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任的時代，那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麵前應有盡有，我們麵前一無所有；我們都將直奔天堂，我們都將直奔地獄……”。當年狄更斯曾如此描畫巴黎民眾覺醒時的法國大革命時代。如今，當不滿的人群不斷走上街頭走向抗爭之時，世界也便如此輕易地跌入街頭政治的深淵。在一個民主法治的時代，世界各國政權維穩技術再如何進步，街頭抗爭都從來沒有以這樣的成本低廉的形式廣泛地爆發過。
香港占中
就在香港占中持續高燒不退的時候，據說倫敦也鬧起來了。從18日起，英國各大城市先後出現了大規模罷工遊行，數以萬計的英國人湧上街頭抗議削減工資。更有200名左右示威者在英國議會廣場集會，發起“占領倫敦”運動。說實在的，對此，筆者絲毫不感到驚訝，畢竟香港曾在英王的殖民統治下度過了一個半世紀。此廂咳嗽，彼方感冒，鬧個傳染生個感冒，實在是太稀鬆平常的一件事情了，尤其是對於一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而言。
示威者還甚至還特意象征性地經過大名鼎鼎的海德公園（人們舉行各種政治集會和其他群眾活動的場所，有著名的“演講者之角”Speakers' Corner）。“不幸”的是，像其他許多國家的當局一樣或者甚至更快，僅僅在隔了一天便遭遇清場。當地時間2014年10月21日，英國倫敦，“占領倫敦”活動的示威者在議會廣場上遭警方清場。警方稱，已清除廣場上的帳篷，並逮捕了15名示威者。實際上，據說卡梅倫的清場命令是在20日便執行的，也就是說在此次運動剛開時，卡梅倫便毫不猶豫地將其扼殺了。一如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2014年的弗格森小鎮抗議所遭遇的鎮壓。但是相比較而言，占領倫敦要相對來說溫和得多，而且他們的確有更明確、更簡單、更直接的訴求，那就是告訴卡梅倫，他們無法容忍工資的降低，要求政府必須就此進行改革，所以更輕易獲得人們的同情。
那麽，一個諷刺出現了，還記得卡梅倫當時在占中問題上說的什麽嗎？“占領中環”持續三周後的15日，卡梅倫首度開腔，在接受英國議會接受議員提問時表示，香港民眾能享受《中英聯合聲明》中規定的自由和權利是很重要的。“民主包含真正的選擇是很重要的”，“中英聯合聲明保障了港人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旅行自由和罷工自由等。”“這些自由都是重要的，聯合聲明對此予以保證。而英國也應該要站出來維護這些自由。”那麽，卡梅倫是否給予了倫敦民眾這樣的機會呢？港府的清場是否同樣的能否獲得倫敦的諒解與支持呢？想必很難。人們當然可以質疑甚至反諷，剛剛在香港占中問題上指手畫腳的英國當局，或者幹脆僅僅對那些英國民眾抱以同情冷眼旁觀結局。不過，我們的焦點不在於此，而是，更發人深省的當街頭政治真的猶如一場瘟疫時不時地複蘇的時候，它的意義是否會被“稀釋”。
“街頭政治”指的是有組織的街頭運動。由於暴力衝突容易引發警力迅速處置，“街頭政治”往往采取相對和平的靜坐、示威和遊行等。“名不正則言不順”，為了獲取輿論的理解和關注，組織者往往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子，以“弱者”形象博取同情和支持。而在中國的官方認知中，它又多了一層深意。鑒於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在世界範圍內“街頭政治”的現實看，它被認為是美國推行霸權主義、拓展其勢力範圍和在別國建立親美政權的有效工具，一如它在獨聯體國家等所扮演的和平演變角色，西方國家廉價更迭他國政權的利器。當然，這種判斷顯然是令示威者反感的。
坦白講，對於街頭政治進行是非對錯的認定實在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加之境外力量的介入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了。對於統治層來說，民眾內心的不滿可能輕易以某個突發事件作為導火索被引燃。比如2011年突尼斯顏色革命，表麵是因為政府強行沒收一位大學畢業生的擺攤車導致他在鬧市自焚，但背後則是普遍的社會不滿情緒。
無論如何，街頭政治從未像今天這樣成為一種遍及全球的風潮。近年，它猶如一場瘟疫一樣，成為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民眾表達各種各樣政治和社會訴求的工具或者說主要形式。但如果就此認定一切街頭政治的正義性時，那便顯得過於幼稚了，因為其中包含了太多複雜的因素可能左右它的正義性判斷。
