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爺叔作為在香港生活31年的上海人，來說幾句
上海人一相認為上海是中國一等城市，上海人是中國一等公民。香港人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一等城市的一等公民。
上海人和香港人的心態，自傲中隱藏著自卑，自大中掩飾著自私，這種中國市民心態，是很值得相互比較、相互對話，然後反省反思的。
我既是上海人，又是香港人，無論上海人責怪香港人，還是香港人批評上海人，我都兩麵不討好，裏外不是人。
所以，在上海人弄堂裏，我以香港人身份來說幾句，應該有點意義。
打句官話，供大家參考。
上海人在香港 (一)
上海和香港，都是我故鄉。
故鄉觀念是中國人特殊的傳統文化，西方人不講祖籍，隻講出生地。其實我們大多數都不是祖籍上海，正如周立波說的三代前都不是上海人。我爺爺就是二十世紀初從浙江鄉下來上海打工的農民工，到四十年代他的企業在上海紡織業排第六，所以我們不應該看不起外地人。
當然如果有北京人在上海讀書工作卻看不起上海，不願學上海話，那是瘟生，應該請他回老家。
我爺爺從農民工變成了私營企業家，弄得我生出來就是黑五類，19歲就被迫離開上海支邊去新疆農場，文革又說我是美蔣特務，戴反革命帽子監督勞動了15年，幸虧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鄧爺爺，我才再生雙翅展翼飛，清風兩袖出國門。
1980年底，我口袋裏放著工作十多年全部積蓄換得的1500港幣，踏上神秘而萬惡的香港，那時上海還在“兩個凡是”，深圳還是一片農田。
七八十年代，大陸人在香港確實低人一等。當時每年有超過三十萬人，主要是廣東農民，偷渡到香港。可以想象這些貧困農民到了香港是什麽樣子。
當時有部電視劇，裏麵有個角色是大陸來港新移民叫“阿燦”，又土又蠢，出盡洋相，但是心地善良，最後得到大家喜愛。另一部電影《省港旗兵》說文革時廣州“紅旗兵團”造反派在香港作案，這兩部影視是當時香港人觀念的總結，所以見大陸人，好點叫你“阿燦”，惡點叫你“大圈仔”。
九十年代前，說普通話不但人家聽不懂，而且會招致極度鄙視，所以我三個月就廣東話琅琅上口。直到97回歸之後，尤其開放自由行之後，滿街大陸遊客，香港人再不敢得罪大陸人，店員必須學會普通話。
近十年更是巴結大陸到了我看不入眼的程度，在電視傳媒上，一直對上海讚不絕口，把上海看作香港需要急起直追的目標，乃至特首出來說，上海在司法製度、城市管理等軟件建設上和香港還有相當距離，叫香港人安心。
所以三胡老弟說的現象絕對不是主流。
上海人在香港 (二)
我到香港時，文革剛剛結束，香港一般人對大陸非常隔膜，我剛到香港時。不懂廣東話，又沒文憑，第一份工隻能在倉庫當搬運工。
和當地工人說起上山下鄉，他們說：“既然農場那麽苦，你為什麽要去呢？”我說不是自願，是隻有一條出路，他們無論如何不理解：“你不去政府能把你怎樣了？”我才知道真是兩個世界。
和我一起的工人大多小學或初中畢業，當時香港的教育完全是英國式的，初中一開始，除了中文課，所有其他課程全部是英語教學，當時法律規定，出生在香港就是英國國籍，所以青年工人對我講：“我們是英國人，中國的事情不關我們事。”很多人從來沒有到過大陸，根本不了解大陸。
我在大陸受了三十年階級教育，見到香港富人住半山別墅，開歐洲跑車，而工人住的是廉租屋，月薪不足一千 (八十年代初)，感慨說真是不公平。但香港工人卻說：“話不能那麽講，當老板很辛苦，你看我們下班了他們還在公司，他們讀書好在外國留學，我們讀書少，當工人不用化腦子，政府給便宜房子住，夠生活就滿足了。”
我發現香港工人完全不像大陸階級鬥爭說的那樣，那次對話給我教育很大。
電視訪問李嘉誠，結束時記者說“李先生，我可不可以看看您的手表？”
李嘉誠挽起袖子，是一隻價值1200港幣的日本“精工”，不是百萬名表。這是給我又一次教育。
什麽叫香港人？你沒在香港生活十年以上，你不可能知道。
上海人在香港 (三)
