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他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從事傳道、授業、解惑，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孔子的天命觀是以弘揚道義、承繼傳統文化命脈為己任的，認為這是上天賦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須做好，盡管屢遭逆境，也要難行能行，始終堅定“道濟天下”，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大貢獻與影響。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脅的意思，這是孔子率弟子在周遊列國弘道途中被困於匡地時所說，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後，文化典籍不都在我這嗎？天如果要消滅周的文化，那麽我也就不會掌握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滅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麽樣呢？”孔子從容自信，堅信“天之未喪斯文”，維護和延續“斯文”，已成為他生命價值的全部。他拿出琴開始演奏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孔子以仁德之舉扭轉了危局，被稱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繼道統，傳續千古文脈之浩然正氣。孔子對於“斯文”價值的理解與認識，以及他為繼承和傳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想就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一、孔子對文化的傳承
孔子所謂“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為能將天文所呈之象明辨清楚，而規範社會道德、個人行為與之相合，已經盡善盡美了，文乃“道之顯者謂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倫理教化，“順天呈象”而化育天下，這也是文化的來曆。這裏“人文”一詞與“天文”對舉而出現，指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則，人間世界的條理和規範，都要遵循天道的規律、宇宙的法則。明確指出了文化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
就孔子的時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來華夏民族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統。華夏傳統是承天理而來，“道”意味著天道，“德”指人們遵循“道”，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孔子一生弘道崇德，倡導以道德規範人的思想和行為，鼓勵人修身、知人、知天、成聖，為後世做出了楷模。
孔子認為行“聖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達到與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稱讚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統，麵臨危機。文獻的散佚，更重要的是在人們觀念上出現了蔑視斯文的傾向。如棘成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論語·顏淵》）認為文的價值已無關緊要。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孔子仍然堅持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詩書禮樂在孔子對傳統文化承傳中的作用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隻是文化的載體，孔子曰：“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論語·陽貨》）孔子所要承傳的“斯文”的實質，是超越文獻器物層麵的、體現其載體中的內在文化意義和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體內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這種文化精神在孔子看來，是從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一脈相承，不曾廢墜，也不可廢墜的。孔子實際上把他以前的中華文化做了係統的整理，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使其傳輸後人，使中華文化不僅沒有滅絕、散滅，而且形成一個完整體係，延續了中華文脈，使之薪火相傳。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這種文化精神，或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幸存，但實際上作為民族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文化傳統的繼續，實具有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義。“斯文”所標示的文化精神價值，是道義的而非功利的，隻有象孔子這樣視道義至上的人，才能自覺體悟並高揚人文精神的價值，孔子在當時屢遭艱難，原因就在於此，而他同時也贏得了更多人們的尊敬，原因也在於此。這種強烈的文化生存和承傳意識，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曆代知識分子，終身不倦地為“斯文”的繼承、傳播而努力，維護了華夏文化的尊嚴。
西周以前的許多文化典籍，經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傳了下來。他棄官辦學，晚年仍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傳授斯文，使傳統的人文精神紮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礎。他不為名利功利目的而損失絲毫斯文的價值，卻寧可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而樂亦在其中矣”來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為誌”，“君子謀道不謀食”，“朝聞道夕死可也”。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賢者之培養，桃李滿天下，因而被後人尊為萬世師表。《論語》中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傳統文化極為重要組成部份，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人格，中華文化數千年文脈綿延不斷。
二、孔子提出的一係列思想道德規範
以德配天——孔子“天人合一”觀的主旨。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讚天地之化育，天道之永恒，天地之無私，上天的生生之德使萬物具有了勃勃生機，而且各安其位，這是天對萬物的“仁愛”。作為儒家“群經之首”的《易經》中說：“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類要“繼”天地之“善”，“成”天地之“性”，“大”與“廣”天地之“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達“天人合德”。因此可以說，“天”在儒家思想體係裏構成了一個最高的概念，天人合一在儒家傳統思想中占主導地位。舉凡宇宙萬物之起源、人類社會之形成、倫理道德之標準、人類未來之命運等，無不可以從有關“天”的論述中得到解釋。
《中庸》開宗明義地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認為人服從天命，是一種道德行為。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說德是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於天，任何事情都無可奈何於我。從儒家看來，天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是人心中所固有的，但由於人們後天受到各種名利、欲望的迷惑，要通過修身，去除各種私心雜念，從而達到一種自覺的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以德配天”、與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確表達。
孔子推崇先古聖王效法天道，與天地同心，他稱讚堯帝“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意思是：隻有天最高大，隻有堯才能效法天的高大，以無私之心關愛天下眾民；他稱讚舜帝“德若天地而靜虛”，意思是：舜帝仁愛好生，他的德行猶如天之高、地之厚，而又寧靜謙虛，這也是儒家所講的“內聖外王”之道，即內具聖人之德而外行王者之道。孔子將“仁”作為實現貫通天人關係的重要途徑，通過“修己”、“安人”的修養功夫體悟“天人合一”之境。
