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雁
“麵具人”難以充當體製的基礎
一旦壓力減輕，強製社會“便會很快喪失自身的潛力”，因此，政權隻有不斷加大對民眾的控製才能保持住。即便統治者獲取的資源足夠保持控製力度，嚴控效應也會遞減。因為人們對恐懼感的麻木程度會增加，輿論控製和個人崇拜隻能在某一階段湊效，而且不可以重複使用。它隻能被迫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越來越大的成本，稍一放鬆就如麥德維傑夫所說，“釋放出來的自由的火花就像叢林大火一樣迅速燎原，將帝國的大廈燒毀”。後斯大林時代，盡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大搞個人崇拜和嚴刑峻法，所推行的書報檢查製度和壓製思想的程度力度不比任何一個時代減少，1969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思想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概念，組建了專項負責知識分子“思想動態”的克格勃第五局，“糾正一切意識形態的偏離傾向”，可人們的免疫程度卻大大提高了，人們已經厭倦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頂端的腐敗與偽裝，使政府和政治家沒了早期領導人的道義感召力，他們的“剛性”因為官僚主義的實用哲學和“去意識形態化”的物質追求和權力追求而顯得底氣不足了。
由於恐怖效應，這種體製必然會造就大量的麵具人和兩麵派，這種社會內的人可以分為四種：
1.認同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者(忠實信仰者也有，但畢竟是少數)；
2.公開表明觀點的持不同政見者；
3.不讚成當權者做法，但不敢公開發表真實想法的麵具人；
4..逃避國家的控製、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
其實，在這種體製能正常運轉的情況下，第1種和第3種、第2種和第4種無法區分。人們看得見的隻有兩種人——鐵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兩頭都很少，中間大多數是那些可以隨時改變信仰的被迫者或趨炎附勢者，以及蟄伏於地下的“民間力量”，他們都在根據政治天平擺動伺機而動，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麵具人是這個社會的一大特點。
比如1985年民調，99%的人都表示擁護蘇共，1988年12月新選舉法通過後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額選舉，1989年4月選舉結果，擁護率馬上就減少了1/3，葉利欽、薩哈羅夫、波波夫、索布恰克這些民主派紛紛當選，之所以還有不少共產黨員當選，是因為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員”，1990年蘇共支持率更進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這些人僅僅過了幾年想法就改變了？不是，唯一改變的是，龐大的兩麵派陣營不再害怕表達真實的信念。“雖然不可能知道社會內部到底有多少兩麵派，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管製性的社會裏人們不能自由地表達思想，把越來越多的忠實信仰者推向兩麵派陣營，而一旦他們不再恐懼地與政權疏遠，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陣營中了”，麵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據政治力量的平衡轉化成“反體製”的鬥爭智慧的，原本就熱鬧非凡的“地下活動”也會隨之浮出水麵而公開化。1988年末，多黨製還是個具有負麵意義的詞匯，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代會閉幕時，在近700個接受調查的與會者中，約有42%的人稱他們反對一黨政治。
缺乏公開性損害了政權自身
這種體製形成的“社會國家化”的致命弱點，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內務委員會禁止了120多個全國性社會組織的活動。斯大林說，“保證黨的領導”是這些非黨社團“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點”。在這種體製下的群眾組織隻不過是官僚機器上的衍生品。
人所周知，鐵幕國家沒有社會，人們隻知道政府，不知道政府之外還有其他社會組織。托洛茨基就說過，國家可以“強製性幹預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麵”。1929年以後，蘇聯工會唯一任務是動員勞動者完成國家計劃。上世紀20年代以後，蘇聯沒有一家真正的社會組織，所有個人都是被國家“綁架”的人質，社會主動性被斬斷，“對業餘空間的侵犯、對日常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種常態。1930年代的所謂社會組織是200萬黨員、400萬團員、1200萬國防建設促進會會員、1700工會會員和300萬工農通信員，所有這些社會組織都必須嚴格服從國家政權，不能展現自我發展機製的社會功能。社會束縛於政權之下就等於斬斷了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窒息了自身的創造性因素，這種同構性的社會結構既穩定也脆弱，就像沒有牢固地基的建築物，立在那裏的時候光鮮高大，稍遇地震就會整體垮塌。
蘇共對社會的改造是以控製為主，黨控製了所有社會資源，使單位觸角滲透在社會生活每個角落，組織無所不能地侵吞著私人空間，毀掉了正常社會應有的民間生長土壤和運行機製，卡死了民間活力，把所有社會組織都視為反動組織而取締，剪除了傳統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會自救模式成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統統喪失。