我在香港第一個家隻有一間7平方米，那是19樓一套100平方的房子，包租婆自己是二房東，把房子隔成七間，自己住一間，六間出租，每間收幾百元。
靠裏麵沒窗的房間租四至六百元，我租的有個小窗，窗外是和另一幢樓房之間的夾弄，白天要開燈，冬天要開風扇，月租800元，當時我工資1200元，中飯都是一個麵包。
十個人共用廚房浴室。我洗澡時才發現浴室原來隔成上下兩間，四周牆角用木柱撐起一層木板，上麵是一間隻有一米高空間的小閣樓，在外麵開一個洞爬進去睡覺。
裏麵住的也是一個上海人，一個我此生見過最漂亮的女孩，Mandy施小姐，她終於無法忍受在別人上廁所的聲音伴隨下入睡，住了一個月就搬走了。
真的，她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孩。
一年後，我妻兒從上海出來，我們搬到一間12平方，再過兩年，搬到20平方，再過三年，買了第一套房子，建築麵積50平方，50萬港幣，再過15年買了第二套120平方，380萬，現在漲到650萬，第一套收租每月12000。
目前香港的新房子樓價，從最便宜的約每平方米5萬，到較高級的每平方米20-30萬，更高的也有。
我和妻兩人的收入從1981年的每年3萬港幣，到現在每年約300萬，兒子在美國20年了。但我們不能退休，哪天我們停止工作，就坐吃山空，我計算過，如果我現在退休，要能不降低生活水平活到90歲，需要800萬儲備。
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
必須說清楚的是，我的爸爸不是李剛。
上海人在香港 (四)
據政府統計，香港 700多萬人口，約一半有自己房產，另一半住在政府公屋。
政府規定一個低收入線，第一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即在香港住滿七年)，第二收入在該線之下才能申請。
香港政府每年拍賣土地給地產商，造私人樓宇，政府所得的資金用於造公屋，這個機製其實是富人出錢給窮人造房子。
請問，中國政府賣地的收入哪裏去了，向百姓交代過嗎？
我非常不解的是，香港新加坡都是華人地方，那裏房屋政策的成就是世界知名的，為什麽內地政府就是不“借鑒”？從沒見過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鼓勵全民購房的。美國百分之七十是租房，香港新加坡最高也隻有百分之五十，在中國，連大學生都要買房子，真是世界奇跡，連和尚尼姑都要買房子，玉皇大帝要叫救命了。
在香港，任何拆遷都必需原業主同意，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我一朋友住在一幢60多年的舊樓，地段在銅鑼灣鬧市，有地產商要收購拆建，提出每平方米10萬元，居民要求12萬，至今僵持不下。(地產商清拆新建後每平方起碼賣30萬以上)
香港政府無權遷拆任何私人產業，為了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譬如中國高鐵網延伸到香港，政府要收購幾塊農田，結果引起嚴重衝突，雙方討價還價半年多，最近才獲得同意，同時環保組織提出鐵路造成各種汙染，結果香港政府決定把高鐵造在地下，因此香港境內三十多公裏高鐵造價達 600億，高得嚇死人。
到底上海模式還是香港模式好呢？見仁見智。
大約十年前，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第一次到上海，記者問她對上海的觀感，她讚不絕口，記者問，如果你選擇，你願意住在上海還是台北，這下激怒了這頭台灣民主獅子，她說：“我絕對不會住在上海，為什麽？上海可以一個命令把幾十萬人口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事先沒有任何谘詢討論，根本不顧居民的意願，完全剝奪居民權益，一切由政府和地產商說了算。在世界任何一個民主地方，政府沒有這樣的絕對權力，這說明上海是一個xx的地方，所以我寧可住在落後地區，我認為自由比地鐵高樓更重要。”
