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道還:漢字拉丁化的漫議

漢字拉丁化的漫議

楊道還 12/5/2022

我不是語言學家、政治家、或教授學者，這裏隻縷列一些所見和問題，希望讀者自行思考。

1. 漢字拉丁化什麽回事？

參見：“漢語拚音60年：是什麽助推了漢字的拉丁化，我們的思維方式為何改變？”

“考古學家、甲骨文研究者陳夢家是最早、也最知名的反對者。1957年，他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和《關於漢字的前途》，不讚成廢除繁體字實行簡化字，以及實行漢字拉丁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陳夢家很快被打成右派，最後在文革中自殺身亡。”千士諾諾，一士諤諤，何解？陳夢家為何不銳意革命，像某語言學家那樣百餘歲仍在著作？

“科學實驗”範例：“蒙古、越南、朝鮮等國將原本的文字都改成拉丁化文字”。中國語言學家對此的“科學分析”何在？沒資金做實驗，讀讀文獻還可以吧？

2. 愛國還是民主科學，政治家還是語言學家

新文化運動的同一夥人，也主張“自由，平等，博愛”。那麽漢字拉丁化符合自由麽？自己書寫文字都要“被放棄”，是什麽樣“自由”？“放棄你的文字、書寫、和閱讀，你就有自由的權利”，是這樣嗎？強行去“改造”一個4億人的民族，是平等還是殖民？誰與誰平等？不自由，不平等，博愛從何而來？

新文化運動的同一夥人，也主張“民主和科學”，講德先生和賽先生。但他們所行，不是先生，而是“德大官和賽大人”。漢字拉丁化是民主決議，還是以愛國、強國為遮羞布的文化法西斯？

新文化運動的這些人，真正懂得科學嗎？這一點，在百餘年後的今天來看，從百年後“懂得科學”的程度看，尤有意義。漢字拉丁化提出者，是政客、政治掮客、文化買辦，還是語言學家、科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有人講，新文化運動有啟蒙的意義。小學是啟蒙，要一直停留在小學嗎？從沉睡，到初醒，是一個進步；始終初醒，就始終是個糊塗蛋。《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蒙者，連飲食人事都不通，才有“如何喝水”，“如何睡覺”，這一類的文章的泛濫。

英國羅素、毛姆訪華，對掮客買辦，有一句好語嗎？李宗吾寫文章，發人惡者，不提其名。這裏不提其名，不能舉一反三者，下文也不必讀了。

柳宗元《羆說》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一個民族光靠吹竹者，行嗎？

舊文化與道德下的普通人之心，參見一九二○年，魯迅《一件小事》。如今新文化運動摧毀舊文化後百餘年，在“新文化與道德”下重讀此文尤有意義。

新文化運動的同一夥人，也主張“全盤西化”。科學不是簡單的知識，科學是曆史的，生態的，參見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知識》。民主製度，不是簡單的條文，也是曆史的，生態的。文化比製度更複雜，政治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文化是全部，無曆史無文化，無生態無文化。這樣的東西，如何“全盤西化”？《教父》是美國文化的一個部分，怎麽offically搬過來？從文字“作”起麽？

發達如美國，講多元化；不發達如中國，講去中國化，不尷尬嗎？

3.正心

錢穆在《國史大綱》的序言中講，讀這本書，需帶“溫情”。他所講的，即是《禮記·大學》片中的“心正”。人非禽獸草木鐵石，正的人心是溫暖暖，活潑潑的。錢穆顯然認為，僅憑知識和理性，沒有“正心”，連讀書都是不夠格的；有了正心，用之修身，則有“文質彬彬”的渾雅，“無入而不自得”的恬適。

讀書人，是需要有資格的，不是認字就可以，古來刀筆吏與讀書人就是分途的。真正的讀書人需通“大學”才行。心主用，讀書人與刀筆吏才學類似，用卻不同。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有，“我一麵講，一麵痛徹心腑。”同一句話，可能出自愛，也可能出於仇恨，同一句話是不同的——要其同，需著者和讀者“心正”。柏楊之痛恨與心痛相平衡，也算是“心正”，然而不“和”，語銳而厲，不是存養之正。讀柏楊書，隻讀出仇恨，正如錢穆所講，是不夠格的讀者。柏楊家人不肯再出版此書，有畏於隻讀出仇恨的擁躉之眾多，不是有畏於此書的批評者。