2010年10月，我們在與俄羅斯《祖國曆史》主編梅杜舍夫斯基座談中，他說俄國學者也在反複討論，國家公權與個人信息自由之間的界線在哪裏？統治者總是以為把所有事情都把握在可控範圍內，就可以做到有效防範和治理。殊不知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說，就從統治者立場看，首先是阻礙了自己的眼界，造成信息來源的單一化。比如說各地區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於自己“政績”的。其次，在高度控製的社會中，信息鏈條中間環節過多會降低決策靈活性，也會影響到領導者的判斷力。斯大林就因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判斷，大量工作“無效化”，使體係陷入癱瘓，靠慣性運作。勃列日涅夫時代，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著名人物的有幾套班子，致使索爾仁尼琴的卷宗多達105卷，薩哈羅夫的卷宗多達505卷，這幾套係統內部的意見常常不統一，人人都替自己盤算而算計讓別人擔責，注定效率低下和被動局麵。
勃列日涅夫有一個圍繞他的20多人的秘書組和寫作班子，在他兩次中風以後，基本上處在不“親政”狀態，寫作集體最大的工作就是對勃氏進行“讀心術”，靠揣測勃氏意圖進行“領導講話”的編寫，勃氏唯一任務就是不出錯地朗讀好這些稿件。而寫作團隊又分好幾派，他的政策也就兩邊晃悠，而且因為寫作班子是集體行為，最後定稿往往是把鋒芒都磨掉後的妥協物，導致空話、廢話、套話、假話連篇。
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
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人們常說，蘇聯劇變是因為經濟沒搞好，引起人民的不滿導致劇變。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對。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已邁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工業開始反哺農業，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但當局把生活定義為沒有任何客觀、內在的意義，對幸福的理解就是對物質的保證，對身體主觀需求的滿足。這些人以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想當然的認為，民眾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體製”衝動，“被禁錮的頭腦”是可以用物質手段收買的，國家既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人們就會滿足於過自己的小康日子，拿個人自由與安全作交換。但實際上並不如此。
蘇聯到1970年代有免費教育、收費極低的兒童保育、廉價住房、便宜的休假製度、穩定的養老退休製度、免費醫療；勃列日涅夫時代，居民工資收入增長1倍，遠高於物價上漲水平，每10戶人家擁有9台電視機，4輛汽車，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決長期住房，租房費隻占月均工資2%-3%；文化事業發展也很快，1987年人均影劇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從統治者角度看，有平等沒有自由會比有自由沒有平等更能創造穩定的社會。人們在談論持不同政見時說，“他們缺什麽？高工資！公寓！他們本來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但為什麽他們會成為“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先鋒”呢？道理就像但丁所說：我個人有足夠的麵包吃，我並不是為麵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都是衣食無憂的貴族，沙皇一直想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造反。所有的統治者一直沒明白一個道理：隻有執政者適應曆史麵貌，而不可能使曆史麵貌符合執政者的觀念。
關鍵問題就在於，上述這些人並不是為物質利益而呐喊，並不是為個人呐喊。對一般人來說，很容易把“民主與福利“混同起來，但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麥德維傑夫在沒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之前個人工資遠高於人均工資。麥德維傑夫說，“很多東西不僅靠暴力維持，也靠欺騙和偽造維持。過去因為欺騙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權以後，對過去的罪惡是要揭露的”。因為這種恩賜的福利既沒有製度保障，也缺乏合法來源，薩哈羅夫說，蘇聯遺產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屬性，人民與當局的關係如同是對聾啞人的對話，社會抵觸情緒已近飽和，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急劇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過極限，靠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忽悠”或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不可能使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衝毀或削弱，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麽無論看起來多麽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年正式發生了這樣的劇變”。