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用美、想像與魔幻思維的“撞擊力”，最能夠使我們在最平庸、凡俗、忙碌、無暇思索的環境中，搶下一個慎思明辨的“空”間。說得更準確一點，文學最能夠幫助我們找回在夜深人靜時與自己靈魂素麵相對的能力。
文學有用嗎
煞到你
有一年，我在法蘭克福看了一場藝術展覽，一進門馬上有一個展品吸引我的注意，讓我站在它麵前看了很久。它是玻璃器皿，形狀為一顆眼淚，總共一百個裝著眼淚的玻璃瓶一字排開，展品名稱為“一百個人的眼淚”。
我站在那裏，覺得震撼，很多念頭與問題電光石火一樣地穿過我的腦子。
我想問：“究竟如何取得一百個人的眼淚？”“是一百個人自己取自己的眼淚，再放到器皿裏嗎？”“還是這個藝術家找了一百個人，等到他哭的時候，把眼淚放進器皿裏？”“裏頭裝的眼淚，是什麽性質的眼淚？是喜極而泣，還是傷心欲絕的眼淚？抑或帶著這個小器皿，到廚房裏切洋蔥，或者噴胡椒，噴出來的眼淚再把它們接住？”當然也可能不是以上這些方法，而是像化學家一樣，把水、鹽等等化學元素組合成一顆百分之百的眼淚，放進裏麵。如果是這樣，有很多問題要出現了：作為藝術家，你到底想表現什麽？如果作為一個藏在別人房子角落裏的人，等到他情感激動時，趕快去接眼淚，這種藝術呈現，到底是真實抑或虛偽，界線在哪裏？如果這個眼淚，是洋蔥激出來的眼淚，與痛不欲生時流出來的眼淚，差別在哪裏？如果是用水、鹽與各種化學成分組合成百分之百的眼淚，卻不來自一個眼睛，而且不帶有人的情感，裝在小小的容器裏，它是不是眼淚？
電光石火之間，我明白，藝術與文學的作用是一樣的，藝術透過實體的形式展覽，文學透過文字來“煞到”你。
其實宗教中所謂的禪修和頓悟，所要促成的也不過是那一刹那間的撞擊，使你進入另外一個境界，抽離每天早上起床刷牙、上班、打電話、電腦上網的慣性，把你從非常密集的流程裏抽離出來，得到一個俯瞰的角度，看著自己的存在，以及你與所處的時代、空間之間的關係。“眼淚”這件藝術品促使我進入更深一層的“思”。
第二，我想說的是文學也促成了“辨”，這就回到儒家幾千年前就重視的“思辨”，所謂學問就是“慎思明辨”。
藝術與文學中有份很強烈的作用力，就是“辨”這個字，使你比較有能力分辨最細微的現象與幽微的情感。這種細微的現象與幽微的情感，在你日常生活慣性中，是完全盲目的。譬如你們現在坐在這個地方，眼睛看著我，是否同時感覺到旁邊有拱門，拱門有簾幕，外麵有光從簾幕射進來？而你們今天到這裏來的路上，有沒有從感官之中注意到今天的上海，是否有陽光？是什麽樣的陽光？當陽光從外麵透過薄紗窗簾照進來，經過過濾，有點朦朧、模糊的，與另外一個時空裏陽光的質感完全不同。在生活的過程裏，我們對細微的現象與幽微的情感往往是視而不見的。而當文學一下子“煞到”你，你會突然有所發現。
“辨”當然也牽涉到文學的一個作用：顛覆。我們在平常慣性的定律裏，對很多事情有刻板、製式、主流、約定俗成的成見；但是，文學有一種魅力，撞到你的時候，會使你赫然發現原來的位置被顛覆了，突然發現事情不應該這麽看。用“思”與“辨”來說，文學的思辨最核心的對象，與傳統的慎思明辨有一點差異，以儒家來說，核心對象是國家、政治，是“天下事”、“風聲、雨聲、讀書聲”。可是，文學的深思與細微的分辨核心對象是：人性。
是屍體還是遺體？
一位醫學係教授，帶我去看他上解剖學，我從來沒看過屍體被打開，他問我會不會不能承受？我說：“你放心！作為一個寫作的人，什麽都可以承受。”那堂課有十三個小時長，我從來沒有注意過解剖學是怎麽上的，也不知道解剖學教室裏有沒有氣味，在毫無概念的情況下，他讓我穿上白袍，就進去了。現場是像現在這樣大小的廳，總共十八個台子，十八具泡過福馬林的屍體，每一個台子都圍了二十幾個學生，是將來的醫生。
