習俗。除了文革理論，找不到任何把卞仲耘之死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卞仲耘之死硬是被排除在曆史記載之外幾十年。在大陸印行的幾部文革通史，都沒有提到卞仲耘之死和“紅八月”殺戮。假使沒有《文革受難者》， 卞仲耘之死和其他大批普通受難者的死亡，全無報告，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連《南方周末》這篇報道也全不需要費心製造。48 年之後，卞仲耘之死終於登上大型媒體時，四大版的文章，由紅衛兵擔任敘述主角，全文的目標是要求揭示和記錄了卞仲耘之死的我向宋彬彬道歉。

這不給人一種超現實的荒誕感覺嗎？這不僅僅是在冒犯一本書或者一個作者，這是在挑釁千千萬萬文革經曆者的智商和道德準則。因為中宣部長們的“批示”，這個長篇報道(應該說是這些年來關於文革的一個超長的報道)發表之後，在媒體上沒有出現爭論和異議。 這種情形使人想到，近兩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空氣汙染， “霧霾”成為人人知道的詞語， 不像從前，很多人不認識“霾”字，不知道該念“li”還是“mai”。其實，空氣汙染存在已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現在北京的天氣預報已經增加了“空氣質量”一項(在陰晴雨和溫度等之外)。可是就在不久以前，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在其網頁上報告 PM2.5(即能直接進入肺泡的微小粒子)濃度還被認為是一種陰謀或者搗亂。現在，在文革曆史的寫作中，思想的霧霾也已經落下。暴力迫害的規模和組織性在被否認，暴力殺戮的起因在被否認，說出曆史真相的作者遭到攻擊。在霧霾造成的昏暗中，事實與謊言，罪惡與正義，善與惡的本來相當明顯的界線，被混淆甚至倒置。而且，這種思想霧霾正在傷害社會道德的肺泡。

三.既然習近平也是“紅八月”受害者，為什麽紅衛兵暴行不準報道不準否定?

曾有四位退休長者約我見麵，還請我在很貴的飯館吃飯。這讓我很不好意思。他們說，他們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們還告訴我，《文革受難者》書中寫的兩名受難者張輔仁和靳正宇，是他們的大學同班同學。在 1966 年“紅八月”中，他們班還有一名同學被害死。她的名字是廉秀文。廉秀文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地安門中學教書。她還沒有結婚，住在父母家中。父親從前是小商人。紅衛兵抄家，命令他們交出隱藏的槍支，他們交不出來。紅衛兵說不交出槍來就在下午打死他們。廉秀文在中午跳樓身亡。

廉秀文老師是《文革受難者》裏沒有寫進的受難者。如我在書的扉頁上表達過的意思—— 這本書遠遠沒有記錄全文革中發生的迫害和殺戮慘劇，因此我對死者抱歉，並請求生者協助做進一步調查。他們說的張輔仁，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教師，1966 年 8 月 19 日在學校中和另一名老師張福臻一起被打死。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獻紅袖章的第二 天。靳正宇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語文老師。在 1966 年 8 月 25 日被該校紅衛兵打死。同日還有該校負責人薑培良和一名高二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也在學校中被打死。

我寫《文革受難者》的時候，隻知道張輔仁和靳正宇兩位老師死得非常悲慘，並不知道他 們是大學同班同學。現在知道在北京師範大學一個三十來人的班裏，在1966 年 8 月，有兩人被打死，一人被逼“自殺”。教員的這種死亡密度，讓我再次震驚與悲憤。我感謝四位老師的指教。我敬佩他們。他們的正義感和責任心不因他們年老而消退，而是變得更加深沉有力。他們自費出版了書，寫出曆史事實和對暴行的譴責。他們和作為新聞公器《南方周末》那篇關於紅衛兵暴力報道的輕浮和偏向成為鮮明對比。

四位老師中，陳老師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八一學校。像其他中學一樣，這個學校在文革中發生暴力迫害，包括毒打和“自殺”。陳老師說，文革開始時，習近平在她教的六年級語文課上。習近平的父親當時被關，他是所謂“黑五類子女”。他遭到毆打，還有一次被“遊街”。習近平住校，有一天問陳老師：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指打人和暴力迫害)。她說，她當時沒有能很好回答這個六年級小學生提出的問題(當時誰又能呢？雖然回答問題是老師的職責)。她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很沉穩，不參加作壞事，沒有去“造反”和打砸搶，沒有害別人。

