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的美國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日前在美國《新共和》雜誌發表文章，對美國頂尖名牌大學（常春藤聯盟）有沉痛犀利的批判，引發美國社會熱烈議論。全文很長，對此議 題有興趣者應閱讀原文，http://theamericanscholar.org/the-disadvantages-of-an-elite-education/#.VAHo5qNOtmU，以下僅摘譯個人覺得特別有意思的若幹段落。〕
現今精英大學特別傑出的學生多數是這樣的：雙主修、精通某項運動和某種樂器、掌握數門外語、曾在世界某些遙遠角落當誌工，外加數種高尚嗜好。他們具備這些條件，展現出泰然自若的自信，令成年人和同儕莫不敬而生畏。
這些可羨慕的年輕人看來是人生競賽中的勝利者（他們從童年開始就被大人投入這場競賽中），但事實看來絕非如此──這是我從自己許多學生身上看到的情 況，也是 近幾年來數百名曾與我在校園交談、或是寫信給我的年輕人告訴我的情況。沒錯，我們的精英教育係統製造出聰明、有才幹、有衝勁的年輕人，但他們也焦慮、畏怯 和迷失，缺乏求知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們陷在特權的泡沫中，溫順地朝同一方向前進，對自己在做的事非常在行，但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做這些事。
身處常春藤名校24年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本科和博士，然後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我才開始思考這係統如何影響年輕人和我們的社會、他們可以逃離這係統，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拆掉它。
另一間學校的一名年輕女性寫信給我，談到她讀耶魯的男朋友：「他進大學之前，多數時間花在閱讀和寫短故事上。三年之後，他變得極度不安，擔心一些我 唸公立學 校的朋友想都不會想的事，例如一個人吃午餐很可恥，以及他在『建立人脈』這件事上是否不夠努力。隻有我知道他努力假裝自己博覽群書：他的做法是快速瀏覽他 聽過的書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以及不可自製地大量閱讀書評而非好好看書。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為能夠跟別人談書所能得到的社會獎勵，大 於實際看過那些書。」
我在常春藤名校任教期間，教過許多傑出的年輕人：他們聰明、懂事、富創造力，跟他們交談和向他們學習是一件樂事。但他們多數看來滿足於在他們的教育 替他們畫 出的框框裡發揮，很少人對思想觀念有熱情，很少人視大學教育為發現知識和發展智能的大計劃的一部分。人人都穿得像是隨時要去麵談工作似的。
他們表麵看來調適得很好，但內心往往充滿恐懼、焦慮、憂鬱、空虛、漫無目的和孤立的感覺。最近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大學新生自報的情緒健康已跌至該調查25年歷史上的最低水準。
精英大學的入學標準如今非常極端：成功入學者幾乎不可能有失敗的經驗。不成功的可能使他們感到恐懼和迷惘。即使隻是短暫達不到標準，也是他們無法承 受的。結果是他們極度厭惡風險。因為沒有犯錯的餘地，他們極力避免犯錯的可能。Pomona一名學生曾對我說，她很想有機會去思考她正在學習的東西，隻是 她根本沒有時間。我問她是否想過不要力求每一科都拿A。她非常錯愕地看著我，像是我提出了一個下流的建議似的。
如今人們談論大學教育時，常常出現的一個詞是「投資報酬率」。但似乎沒有人會問：所謂「報酬」應該是什麼？隻是多賺一些錢嗎？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讓你能找到工作嗎？大學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大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教你思考。這並非隻是幫助你發展個別學科的智能。大學教育提供一個機會，讓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傳授的正統觀念之後，在麵臨工作的迫切要求之前，有數年時間，在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情況下深思各種事物。
大學教育並非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它是最好的機會。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如果你學士畢業時還未開始學習思考，你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做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唸本科時如果純粹是在為就業做準備，基本上是浪費了四年時間。
至少精英大學的課程有嚴謹的學術要求，不是嗎？未必。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學科則不是那麼嚴謹。現實中當然有一些例外情況，但教授與學生基本上達成了 某觀察者 所稱的「互不侵犯協議」。大學視學生為「顧客」，是必須迎合而非挑戰的人。教授必須研究有成才會獲得獎勵，他們因此希望盡可能少花時間在教學上。教授這一 行的整個激勵製度是不鼓勵認真教學的，而且學校名望越高，這種傾向越強。結果是教學馬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數卻很好。