首先，請問我應該用“屍體”還是“遺體”？中間的差別在哪裏？如果說“屍體”的話，中間是否會有很多問題可以繼續往下想？如果說“遺體”的話，是否整個情感都會不一樣了？我想你們應該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這些十八歲的孩子們，將來要成為醫生，他們將來會如何對待我們呢？
那天解剖課的內容，是如何用手裏的刀與鋸子，把胸腔蓋打開。在我看來，他們似乎都是第一次上課的學生。既然不能夠拍照，我隻好拿著本子寫生，去畫他們。我的樣子很像教授，當我穿過去的時候，就有學生拿著沾血的鋸子，來問我要從哪裏下刀？
我很細地去看這十八具遺體，也看見學生在用刀的時候，其實不知道從哪下，一下子切到骨頭，又碰到神經，也不知道組織、神經、皮與肉之間如何分開，就在那裏鋸來鋸去。切出來很多沒有用、血肉模糊的東西，就丟到小桶子裏。老師一桌一桌地巡，告訴他們筋與絡之間的空隙應該如何尋找，如何一刀切入。
記得《庖丁解牛》的故事嗎？梁惠王來看廚子“丁”如何解掉一頭牛，發現他“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一切一割，一收一納之間，完全像音樂。梁惠王大吃一驚，問這是怎麽一回事？神奇的庖丁說，我開始去解剖牛的時候，眼睛看到的是一整頭牛，可是，三年以後，我根本看不到全牛，隻看得到局部，局部被放得非常大。到了今天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一頭牛的屍體放在我麵前，我不用眼睛去看牠，而是用神遇，對它的組織、肌理熟悉到一個程度，拿刀的時候，筋骨間的空隙、組織的肌理，筋絡緊密相連之處，刀一下去完全不會碰到，從空隙間一刀而下。
但是，當我在解剖室想著《庖丁解牛》時，注意到了，眼前陳列的不是牛。這十八具遺體，每一個人死因不同，性別不同，來處不同。本來以為這些屍體是捐贈的大體，後來老師告訴我，香港捐贈遺體做解剖並不風行，很少人捐贈大體；因此，這十八具都是路倒的無名屍，其中有很多年老的男性、女性。但是，我看到其中一具是相當年輕的歐美白人，赤裸而鮮活，看起來完全像是睡著了。他有什麽樣的人生曆程，會有一天倒在香港的路上，變成一具無人認的屍體，最後躺在解剖台上，讓一些鋸子都還不知道怎麽拿的孩子們，打開他的胸腔？
這堂解剖課，我們正在教年輕人如何在外科手術變成科學的庖丁，變成對人體結構認識最有本事的專家。可是，這些年輕人將來要麵對的不是牛，而是人。在醫學教育裏，在什麽課堂裏會教這些學生操刀技術之外其他的問題？當十八歲的孩子，拿著沾血的鋸子，麵對路倒的無名屍，他與屍體之間是什麽樣的生命關聯？
這兩百個穿著白袍的十八歲學生，在那個房間裏麵對的是死亡，可是，他這一生的任務將會是麵對生命。他們麵對死亡的目的，是為了麵對生命。我們會在什麽時候教他們思考，生命來自哪裏？又要往哪裏去？他在生命來去之間的位置在哪裏？他“庖丁解牛”的技術學得再好，是否在心裏思索過終極目的是什麽？這些問題在醫學教育裏有教嗎？還是其實不知道從哪裏教起？
我想說的是，這些可能正是文學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
透過文學，可以讓手裏拿著鋸子，麵對身體的孩子們比較容易認識“人”。否則，我很難想像，技術非常好的現代庖丁，卻對痛苦、絕望、煎熬沒有任何理解與認識；或者對於人性的複雜、懦弱與堅定，從來沒有經曆；甚至也從來就沒人跟他談過背叛、真誠的愛與愛的能量。我很難想像他以後要如何麵對必須處理的生命？
我隻是用醫學作一個例子。但是，如果你要問：“龍老師，我們是商學院的！我們跟生命、跟人關係不大。”你們之中有人這樣想嗎？如果有的話，那問題很大。如果對於人心靈的虛偽與真誠、對於愛和恨沒有過認識，那麽正義與不正義放在一起時，如何做細微的辨別？或者當兩種不正義被放在一起的時候？如果從來沒有思索過這一類的問題，這個人將來要做律師、法官、政治領導，是不是很可怕？