我做過大量的文革訪談，從不泄露消息來源。這是重要的原則。這裏我寫到陳老師，因為她和我談過之後，當國際記者請求采訪，她也爽快地答應，並且留下了錄音，讓記者采用。陳老師談了 1966 年 8 月她的三名大學同班同學也是中學教員死於紅衛兵暴力，也談了習近平遭遇的欺負和侮辱。她為曆史作見證。她從道義原則上看待這件事情：應該揭露和反對這種對一個小學六年級的 13 歲少年的身體和心理的摧殘，並不是因為他現在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我曾聽到一種說法：高層權力人物不會喜歡別人說他們以前的倒黴事情，普通人應該回避說這類事情以免招來麻煩。我不知道是否今天的高層領導人都這樣想。但是陳老師並無這樣的顧慮。她陳述了曆史事實，闡明了她的價值原則，也表達了她的期待。她當然已經不年輕，但是外貌端莊，言辭清晰，有思想，有勇氣。她能掃除對那一代人的過分謹慎、膽小、窩囊的刻板印象(即使有這樣的情況，也應該說是長期的精神壓迫所致。想想他們經曆了什麽吧。一個班的大學生，畢業六年之後，一個月間就有三人在紅衛兵暴力下喪生，還不準說)。她比很多出生於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文革經曆者在精神和道德上年輕和正直。因此我認為應該把她的故事寫出來和讀者分享。

《南方周末》報道引用了多名受訪者的話，為宋彬彬幫腔，顯得人多勢眾、蔚然成一陣營的樣子。在《南方周末》報道之後，一位知名作家向很多人打聽：這篇報道有什麽背景？有什麽大人物在幕後？我理解這種做法，雖然我認為判斷應該首先來自曆史和道義的角度。我甚至也同情，為什麽幾個在兩年前跟我說他們是在宋彬彬和我之間的“第三邊”的人，在《南方周末》的報道中已經站到宋彬彬一邊。當媒體控製作家的發表的時候，作家為了發表，就得打探媒體的某種行動的權力背景。我好奇這一打探的結果。他最後打聽到了什麽?《南方周末》報道是來自習近平的支持？隻是宣傳主管部門的決定？還是僅僅是宋彬彬和她的“團隊”的意向？

既然當今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曾是紅衛兵暴力的受害者，那麽，為什麽關於紅衛兵暴力的報告和分析，在 48 年之後還被禁止，而且遭到無理攻擊？這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可以相信，假使 1966 年時北京八一學校毆打侮辱了習近平的人知道 47 年後他會成為中國 最高領導人，一定對他網開一麵，雖然他們會照樣迫害別的人。可以預料，《南方周末》 和寫批示禁止反駁宋彬彬的中宣部部長們(《南方周末》人說是有三位)，也不敢直說少年習近平所受的迫害是虛構的“故事”。但是，這些掌握媒體的人仍然全麵禁止報告紅衛兵暴行的做法。實際上，在 48 年之後，在“逐漸改變”和“謹慎穩妥”都不再能成為諱說文革曆史的“理由”之後，這種做法是在肯定文革對千千萬萬父母有“問題”的青少年人的迫害(且不論他們的父母是否真有“問題”)，是在肯定對教育工作者的大規模的殘酷迫害，是在肯定把住在自己擁有的房屋裏的人打死的財產政策。

對紅衛兵暴行的記載和評價實際上關乎社會經濟和法律製度的重大原則：是否憲法所說的保護公民人身安全和私有財產隻是一紙空文？是否可以不經法律程序就關人殺人！是否可以用暴力沒收私人財產?

1966 年夏天已經讓我們看到了文革理論的恐怖實踐。關於紅衛兵暴行寫作的限製和單邊禁令，顯然不僅事關曆史寫作，也事關億萬人的現實和將來。

四.霧霾和藍天之間的選擇

2010 年春天，宋彬彬和她的“團隊”開始了他們新一輪的否認行動。他們在電子刊物上 發表了很長的文章，其中部分內容發表在那一年 8 月的《炎黃春秋》雜誌上。事後，《炎 黃春秋》編輯問我是否做爭論，於是我在他們的 10 月號上發表了《恐怖的紅八月》一 文。文中列出了 1966 年在北京死於紅衛兵暴力的 87 個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工作單位或者住址。(因為紙麵刊物篇幅限製，外省部分沒有能寫入。) 我認為，全麵介紹紅八月的大規模暴力和死亡，才能說清楚卞仲耘之死是怎麽發生的以及發生的原因。而宋彬彬和其“團隊”的文章一直回避著紅衛兵暴力的總圖景。也是在那年 10 月，我還在《南方周 末》上發表了一篇三千字的短文，題為《“開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寫的是我在調查采訪中看到北京外國語學校申小珂等紅衛兵給程璧校長的道歉信。我認為，這些紅衛兵道歉不但是他們表達心聲，而且，一方麵使得未經曆文革的年輕人了解文革曆史，另一方麵給社會帶來了一股道德的清新空氣——他們是自願道歉的，而不是出於實用需要或外界強迫，所以是出自個人道德。實際地說，紅衛兵道歉也是一種可行的正視曆史及和解社會的方法。