柏楊見印第安人墓地，為印第安人的遭遇而哀。若漢字拉丁化不幸成真，他見到漢字墓地博物館，不知會作何想？這樣的浩劫，不知道其規模比焚書坑儒要大多少倍。即便博物館，也需“正心”的人。對過去的人、異域的人、大自然，沒有任何同情和溫情，在博物館就隻能看到毫無相幹的壅餘而往往過時的“知識”和談資。以“知識”缺乏嘲笑古人的人是愚蠢的，因為他將被將來的人以同樣的理由嘲笑。至於見印第安人而哀之者，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阿房宮賦》）

在某種意義上說，刀筆吏比文人厲害。刀筆吏也識字，但與文人書生引經據典不同，刀筆吏引律比附，更講究邏輯、理性、和證據。古往今來，文字獄的掀起，大多是由刀筆吏之類操刀。明清時代文字獄的罹難者，多有學者名士，這些人中不乏奉行明哲保身之道，精通文字操縱之術的，然而仍然不敵刀筆吏的精明搜剔、有罪推定。

以此觀之，經典文獻是禁不住“古史辨”的，先賢並不知道文獻可以這樣曲解、搜剔的，也不知道在某些時代，整個社會的所謂主流知識分子將會都落到這個地步。社會的人心澆薄，起於文人之心的尖刻涼薄，此風從明代的翻案文章起，愈演愈烈，大概非明代這些人所能逆料。明代“心學”之興起，或者是知微的預見。

心用一源，心主用，運用之妙，在於一心；然而心也在用中生其心而顯現出來。他人的心難知，俗語有，“知人知麵難知心”，然而心是可知的，從人的行為中顯露，“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個人自己的心更難知。王陽明有著名的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是在講，人的心本來無善無惡，但心之動則善惡顯。抽象地正心毫無用處，而“三省吾身”卻很容易見心正心。仿照王陽明這句話，也可以說，“無聲無聞心之體，有形有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正心，為善去惡是心用。”

活人的心不是寂然不動的，有此心，就一定有其用。儒家講正心達至善，道家講無心而無不為，釋家講明心而見性，都是講自心之體及其運用：因心生用，因用生心。是三家之教不同麽，還是用不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儒釋道認為一般的規則是，從對自心的了解開始，始能知一般性的人心，然後推知他人之自心；從自心所行開始，才能知一般性的人心的運轉，然後影響他人之自心。現代人一邊感歎社會冷漠，一邊貶損古人不遺餘力，豈不悖乎？雅，正也；淳，濃也；文雅淳厚，不是精趙涼薄能養成的。（《笑林廣記》“有姓李者暴富而驕，或嘲之雲：一童讀《百家姓》首句，求師解釋。師曰：‘趙是精趙的趙字（吳俗謂人呆為趙），錢是有銅錢的錢字，孫是小猢猻的孫字，李是姓張姓李的李字。’童又問：‘倒轉亦可講得否？’師曰：‘也得。’童曰：‘如何講？’師曰：‘不過姓李的小猢猻，有了幾個臭銅錢，一時就精趙起來。’”）

參考：

《大學》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又，“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誌，此謂知本。”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簡單講，就是教育人民、改造文化、推行某個主義、實行某種有關民生民智的政策。《大學》的作者認為，有這樣誌向的人，要先做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這個要求很高，一般人做不到，好像不切實際，但這句話是最切實際的：聖人不常有。就拿“誠意、正心”來說，這一段都做不到，難道可以靠“虛偽、邪心”明明德嗎？隻能昏昏德。索維爾寫的《塗聖膏者之見》，“塗聖膏者”指的就是那些希圖僥幸的“明明德”者，憑著“拿來”的聖膏塗抹而成“聖徒”的那些人。

朱熹《朱子語類，大學三》有：“若如公言，則當雲‘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隻是它所以無訟者，卻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誌，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至，遂為衰。子皋何嚐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又，“‘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誌，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動物之心、理性的意味，可參見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4. 起源與演變

西方一般認為，語言起源於日用。但漢字不同，最早可見的漢字，並不是泥板上的交易契約，而是甲骨文、金文。參見wiki“甲骨文”條目。甲骨文的內容多是“卜筮之辭”。

陶文值得一提，參見“賈湖陶文”或“賈湖刻符”（年代距今約7762年）。但“專家”認為賈湖遺址中，刻畫的“至少十七個”，是符號，而非文字。所以，即便陶文有日用內容，也存爭議。這裏疑問很多，先民用“至少十七個”，那麽多符號幹什麽，搞高等數學麽？弄emoji麽？

