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執中與羅馬人的折中析》

就我們將要討論的範疇而言，執中與折中的概念是有區別的。前者講的是有意識地在量的方麵保持中位，而後者強調的是在質的方麵取各方之優。別小看了這一字之差，就是這二千多年前的“毫厘”之差將今天的一個地球“差”出了“謬以千裏”的兩個世界。

 

執中，顧名思義就是走中間路線，反映在作為文化中堅的哲學領域裏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庸之道的行為方式。而中庸之道本身則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標準。所以執中是有標準規範的行為，也就是東方哲學中倫理道德的標準行為。中庸之道據現有的資料看最早是成型於戰國時期，可見於漢代的《小戴禮記》第三十一篇。中庸之道的核心精神在於“性”、“道”、“教”之論。它的意思是萬事萬物都會有各自的個性，它們按著各自的個性去完成各自的生命過程，而人要做的是要在自己的生命過程中隨時地去調整自己的個性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將自己的意念和行為始終保持在執中的位置上。

 

折中，是折中主義思想和行為的境界，它是古希臘哲學中相對於理性知識的懷疑主義的副產品，所以它成型的原理來自於希臘皮浪（公元前365-公元前270）的懷疑主義，而行為方式則表現在了折中主義。懷疑主義者認為，人是不可能認識到事物本質的-----因為根本就無從去確認所謂的理性的存在，所以知識也隻能是虛偽的假設，它不可能成為人們行為的標準，按卡尼阿德斯（公元前213-公元前129，古希臘哲學家）的“我們不可能讚同某個觀點，我們隻可能讚同某個判斷，而判斷是一種需要標準的思維形式”的論斷，沒有標準也就無法有判斷，所以，人類是不可能對事物有真理性的認識的。在這樣的理論之下，推而廣之地就派生出了另一種行為方式的指導理論-----折中主義。折中主義者對前者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它認為雖然人們行事不存在標準，也就不存在任何的規範約束，但在實際中事物卻還是有著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存在的，所以在懷疑之外，人們還是應該對事物的觀念有一個可能的判斷，也就是說是基於最大的可能性來做出判斷。從原理上講，折中主義要比皮浪主義者是更現實了一步，但與伊比鳩魯主義和斯多葛學派的真理認識論相比還是有著天差地別的距離的。

 

從上麵的介紹我們不難看出，雖然這兩種理論它們產生在大致相同的年代裏，但它們產生的背景卻是大不相同的，而內在的意義更是差之千裏的。將這兩者放在今天以儒家文化需要麵對世界其它文化正麵衝擊的時代背景下來作一定的對比應該是有意義的。

 

中庸之道是中國人的國粹，它具體地可以涉及到諸如倫理、心理和認識等諸多的文化範疇。中庸的特點是不走極端，不行過分的事，這樣的目的無非就是可以產生因不觸及極端而不激怒對象，但同時也還可以達到不落第且無不及的效果，可謂是進退有據、有好處但沒有風險的萬全之策。既然是不走極端，又要無不及，那就要有明察秋毫的見地，對什麽是極端要有充分的認識，所以“中庸”就是建立在看得清全貌、對事物有全麵了解的基礎之上的，隻不過由於中庸追求的是安全，避免的是因過極而被侵犯的有目的的選擇。所以從本質上來講這是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膽怯，從其處世原則來看，“中不偏，庸不易“-----就是要求始終走在中道上，即使是作為相互對立的左端、右端都在向某一特定方傾斜，執中者也要保持著中道和它們一起傾斜。這就不可避免地有一種雖然明知卻寧願故犯的無賴和下賤在其中了。這也就是養成奉其為國粹的人們今天投機、麻木和下賤性格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性格當然是由認知能力決定的。折中主義雖然其理論是產自古希臘但卻真實地演繹在了羅馬人的身上。公元前作為軍事戰勝者的古羅馬人並沒有形成出自己的哲學，也就談不上會有自己的哲學體係，所以他們當然地也就沒有理性的思辨能力。在馬其頓治下的希臘隨著馬其頓一起敗亡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後，各種希臘的哲學思想、理論就都因此輕易地成了古羅馬土地上的精神占領者。因為古羅馬人沒有自己的理性辨別和判斷能力，出於一直以來的習慣古羅馬人對慎密的思考、概念的細究也不感興趣，所以在急功近利且又羨慕嫉妒的心態驅使下，古羅馬人就采用了“擇優錄取”的拿來主義策略，從來自希臘的不同哲學體係中吸收最符合自己認知、口味的觀點來作為自己文化體係中的一個補充，但他們又沒能去尋求它們的統一。這樣，在理論需要推理的方麵他們就無法看清事物本身和認知過程的來龍去脈，當然也就無從判斷知識真理性的原委了。既然不能抽象到“所以然”，那麽當然也就不可能獲得行事的標準，凡事折中也就成了古羅馬人必然的、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所以羅馬人的折中是出於無法肯定，無法證明，看不見標準的情況下按自己觀念來作“大概率”選擇的結果。說這樣的折中是一種概率選擇是因為卡尼阿德斯（公元前213-公元前129）明確地表示了這種”最高程度的可能性選擇也不可能保證是真理”的選擇。這是一種避免走偏鋒地采用事物的“最大可能”的、按“已知”的部分-----其實是自然而然的部分，去順從自然、習慣的選擇，沒有標準就是它的標準。這樣的折中當然隻能是盲目地“概率”，它是建立在盲人摸象的現實之上的，所以折中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懷疑主義陰影下的謹慎，它在其借以寄生的各種哲學學派中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中發揮了它自己的影響力，使各種哲學學派在各自的體係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懷疑折中的烙印，這在後日的思想史研究的曆史中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哲學思想對其它思想哲學所產生的影響。就是這樣的謹慎和“大概率”，為今天的西方文化血脈中留下了獨立、冒險和嚴謹的科學態度。

