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賁
徐賁。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係，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係教授。
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2008）等。
摘要
教育片裏說，蘇聯亡黨亡國，禍起戈爾巴喬夫的國際政治新思維。但在戈氏上台之前有一個笑話早已流行：社會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商定要見一麵，社會主義者過了約會時間才到，“對不起，我去排隊買香腸來著。”“什麽是排隊？”資本主義者問；“什麽是香腸？”共產主義者問。看起來，“禍根”應該早已在民間就生出了。
前蘇聯的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丟失、頹敗和瓦解開始的。信仰破敗的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來自信仰體係與現實的脫離，以及它本身內部的矛盾和乖訛，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此會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實上，在強製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誕已經暴露無遺，人們還是會認真地互相欺騙、假裝相信它依然是未來的希望。
然而，大多數人能感覺到空洞和荒誕，足以讓這個信仰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神話的”笑話”。笑話的實質是”乖訛”，康德為乖訛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裏，一定有荒誕的東西”。
蘇聯人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領袖的罪行
蘇聯人對信仰發生動搖，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報告披露斯大林統治的殘暴和黑暗，對後代蘇聯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蘇聯人和東歐人有著長久的喚醒效應。正如一位過來人所說，”猶如頭部被榔頭猛擊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科胡特（”77憲章”發起者之一）曾經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員，28歲時知道了秘密報告，覺得”再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許多人陷入極度的精神恐慌，齊澤克對此寫道，赫魯曉夫的講話”搖動了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程度達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們都陷入了暫時性崩潰，十幾名忠誠的斯大林追隨者變得失常，甚至需要醫療救護。其中，波蘭共產黨的強硬派總書記貝魯特因心髒病發作而猝死；斯大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亦在數天後開槍自殺。”
這是最初發生的意識形態幻滅，也是蘇聯人信仰危機的第一重。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領袖人物的專製暴虐、濫殺無辜、出爾反爾、陰險毒辣、淫亂、迫害狂、言而無信會讓人們普遍感覺到錯愕、驚慌和恐懼，也使他們陷入被出賣和背叛的痛苦絕望之中。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統治的領導人，他們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敗壞使得馬克思主義事業失去了民心，毀掉了它的正當性。想讀更多此類精彩文章請加微信：qss7909。
赫魯曉夫對秘密報告的後果顯然估計不足。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裏記敘，匈牙利黨的首腦拉科西聽了報告後對安德羅波夫說：”你們不能這麽做，不能這麽著急。你們黨代會裏發生的是一場災難。我不知道它會在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裏帶來什麽。”拉科西預感到的就是一場信仰危機的災難。一旦領袖的醜事被披露，便猶如精靈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關進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響”。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終究不可能消除秘密報告的長久影響。雖然赫魯曉夫後來試圖用允諾20年實現共產主義來補救信仰損害，但始終無效，蘇聯從此進入漫長的停滯、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過程，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民心，整個官僚體製也因為喪失信仰而陷入金錢崇拜和擁權自肥的腐敗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滅很難長久停留在隻是對少數領袖的失望層次上，因為它遲早會引起這樣的疑問：為什麽體製中會湧現這麽多自私貪婪、窮凶極惡、寡廉鮮恥的虐待狂人物？不是個別，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政權初期，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契卡創始人）就已經察覺到，”契卡”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製。捷爾任斯基說，為契卡工作的隻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隻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夥。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麽正直，心地如何純淨，隻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
曾擔任俄國總統特別助理的沃克戈洛夫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警察軍官裏隻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蘇聯間諜霍赫洛夫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上司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嚐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
其他人員的提拔也是一樣，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寫道，”官方不斷強調要粉碎人民的敵人，喚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為青年人的楷模，他們不僅經濟上有好處，還能得到升遷。”
二 高尚的理想與陰暗的現實
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使得無數蘇聯人，包括蘇維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為血腥鎮壓的受害者。苦難是最好的清醒劑，也是最好的現實教育。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越來越多人對製度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產生疑問。進行殘酷統治的是一個暴力製度，一部由那些特別暴戾、殘忍、冷酷的人開動和維護的鬥爭絞肉機。崇尚暴力的人們一旦開創、建立了一個他們想要的製度，這個製度便會自動挑選與其一致，會不擇手段保證它不斷維持統治的幫凶和投效者。這便是暴力製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續機製。