關於“漢字西來說”：這樣關乎神鬼祖先、祀與戎的甲骨文，可以是“西來”的嗎？在那個異族即異類時代，如何能夠“西來”？有傳還需要有受，記賬語言如何轉為神啟卜筮而被接受？參見：《高本漢及其漢字觀述略》。

語言的成形，是人在用中塑造的，不是甲骨文、金文的原意決定的。兩千年以來，漢語的大致規模和主流意涵是由先秦諸子塑造的，大多數字和詞的主要意義，是他們賦予，或者後人從推衍和發揮他們的用得到的。語言不能限定人，人不能用才是關鍵。

邵雍講，“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似乎很玄，但卻是人們日用而不知的道理。比如經濟，是經濟學家還是富商更懂？又如健康，是營養師，還是長壽的人懂得更多？這之間的區別即是前者知體，後者致用。“體無定用，惟變是用”，如武術，打熬氣力筋骨反應的體是不變的，但招式一老，便有才人出，自出“心”裁，製敵克勝，創出新招。武術就在這“惟變是用”中，翻翻滾滾；“惟化是體”中，演變無窮。沒有那個才人、那顆運用之妙的心，就無演進。“哦，他的這一新招，是符合啥啥原理的”，演進能靠隻會說這類話的那些人麽？

邵雍這句話，用在漢語的演變上，恰如其分。“用無定體，惟化是體”，又如一個字的含義，可能因為一首新詩，即含新意；一個名字的含義，因為某人，就聽起來不同，字和名字，因為用而化為新體。惟變是用，新意不必另造新字；惟化是體，字意常常更新。漢字之數量不變，含義的變化卻可無窮。作為對比，英文單詞的數量已達約兩百萬——漢語固然微妙難學，英文卻有誰敢自稱真正跨過了識字階段？“learning curve”循環而轉深與直線而漫長，哪個更優？何況英文自有循環幽隱之境。

從體用來看，是語言學家更懂語言，還是文學家、詩人？評價語言，要根據語言大家之用，還是初學者之用？能用“learning curve”的陡緩決定一種學問的好壞嗎？那麽語言呢？知體用，才能有一整體觀。

《老子·2》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在老子看來，美和善也都是“用”。美和善，也都有“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從藝術的“體”去追求美，“有以為”，拿著某種“常道”，而不是“無以為”，不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不可能得到美的。人工智能計算機不管畫了什麽，總非創作，屬於匠人一類的，在主人呼喝下做活兒。美能放在盒子裏，靠著永不出錯的鐐銬實現嗎？為什麽對人工智能畫畫的幾乎所有議論，都言不及義？

那麽對美的評價，是可以有個從“體”總結出來的“標準”和“規律”嗎？善呢？從善的“個體”總結出來的“標準”，或用理性邏輯推出“規律”，可以嗎？為什麽說“平庸之惡”？

對語言的評價，也是如此，遠非簡單。理解這個問題，先要有思維，即心；心的問題不能解決，則兩小兒辯日，永無昭昭的一天。

現代人寫文章用成語、引經據典，不是炫耀或意趣；而是不引經據典，立意就不著根基，意境就缺乏景深。能擺脫經典，煉字而賦予新意的人，如詩人們，少而又少。不用成語，不引經據典，不能出新意，就隻能媚俗，即便美稱之為便於“勞動人民”使用，實際上“勞動人民”的品味，卻不是那麽低下的。現代新語妙語，多出於網絡、民間。白話文之尷尬，就在於體多文言假借，舶來日語，求精不能，要變化卻根基虛薄。雖有新語妙語的出現，但更多是轉瞬即逝的垃圾詞匯。

從白話文的百年曆史來看，拋開經典，白話文就隻能是一種幼稚的文字，從未得到充分的發展。民國人的腔調兒，還有誰那麽說話？階級鬥爭腔兒，才翻過去。勞動人民腔兒，仍留在很多人，甚至身處海外幾十年的有“高等教育”的人的習慣裏，有待曆史來掃去。