龍大炮的回答，印證了五十年前梁思成在北京改建時的意見，保留曆史名城，在古城外另建行政首都，這才是文明的做法，巴黎就是如此。但是毛主席說了，幾年後從天安門城樓一眼望去都是煙囪，結果北京最美麗的牌摟拆了，六百年的城牆拆了 …… 直到今天，全中國不是還在把拆遷進行到底嗎？包括我們上海，多少曆史建築，多少文化遺跡，多少上海人的集體記憶，多少海派文化的載體，已經永遠的失去了，任何一個心裏有點文化底蘊的人，都會感到心痛，難道發展和文化是對立的？難道現代化真的和保存傳統勢不兩立嗎？
上海人在香港 (五)
在香港才一年的時候，突發腎炎，親戚把我送到醫院急診，拍片打針弄了大半天，回家時突然想起根本沒有付錢，親戚說“付什麽錢？”
原來香港公家醫院是完全免費的，八十年代末新規定非香港居民要收費，每次大約一千元左右，但港人隻付50元，包括任何醫療費用。85年我親戚住院開腦瘤，住院10天，再住療養院10天，總共500元，主要是他的夥食費，相當於他月薪十二分之一。
近年內地孕婦到香港生育，每年達三萬多，不得不提高收費，還是人滿為患。
現在公家醫院無論你什麽病、動什麽手術，每天收費60元。從這點講，香港的醫療服務名列世界前茅。
但是也正因為窮人都進公家醫院，像老爺叔這樣稍微有幾個臭錢的就不太願意進去。
死要麵子，不過私人醫院畢竟環境舒服點。
我三次住院開腎結石等，都住聖德勒撒醫院 (屬於法國天主教會)，每次6-7萬由保險公司付。
更高級的私人醫院動輒幾十萬，一個有錢親戚臨終住院一個月，結帳5百萬。
我的體會：第一，文明社會要提供各種選擇，第二，全體公民都有選擇的自由。
上海人在香港 (六)
現在去一趟香港實在太容易了，太無所謂了，財大氣粗的北京人，驕奢自大的上海人，看不起香港，看不起香港人，確實底氣十足，雖然他們依然以“到香港去買名牌”作為自己高人一等的標誌。
但大多數遊客都是隻到遊客區購物，或海洋公園照相。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覺得香港最值得自豪的地方不是尖沙咀名牌店，不是旺角女人街，也不是迪斯尼的人造布景，更不是時代廣場海港城。
正如上海人誇耀陸家嘴的華麗，世博會的光芒，我對香港的熱愛，主要是大自然的貼近，這在中國各大都市中是絕無僅有的。
香港總麵積很小，海麵1200平方公裏，海岸線 800公裏，陸地 1100平方公裏，僅上海六分之一。
陸地上 75% 是山地，城市麵積僅占 15%，因此香港城市麵積之小，以及居住麵積之擁擠，是上海無法想象的。
但是，上海沒有藍色的海灣，沒有綠色的山嶺，沒有成片的樹木，沒有世界著名的濕地。
七十年代初香港立法局(議會)通過了“郊野公園保護條例”，設立郊野公園管理委員會，根據這個法案，把陸地麵積的 40% 劃為24個郊野公園，另有58個特殊動物或植物保護地，郊野公園內除了遊人行走的簡易道路，和沿途的休息設施外，沒有任何建築。道路每500米有個電話(當時沒有手機)，急救隊可以根據編號及時趕到。除此之外，完全沒有人造的東西。現在每年有遊客1200萬，除了本地人，還有歐洲、日本人，可惜沒有內地人 (也許內地旅遊業還沒發展到這層次)。
海麵上還有3個海岸公園，占2160公頃海麵。
還有值得一提的米浦保護區，是世界著名的拉姆薩爾濕地，是很多西伯利亞候鳥的中轉站。
至今這個郊野公園保持原始狀態，沒有任何所謂“開發”，不生產一分錢 GDP，因為完全免費。
直到五十年代，裏麵還有華南虎，但畢竟麵積太小，老虎是滅絕了，野豬、莽蛇、鬆鼠還有，更有好幾個部落的猴群，完全是野生的。
香港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峰21座，其中700米以上三座，最高的山峰海拔 958米。
