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的職業地位VS身處的社會地位》

每當人們說起地位時，常常會有人摩登地說“現在大家都平等了地位也沒貴賤啦”。當然，如果沒了貴賤之別的地位當然也就是沒有主要和次要、支配和被製約的差別了。但問題在於如果是這樣這世界上還會有“地位”這個概念嗎？由理性驅使的人們是不會相信這樣的政治正確的說法的，在行為反映本質的客觀世界裏的人們一定會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在人的本性中所共有的部分尚未泯滅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還有地位落差的分別嗎？若有，地位怎麽會沒貴賤、高低的區分了呢？若沒有，那麽利益是怎麽被分配的呢？

 

所謂的地位應該是人類有了社會關係後才出現的概念，沒有社會關係就不會有這樣的概念出現。所以先讓我們來厘清這樣一些概念：

什麽是地位？答案是不同事物之間相對的影響和被影響的關係和由此產生的支配與被支配的位置。

為什麽要排地位？答案是因為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需要有秩序。

為什麽人類社會會有地位的不同？答案是因為各人自有價值的不同。

為什麽人的價值會有不同？答案是因為社會所需要的不同及各人能發揮的作用的不同。

我們的地位是怎麽排列的或者說是地位的排列取決於什麽因素？答案是我們地位的排列是取決於人或事物的相互間關係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關係間所能發揮的決定支配特權的孰重孰輕的因素所決定的。

 

由以上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知道地位的產生是由發生社會關係中的被評估者一方自身可以提供的價值和對接受者一方而言這種價值的重要性所決定的。從曆史的經驗我們又可以知道在人類社會中最常見的也是最重要的、更是容易被身在其中的作為社會元素的人自己所混淆的、處於可以支配其它各種次要角色的主要地位有二種，一是職業地位，一是社會地位。職業地位帶來的是金錢，社會地位帶來的是權威，所以這兩者的性質是不同的，相互間的地位也是不同的，關係是製約與被製約的。這裏不討論職業地位相互間的輕重，隻著打算透過職業地位與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著重談談社會地位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作用。

 

公元前橫掃千軍的古羅馬將已經歸屬於馬其頓的希臘連同馬其頓一起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當時羅馬還是個半開化的國家，所以希臘文化在羅馬的土地上是頗有壓倒性優勢的，羅馬人喜歡進希臘人的學校去增長知識，羅馬人的孩子也會請希臘人來做家庭教師，可見希臘人的職業地位是不低的。但是，當羅馬人在需要決定國家意識形態以保持羅馬人絕對的社會地位時，則毫不猶豫地用基督教文化取代了希臘文化。再舉個例，在印尼，當地社會的工商經貿的運作基本上都有拜於華人的努力，而本地土人則往往被鼓勵從軍參政。盡管經濟上要依賴華人的貢獻，但每當社會情勢有排華需要時，居社會上遊地位的族群對華人社會的打擊排擠卻毫不留情也每每得手。土族社會的這種壓迫優勢就是得益於他們社會地位的優勢。

 

大陸剛改革開放時有過不少的爆發戶，可是他們在有“正常”職業者的眼裏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提高，爆發的自由職業者們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把賺到的錢先用來送子女上大學以期可以改變一下自己的社會地位。現在在海外的華人追求的基本上也是職業地位，當然這裏除了傳統的文化影響外還有一些無奈的因素在支配。所謂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現代社會中當你的生活經驗讓你認識到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了，既得利益者們也會意識到保護既得利益的重要性了，給你設置“玻璃天花板”也就成了一種默契的社會行為。而歧視就是一種集中反映社會地位差異的表現。因為保持這樣的地位差關係也就是保有了一種社會秩序，這樣的秩序就能保證各種利益分配的關係。而這些分配關係所產生的作用則往往是關係到人性根本需要的關鍵之所在了。所以要成為功能健全的社會人，須要看清主次關係的存在，爭取必要的社會地位是最根本的功課。

 

有人說一定的職業地位可以換來相應的社會地位，但應該說這隻是在必要條件下可能發生的偶然事件，不具必然性。在如今廣義的多元社會文化中明顯可見的主流社會取優勢的背景中，職業地位與社會地位之間的轉換是及其困難的，因為社會地位對以相對占優的族群文化去獲取絕對占優的族群利益是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而在這樣的環境裏職業地位必然隻能服從於社會特權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還可以通過對比來看看另一個事實。元前一千年左右古希臘人在小亞細亞建立了一個叫以佛所（Ephesus）的城市，在古羅馬時期它是亞洲最大的城市，著名的亞蒂米神廟就曾聳立在它的土地上，但為許多人所不知道的是這所城市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並不是由於它的規模或曾有過的神廟，而是因了源自於希臘城邦的民主文明是在這裏萌芽的----當時是以佛所的市民們在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喊出了“我們中間不應該有第一！”----民主的理念由此而蔓延開來。“不應該有第一”的意義在於社會中不能有特權。應該說這是人類理想主義的第一次呼吸，它比柏拉圖的“理想國”還要早了幾百年。三千年後的前幾天，現代民主典範國家的國務卿彭培奧在2020哥本哈根的民主峰會上說：“依賴威權主義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之名”。意思也應該很清楚：民主不應該有威權、更不能依賴威權。但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彭培奧自己的主子川普卻在大言不慚地以“美國第一”來作為籠絡人心的幌子。世界上有了第一就意味著世界政治上有了特權者。川普通過不斷地毀約退群來建立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國際秩序就是一種以己有的威權來建立也包括了世界上其它的本該是理念相同、資源共享、利益均沾的民主國家在內的不平等的特權，可以說這早已不是什麽民主的行為了，因為追求特權本身就是對民主原則的背叛。這種特權不僅僅存在於人的口中或意識裏，而是已經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中。不過用跨越三千年的曆史回聲來反證這樣追求社會特權地位的自然人性對社會地位存在的必然性還是有說服力的。

 

在人類劣根性中的嫉妒尚未完全除卻的今天，希望通過霸權來爭取所謂的“公平”---事實上的更大利益是可以理解的，盡管有哲人說過“期望通過嫉妒和霸權來獲得的那種公平（利益）自然也會是最糟糕的一種公平（利益）”。川普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逼迫他國重新簽訂各種的協定用的本來就是威權，但現在卻要借民主之名來為自己的威權劣行來作掩護就讓人難以接受了。威權代表的是國際社會中的具有特權的政治地位，使用它高屋建瓴地威逼他國是強勢者必然的手段。雖然這種趨利的作為是符合“森林法則”的邏輯的，也是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社會政治地位的差異繼續存在的證明，不過川普在孜孜以求“世界第一”的同時卻聲言說美國將不做世界警察就是不符合人性邏輯的做作了----因為事實讓理性的人們可以看到：在價值決定地位的現代社會裏平等還隻是一種迷惑人的主觀想象，而貪得無厭帶來的必然性所促成的社會地位差倒是一種嚴酷的客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