開創者與繼承者的傳承關係是在製度的同質延續中建立的，民眾對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會成為對這個製度的失望。美國曆史學家艾米·奈特指出，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為貝利亞是蘇聯製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時期蘇聯製度的本質了”。捷克作家哈盧比說，”每個國家都存在少量會成為罪犯的人。在極權專製國家，這樣的人機會最好。他們不僅有機會得以發達，而且有機會為服務於偉大事業感到自豪。”貝利亞官運亨通是因為斯大林賞識他，斯大林這樣的領袖才需要貝利亞這樣的副手。奈特寫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們做決定都根本不考慮蘇聯人民。讓這些統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們都極端鄙視個體的人，都毫不心軟地殘害人民。”
一個製度與它的領導人和主要運作者的素質之間有著密切關係，這些人的邪惡一定會對體製的可信度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造成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蘇聯史專家霍蘭德指出，”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造就群體意識、建立公民與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把群眾當作能夠做抉擇的負責成年人。”但是，蘇聯社會裏充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迫害政治異己的暴行，毫無正義可言。人們生活在害怕被出賣和背叛的恐懼之中，彼此或與領導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難有信任。政府更是對民眾頤指氣使，把他們當成弱智來對待。強權統治”背棄了所有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理想，而代之以一個無處不在的、無以複加的謊言體製”。波蘭詩人亞曆山大?瓦特曾是一位黨員,他之所以對共產主義幻滅，就是因為痛恨其已經變成謊言，他說，”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饑餓，如果這些不是被謊稱為自由、正義、幸福生活，會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壞事本來就夠壞了，把壞事謊稱為好事，那就更壞了，更讓人懷疑和不相信謊言的宣傳。蘇聯哲學家康恩指出，理想與實踐的嚴重不符是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造成帝國崩潰的原因包括蘇聯人的心理危機。這種危機從1970年代就已經纏上了蘇聯社會，1980年代終於將它拖跨。冷漠、犬儒主義、酗酒……都是蘇聯崩潰的因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它的設計師低估了社會憤怒的程度，自從意識形態神話破產後，這種憤怒便已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
三 信仰與偽信仰
第三重信仰危機，來自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本身有缺陷，並無法通過自身來克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家吉拉斯指出，共產主義失敗是”自我毀滅”的結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毀的，”共產主義觀念本身就包含了後來崩潰的種子。這個結果早已在共產主義觀念裏等著發生了。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別人殺死的。它自己慢慢爛掉了……讓人們看清不過是一個徹底平庸、極端簡單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也許能激勵我們去犧牲，有高尚的行為，但也是靈魂的鴉片，令人神智不清。隨著這個理想所助長的醜惡現實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們麵前，它也就幹枯死亡了。”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斯大林主義實踐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產主義信仰被蘇聯人拋棄，要為之擔負責任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或貝利亞的個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而是共產主義本身。用哈盧比的話說，馬克思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最重要的紐帶便是二者都”信奉無情殘害的階級鬥爭”。霍蘭德對階級鬥爭有類似的看法：”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製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一位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級領導反思道，蘇聯共產主義比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更邪乎，因為”它欺騙地利用了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而納粹則畢竟還未如此”。英國作家、政治評論員瓊斯認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蘇聯，”其他國家沒有像蘇聯這麽自我傷害的，殺了這麽多自己國家的人民”。
蘇聯當然並非是唯一如此的國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來推行的迫害和殺戮，它的對象不僅是”敵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誌、戰友，甚至連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喬治·奧威爾在討論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時認為，曾經是共產黨員的凱斯特勒對”革命”就經受了這樣的幻滅，”革命本身就是個腐敗的過程。不光權力導致腐敗，獲得權力的方式也導致腐敗。因此，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大清洗）的審訊室；列寧導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寧活著，他也會跟斯大林一樣”。
波蘭哲學家柯拉柯夫斯基指出，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人們看清這一點，便不可能再把它當作信仰。霍蘭德則指出，一個政權靠烏托邦式的理想來支撐，並以它的名義實行高度集權，這樣的製度要比既無須烏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權的體製不穩定得多，它需要不斷用暴力維持穩定，越使用暴力，實際上越不穩定。蘇聯的製度不如西方民主製度穩定，道理即在於此。想讀更多此類精彩文章請加微信：qss7909。
這是蘇聯製度的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外來威脅造成的。以為權力可以把社會的方方麵麵包括人們的信仰全都管製起來，這本身就是烏托邦的觀念。美國學者派普斯認為，這種讓人厭惡的管製方式最終成為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這種管製式統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麵都規範起來，營造一個取消道德選擇和差別的社會環境，代之以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徹底和諧”。
這樣的管製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本來很平常的生活小事，都成為具有政治含義的反抗。蘇聯政治笑話許多都不是針對政府、政黨、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對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製之事的謔戲回應，正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被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所管製的，所以對它們的謔戲也就成為對這一權威的冒犯和不敬，包括那個他們裝作相信但實際上已經不信的信仰。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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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2008）等。