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事情發生之後，香港恒生銀行總行前，每天會看到一個老太太，一個人孤單坐在大樓前麵，放一台小小的錄音機，播放類似詛咒的哭調，因為她一輩子的積蓄付諸流水。她沒有任何其他的方式來伸張自己的委屈，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像到廟裏燒香的婦女一般，放哭調。請問，商學領域與人的痛苦、幸福真的沒有關係嗎？
看見看不見的
如果你還沒有進入文學的領域，我再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文學如何讓你看見你平常看不見的東西。
我們對於老年喪偶者，一般的認識是透過以下典型的描述：喪偶的老人得到憂鬱症的比例是有偶老人的兩倍。居喪綜合症最常見的表現是出現多種心理障礙，如沉默寡言、神情淡漠、對周圍事物不感興趣等症狀。有些人症狀長期持續，飲食不振、夜不能眠、麵黃肌瘦、呆木遲鈍、迅速蒼老，甚至產生厭世心理而自殺。
如果用文學來認識這種現象或情感，是怎樣的狀態呢？回想一下元稹的《遣悲懷》：
閑坐悲君亦自悲，
百年都是幾多時。
鄧攸無子尋知命，
潘嶽悼亡猶費詞。
同穴窅冥何所望，
他生緣會更難期。
唯將終夜長開眼，
報答平生未展眉。
文學與一般文字是不一樣的。喪偶老人的“症狀”，在這首詩裏呈現了更真切的內在情感。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我們都知道西元七五五到七六二年的安史之亂，課本上大概就是這樣的描述：“對社會的破壞極大，主要是在北方的黃河流域，戶口減掉五分之四，人口減掉三分之二，人民喪亂流離等，整個城空掉，人皆消失。”這個描述，就讓你體會了那悲慘的景況嗎？
唐肅宗乾元二年，郭子儀與其他九個節度使，帶了六十萬大軍包圍安慶緒，可是指揮太亂，大軍潰敗，必須在洛陽以西到潼關一帶大量抓兵。杜甫剛好從洛陽經過潼關，目賭抓兵的狀況，寫了《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迎。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文學，像照相機一樣拍下一個鏡頭，與之前對安史之亂的說明相較，給你的震動是不一樣的，文字的重量就在這裏。
所以，可以有一種主流敘述，描繪戰爭的偉大，或者光榮的勝利。但是，透過文學，你可以看到大樹林裏的一棵樹是怎麽回事，或者可以看見一棵樹上的一片葉子是怎麽回事。一片葉子從不同角度看，陽光照下來的時候看，雨水打下來的時候看，用各種不同角度的細微看，這隻有文學做得到。
與靈魂素麵相對
今天，還想與你們分享兩個流亡作家，他們都不是中國人。
“思”與“辨”之間，文學對人性的深刻探討還可以幫助自己認識到存在的處境，得到一種俯瞰的角度，在一個極其安靜的時刻，看自己的生存處境以及處境與時代之間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海涅的歌曲吧，最有名的是《羅蕾萊》。海涅的詩有三千多首被譜成歌—歌德隻有一千七百首—詩與音樂結合之後，擴散的力量就更大。海涅在大家的認知中是一個浪漫、抒情的詩人，但並非如此簡單。
想一想當時的背景，一七八○年代歐洲爆發“法國大革命”，有如原子彈爆發一樣，將政治思潮向外輻射出去。那時的德國還不是一個國家，是由很多獨立的小城邦組成的。在十八世紀德國的語境裏，有一個名詞叫“西方文明精神汙染”，指的就是來自德國的西方—英國與法國—的自由思想與開明的政治改革。一七九七年海涅就出生在一會兒屬德國、一會兒屬法國的小城，但凡在法國統治裏，都是開明政治，德國一搶回來，馬上就進行思想箝製，嚴格控管出版。海涅在成長過程中，講德語卻向往法國思想，認為那是先進的文明。他對於祖國—德國—的認同，不是政治上的認同，而是文化上的認同。他曾經寫過充滿愛國情操的詩：