對體用的詳盡解釋，參見楊道還《傳統學術與個人修養》：“語言優劣的衡量，隻能以它能夠承載意象的最為精巧的程度，所能達到最為微妙的深度、高度來進行。而不是兩小兒辯日那樣，在低水準上比較。”

“創造文字是很大的一件事，成本很高，不會因為留一個講話的副本費那麽大力氣，而一定是有絕對的必要性才會被發明出來。這樣大的成本，需要大的應用。因此可以推測，在文字草創階段，能用說話和結繩刻契解決的問題，一定不需要文字；而文字要解決的問題，一定是說話和結繩刻契不能解決的問題。”

4.精確性和編碼

西文的編碼，精確性，名符其實嗎？

先說編碼。以英文為例，英文的每個單詞都由一些字母排列組合而成，似乎很數學，似編碼。但這個編碼的規則，卻很不靠譜。英語是個典型的吸塵器語言。在早期，英文主體是古日耳曼語，諾曼入侵帶來了整套宗教、儀式詞匯，英語又從法語引進了整套的禮儀、飲食詞匯，此後英語又不斷地從其他語言、殖民地引進詞匯，以至於整個英語成了一個龐雜的混合體。（參見“The Story of English in 100 Words”by Crystal, David）

從詞根到單詞，似乎是學習英語的編碼捷徑。但從語源學來看，想要窮根溯源這些詞根，涉及到了整個印歐語係。這些詞根，往往形似而多義或多形而近義。這能稱為是編碼嗎？就算是“模糊”編碼，用這些詞根編出的各種歐洲語言詞匯，一個詞的拚法常互不相同，孰是孰非？想從一個詞長什麽樣，得到其意義，幾率有多少？到了多大的幾率，才可稱為編碼而非胡編？新詞有多少是新編的碼，多少是約定俗成？所謂編碼捷徑，其實是多歧路。非語言學家，誰能學通？學不通，提它做什麽？

再說精確。德文精確，中文模糊，似乎是一種通識，但果真如此嗎？據說，德文本來並非精確語言，而是由哲學家的運用而轉為精確。那所謂的精確，隻在於人為，不在於拉丁字母的可編碼。

語言的精確的宣稱，其本身就是一種幻想。語言本身隻是工具，如禪心指月，是那個一指。這一指的精確，在於那個指的人，月，和看的人，缺一不可。這個精確並不在語言本身之內。

人的思維不是總能用語言精確反映的：言外有意，意有所隨，意與其所隨，都不在言中。如，“詩無達詁”。

外部世界，總是不能用語言精確反映的。數學不能，有哥德爾定律在。哲學不能，古希臘人有，“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河流。”一條河流瞬息萬變，如果可以精確定義的話，那麽下一刻的河流就不符合這個定義。“特修斯之船”悖論的實質，即是邏輯與精確定義不兼容。類似地，僧肇有《物不遷》，“昔物不至今”。“物不遷”，過往事物之名，就如刻舟求劍，有何精確可言？信息科學不能，信息論的創始人克勞德·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說，“過去不可知，未來不可控”。語言而可精確，莫若計算機語言，為什麽人們會畏懼《1984》？好的《1984》，不就是科學的夢想麽？物理學和數學能嗎？即便是給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一段海岸線測量，他們也得到了分形的學問，而非長度。他們能精確測量一個杯子杯口的長度嗎？

即便我們接受“德文比中文相對精確”，這又有什麽意義呢？“精確”的德語，不能阻止馬克思主義、納粹、人種論、種族主義、人體實驗等一係列產生於德國，至今仍為害世界的東西，德語該當何罪？塑造德語的哲學家又該當何罪？怎麽不見他們主張德語漢化呀？民國主張學習德國“軍國民”的教育總長，有遠見嗎？

《說文》解言字，說：“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段玉裁注說：“言，言己事；為人說為語。”現代漢語混這兩字為一，稱“語言”。據段玉裁所講，可以得到“語言”的兩種主要用途，言的載體和語的工具，即記載和交流。現代人往往以為言和語可以不分，須知：言可自言，大言不慚、言者無罪；語卻從無自由，必受約束——沒有“言法”，卻有“語法”。言有自由，隻當言者有獨立自主的自心時才成立，即“一心之用”時才成立。留聲機、傳聲筒不配有自由，也不值與語。

語言作為載體，應具有不變有恒的性質。這個性質唯有文言文和拉丁文有。語言作為交流工具，常變。英語幾十年一變，古英語自成一門語言，是常識。文言白話也是如此。這兩者能得兼者，唯有漢語。

