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學生講述其父逃離共產政權的故事

哈佛學生講述其父逃離共產政權的故事

 

 

編譯/李清怡 

哈佛大學學生羅拉(Laura M. Nicolae)在哈佛大學校報《Harvard Crimson》發表文章,講述自己父親逃離共產政權的故事。 

1988年,我的父親當時26歲,他在匈牙利中部跳下火車,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沒帶任何東西。接下來的兩年,他逃離了羅馬尼亞共產政權的壓迫,如果共產黨再次對他下手的話,會殺了他。 

我父親逃離的那個政府對其公民進行毆打、實施酷刑和洗腦。他兒時的朋友就因為在學校廁所的牆上塗寫對獨裁者無禮的用詞,從此失蹤;他的鄰居在對抗「肥胖」的糧食配給製中,活活餓死;因為人口減少,婦女們每個月都被送往醫院檢查,以確保她們得懷孕。 

一億人死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大約一億人死於我父母所逃離的意識形態,那些死去的人用生命在喚醒我們,讓我們認識到這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是什麽流行的時尚。 

今年10月是布爾什維克革命100周年,但美國大學文化恰恰給了你相反的印象。校園裏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描繪成革命或理想主義,忽略了其獨裁暴力的本質。大學教導我們將這個人類曆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意識形態說得很表麵。校園裏新的左派俱樂部在尋找馬克思列寧的“現代化觀點”,以此來“緩解左派概念的恥辱”。 

在馬克思主義因素流竄的大學校園裏,人們提起共產主義革命時都隻是當作笑談。共產主義思想在大學裏享有高級地位,許多教授公開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學生們也穿著一度流行的切.格瓦拉T恤衫招搖過市。 

在讀完四年大學之後,我的同學們畢業時可能會有這樣一種印象:共產主義代表著對現實的輕鬆批評,而不是一個毀滅了數百萬生命的暴力實踐哲學。 

統計數據顯示,年輕的美國人確實對共產主義悲慘的過去毫無察覺。如果你問千禧一代有多少人死於共產主義,75%的人都會低估。 

我們應當銘記在心: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在秘密監獄中拷打「叛徒」,將針刺入指甲下麵,或毆打他們,直到打碎他們的骨頭;列寧從窮人口中奪食,造成蘇聯大饑荒,導致農民挖屍體而食。每一個試行過共產主義體製的國家,都出現了屠殺、饑荒和恐怖。 

共產主義靠壓迫來維係。在共產主義社會,集體至高無上,不存在個人主權,人隻是一個負責生產烏托邦的機器裏的齒輪,有自己的價值。 

我們這一代人中,許多人由於幻想烏托邦而對共產主義的現實認識不清。從小到大,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有自己的看法;當聽到家人談論他們的經曆時,我能看出共產主義的影響有多麽的持久,因為我認識那些幸存下來的人,我的家人仍然在惦記那些沒能幸存下來的人。 

幸存者的故事將共產主義描繪得淋漓盡致,比同學們讀的教科書還要生動。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完全理解那些共產主義製度下發生的所有暴行,但是,我們可以拚命地確保世界永不重蹈覆轍,為此,我們必須講述幸存者的故事,與共產主義血腥的過去進行抵禦。 

我的父親為了尋找自由的希望,背井離鄉,離開了他的父母、朋友。我知道他的故事,現在您也知道了他的故事,然而還有一億人失去生命被噤聲。 

讓我們祈禱不要再繼續 

專欄作家莫裏斯(G. Shane Morris)和暢銷書作家埃裏克(Eric Metaxas)聯合在CNSNews網站發表文章,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翻開已有一個世紀,共產主義最終統治三分之一的地球,讓15億人生活在野蠻的極權政府之下,留下一億多具死屍。之所以導致這麽多人死亡,正如薩特(David Satter)在《華爾街日報》中所解釋的,共產主義世界觀認為國家取代上帝的位置,至高無上。國家一貫正確,超越道德,要求公民絕對忠誠。 

通過政治清洗、強製人口遷移、人為鬧饑荒,古拉格(前蘇聯管理勞改營的機構)和所謂的大躍進,諸如斯大林、毛澤東和波爾布特這樣的獨裁者操縱發動了人類曆史上那些最嚴重的大屠殺,直接的驅動力是渴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 

這個在1917年降落在俄國的黑暗,直到1991年聖誕節才開始消失,美國裏根總統所稱“邪惡帝國”的終結。 

但是,對於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來說,這個無神論的世界觀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政治現實,如今依然如此。中共的強製墮胎、古巴的政治打壓、北韓對基督徒的迫害,這些隻是自蘇聯垮台後共產主義國家的一些暴行。 

當我們回顧十月革命的惡果,我們應該用心讓我們的孩子、朋友和那些聆聽我們的人明白:共產主義純粹就是曆史的垃圾。 

也許悼念共產主義100周年的最好辦法是:祈禱我們能夠在有生之年把這個邪惡的世界觀徹底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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