我曾有美好的祖國
高聳的橡樹溫柔的紫羅蘭
祖國以德語親我，以德語慰我：
（難以想像的悅耳）“我愛你”
但他同時在思考怎麽去對付剝奪他自由的體製，他寫下這樣的詩：
德國審查者們□□□□□□□□
□□□□□□□一堆白癡□□□
海涅以這首中間被挖空的詩抗議當時的政治審查。那時德國各邦有各種言論箝製，其中包括對出版的控製：當局估計大多數買書的人都買不超過三百二十頁的書，因此規定凡是超過三百二十頁的書就不必送審。海涅當時的出版社，就把字體放得特別大，讓每一本書都超過三百二十頁，便可以不送審。
在前一首詩裏，你看到他如何熱愛他的語言、文化和他的祖國，後一首詩裏，他表達強烈的抗議。
現在過了快兩百年，我們都知道後來德國發生了什麽事。回頭看海涅在一八四○年說過的話，可以看到文學心靈很強的獨立性，不隨波逐流，也因此能透視現實。海涅當時就說，德國這種狂熱的愛國主義，是有一種完全排外的、仇外的基礎，在德國的土地上，愛國主義一定會打敗普世價值。所以當時他呼籲，如果普世價值趕快搶先，說不定還會有希望。
一八一九年，這個進步青年到了柏林。那些年，所有進步的公共知識分子，包括非常有勇氣、熱血奔騰的大學生們，紛紛走上街頭，訴求德國統一。在一個大型的群眾集會裏，一個非常有群眾魅力的演講者慷慨激昂地號召大學生：“凡是不愛國的書，我們把它燒掉！”那些書就在熊熊烈火中被燒掉了。
可是二十幾歲的詩人海涅說：“今天你會燒書，明天你就會燒人！”曆史的災難總是“始於焚書，終於焚人”。海涅一八二一年說的這句話，證諸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納粹在柏林焚書，以及後來的大屠殺。這預言令人毛骨悚然。
海涅成為“大預言家”，並不是因為他是多麽了不起的曆史學家或趨勢專家，而是因為他有一顆深刻的文學心靈。
回到前麵與大家分享的：文學最深的、最本質的地方，就是文字的魅力會促使你去“思”與“辨”，當你有深刻的思辨能力時，你才可能在二十四歲時看見這樣深沉的東西。
另一個作家，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米蘭·昆德拉，他在二○○九年的作品《遇見》裏說：“小說家永遠在一個人生的實驗室裏麵。”請問在實驗室裏做什麽呢？他永遠在看，永遠在觀察，永遠在思索，永遠在設法做大膽的假設，在推翻自己的前一個假設。
小說家不斷在追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的存在是什麽意思？”這些思索不僅僅發生在小說家身上，也可以發生在普遍各行各業的人上，不管讀醫、讀商，從事任何一個行業，選擇任何一種誌業，大概都離開不了對人性最深刻的認識。
文學用美、想像與魔幻思維的“撞擊力”，最能夠使我們在最平庸、凡俗、忙碌、無暇思索的環境中，搶下一個慎思明辨的“空”間。說得更準確一點，文學最能夠幫助我們找回在夜深人靜時與自己靈魂素麵相對的能力。
2010年11月20日，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的上海學習中心正式成立，上海複旦大學與香港大學聯合舉辦「傑出學人講座」，邀請龍應台主講「文學有用嗎？」，與港大、複旦的IMBA學生和校友，共享一場文學下午茶。本文為現場實錄，收錄在龍應台新書《傾聽》中，由印刻出版。
轉自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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