今天，全中國城市都麵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而束手無策，我從內心佩服，當年香港的管治者，在香港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就作出這樣高瞻遠矚的決定，實在令人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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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是上海人，又是香港人，無論上海人責怪香港人，還是香港人批評上海人，我都兩麵不討好，裏外不是人。
所以，在上海人弄堂裏，我以香港人身份來說幾句，應該有點意義。
打句官話，供大家參考。
上海人在香港 (一)
上海和香港，都是我故鄉。
故鄉觀念是中國人特殊的傳統文化，西方人不講祖籍，隻講出生地。其實我們大多數都不是祖籍上海，正如周立波說的三代前都不是上海人。我爺爺就是二十世紀初從浙江鄉下來上海打工的農民工，到四十年代他的企業在上海紡織業排第六，所以我們不應該看不起外地人。
當然如果有北京人在上海讀書工作卻看不起上海，不願學上海話，那是瘟生，應該請他回老家。
我爺爺從農民工變成了私營企業家，弄得我生出來就是黑五類，19歲就被迫離開上海支邊去新疆農場，文革又說我是美蔣特務，戴反革命帽子監督勞動了15年，幸虧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鄧爺爺，我才再生雙翅展翼飛，清風兩袖出國門。
1980年底，我口袋裏放著工作十多年全部積蓄換得的1500港幣，踏上神秘而萬惡的香港，那時上海還在“兩個凡是”，深圳還是一片農田。
七八十年代，大陸人在香港確實低人一等。當時每年有超過三十萬人，主要是廣東農民，偷渡到香港。可以想象這些貧困農民到了香港是什麽樣子。
當時有部電視劇，裏麵有個角色是大陸來港新移民叫“阿燦”，又土又蠢，出盡洋相，但是心地善良，最後得到大家喜愛。另一部電影《省港旗兵》說文革時廣州“紅旗兵團”造反派在香港作案，這兩部影視是當時香港人觀念的總結，所以見大陸人，好點叫你“阿燦”，惡點叫你“大圈仔”。
九十年代前，說普通話不但人家聽不懂，而且會招致極度鄙視，所以我三個月就廣東話琅琅上口。直到97回歸之後，尤其開放自由行之後，滿街大陸遊客，香港人再不敢得罪大陸人，店員必須學會普通話。
近十年更是巴結大陸到了我看不入眼的程度，在電視傳媒上，一直對上海讚不絕口，把上海看作香港需要急起直追的目標，乃至特首出來說，上海在司法製度、城市管理等軟件建設上和香港還有相當距離，叫香港人安心。
所以三胡老弟說的現象絕對不是主流。
上海人在香港 (二)
我到香港時，文革剛剛結束，香港一般人對大陸非常隔膜，我剛到香港時。不懂廣東話，又沒文憑，第一份工隻能在倉庫當搬運工。
和當地工人說起上山下鄉，他們說：“既然農場那麽苦，你為什麽要去呢？”我說不是自願，是隻有一條出路，他們無論如何不理解：“你不去政府能把你怎樣了？”我才知道真是兩個世界。
和我一起的工人大多小學或初中畢業，當時香港的教育完全是英國式的，初中一開始，除了中文課，所有其他課程全部是英語教學，當時法律規定，出生在香港就是英國國籍，所以青年工人對我講：“我們是英國人，中國的事情不關我們事。”很多人從來沒有到過大陸，根本不了解大陸。
我在大陸受了三十年階級教育，見到香港富人住半山別墅，開歐洲跑車，而工人住的是廉租屋，月薪不足一千 (八十年代初)，感慨說真是不公平。但香港工人卻說：“話不能那麽講，當老板很辛苦，你看我們下班了他們還在公司，他們讀書好在外國留學，我們讀書少，當工人不用化腦子，政府給便宜房子住，夠生活就滿足了。”
我發現香港工人完全不像大陸階級鬥爭說的那樣，那次對話給我教育很大。
電視訪問李嘉誠，結束時記者說“李先生，我可不可以看看您的手表？”
李嘉誠挽起袖子，是一隻價值1200港幣的日本“精工”，不是百萬名表。這是給我又一次教育。
什麽叫香港人？你沒在香港生活十年以上，你不可能知道。
上海人在香港 (三)
我在香港第一個家隻有一間7平方米，那是19樓一套100平方的房子，包租婆自己是二房東，把房子隔成七間，自己住一間，六間出租，每間收幾百元。
靠裏麵沒窗的房間租四至六百元，我租的有個小窗，窗外是和另一幢樓房之間的夾弄，白天要開燈，冬天要開風扇，月租800元，當時我工資1200元，中飯都是一個麵包。
