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北京據說人口已經三千萬都往北去了，到處烏央烏央都是人！但是如果你想找人煙稀少的公共場所總還是有的。我就可以給你指點一個去處 — 坐落在北京動物園旁邊的古動物館。離開人群擁來擠去的西外大街走進博物館大門，你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空漠冷寂立刻從四麵八方包抄上來，走過世界各處的自然博物館還從沒見過如此冷落的景象。大門旁一張桌子後麵的售票員呆呆地看著我。＂現在有什麽展覽？＂我問。＂骨頭！＂他把對這份工作的全部厭煩用兩個字簡練地表達了出來。我忍不住笑起來，交給他二十塊錢買了門票，轉身交到收票員手裏。大廳裏一共三個人，售票員，收票員，我。
世紀之初，Sigrid Schmalzer在加州大學讀博期間到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來進修了一年。那時她注意到這個博物館的展覽自七十年代後基本沒有什麽變動，她很可能也和我一樣體會到中國人對這些'骨頭'的極端冷漠態度。但她的第一本著作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卻用了'人民的北京猿人'這樣一種說法，真是很有深意。這讓人聯想起'人民藝術家'、'人民解放軍'、'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好總理'，這些中國人常掛在嘴邊的說法。Schmalzer最初一定覺得這些說法十分怪誕，後來她終於明白'人民'的真實涵義其實是'朝廷'，人民藝術家是被禦用的、人民解放軍是皇家軍、人民公仆是朝廷官員。所以當她了解了Peking Man的禦用猿人身份時，'人民的猿人'就成了恰如其分的形容詞了。People's，這真是綿延了一個多甲子並且還在繼續著的黑色幽默！與中國有關的事情通常都可以加上這個前綴，比如說，人民的科學家，我在後麵會提到他們。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有點像坦桑尼亞或埃塞俄比亞，正在無休止的戰亂和貧困中掙紮。但它對世界還是開放的，吸引著歐美各國的地質地理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古人類學家們。大家千方百計找點資助到亞非拉這些未開墾的處女地淘寶。Louis Leakey在Olduvai穀地紮下根來，在那裏發現了能人智人化石。他成了一個傳奇和古人類學界的教父級人物，也同時給東非打造了古人類研究聖地的名聲，晚生後輩們沒有去過那裏翻土疙瘩的經曆簡直會在同行麵前抬不起頭來。東非幾個國家的古人類學研究也漸漸開始有了點規模，走上了正軌。而到中國去翻土疙瘩的那些人可就沒有Leakey的運氣，雖然當年也找到個六七十萬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不幸後來又給整丟了。再往後它又成了政府的禦用猿人，變成了偽科學和反科學的一個代名詞。搞得大家寧可不提它也罷。基督徒們有時候倒還提提這個茬兒，把Peking Man和Piltdown Man相提並論，當作科學家們假造人類進化證據欺世盜名的鐵證 — 誰讓你拿不出真東西來！人類演化史在中國越來越成了一筆糊塗帳。
北京猿人剛剛被挖出來的時候，也曾有過不大不小的轟動，但那是在中國之外。中國人當然完全不關心它。中國人的祖宗都在宗祠牌位上一清二楚的寫著呢，隻有洋鬼子才會滿世界刨地找祖宗。中國人認為，一切他們搞不懂的東西都一定有著誰也搞不懂的神奇療效，沒人認得的骨頭化石自然也就是。那是一種叫做'龍骨'的藥材，據說可以治療遺精早泄、帶下崩漏什麽的中國人搞不懂的毛病。關於北京猿人頭骨的去向就有一個特別中國的說法，說是有人把它偷走磨成了粉，當藥吃了。這個故事如果當真，絕對能把達爾文老先生氣得從棺材裏爬出來再死一回。（上回老先生在棺材裏又撞死一回是因為嚴複那本選擇性創造性翻譯加借題發揮塞私貨再創作的《天演論》。 大清朝那時候正讓列強擠兌得徹底找不著北。中國人民本是很物質的民族，深刻反省一番認定是自己拳頭不夠大。嚴複《天演論》就代表了中國文人的這種思維水平。一個少思想無信仰的群體實在不應當知道自然演化理論，這和不該讓無知的小孩子接觸電是一個道理。達爾文的學說一旦傳進中國，立刻蛻變成義無反顧和不知羞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對社會的破壞力是難以估量的。對照中國的情況，宗教信仰在美國則有效地起到了拖後腿的積極作用。對此我們實在應當給宗教的製衡效用以足夠正麵的評價。）
