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應台
曾經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場合，做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麽？”
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議會裏。從九月開始，官員每天四五個小時坐在議會裏接受議員輪番質詢。我是個“新生”，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麥克風再把音量加以擴大，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暈眩的症狀出現，我總在頭昏腦脹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是學者出身，他的症狀是胃絞痛，想嘔吐。到了十二月底，預算要三讀通過，第二年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通宵不寐地審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議員可以輪番上場，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濕雨焦灼不安、黑夜透著荒謬的清晨三時，我發現我被喚上了質詢台，為台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麵進來，可能才有應酬，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麽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麵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隻長了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推人？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係上自己鬆了的鞋帶？他怎麽自賣菜小販接過找來的零錢？他，獨處時如何與自己相處？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如何對待他人，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的社會裏，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生命。
在一個空蕩蕩的議堂裏，半夜三更，這樣談文化，好像隻有鬼在聽。我心裏在想，我知道，你以為我會談雄偉的博物館、華麗的音樂廳和偉大的藝術家，不，如果你給我更多的時間，我會繼續說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江南鄉下人。儉樸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坎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裏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麽符號會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在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蘊。何謂底蘊，不過就是，沒有學問、不識字的也自然會知道的禮數，因為祖輩父輩代代相傳，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於焉而形，就是文化。農婦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她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幹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牆漆得雪白，牆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牆上。老農不見得知道亞裏斯多得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牆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台灣南部鄉下，我曾經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髒，便將報紙墊在下麵。一個戴著鬥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鬥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於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占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梁漱溟在日本軍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對後世的影響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卻是一致的。
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對破壞這種“價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