十個人共用廚房浴室。我洗澡時才發現浴室原來隔成上下兩間，四周牆角用木柱撐起一層木板，上麵是一間隻有一米高空間的小閣樓，在外麵開一個洞爬進去睡覺。
裏麵住的也是一個上海人，一個我此生見過最漂亮的女孩，Mandy施小姐，她終於無法忍受在別人上廁所的聲音伴隨下入睡，住了一個月就搬走了。
真的，她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孩。
一年後，我妻兒從上海出來，我們搬到一間12平方，再過兩年，搬到20平方，再過三年，買了第一套房子，建築麵積50平方，50萬港幣，再過15年買了第二套120平方，380萬，現在漲到650萬，第一套收租每月12000。
目前香港的新房子樓價，從最便宜的約每平方米5萬，到較高級的每平方米20-30萬，更高的也有。
我和妻兩人的收入從1981年的每年3萬港幣，到現在每年約300萬，兒子在美國20年了。但我們不能退休，哪天我們停止工作，就坐吃山空，我計算過，如果我現在退休，要能不降低生活水平活到90歲，需要800萬儲備。
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
必須說清楚的是，我的爸爸不是李剛。
上海人在香港 (四)
據政府統計，香港 700多萬人口，約一半有自己房產，另一半住在政府公屋。
政府規定一個低收入線，第一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即在香港住滿七年)，第二收入在該線之下才能申請。
香港政府每年拍賣土地給地產商，造私人樓宇，政府所得的資金用於造公屋，這個機製其實是富人出錢給窮人造房子。
請問，中國政府賣地的收入哪裏去了，向百姓交代過嗎？
我非常不解的是，香港新加坡都是華人地方，那裏房屋政策的成就是世界知名的，為什麽內地政府就是不“借鑒”？從沒見過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鼓勵全民購房的。美國百分之七十是租房，香港新加坡最高也隻有百分之五十，在中國，連大學生都要買房子，真是世界奇跡，連和尚尼姑都要買房子，玉皇大帝要叫救命了。
在香港，任何拆遷都必需原業主同意，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我一朋友住在一幢60多年的舊樓，地段在銅鑼灣鬧市，有地產商要收購拆建，提出每平方米10萬元，居民要求12萬，至今僵持不下。(地產商清拆新建後每平方起碼賣30萬以上)
香港政府無權遷拆任何私人產業，為了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譬如中國高鐵網延伸到香港，政府要收購幾塊農田，結果引起嚴重衝突，雙方討價還價半年多，最近才獲得同意，同時環保組織提出鐵路造成各種汙染，結果香港政府決定把高鐵造在地下，因此香港境內三十多公裏高鐵造價達 600億，高得嚇死人。
到底上海模式還是香港模式好呢？見仁見智。
大約十年前，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第一次到上海，記者問她對上海的觀感，她讚不絕口，記者問，如果你選擇，你願意住在上海還是台北，這下激怒了這頭台灣民主獅子，她說：“我絕對不會住在上海，為什麽？上海可以一個命令把幾十萬人口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事先沒有任何谘詢討論，根本不顧居民的意願，完全剝奪居民權益，一切由政府和地產商說了算。在世界任何一個民主地方，政府沒有這樣的絕對權力，這說明上海是一個xx的地方，所以我寧可住在落後地區，我認為自由比地鐵高樓更重要。”
