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鄭永年先生的近作摘要，《經濟間相互依賴，會減少國家間的衝突？》一文，受益匪淺，也頗有感慨。居然有一點想就此題目寫點想法的衝動。
鄭先生的題目使用了疑問句式的，顯然表示他對此基本持否定的態度，盡管文中並沒有明確的表述。而這幾乎刻意隱含的觀點是符合國際關係事實的。無論曆史還是當代日益一體化的世界所演示的客觀現實表明，經濟間相互依賴與減少相互衝突有緊密的關係，但不是決定性的要素，隻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盡管有時看起來某些衝突的減少，似乎是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加深了的結果。
典型的實例就是中國這幾十年來的經濟開放實踐，與國際關係之間的演變曆史，這是所有研究者可以親身體驗的，並不盡是理論上的推論。而這仍然持續的現實案例，將會不斷地證實以上的論斷。
簡單的說，中國由於主動放棄了冷戰時期政治化的戰略思維，把發展經濟作為優先戰略，同世界各國開展了經濟領域的廣泛合作，推動了國際間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深了相互間的協作程度，至今事實上形成了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間的經濟深度融合，有些幾乎短期內無法離開彼此。在最初20年裏，這種加速的深度的相互需求，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與原世界主要政治經濟大國間的關係，降低了衝突的可能性，也達到了中國政府當初提出的“韜光養晦”，在國際國際上爭取更長的和平發展時間和空間，因而展現出一個合作共贏替代矛盾衝突的新時代的雛形。但現實仍然是苦澀的，甚至是殘酷的。隨著中國力量的崛起，來自國際間越來越多的經濟糾紛近年來密集發生，而與傳統政治，軍事衝突的國家間的關係迅速趨變，甚至出現惡化的跡象，也越來越明顯，更不要說由於戰略改變而改變的傳統友誼國家間的微妙關係了。這種看起來不一定即刻轉化成激烈狀態的各種戰略衝突，恰恰發生在經濟相互依賴達到前所未有深度的情況下。
在討論這個議題時，還應該先定義一下“衝突”的含義。從廣義上講，衝突應該包含國家間所有原本不一致的，而但又需要雙方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必須采取特定方式取得妥協一致的各領域、各層次的矛盾和解決方式。這包括兩個重要的內含，一是衝突的原存性和續發性，即衝突是原本存在的矛盾，隻是時機和條件變化被忘卻或暫時擱置了，或者由於新變化而產生新的矛盾衝突。二是，衝突的解決方式。針對不同的性質和層次的矛盾衝突，而采取程度不同的處理應對方式，這應該是衝突的主要內含。鄭先生文中和本文對於衝突的研討，應該是指比較嚴重情勢下，比較明顯無法有意掩蓋的得了的而不被公眾所知的，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升級到更嚴重狀態的，事關重要國家利益，甚至全麵戰略利益的矛盾衝突和有限的選擇解決方式。
從總體上來看，國家間的衝突及其程度取決於國家的政治關係相互信任和依存程度，當然是和經濟依賴度密切相關，國際關係是靠政治支持和經濟合作，軍事往來，人員交流等冷熱度指標體現出來的。在我看來國家間的關係表現為何種形態，是動態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但無論從各個角度看，國家間的矛盾和衝突是基本性的，隻要有不同利益的國家主體存在，它就伴隨其而存，隻是在不同階段和條件下，衝突的程度不同罷了。
如果僅從經濟關係的方麵研究，國家間關係衝突減少基本條件至少有一下幾點：
一，經濟上相互依賴程度的深度和廣度，這包括：
1.近地緣關係中，對天然的自然資源共享分配的共識。這種共識，從法理上不一定公平，從實踐上也不一定合理，但隻要國與國之間達到某種互利或者妥協性的認可，就會大大降低相互間衝突的機率。如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挪威和瑞典的關係，中俄關係等等。
2.還包括非地緣關係中的各種戰略資源共享而達成的共識，這取決於國與國之間的戰略目標一致化程度，及相互依賴程度，如戰略要地和戰略信息的共享共識，共同價值觀，共同性質的經濟體係，全球戰略資源的保護和共享，共同的戰略攻守目標等等，有了高度的一致性，也即依賴性，才有降低衝突的基礎。如美日關係，美歐關係，中古關係。
第二，國際政治相互間的相互信任和依存程度。沒有這個基礎，就不存在降低衝突的任何可能性。即使ru此，日本在依賴美國的狀態下，依然不斷地付出政治的和經濟的代價，也因此，日本不斷的試圖成為正常國家努力從未停止過。加拿大基本上就是美國的影子，毫無經濟和政治上的大國操行可談。
說到底，國與國衝突的程度是基於政治關係基礎上的國際關係反映，經濟是加強政治合作催化劑，或延緩衝突的添加劑。如果在對外關係政策上，立足於從強化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達到減少利益的衝突作為基本出發點，可能作為一時之策權宜之計未嚐不可，但作為長遠的外交政策，則顯然不利於國家整體利益，早晚會遭遇挫折。
中國得以受益的“韜光養晦”對外策略，以我的理解，並不是一個長期的準則，而是外示以柔，內修剛強的階段性權宜之計，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中華複興大業做足內功，以待潛龍騰天之時日，否則為什麽“韜光”？養什麽“晦”？長期下去國勢疲蹋，何談複興？！而此權宜之計的確是以刻意避免衝突，大家好好做生意，和氣生財為旗幟的，但是若自以為可以持續下去，而不適時調整，於振興大業有害無益。
極端的經濟依賴關係，一般不是相互的，而是單方麵的依附，即經濟附庸國，曆史上的殖民地國家即屬於此類關係。現代此類國家雖有而少見，基本屬於自然資源和人口小國，相伴於經濟的附從，是明顯的政治矮國性國家。而資源廣大、人口眾多、經濟體係完整的主權國家之間，經濟相互依賴的構想，不僅不可想象也不可能成為現實，這就是美國不會全麵開放國家經濟，以防止過度依賴國際經濟的根本原因，即使相鄰大國的像中俄，中印都不可想象。
在國際經濟關係中，國家間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主要是指貿易關係，貿易總額、貿易結構、貿易增量變化指標，另外就是資本投資總額的指標。而經濟依賴的概念，要遠遠超越這些普通的經濟交往範疇，最直接的量化指標是經濟結構的互補性。隻有無可選擇無可替代的經濟結構互補成為必要時，才有可能實現深度的相互依賴，而這種狀況的產生，在當代高度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時代已經非常罕見。歐盟試圖在內部創造這樣的條件，但是必定會以犧牲大國經濟的完整性、獨立性為代價，進而會產生喪失經濟和政治的主權的危險，這也就是英國堅決地脫離歐盟的深層原因。
目前中美，中日，中韓的經濟相互融合程度不可謂不深廣，任何一國的經濟情勢變化，即可影響到其它國家，製造業，金融業，更是密不可分，這在15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國甚至有記者親自體驗3個月無中國製造的生活，結果他是失敗的，世界各國，包括東南亞各國，新加坡，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一旦中國經濟增長延緩，它們的經濟即受到嚴重衝擊，但這不耽誤它們在國際戰略舞台上與中國唱反調。何況中國曾經在上世紀末和2008年犧牲自身經濟利益，挽救頻於崩潰的東南亞經濟和國際經濟呢。
當然還應該把自然的資源，和人力創造的社會資源的總體供應能力，與人類消耗之間的動態平衡或失衡作為基本的研究要素，來總體研究，才能透視這個問題的本質。僅從經濟相互依存的角度研究，似乎缺乏充足而全麵的論據，去推導具有說服力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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