“仁”是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孔子提出“仁者，愛人”、“泛愛眾”，認為應當不分遠近親疏地愛一切人，並進一步闡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更具體指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就是“恭、寬、信、敏、惠”，因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這五種品德，都建立在對人的尊重關心和體諒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學生要在這四個方麵學習：學問、言行、忠恕和信義。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仁是與義、德、忠恕、禮、樂等相聯係而構成一個整體倫理結構，是指一切德性的總和，所以“仁人”一詞與全德之人同義。
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複禮為仁。”意思是：如果你能夠戰勝自己的私欲並且回歸天理，那麽天下人都會稱讚你是個仁人。儒家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於人有道德，德是人的立世之本。德治與仁政也是以個人修養為前提的，立德修身是完善人品操行，達到崇高境界、具有博大仁愛胸懷的必由之路。孔子肯定道德需要個人勤奮的修為，強調“為仁由己”，“求仁得仁”，認為“我欲仁，斯仁至矣”。他指出仁人君子對自己要求嚴格而全麵，對別人寬容而簡約，要替他人著想，善待、幫助他人。他提出道德修養中的克己自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儒家有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有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氣節；有“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博愛思想、“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曆史使命感等。
“禮”是孔子思想學說的另一個重要範疇。孔子所謂的“禮”，包含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兩方麵。其內在精神是維護各種倫理關係。“禮”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儀典、朝聘、冠婚喪葬、會盟等等方麵的禮節儀式，對這些禮節儀式，孔子不但認真學習、履行，而且要求弟子們嚴格遵守。他要求人們按照禮的規定行事，“立於禮”、“約之以禮”，說：“不學禮，無以立”。把“禮”的規範內化為思想和行為的自覺性，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認為和諧的倫理社會為敬天地，位君臣，合父子，明長幼等，強調注重調整天人關係、人際關係和各種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建立起圓容的、安定的、和諧的社會秩序。
孔子還提出了“中庸”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之道是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種原則。儒家認為用“道中庸”、“致中和”的準則來調控，以達到至誠、至善，通曉天地化育萬物的道理，那麽天地萬物均能各得其所，達到和諧的境界了。強調人與自然、人際關係、治國之道等各方麵的和諧。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違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為君子隨時做到適中，無過無不及；小人之所以違背中庸，是因為小人肆無忌憚，專走極端”。這裏“中”就是正確不偏，“庸”就是正常不亂。《論語》中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和”有調和、和諧之意，先王製禮作樂來調節人們的行為規範，以教化天下，中華民族向來講究“和為貴”，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所仰賴的是仁政與修德，所謂“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三、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一生虛心好學。儒家《論語》中記載了他許多關於學習方麵的闡述：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說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他在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時說：“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他在知識的形成積累上，稱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要求弟子“發奮忘食”，“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又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還強調學與行結合，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認為隻說不做是可恥的，“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孔子整理古籍，刪訂六經，他創建的儒家思想體係後來以“四書五經”傳承後世。五經即《詩經》、《尚書》、《禮記》、《易經》和《春秋》，四書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孔子提倡教化，使人和社會都在教化中具備人文素養。他在《禮記·經解》中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孔子指出德教可以啟發人的心靈，去深沉地思索人生的意義，思考人性與良知的尊嚴價值，感悟宇宙之奧秘，及如何關愛他人的重大道德問題。他修書、講學，還率弟子周遊列國，希冀把仁愛理念傳遍各國。孔子提出君子與小人的“義利之辯”，多次論述君子與小人的問題。認為君子是有道德自覺和道德修養的人，義以為上，小人則與此相反。君子有教化百姓的社會職責，是肩負社會重任的中堅力量，以經世濟民的功業為抱負。這種擔當精神，也就是儒家人格中所說的“以天下為己任”。
在《論語·述而》裏，談到君子的修養時，孔子說：“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從這句話裏可以看出，孔子教化弟子的目的，也是要求弟子，最終徹悟人生宇宙的真相，得真智慧。誌於道，據於德，是講君子內修道德的原則，指出君子為學，當以悟道為最終目的；君子為人處世，當以仁民愛物為原則。依於仁，遊於藝，是講君子外用道德的方式，指出君子要盡可能地多掌握各種知識與技能，以便於適時、適機地給他人、給社會，帶來具體而切實有效的幫助。“遊於藝”包括的“藝”具體內容很多，但在根本的道理上，它們都有相通的地方。如果能明了孔子所說“一以貫之”的道理，那學起來，就會很快、很容易抓住重點。儒家修學最終的目的是徹悟大道。
孔子認為“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士人君子應當具備的重要品德。一個真正的君子，必然是具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孔子說“君子無憂”，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什麽意思呢？是說君子明了人生真諦，“樂”在道中，心中有道。君子不是無憂，而是不為自己憂，不計個人得失，或者說誌在天下，無私無我，所以無憂。君子把國家、民族的未來，時時放在心上，始終想到的是別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憂國憂民，為天下而憂，提起的是一份責任，君子的責任在於幫助、喚醒人們回歸天理正道上來，這是何等仁厚而博大的胸懷，正所謂“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儒家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之一，“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些崇高精神的激勵下，曆史上無數仁人君子，譜寫出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永垂青史的宏偉篇章。正是這樣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動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征服千難萬險，越過漫漫曆史長河走到今天。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中華傳統文化是使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修養，使人明辨是非，擇善而從，追求真理，使真正的自我生命有美好的未來，任何時候絕不違背自己的意願和良知，永不迷失，永不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