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馬思聰（網絡圖片）
1966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
1967 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準避難。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麵，在寓所接待外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
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饑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麽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係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裏，馬思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麵對麵的批判。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著，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兩塊牌子，前麵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麵寫著“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麵走一麵敲。
馬思聰被這情景驚呆了。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著在學院內遊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著口號，向他們身上唾著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曲。隻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在這種情況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她家廚師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後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投靠親友。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頭，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王慕理還讓女兒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和馬思聰見了一麵。與此同時，王慕理在廣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準備工作。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風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裏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隻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麽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國正處於一個瘋狂的時期，海外的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中國“造反派”的奪權上，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大陸的奪權風暴。就在這時，1月 19日，香港的幾十家中英文報紙幾乎用同一標題，報道了馬思聰出逃的消息：《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4月，馬思聰出現在美國的紐約，舉行記者招 待會，發表了《我為什麽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馬思聰這一舉動，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
馬思聰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無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他殘酷迫害的結果。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複發，被“造反派”批準離開“牛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隻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裏。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廚師賈俊山和馬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麵前的隻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其夫人、兒子、女兒，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漁輪廠的電動拖船“002號”。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嶼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馬思聰一家在一個岩洞中躲了一天，當天晚上，來到九龍的一個親友家暫住。由於香港的報紙登了丟棄在大嶼山的“002”號拖船的照片，使馬思聰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擔心被引渡回內地。
過反複思考，馬思聰選擇了到美國去投靠他的九弟馬思宏，他要到美國定居，憑著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政治上處於敵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隻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係。1月19日下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馬思聰一家四日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踏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
1967年5月，在康生和謝富治的示意下成立的“馬思聰專案組”（又名“002號專案組”）開始對馬思聰出走的經過進行調查，株連馬家親屬數十人。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逝世於美國費城，享年7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