Peking Man終於受到人民的青睞當上'人民猿人'隻可能是在49年以後的人民共和國時代。我好奇的是最初是它自己賣身投靠上的賊船呢，還是受的招募。我傾向於它是不得已自動賣身投靠的。因為當時關於人類起源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早已隨手給解決了，簡簡單單一句話，＂勞動創造了人類＂。那以後研究人類演化的除了印證他老人家，基本上毫無用處。不幸要靠幹這一行掙飯錢的人們為保飯碗確實也就無法可想，隻有賣身投靠一途。結果他們就把北京猿人給賣了。從此北京猿人被塑造成一個勞動人民的形象，那真是'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它'，越下苦力幹活兒就越聰明，勤勞勇敢加智慧，和諧地生活在馬克思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裏。它從此參加了革命，不再和古人類學發生關係。
布拉格之春後，一批捷克知識分子決定，為尊嚴計他們不能用'不得已'作為理由接受招安，結果他們被罰分配去做小工，不得再從事他們自己的專業。中國的人民科學家們把北京猿人出賣以後倒是確實保住了他們自己的飯碗，但世上的下坡路似乎從來都無止境，無幾，文革的鞭子又抽上來了。用猿人做擋箭牌去和人民勾搭這時是遠遠不夠的，他們必須還要畢恭畢敬老老實實地去給勞動人民當小學生，接受再教育。如果說，對於像火箭這樣的專業所謂'再教育'主要是嘴上說說而已，因為勞動人民對火箭的知識僅止於二踢腳衝天炮這些玩意兒。但對考古專業這實實在在就是一場災難了：研究中至關重要的田野工作是挖土篩土，工具是鏟子和土篩。而刨土這件事絕對是勞動人民的一項專長，他們也很樂意來當當老師。問題是刨土的具體細節上有些要命的不同，可是誰又敢指出來呀！這關係到誰教育誰的大是大非問題，小學生怎麽敢教育老師？所以這時候田野工作簡直的沒法做了。無奈的人類學家們隻好退縮到他們僅有的一畝三分地上製作製作展品，美其名曰'科普'。這就是Schmalzer在相隔二十來年以後在古生物館看到的那些展品。
那麽這二十來年中又發生了什麽呢？你我都知道的，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徹底破了產，不得不改弦易轍，改革開放時代開始。全體中國人民，包括人民科學家們都走出研究室，一起向錢看，再也不用去關心勞動人民和'勞動創造人類'了。那些展品也就停留在了七十年代時候的模樣。
但是人民的猿人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它從被人民無視，到被逼婚，然後不得已做了*****。是的，再下來該是樹碑立傳的時候了。Schmalzer注意到，特別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北京猿人越來越顯現出一種強烈的種族色彩。它被當作中國人當之無愧的祖先而受到膜拜，傳達著中國人別於世界大家庭、異於他族的信息。它原來負責劃分階級，現在主管弘揚種族，換了工種，但仍舊是人民的猿人。人民要做'大國崛起'的夢，人民的猿人又肩負起了鼓舞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精神的曆史重擔。人民科學家們的飯碗看來還可以繼續保住，至少在夢斷之前。
（這一篇很難算是讀後感。Sigrid Schmalzer對'人民科學家'們是充滿善意和同情的，而我的評論則刻毒得很，因為比起她來我實在更了解中國人，所以較少同情之故。）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Sigrid Schmalz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