漢語不精確麽？某次與一個美國人談到他組裏的中國和印尼華裔學生，物理都很好，一個英語很不好，一個英語非常好，因為印尼大學中物理課本隻有英文，無法翻譯成印尼語。他問：“你們曆史上沒物理，怎麽可能用中文學？”

西方人誤以為中文為編碼的例子，參見慕容青草的博文《黑格爾會講中文？》

慕容寫道：“下麵就是黑格爾在《曆史哲學》對中文發音例子進行的討論[1]：

Thus I find that the word Po has eleven different meanings according to the tone: denoting “glass” — “to boil” — “to winnow wheat” — “to cleave asunder” — “to water” — “to prepare” — “an old woman” — “a slave” — “a liberal man” — “a wise person” — “a little.”

已故王造時先生對這段話的翻譯[2]是：

我發現Po這個字眼，講起來可有十一種不同的意義；可指“玻璃”，— — “使沸”，— — “篩麥”，—— “剖分”，—— “泡水”，—— “準備”，— — “老太婆”，——“奴才”，— — “一位開通的人”，— — “一位聰明的人”，— — “一點”。

文後，我與慕容的對話：

道還；黑先生大概查字典了，這幾個bo，或者應該是：玻（璃），（燒），簸（箕），破（開），潑（水），？（備），婆（婆），仆（人），？（菩薩），博（士），（微）薄。

慕容：那個使沸有可能是“瀑出來了”的“瀑”，因為上海人把東西燒開了有時說“讓它瀑一下”。。。那個仆人我昨天後來也想到了。。。同時又產生這樣一個聯想：黑格爾的那個時候德國有奴隸嗎？那個時候的中國的家仆經常是賣身為奴甚至強迫為奴的人，所以中文裏的仆人確實可以同為奴隸。。。但如果德國已經沒有奴隸而家仆都是領薪的話，那麽黑格爾把仆人說成是奴隸會不會表明他甚至到過中國？

把篩換成簸（箕）是有可能合理的，因為有些地方方言裏簸是可能發Po的音，我們不知道黑格爾當初學的是那一帶的方言，或許滿族人講漢語的發音？但是，把liberal Man譯成菩薩有些牽強，把聰明人譯成博士這一點我也想到了，洋人學中文把P和B混了也是可能的。。。微薄這點沒想到。。。嗬嗬

道還：hehe，這些都是猜，準備和開通那兩個令人費解。要是能查到他那時的德中字典，就清楚了。

5.腦機製

傳統上認為人的左右腦有分工：左腦處理語言，邏輯、分析、推理等智商類的對象；右腦處理形象、直覺、情感、想象等情商類的對象。現在則通常認為，左右腦不僅有分工，也有協作：大腦功能有偏側性，上述這些功能的執行並不是左右腦涇渭分明，仍需整體上的協作才完成。中文的聽說和讀寫，需要更多左右腦的合作，聽說通道和讀寫通道並用，讀寫通道並不像字母語言那樣對聽說通道有極大的依賴性。那麽學習漢語，能否有助於人的大腦潛力的開發？很遺憾，此類文章傳聞多於研究。為什麽？

參見：痛苦的失讀症，漢字治愈，

6.成本

拉丁化很難麽？我在國內認識某大概率統計係的數學天才。此君開朗隨和，極其聰明，唯英語一科，不管多努力，從來不及格。因其天才，某大特許其直讀博士，避開所有英語入學考試。某大博士英文課是一加拿大人教，外教知此君天才，格外耐心寬容。相處年餘，某日溫顏與其聊家常，此君瞪眼茫然，將出他最拿手的一句英文，“pardon？”外教女士大怒，嗬斥說，“我在跟你說中文！”傳為天才笑談。九十年代某年，我回國晤此君，他正在讀英文，準備出國。我問準備得如何，彼搖頭苦笑。

據說在日本，英語科學論文必有一日文本，才得發表；日文論文不必有英文本。我從未去過日本，未知其詳。如果的確如此，日本雖然學術發達，其抱殘守缺，豈不令人齒冷？倘若漢語拉丁化，不知上述數學天才能否高中畢業。可說主張拉丁化的人對中國人估量甚高，不自信中國人聰明才智勝過日本人百倍，哪能禁得起這樣的人智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