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風浪的衝擊下,在被綁架上命運列車的顛簸裏,痛飲著算是自己釀造的這杯人生苦酒,漸漸地細細地品味出“忠恕忍”三字。
他認為:心為本,一個人要有忠誠之心,如人之心和克己之心。
他是這樣認為也是這樣無愧於心地去做的。
應該說“忠” 是父親與生俱有的品性。
正因為他有著對國家的忠誠,在抗戰暴發前夕,毫不猶豫地結束在英國的留學生活,毅然回到祖國與同胞和家人共赴國難;在全國介放前夕,他堅決放棄了台灣大學的教授聘書,而選擇留下參加建設新中國。。。
正因為他有著對事業的忠誠和摯著,在備受磨難勞動改造期間仍不間斷,思考和整理有關專業資料,在近二十年被剝奪從事研究和教學的工作權利後,仍於1983年出版了“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 一書;然後回到教學崗位,幸勤工作直到患病住院治療;臨終前還在病榻上批示研究生畢業論文和指導答辯。。。
而“恕”則是父親終其一生漸漸積累的一種修養。
他本是一個嚴於律己,對他人之錯誤亦不依不饒的人。然而文革後,當捧著一大包當年整他的“黑材料”,他不屑一顧即刻付之一炬。並說“一切都過去了,這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不得已而為之,沒有個人恩怨,實在沒有必要去記恨”。甚而明明知道此人曾整過他,還真誠地象朋友一樣在他需要時給於幫助。
如果說“忠”是一種信仰,“恕” 是一種美德,這二者都是主動的;而“忍”則是對信仰和美德的一種考驗和錘煉,是由外界環境所迫而處於被動的,因而也就更加難以承受。
父親深知: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
在“反右”和“文革”中,他忍受了多年沒有尊嚴下的強體力勞動,忍受了包括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甚至在“輕生”已成為一種介脫時,為免除家人遭受牽累仍然是忍了。每想起,心深處不覺隱隱作痛。。。到了晚年,他更是以一種自責和愛心承擔起對母親的補償,竭盡克製忍讓對待母親晚年近乎病態的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