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就看到了這一點，當民粹派說均貧富比言論自由更重要時，受到列寧如下痛斥：“為了虛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爭取政治自由這一最直接最重要任務的圖謀”，就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如果把結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發瘋！”但他掌權後自己恰恰進行了這樣的“背叛”。直到1988年，蘇聯結束書報檢查製度，對開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開性被各階層所接受，尤其是知識分子最歡迎公開性。僅僅改善物質條件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求進一步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赫魯曉夫打開後的鐵幕透出了一線縫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這扇窗口，但他沒有想到，打開的窗子可以合上，開啟在人們心中的窗子卻關不上了，反而愈發吊起人們的胃口，愈發想要了解外麵的世界。統治者這才意識到，斯大林時代回不去了。人們沒有說什麽的自由、寫什麽的自由，但有不看什麽的自由、不聽什麽的自由。他們沒有宣傳自己思想的權利，但可以有避開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蘇聯有一篇文章叫《‘真理報’沒有讀者》)。正如梅德韋傑夫所說：“假如人們感覺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沒有民主，或者民主出了問題。隻有當公民本身認為自己是自由的，那時才開始有民主”。
據美國學者魯道爾夫對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樣分析，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7個方麵：政治民主、民族權利、人權-社會法治、宗教自主性、創作自由、發展和理性、生活質量。“生活水平的提高”隻是訴求中的最後一項。蘇聯末期更加明顯：1988年7月《莫斯科新聞》報道了一個民意測驗，測的是“對現狀的不滿是來源於商品匱乏、法律不健全，還是缺乏社會正義”，大約有半數蘇聯人不認為自己生活在“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中”，缺乏社會正義占了第一位。可見，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飽的奴隸也還是渴望自由的。
“麵具人”難以充當體製的基礎
一旦壓力減輕，強製社會“便會很快喪失自身的潛力”，因此，政權隻有不斷加大對民眾的控製才能保持住。即便統治者獲取的資源足夠保持控製力度，嚴控效應也會遞減。因為人們對恐懼感的麻木程度會增加，輿論控製和個人崇拜隻能在某一階段湊效，而且不可以重複使用。它隻能被迫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越來越大的成本，稍一放鬆就如麥德維傑夫所說，“釋放出來的自由的火花就像叢林大火一樣迅速燎原，將帝國的大廈燒毀”。後斯大林時代，盡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大搞個人崇拜和嚴刑峻法，所推行的書報檢查製度和壓製思想的程度力度不比任何一個時代減少，1969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思想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概念，組建了專項負責知識分子“思想動態”的克格勃第五局，“糾正一切意識形態的偏離傾向”，可人們的免疫程度卻大大提高了，人們已經厭倦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頂端的腐敗與偽裝，使政府和政治家沒了早期領導人的道義感召力，他們的“剛性”因為官僚主義的實用哲學和“去意識形態化”的物質追求和權力追求而顯得底氣不足了。
由於恐怖效應，這種體製必然會造就大量的麵具人和兩麵派，這種社會內的人可以分為四種：
1.認同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者(忠實信仰者也有，但畢竟是少數)；
2.公開表明觀點的持不同政見者；
3.不讚成當權者做法，但不敢公開發表真實想法的麵具人；
4..逃避國家的控製、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
其實，在這種體製能正常運轉的情況下，第1種和第3種、第2種和第4種無法區分。人們看得見的隻有兩種人——鐵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兩頭都很少，中間大多數是那些可以隨時改變信仰的被迫者或趨炎附勢者，以及蟄伏於地下的“民間力量”，他們都在根據政治天平擺動伺機而動，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麵具人是這個社會的一大特點。
