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寫了一篇短文《南方夫子》，介紹孔子唯一的江南弟子 - 言偃的生平和言行。一位文友（也是吳地鄉人）看完後，向我提了一個問題：“我一直都認為位於長江三角洲的江蘇是有著悠久的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的。我隱約記得孔子所在的春秋時代，在吳越雄霸的東南已經風起雲湧，故事不斷，怎麽在漁夫的筆下成了‘偏僻落後國度’？”我想這個問題帶有一定的代表性，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完的，索性多寫幾句，聊一聊吳地先民和早期吳文化。
的確，現代人眼中的江南吳地，大約成了“山清水秀”、“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經濟發達”、“文化豐厚”、“人間天堂”等的代名詞，也很讓包括我自己和鄉黨文友在內的現代吳人自豪，很少有人會把它與“落後”、“偏僻”、“荒蠻”等詞聯係起來。但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它應該是另外一幅景象。
先來看看我們祖先 - 吳地先民的起源。按照民族史學家林惠祥和呂思勉先生的觀點，漢民族有四大來源：華夏係（黃河流域）、東夷係（東部沿海）、荊吳係（長江中下遊）、和百越係（東南和南方）（《中國民族史》）。吳地的先民屬於“荊吳係”（我不知道林呂兩先生為何要把“荊”和“吳”並為一體，依我看來，太湖流域的吳民和長江流域的楚人在地域、語言和習俗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而與越民則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原的華夏之民，經曆了遠古的伏羲、神農、黃帝，到上古的唐堯、虞舜、夏禹，再經夏、商、周三朝（特別是商周）的治理和演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雖然上古的這段曆史是一筆糊塗帳，但總體文明演變還是有跡可循的- 華夏之民的生產方式已從遊牧、漁獵，過度到了穩定的農耕；社會方式從群居部落演變到國家製度的建立；生活方式從穴居發展到房屋建造甚至城市的出現；天文地理的產生（如夏曆周曆），工業的產生（青銅冶煉和兵器製作），文字的出現和書寫係統的形成，市場的出現和貨幣的形成，哲學思想的萌芽（如《易經》），文學的誕生（如《詩經》），社會製度倫理的形成和教化（《禮》、《樂》），等等。由此可見，到東周春秋時代，華夏之民無論從思想、生產、技術、生活、文化諸方麵都已經達到了相當發達的階段。
相對而言，吳地的先民在春秋以前還處在半開化的“蠻夷”土著階段。一般認為，吳地的發展開化是從泰伯奔吳開始的。《史記 . 吳太伯世家》記載：“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曆。季曆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泰伯是周文王的伯父，為了避免傳位之爭，帶領二弟仲雍千裏跋涉，來到相對荒蕪的江南荊蠻之地，與當地人一樣，斷發紋身，受當地土著擁戴，成為君主，國號“句（勾）吳”。雖然很少有文字記載泰伯以前的吳人生活，但從“泰伯奔吳”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三點：一是當時的吳人還是文身斷發、未經開化土著部落。“斷發文身”的部落通常是未經開化或半開化的土著民。《史記 . 越王勾踐世家》也這樣描述落後的越人：“斷發文身，披草萊而邑焉”。後世唐朝的柳宗元在流放到柳州時，也有“共來百越文身地，猶是音書滯一鄉”的詩句來形容柳州的偏僻與落後；二是泰伯用斷發文身的行動，來向周王室表明自己已經“墮落”成跟吳人一樣的“野蠻人”，不配得到重用（“示不可用”）； 三是吳人心甘情願跟隨泰伯，擁戴他為“偉大領袖”，也說明泰伯“技高一籌”，從中原帶去的文化或技術能讓吳人心悅誠服。這都說明，當時的吳地先民囿於太湖一隅，交通阻隔，與中原沒有交往，遠遠落後於黃河流域的華夏人。
在此後的五六百年間，從泰伯到他的十九世傳人壽夢，吳國都與中原隔絕。所以顧炎武先生在感歎《詩經》中為什麽沒有楚和吳兩國的詩時指出，不是因為楚國自立為王而刪除了其詩，實在是楚地“亦無詩可采矣”；吳國“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就更沒有詩可采了（《日知錄》）。可見盡管從泰伯到壽夢列代吳君的開化和開拓，吳國在生產和技術方麵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文化建設上還是乏善可陳。也許當時吳國唯一“拿得出手”的是其精湛的冶金術。吳國鋒利的兵器，後來馳譽中國。最有名的如“魚腸劍”、幹將、莫邪“雌雄寶劍”，就連吳王闔閭死後，還帶了眾多的寶劍陪葬，這就是蘇州虎丘有名的“劍池”。難怪後人都用“吳戈”、“吳鉤”來泛指鋒利的兵器，如屈原“操吳戈兮被犀甲”（《九歌 .國殤》）、李白“吳鉤霜雪明”、李賀“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辛稼軒“把吳鉤看了，闌幹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等。