有人提問“那些抗議人群到底是一群自治的個人，英勇地集合到一起；還是一群愚蠢的被誤導的棋子，投入一場自己不甚了解的權力鬥爭？要麽把街頭抗議貶損為暴民統治，要麽將其美化為人民意願——兩者之間有區別嗎？有什麽區別呢？”是的，難道沒有區別嗎？假如是它僅僅隻是一種力量展示，僅僅是一種不需要支付任何政治風險的秀演乃至廉價到不能再廉價的政治投機，那麽對大多數人來說，不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欺騙嗎？烏克蘭示威者被曝光接受境外力量的收買，泰國不同政治派別的街頭抗爭將曼穀拖入癱瘓……到最後看，誰能告訴人們誰的意願才是最普遍民意的體現？至於香港，究竟是學生在召喚“民主”，還是泛民陣營在杯葛當局？那些被曝光的外部勢力獻金究竟是支持香港民主進程，還是另有所圖？到了今天可能已經一目了然。而且，正如上文所言，街頭政治仍然包括了太多不可知、不可控的可能。有人為他們尋找到出路嗎？街頭政治從來都不僅僅是一種革命浪漫者的自我悲情“催眠”。也許到最後，他們甚至連初衷也忘記了，更不記得要將行動進行到何地。空手而來的最後，難道不是一種空手而歸嗎？
當然，我們應該承認這其中的一種籠統的合理性。街頭政治抗爭實在可能是內部機製被破壞，無權益表達渠道的唯一出路。因此，沒人可以明目張膽直接剝奪他們的政治表達訴求權，但是聽明白了，這是在不觸碰既有的政權秩序的前提下，沒有任何政權會在立法中承諾一個推翻自己的bug或者說漏洞存在。任何！因此，試圖挑戰既有統治根基的街頭政治在統治層的定義中沒有一個不是非法的。也就是在既有的程序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就是統治層與被統治層固有的矛盾對抗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對既有秩序的“破壞”。當然，這“破壞”可能正是這一切的意義所在。在相當程度上說，正是由此種種抗爭，互相探視度對方的底線，以最後達成一種妥協。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占中三子”陳建民在《到了那一天，我們會自首》一文中說，公民抗命力量之大，在於它一方麵帶有幹擾性，卻同時能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同情。但公民抗命必須在幹擾與爭取社會同情之間取得平衡，而後者須靠非暴力和自我犧牲精神來求取。
每個人可能也深深地為也街頭政治的情緒所感染，為自己所處的不公平地位遭到事實上的漠視而心懷不滿。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教授馬克•馬佐爾在《街頭政治不一定帶來民主》中反思埃及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伊斯坦布爾加濟公園（Gezi）等抗議時所說，在投票人數不斷下降、民眾普遍政治冷漠的當今時代，隻有鐵石心腸的人才不會為這一幕感到心潮澎湃。的確，很多時候人們的情緒是會被感染的，而且因為生活的壓力，激變的社會形態，這一情緒一旦被喚醒便猶如滾滾洪流概難駕馭。
“試問誰還未發聲/都舍我其誰衛我城/天生有權還有心可作主/誰要認命噤聲/試問誰能未覺醒/聽真那自由在奏鳴/激起再難違背的那份良知和應/為何美夢仍是個夢/還想等恩賜泡影/為這黑與白這非與是/真與偽來做證……”2014年5月，香港社運人士這首《問誰未發聲》，並由一名女孩作童聲唱出，作為“6.22民間全民投票”及“2014年9月香港示威”的宣傳歌曲。它改編自《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法文：À la Volonté du Peuple）。該曲由法國音樂劇作曲家克勞德-米歇爾•勳伯格和阿蘭•鮑伯利（AlainBoublil）共同創作譜曲，作為法國大文豪雨果小說改編的同名音樂劇《孤星淚》（法文：Les Misérables）中一首著名的歌曲。該曲催人振奮，意義深遠，是雖敗猶榮的法國“小革命”最為悲壯的一曲樂章。在台灣被改編成台語版本的《你敢有聽著咱的歌》，在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白衫軍運動）、太陽花學運等事件中多次出現。相信當每個人聽到那悲壯的聲音時都會身懷一種無畏無懼，而統治者則會感受到人們潛在的力量和憤怒。
也許，正如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因為每個人都有希望；這是最壞的時代，因為所有的誘惑都會出現；這是智慧的時代，因為沒有暴君可以再輕易地愚弄民眾；這也是愚蠢的年代， 因此民眾太容易為“悲情”渲染所綁架；那是信任的時代，因為每個人都有初衷不改的時候；但這也是懷疑的時代，因為沒有任何真理是一成不變的。今天的香港，不是六四下的北京，也不是二二八之後的“悲情城市”台北，沒有人可以以悲情捆綁公共意誌。倫敦不會容許一種顛覆統治秩序的屈服，那麽香港會嗎？截至本文成文時，港府與占中組織者學聯進行了對話，並表示代為陳情中央。隻要通道不通暢，街頭政治便不會消失，惟願它不會廉價到讓人麻木，漸漸將人們的同情揮灑殆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