比如1985年民調，99%的人都表示擁護蘇共，1988年12月新選舉法通過後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額選舉，1989年4月選舉結果，擁護率馬上就減少了1/3，葉利欽、薩哈羅夫、波波夫、索布恰克這些民主派紛紛當選，之所以還有不少共產黨員當選，是因為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員”，1990年蘇共支持率更進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這些人僅僅過了幾年想法就改變了？不是，唯一改變的是，龐大的兩麵派陣營不再害怕表達真實的信念。“雖然不可能知道社會內部到底有多少兩麵派，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管製性的社會裏人們不能自由地表達思想，把越來越多的忠實信仰者推向兩麵派陣營，而一旦他們不再恐懼地與政權疏遠，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陣營中了”，麵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據政治力量的平衡轉化成“反體製”的鬥爭智慧的，原本就熱鬧非凡的“地下活動”也會隨之浮出水麵而公開化。1988年末，多黨製還是個具有負麵意義的詞匯，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代會閉幕時，在近700個接受調查的與會者中，約有42%的人稱他們反對一黨政治。
缺乏公開性損害了政權自身
這種體製形成的“社會國家化”的致命弱點，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內務委員會禁止了120多個全國性社會組織的活動。斯大林說，“保證黨的領導”是這些非黨社團“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點”。在這種體製下的群眾組織隻不過是官僚機器上的衍生品。
人所周知，鐵幕國家沒有社會，人們隻知道政府，不知道政府之外還有其他社會組織。托洛茨基就說過，國家可以“強製性幹預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麵”。1929年以後，蘇聯工會唯一任務是動員勞動者完成國家計劃。上世紀20年代以後，蘇聯沒有一家真正的社會組織，所有個人都是被國家“綁架”的人質，社會主動性被斬斷，“對業餘空間的侵犯、對日常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種常態。1930年代的所謂社會組織是200萬黨員、400萬團員、1200萬國防建設促進會會員、1700工會會員和300萬工農通信員，所有這些社會組織都必須嚴格服從國家政權，不能展現自我發展機製的社會功能。社會束縛於政權之下就等於斬斷了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窒息了自身的創造性因素，這種同構性的社會結構既穩定也脆弱，就像沒有牢固地基的建築物，立在那裏的時候光鮮高大，稍遇地震就會整體垮塌。
蘇共對社會的改造是以控製為主，黨控製了所有社會資源，使單位觸角滲透在社會生活每個角落，組織無所不能地侵吞著私人空間，毀掉了正常社會應有的民間生長土壤和運行機製，卡死了民間活力，把所有社會組織都視為反動組織而取締，剪除了傳統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會自救模式成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統統喪失。
2010年10月，我們在與俄羅斯《祖國曆史》主編梅杜舍夫斯基座談中，他說俄國學者也在反複討論，國家公權與個人信息自由之間的界線在哪裏？統治者總是以為把所有事情都把握在可控範圍內，就可以做到有效防範和治理。殊不知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說，就從統治者立場看，首先是阻礙了自己的眼界，造成信息來源的單一化。比如說各地區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於自己“政績”的。其次，在高度控製的社會中，信息鏈條中間環節過多會降低決策靈活性，也會影響到領導者的判斷力。斯大林就因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判斷，大量工作“無效化”，使體係陷入癱瘓，靠慣性運作。勃列日涅夫時代，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著名人物的有幾套班子，致使索爾仁尼琴的卷宗多達105卷，薩哈羅夫的卷宗多達505卷，這幾套係統內部的意見常常不統一，人人都替自己盤算而算計讓別人擔責，注定效率低下和被動局麵。
勃列日涅夫有一個圍繞他的20多人的秘書組和寫作班子，在他兩次中風以後，基本上處在不“親政”狀態，寫作集體最大的工作就是對勃氏進行“讀心術”，靠揣測勃氏意圖進行“領導講話”的編寫，勃氏唯一任務就是不出錯地朗讀好這些稿件。而寫作團隊又分好幾派，他的政策也就兩邊晃悠，而且因為寫作班子是集體行為，最後定稿往往是把鋒芒都磨掉後的妥協物，導致空話、廢話、套話、假話連篇。
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
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人們常說，蘇聯劇變是因為經濟沒搞好，引起人民的不滿導致劇變。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對。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已邁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工業開始反哺農業，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但當局把生活定義為沒有任何客觀、內在的意義，對幸福的理解就是對物質的保證，對身體主觀需求的滿足。這些人以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想當然的認為，民眾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體製”衝動，“被禁錮的頭腦”是可以用物質手段收買的，國家既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人們就會滿足於過自己的小康日子，拿個人自由與安全作交換。但實際上並不如此。