摘要
教育片裏說，蘇聯亡黨亡國，禍起戈爾巴喬夫的國際政治新思維。但在戈氏上台之前有一個笑話早已流行：社會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商定要見一麵，社會主義者過了約會時間才到，“對不起，我去排隊買香腸來著。”“什麽是排隊？”資本主義者問；“什麽是香腸？”共產主義者問。看起來，“禍根”應該早已在民間就生出了。
前蘇聯的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丟失、頹敗和瓦解開始的。信仰破敗的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來自信仰體係與現實的脫離，以及它本身內部的矛盾和乖訛，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此會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實上，在強製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誕已經暴露無遺，人們還是會認真地互相欺騙、假裝相信它依然是未來的希望。
然而，大多數人能感覺到空洞和荒誕，足以讓這個信仰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神話的”笑話”。笑話的實質是”乖訛”，康德為乖訛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裏，一定有荒誕的東西”。
蘇聯人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領袖的罪行
蘇聯人對信仰發生動搖，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報告披露斯大林統治的殘暴和黑暗，對後代蘇聯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蘇聯人和東歐人有著長久的喚醒效應。正如一位過來人所說，”猶如頭部被榔頭猛擊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科胡特（”77憲章”發起者之一）曾經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員，28歲時知道了秘密報告，覺得”再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許多人陷入極度的精神恐慌，齊澤克對此寫道，赫魯曉夫的講話”搖動了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程度達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們都陷入了暫時性崩潰，十幾名忠誠的斯大林追隨者變得失常，甚至需要醫療救護。其中，波蘭共產黨的強硬派總書記貝魯特因心髒病發作而猝死；斯大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亦在數天後開槍自殺。”
這是最初發生的意識形態幻滅，也是蘇聯人信仰危機的第一重。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領袖人物的專製暴虐、濫殺無辜、出爾反爾、陰險毒辣、淫亂、迫害狂、言而無信會讓人們普遍感覺到錯愕、驚慌和恐懼，也使他們陷入被出賣和背叛的痛苦絕望之中。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統治的領導人，他們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敗壞使得馬克思主義事業失去了民心，毀掉了它的正當性。想讀更多此類精彩文章請加微信：qss7909。
赫魯曉夫對秘密報告的後果顯然估計不足。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裏記敘，匈牙利黨的首腦拉科西聽了報告後對安德羅波夫說：”你們不能這麽做，不能這麽著急。你們黨代會裏發生的是一場災難。我不知道它會在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裏帶來什麽。”拉科西預感到的就是一場信仰危機的災難。一旦領袖的醜事被披露，便猶如精靈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關進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響”。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終究不可能消除秘密報告的長久影響。雖然赫魯曉夫後來試圖用允諾20年實現共產主義來補救信仰損害，但始終無效，蘇聯從此進入漫長的停滯、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過程，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民心，整個官僚體製也因為喪失信仰而陷入金錢崇拜和擁權自肥的腐敗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滅很難長久停留在隻是對少數領袖的失望層次上，因為它遲早會引起這樣的疑問：為什麽體製中會湧現這麽多自私貪婪、窮凶極惡、寡廉鮮恥的虐待狂人物？不是個別，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政權初期，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契卡創始人）就已經察覺到，”契卡”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製。捷爾任斯基說，為契卡工作的隻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隻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夥。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麽正直，心地如何純淨，隻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
曾擔任俄國總統特別助理的沃克戈洛夫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警察軍官裏隻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蘇聯間諜霍赫洛夫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上司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嚐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
其他人員的提拔也是一樣，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寫道，”官方不斷強調要粉碎人民的敵人，喚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為青年人的楷模，他們不僅經濟上有好處，還能得到升遷。”
二 高尚的理想與陰暗的現實
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使得無數蘇聯人，包括蘇維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為血腥鎮壓的受害者。苦難是最好的清醒劑，也是最好的現實教育。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越來越多人對製度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產生疑問。進行殘酷統治的是一個暴力製度，一部由那些特別暴戾、殘忍、冷酷的人開動和維護的鬥爭絞肉機。崇尚暴力的人們一旦開創、建立了一個他們想要的製度，這個製度便會自動挑選與其一致，會不擇手段保證它不斷維持統治的幫凶和投效者。這便是暴力製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續機製。