名望最高的學校主要是藉由「領導」（leadership）這概念傳達社會責任的觀念。麻省劍橋的陳腔濫調是「哈佛為領袖而設」（Harvard is for leaders）。 學校不斷敦促傑出學生視自己為社會的未來領袖。但這些學校講「領導」，不過是指爬上頂尖位置：在某大律師行成為合夥人，成為某公司的執行長，無論投身那一 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頂端」。我不認為精英大學的負責人曾想過，領導這概念應該有更高的意義（他們甚至可能不認為領導這概念有任何其他意義）。
諷刺的是，精英大學告訴精英學生，他們想成為怎樣的人都可以，但結果是他們多數會做少數幾樣很相似的工作。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乃爾 幾家頂尖名校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進入金融業或顧問業。一些領域幾乎完全被唾棄了：神職人員、軍人、參選從政，甚至是學術這一行（包括基礎科學）。如果 你因為想成為下一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而從名校輟學，大家覺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畢業後去當社工，人們會認為你很可笑。記者Ezra Klein說：「華爾街發現，大學正製造出大批非常聰明但徹底迷惘的畢業生。這些年輕人智力很強，工作熱情很高，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做什麼。」
我 們不要騙自己了：大學入學這遊戲的關鍵，不在於中低階層力求向上提升，甚至不在於中高階層嘗試維持自身地位。這遊戲的關鍵，在於決定中高階層本身之中的確 切地位等級。在富裕的市郊社區和市區中富裕的孤立社區，也就是這遊戲主要玩家的聚居地，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唸精英大學，問題在於你唸哪一間精英大學：是賓州 大學vs.塔夫斯，不是賓州大學vs.賓州州立大學。聰明的年輕人可以上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為一名醫生，然後定居Dayton並過上很好的生活。但這不是 中高階層會考慮的事：這種結果對他們來說太可怕了。
這係統正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這些精英理論上是要領導社會的）。相關數字無可否認。 1985年，250間入學要求最嚴格的大學有46%的新生來自收入高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這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競爭力最強的大 學隻有約15%的學生來自收入後二分之一的家庭。大學名望越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學的情況也並不是好很多。2004年，入學要求最嚴格 的一批州立大學有40%的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而不過是五年前，這比例還隻是32%。
這趨勢背後的主要原因很清楚：並不是學費上升（雖然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進入精英大學的障礙 越多，幫助你家孩子克服這些障礙的成本便越高。富裕家庭幾乎是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前進精英大學的路：音樂課、運動裝備、海外旅遊，更重要 的當然還有私人補習費，以及住在鄰近頂尖公立中小學附近的成本。大學入學重要的SAT考試理論上是要測量學生的天資，結果實際上是在測量家長的收入 （SAT分數與家長收入密切相關）。如今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上四年製大學的不到一半。
問題不在於夠格入讀好大學的低收入家庭孩子不夠多。精英私立大學永遠不會允許其學生的經濟背景分佈一如整個社會。它們承受不了這種情況──它們需要夠多學生支付全額學費，而且必須照顧主要捐款人；它們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學生。
因此，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惡化至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程度，以及美國社會流動性幾乎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兩者均絕非巧合。精英大學不僅無力扭轉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它們的政策事實上正是在加劇不平等。
改 革不能停留在入學程序的層麵。入學程序改革雖然能處理平庸化的問題，但不能處理不平等的更大問題。問題在於常春藤聯盟本身。我們將社會領導階層的培訓工作 交給了一群私立大學。無論它們多強調自己以公益為上，它們實際上永遠以自身利益為第一。當前的製度對這些大學是好事，但哈佛渴望獲得校友捐款是延續當前這 種階級製度的充分理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