蘇聯到1970年代有免費教育、收費極低的兒童保育、廉價住房、便宜的休假製度、穩定的養老退休製度、免費醫療；勃列日涅夫時代，居民工資收入增長1倍，遠高於物價上漲水平，每10戶人家擁有9台電視機，4輛汽車，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決長期住房，租房費隻占月均工資2%-3%；文化事業發展也很快，1987年人均影劇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從統治者角度看，有平等沒有自由會比有自由沒有平等更能創造穩定的社會。人們在談論持不同政見時說，“他們缺什麽？高工資！公寓！他們本來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但為什麽他們會成為“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先鋒”呢？道理就像但丁所說：我個人有足夠的麵包吃，我並不是為麵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都是衣食無憂的貴族，沙皇一直想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造反。所有的統治者一直沒明白一個道理：隻有執政者適應曆史麵貌，而不可能使曆史麵貌符合執政者的觀念。
關鍵問題就在於，上述這些人並不是為物質利益而呐喊，並不是為個人呐喊。對一般人來說，很容易把“民主與福利“混同起來，但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麥德維傑夫在沒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之前個人工資遠高於人均工資。麥德維傑夫說，“很多東西不僅靠暴力維持，也靠欺騙和偽造維持。過去因為欺騙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權以後，對過去的罪惡是要揭露的”。因為這種恩賜的福利既沒有製度保障，也缺乏合法來源，薩哈羅夫說，蘇聯遺產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屬性，人民與當局的關係如同是對聾啞人的對話，社會抵觸情緒已近飽和，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急劇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過極限，靠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忽悠”或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不可能使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衝毀或削弱，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麽無論看起來多麽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年正式發生了這樣的劇變”。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就看到了這一點，當民粹派說均貧富比言論自由更重要時，受到列寧如下痛斥：“為了虛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爭取政治自由這一最直接最重要任務的圖謀”，就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如果把結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發瘋！”但他掌權後自己恰恰進行了這樣的“背叛”。直到1988年，蘇聯結束書報檢查製度，對開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開性被各階層所接受，尤其是知識分子最歡迎公開性。僅僅改善物質條件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求進一步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赫魯曉夫打開後的鐵幕透出了一線縫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這扇窗口，但他沒有想到，打開的窗子可以合上，開啟在人們心中的窗子卻關不上了，反而愈發吊起人們的胃口，愈發想要了解外麵的世界。統治者這才意識到，斯大林時代回不去了。人們沒有說什麽的自由、寫什麽的自由，但有不看什麽的自由、不聽什麽的自由。他們沒有宣傳自己思想的權利，但可以有避開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蘇聯有一篇文章叫《‘真理報’沒有讀者》)。正如梅德韋傑夫所說：“假如人們感覺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沒有民主，或者民主出了問題。隻有當公民本身認為自己是自由的，那時才開始有民主”。
據美國學者魯道爾夫對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樣分析，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7個方麵：政治民主、民族權利、人權-社會法治、宗教自主性、創作自由、發展和理性、生活質量。“生活水平的提高”隻是訴求中的最後一項。蘇聯末期更加明顯：1988年7月《莫斯科新聞》報道了一個民意測驗，測的是“對現狀的不滿是來源於商品匱乏、法律不健全，還是缺乏社會正義”，大約有半數蘇聯人不認為自己生活在“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中”，缺乏社會正義占了第一位。可見，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飽的奴隸也還是渴望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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