開創者與繼承者的傳承關係是在製度的同質延續中建立的，民眾對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會成為對這個製度的失望。美國曆史學家艾米·奈特指出，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為貝利亞是蘇聯製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時期蘇聯製度的本質了”。捷克作家哈盧比說，”每個國家都存在少量會成為罪犯的人。在極權專製國家，這樣的人機會最好。他們不僅有機會得以發達，而且有機會為服務於偉大事業感到自豪。”貝利亞官運亨通是因為斯大林賞識他，斯大林這樣的領袖才需要貝利亞這樣的副手。奈特寫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們做決定都根本不考慮蘇聯人民。讓這些統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們都極端鄙視個體的人，都毫不心軟地殘害人民。”
一個製度與它的領導人和主要運作者的素質之間有著密切關係，這些人的邪惡一定會對體製的可信度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造成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蘇聯史專家霍蘭德指出，”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造就群體意識、建立公民與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把群眾當作能夠做抉擇的負責成年人。”但是，蘇聯社會裏充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迫害政治異己的暴行，毫無正義可言。人們生活在害怕被出賣和背叛的恐懼之中，彼此或與領導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難有信任。政府更是對民眾頤指氣使，把他們當成弱智來對待。強權統治”背棄了所有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理想，而代之以一個無處不在的、無以複加的謊言體製”。波蘭詩人亞曆山大?瓦特曾是一位黨員,他之所以對共產主義幻滅，就是因為痛恨其已經變成謊言，他說，”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饑餓，如果這些不是被謊稱為自由、正義、幸福生活，會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壞事本來就夠壞了，把壞事謊稱為好事，那就更壞了，更讓人懷疑和不相信謊言的宣傳。蘇聯哲學家康恩指出，理想與實踐的嚴重不符是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造成帝國崩潰的原因包括蘇聯人的心理危機。這種危機從1970年代就已經纏上了蘇聯社會，1980年代終於將它拖跨。冷漠、犬儒主義、酗酒……都是蘇聯崩潰的因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它的設計師低估了社會憤怒的程度，自從意識形態神話破產後，這種憤怒便已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
三 信仰與偽信仰
第三重信仰危機，來自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本身有缺陷，並無法通過自身來克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家吉拉斯指出，共產主義失敗是”自我毀滅”的結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毀的，”共產主義觀念本身就包含了後來崩潰的種子。這個結果早已在共產主義觀念裏等著發生了。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別人殺死的。它自己慢慢爛掉了……讓人們看清不過是一個徹底平庸、極端簡單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也許能激勵我們去犧牲，有高尚的行為，但也是靈魂的鴉片，令人神智不清。隨著這個理想所助長的醜惡現實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們麵前，它也就幹枯死亡了。”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斯大林主義實踐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產主義信仰被蘇聯人拋棄，要為之擔負責任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或貝利亞的個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而是共產主義本身。用哈盧比的話說，馬克思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最重要的紐帶便是二者都”信奉無情殘害的階級鬥爭”。霍蘭德對階級鬥爭有類似的看法：”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製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一位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級領導反思道，蘇聯共產主義比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更邪乎，因為”它欺騙地利用了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而納粹則畢竟還未如此”。英國作家、政治評論員瓊斯認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蘇聯，”其他國家沒有像蘇聯這麽自我傷害的，殺了這麽多自己國家的人民”。
蘇聯當然並非是唯一如此的國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來推行的迫害和殺戮，它的對象不僅是”敵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誌、戰友，甚至連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喬治·奧威爾在討論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時認為，曾經是共產黨員的凱斯特勒對”革命”就經受了這樣的幻滅，”革命本身就是個腐敗的過程。不光權力導致腐敗，獲得權力的方式也導致腐敗。因此，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大清洗）的審訊室；列寧導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寧活著，他也會跟斯大林一樣”。
波蘭哲學家柯拉柯夫斯基指出，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人們看清這一點，便不可能再把它當作信仰。霍蘭德則指出，一個政權靠烏托邦式的理想來支撐，並以它的名義實行高度集權，這樣的製度要比既無須烏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權的體製不穩定得多，它需要不斷用暴力維持穩定，越使用暴力，實際上越不穩定。蘇聯的製度不如西方民主製度穩定，道理即在於此。想讀更多此類精彩文章請加微信：qss7909。
這是蘇聯製度的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外來威脅造成的。以為權力可以把社會的方方麵麵包括人們的信仰全都管製起來，這本身就是烏托邦的觀念。美國學者派普斯認為，這種讓人厭惡的管製方式最終成為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這種管製式統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麵都規範起來，營造一個取消道德選擇和差別的社會環境，代之以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徹底和諧”。
這樣的管製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本來很平常的生活小事，都成為具有政治含義的反抗。蘇聯政治笑話許多都不是針對政府、政黨、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對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製之事的謔戲回應，正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被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所管製的，所以對它們的謔戲也就成為對這一權威的冒犯和不敬，包括那個他們裝作相信但實際上已經不信的信仰。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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