龍大炮的回答，印證了五十年前梁思成在北京改建時的意見，保留曆史名城，在古城外另建行政首都，這才是文明的做法，巴黎就是如此。但是毛主席說了，幾年後從天安門城樓一眼望去都是煙囪，結果北京最美麗的牌摟拆了，六百年的城牆拆了 …… 直到今天，全中國不是還在把拆遷進行到底嗎？包括我們上海，多少曆史建築，多少文化遺跡，多少上海人的集體記憶，多少海派文化的載體，已經永遠的失去了，任何一個心裏有點文化底蘊的人，都會感到心痛，難道發展和文化是對立的？難道現代化真的和保存傳統勢不兩立嗎？
上海人在香港 (五)
在香港才一年的時候，突發腎炎，親戚把我送到醫院急診，拍片打針弄了大半天，回家時突然想起根本沒有付錢，親戚說“付什麽錢？”
原來香港公家醫院是完全免費的，八十年代末新規定非香港居民要收費，每次大約一千元左右，但港人隻付50元，包括任何醫療費用。85年我親戚住院開腦瘤，住院10天，再住療養院10天，總共500元，主要是他的夥食費，相當於他月薪十二分之一。
近年內地孕婦到香港生育，每年達三萬多，不得不提高收費，還是人滿為患。
現在公家醫院無論你什麽病、動什麽手術，每天收費60元。從這點講，香港的醫療服務名列世界前茅。
但是也正因為窮人都進公家醫院，像老爺叔這樣稍微有幾個臭錢的就不太願意進去。
死要麵子，不過私人醫院畢竟環境舒服點。
我三次住院開腎結石等，都住聖德勒撒醫院 (屬於法國天主教會)，每次6-7萬由保險公司付。
更高級的私人醫院動輒幾十萬，一個有錢親戚臨終住院一個月，結帳5百萬。
我的體會：第一，文明社會要提供各種選擇，第二，全體公民都有選擇的自由。
上海人在香港 (六)
現在去一趟香港實在太容易了，太無所謂了，財大氣粗的北京人，驕奢自大的上海人，看不起香港，看不起香港人，確實底氣十足，雖然他們依然以“到香港去買名牌”作為自己高人一等的標誌。
但大多數遊客都是隻到遊客區購物，或海洋公園照相。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覺得香港最值得自豪的地方不是尖沙咀名牌店，不是旺角女人街，也不是迪斯尼的人造布景，更不是時代廣場海港城。
正如上海人誇耀陸家嘴的華麗，世博會的光芒，我對香港的熱愛，主要是大自然的貼近，這在中國各大都市中是絕無僅有的。
香港總麵積很小，海麵1200平方公裏，海岸線 800公裏，陸地 1100平方公裏，僅上海六分之一。
陸地上 75% 是山地，城市麵積僅占 15%，因此香港城市麵積之小，以及居住麵積之擁擠，是上海無法想象的。
但是，上海沒有藍色的海灣，沒有綠色的山嶺，沒有成片的樹木，沒有世界著名的濕地。
七十年代初香港立法局(議會)通過了“郊野公園保護條例”，設立郊野公園管理委員會，根據這個法案，把陸地麵積的 40% 劃為24個郊野公園，另有58個特殊動物或植物保護地，郊野公園內除了遊人行走的簡易道路，和沿途的休息設施外，沒有任何建築。道路每500米有個電話(當時沒有手機)，急救隊可以根據編號及時趕到。除此之外，完全沒有人造的東西。現在每年有遊客1200萬，除了本地人，還有歐洲、日本人，可惜沒有內地人 (也許內地旅遊業還沒發展到這層次)。
海麵上還有3個海岸公園，占2160公頃海麵。
還有值得一提的米浦保護區，是世界著名的拉姆薩爾濕地，是很多西伯利亞候鳥的中轉站。
至今這個郊野公園保持原始狀態，沒有任何所謂“開發”，不生產一分錢 GDP，因為完全免費。
直到五十年代，裏麵還有華南虎，但畢竟麵積太小，老虎是滅絕了，野豬、莽蛇、鬆鼠還有，更有好幾個部落的猴群，完全是野生的。
香港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峰21座，其中700米以上三座，最高的山峰海拔 958米。
今天，全中國城市都麵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而束手無策，我從內心佩服，當年香港的管治者，在香港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就作出這樣高瞻遠矚的決定，實在令人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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