 

中國人的中庸是在當時中原社會認識能力發展到一個感性階段的產物，就其前衛的認識地位而言，在當時是代表了所有思想認識的最高階的部分的，所以它是可以自認對事物是已經有著把握的可能性的。但也就是這樣的自信造成了中庸長期以來陷於一般經驗而不能自拔的陷阱中，這樣的陷阱也就鑄成了儒家文化圈中各社會都具有的一個相同的文化特征：保守而無視無恥。在古羅馬，也同樣地因為由於沒有將各種舶來的理念加以論證以求統一，所以各種打上了折中思維的哲學在羅馬人那裏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種在相對範圍內有用但無法繼續發展的教條，也就是死物，所以我們在西方哲學發展的曆史中可以看到的是希臘哲學沒有在世界第一的羅馬結成什麽碩果來，倒是在排名其後的亞曆山大城這種希臘-羅馬哲學通過與東方宗教（猶太教）的接觸中產生了新的思想、新的宗教--------基督教來，而這種新理念則由於其融合而來的血脈使其充滿了勃勃的野性，為中世紀的野蠻留下了它的足跡------這是“取其之長”的折中主義的意外收獲。但曆史總是不在人的主觀意誌中行進的，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客觀規律了。

 

曆史走到了這裏，我們就可以來看看為什麽兩個產生於同樣時代的、同樣是不成係統的也同樣不求極端的經驗哲學，在今天卻結出了東西方不同文明的果實來了？其實，這樣問問題隻是出於形式上的相同性而言，而我們要探究的是它們通過各自的特征反映出來的本質，看出它們帶來的對後世的不同影響。從意識的認識論上看，中庸是在有意識地避免觸及極端，這就為信奉者定下了不冒險、不犯規禁忌的性格特征，所以儒家文化持有者就往往會是缺乏大膽探險的精神的人；而折中主義則是對標準、知識持不確定的懷疑態度，所以這就為其後人在意識上留下了可以想象、探求和進取的空間，在精神上留下了敢於冒險的特征；其二，從中庸的方法論方麵來看，中庸之道所行的是機械地執中，無論相對立的兩極在什麽位置，它要求的是始終將自己的位置置於不偏不倚的中間，既不想加入某極來加強自己，也不打算跳出爭紛另立為王給自己一片天地，所以這就是為什麽在曆史上中國人從來逃不出任人宰割的角色。中庸的另一個問題是，在感性基礎上的對極端的所謂的感知，這就遠不如懷疑論者的對理性能力的懷疑了。因為後者還是知道有理性這回事，還知道自己的位置，還知道自己依循的根據。而前者卻對此卻渾然無知，還以為自己所知道的世界就是全世界了，這在認識論上又比西方哲學視野落後了整個一個層次了。其三，哲學觀念是民族文化的脊梁骨，既然中庸之道是中國人奉為瑰寶的儒家文化的最高倫理標準，而千年以來又陷於自封沒有什麽改進，那麽中國人的精神麵貌也就很容易地被勾畫出來了。而西方哲學則在那個時代以後由於敢於懷疑、敢於納新就一直反複地處於反思、批判、創新的良性循環中，在不斷的文化淘汰過程中嚴謹地大膽擇優、敢於冒險的哲理精神被保留了下來並深深地沁入了其文化血液中，成為現在西方文化中及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今天東西方文明各異的麵貌特征就是如此地因當年這樣的“毫厘”之差而漸漸地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