這篇寫紅衛兵道歉的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反響，多篇相關報道很快跟進發表。接著，道歉之聲在 2011 年薄熙來的聲勢浩大的“唱紅歌”中沉寂。(薄熙來在更早的時候曾經請我采訪過的對紅衛兵暴行作過調查的老師免費旅遊並贈予禮物令其閉嘴)。然而，在 2013 年有更多紅衛兵站出來在平麵媒體或者網路上道歉。紅衛兵道歉在2013 年底因為陳小魯道 歉而達到高潮。陳小魯的父親是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他本人是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負責人，北京第八中學的文革委員會主任。他的身份使得他的道歉更有衝擊力，甚至成為國際新聞。幾家國際大媒體不約而同來電話問我的看法，顯然他們把這幾例紅衛兵道歉看成了中國對文革態度的變化和進步。

直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宋彬彬的“團隊”還在發表文章指控卞仲耘丈夫曾出示的一份當年的調查記錄是偽造的。他們在一月初突然改變了方向，也加入了“道歉”之流。當人們還在議論她的道歉究竟是否真誠等等，他們又一個急轉身，在《南方周末》上要別人向他們道歉，包括活著的人和已經死亡的人：上文已經說到，一名被紅衛兵打死的小業主李文波，在文中被他們說成是紅衛兵大規模殺戮的原因。

大報紙的四大版是有威力的。《南方周末》不準在他們報上發表不同意見。別的媒體也不被準許發表有關文章，已經準備好的文稿隻能扔掉。一些傳言在私下流動。有幾個人，有中央級大媒體的中層負責人，有消息靈通的文化人，都說一本準備了幾年要在 5 月發表的題為《我們懺悔》的書已經被禁了，印好的書已經打成紙漿了，等等。那本書的內容是一 群作者懺悔他們在文革中當紅衛兵做了的事情。後來我了解到書還在，不過確實阻礙重重。但實際上這種傳言的產生和流傳，已經表現了人們的沮喪和壓抑。這樣的文化氣氛多 麽令人難受!

北京的一位編輯說：這裏沒有人研究文革，因為寫了文章不能發表。不能發表就提不了職稱。所以，沒有人寫文革。他說得直截了當，清楚明白，簡直讓人很難給他反應：同情？失望？還是顯得一樣憤世嫉俗玩世不恭?

48年過去了。48年是一個什麽概念？如果上大學，可以畢業12 次。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在 48 年裏學完 12 個不同的專業，變成一個“全才”。在卞仲耘被打死和習近平被打 48 年之後，應該是人們不但能知曉曆史事實，而且能分析發生的原因，知道防止的辦 法，而且應在探索和實踐與文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麵取得長足的進步。然而，《南方周 末》的報道給出的是令人喪氣的信息：在 48 年之後，事實仍然不容報道，受害者方麵仍然無權說話，開倒車甚至倒過了 1981 年特別法庭對文革的那場不完全的審判。連道歉和懺悔這些剛剛開始冒頭的良性行為，都因此而被壓下了。物質的霧霾不但擋住了人們的視線，讓人看不清世界，同時霧霾被吸入肺部，也損害人們的肌體的健康。精神的霧霾也是這樣，讓人們看不清曆史，也損害著人們道德和理性方麵的健康。當人們已經意識到物質的霧霾並且想要設法解決的時候，這種精神的霧霾呢?

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 48 周年紀念日前，我去看望了王晶堯先生。他已經滿了93 歲。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的時候，他 45 歲。他在妻子被打死後，立即買了一個照相機拍攝了當時的場景。他也始終保留著妻子被害時的血衣和被打得金屬表鏈都被撕裂的手表等等。他當然已經蒼老，但是健康好於多數他的同齡人。他帶上眼鏡，看了一段我去年發表的長篇文章《文革鬥爭會》。卞仲耘就是在暴力鬥爭會上被打死的。我坐在他對麵望著他。在隔開我們的桌子的上方，是卞仲耘和他的照片，那時他們不到三十歲。我想到，這位老人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妻子被打死的陰影中。他們一家經曆了悲慘的文革迫害，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棄，他盡了他的努力來抗爭。他的堅持，使得即使 48 年之後，也無人能繞過卞仲耘之死的曆史事實。感謝王晶堯老人，也感謝教過小學六年級生習近平的陳老師，他們對曆史的堅守為我們帶來一片道德的藍天。

關於紅衛兵暴力，新的情況發生在 9 月 19 日。在首都師範大學附中的教師節慶祝會上， 1966 年的高二學生馬曉力講話反省自己並帶領在場的老學生和年輕學生向 1966 年 8 月在校中被打死的老師喻瑞芬和學生田鉞默哀一分鍾。被《南方周末》阻斷半年的正氣正在回 歸。喻瑞芬和田鉞，都是《文革受難者》書中的人物。這本書在香港出版十年以後，喻瑞芬和田鉞的名字終於回到了他們遇害的地點。出版了這本書的《開放》雜誌編輯也是反抗霧霾、帶來藍天的人之一。經曆了北京的霧霾的人應該特別知道藍天的寶貴。霧霾不是自然的天氣現象，不是“古已有之”的，是人為造成的。藍天也不會自然而然為愛藍天的人永不改變。清除霧霾和保持藍天，需要抗爭、努力和堅持。

王友琴寫於2014年8-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