說到吳國的寶劍，《史記》裏還有一則有趣的故事：吳國的王子季劄（延陵季子）代表吳國出使齊魯，路過徐國。徐國的國君非常羨慕季劄的寶劍，但又不便貿然相求。季劄也看出來了，心中已答應，但因為要帶寶劍出使大國，不便馬上送給他。等季劄出使回來，再路過徐國，徐國的國君已經去世。 季劄解下寶劍，掛在徐君墓前的樹上才離去。季劄的隨從不解，問道：“徐君都已經死了，為什麽還要贈劍給他？”季劄回答說：“我心裏已經答應徐君的，怎能因為他死了，就違背我的心意呢？”愚以為吳國犀利的兵器、吳人的好勇粗曠、與中國的交通、加上外國人才（如伍子胥、孫武、伯嚭等）的援助，是成就吳王闔閭（壽夢之孫）在春秋末年成為五霸之一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吳國稱雄一方，靠的主要是其軍事實力，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軍國時代”的開始（《國史大綱》）。對此，南懷瑾先生也有個形象的說法：“老子拳頭大”（《論語別裁》）。
從壽夢開始，與中原有交通，吳地與中原文化、楚文化交融，吳國從此有了紀年，吳文化才開始有所發展。幾十年後楚臣伍子胥避禍投奔吳國，幫助壽夢的長孫、公子光奪取王位，即是後來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闔閭。伍子胥還為吳國設計建造了都城–“闔閭大城”，即現在的蘇州。從此，吳國的都城從梅裏小鎮（今無錫與常熟交界處，泰伯廟所在）遷入具有八個水陸城門的大型都市蘇州，以後南征北伐，吳國以其軍事實力成為稱雄一方，但不久便亡於越，越亡則並於楚。此後經秦、兩漢、三國到西晉，吳地的文化雖有較大發展，也與中原的發達文化相比，還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秦漢四百多年，來自吳地入仕者或文化名士，寥寥無幾；三國與西晉，雖出現了像虞翻（《易經》專家）、陸機、陸雲、顧榮等一批文人名士，但也屈指可數。
吳地文化的飛躍發展，應該是從東晉開始的。東晉衣冠南渡，是中原文明的南遷。以王謝為首的北方氏族大量南遷，帶去了大批文人名士官吏，在江南落地生根。東晉詩歌文章的繁榮，玄學的興起，佛教的傳入，使偏安江南吳地的東晉成了中華文化的中心，也大大促進了江南文明和文化的發展。《世說新語》一書，很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士人與文人的思想、活動和言語，折射出當時思想的活躍和文化的繁榮。緊接其後的南朝宋、齊、梁、陳也延續並發展了東晉的文化，出現了大批文人，如陶淵明、謝靈運、謝眺、鮑照、庾信，江淹、沈約，梁武帝等，律詩的基礎也是這個時候開始形成的。從此，長江流域的文化日益興盛，中原北方長期處於異族（五胡）統治和蹂躪之下，文化停滯不前。隋唐一統天下後，科舉取士製度取代了貴族門第製度，促進了人才流動、社會階層的互動、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原和江南文化都有長足發展。興盛一時的唐朝，經過安史之亂之後，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便從北方轉移到了南方。五代時南方九國的“氣運長，文物隆”，南方社會逐漸跨越到北方社會之上（錢穆《國史大綱》）。兩宋時期，餘以為文化方麵最大的成就是興辦學校，政府辦的官學（太學、府學、縣學）遍地開花，私立的書院更是大行其道，聲譽鵲起，思想和文化的發展到達了中國曆史上繼先秦、魏晉後的另一個高潮。南宋偏安江南，更是使包括吳地在內的江南經濟文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馳名中外的蘇州園林，大多是宋朝以後的建築，這也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吳地經濟文化的鼎盛時期，始於宋代。
吳地先民和早期吳文化及其演變曆史，是個大題目。信馬由韁地囉嗦了這一大通，也不知說清楚了沒有。我不是曆史學家，學識有限，深知文中見解粗簡淺顯，且失之武斷偏頗，惟企拋此陋石，能引來珠玉滾滾，得到對此有興趣有研究的方家裏手的指點。
甲午孟秋 於巴爾的摩臨時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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