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
坦率地講，在讀這本書的序言時，我吃了一驚，也產生了些許反感，因為餘秋雨先生宣稱這本書來源於他給北大學生開的“中華文化史”的一門課程。也許是我很愚昧無知，但我真不知道當代學者中，有誰能以一己之力承擔如此重任，開一門包羅萬象、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史”的課？除非是陳寅恪、王國維、錢穆、南懷瑾等讀書破萬卷的博學鴻儒再世，聯袂而為之。胡適之先生早年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後，引起轟動，暴得大名，但下卷卻一直沒有問世，引人恥笑至今。這固然是胡先生成名後分心太多，不能靜心做學問，也說明單是一門中國哲學史，就夠人鑽研一生一世了，遑論泱泱“中華文化史”呢？因此，我也很好奇，餘先生這門“中華文化史”課到底要講中國通史呢，還是要講中國文學史，哲學史，思想史，宗教史，藝術史呢，或者是農耕史，建築史，醫學史，語言史，水利史，服裝史，飲食史呢？
翻開書才知道，原來是課堂上餘先生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對答和討論，共有四十七堂課。好在這本書的題目沒有叫做“中華文化史”，說明餘先生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平心而論，讀完這本書後，覺得還不錯，最起碼比《何謂文化》好得多。愚以為，這本書確有可圈可點之處，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先說說可圈可點之處：本書從殷商甲骨文開始談起，到先秦諸子，從屈原到司馬遷，從《詩經》《楚辭》到漢樂府、唐詩宋詞，從竹林七賢到陶淵明，從王羲之到顧愷之，從北孝文帝到雲岡石窟，從儒家到佛教，從唐朝詩人到兩宋文人，再到蒙元明清社會政治的方方麵麵文化，多有獵涉。由此可見，即使像我這樣的文化門外漢，也看得出餘秋雨先生的知識麵頗廣，對中華曆史文化的總體脈絡也有相當的把握。尤其是對宋朝的社會發展、文化貢獻、技術進步（如文官製度、書院製度、詩詞和繪畫、稻麥兩種等），及政治變革和軍事成敗的評價，甚為準確、甚為客觀。另外，餘先生對蒙元統治下文化的評價也有獨到之處，如對耶律楚材、元劇的發展等。對明清兩朝時代的文化專製和對漢文化的摧殘，也是一針見血，既沒有偏袒漢人君王（朱元璋），也沒有蔽於“盛世”君主（康乾），見解比較客觀獨立，沒有停留在世俗的層麵。對人物的評價方麵，他對於孔子、司馬遷、李後主等人的認識也很深刻到位，有自己深入的看法，沒有人雲亦雲。
不足之處也很明顯：餘先生這本書中所涉及的曆史、人物、詩文、和其它文化現象基本上都是浮光掠影，蜻蜓點水，淺嚐輒止，而且經常有一些主觀武斷的結論。不知是考慮到學生的知識層次有限，還是餘先生“選擇性品嚐”的教學風格，抑或餘先生不願傾囊相授，或是皆而有之？
比如書中提到先秦“百花齊放”的“稷下學宮”，卻隻提到了孟子和荀子，而對當時“百家爭鳴”的百家中最著名的“大腕”們和他們的學說，如騶衍（陰陽五行）、慎到（法家）、公孫龍（名家）等卻一字不提。再如，老子《道德經》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的第一個“道”字，他解釋成“世間大道”，隻是字麵解釋，等於沒說。《墨子》隻提了“兼愛”、“非攻”，不及其餘。
又如，談到屈原時，有個學生發言說：“有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屈原走到江邊問一位漁夫… … 。漁夫問：‘你為什麽要這麽幹？’屈原就說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夫就說：‘傻帽，你書讀得太多了吧！’”這顯然是屈原《楚辭 . 漁父》中的內容，學生沒有讀過不知道，演繹成了好笑的故事，情有可原，但餘先生未做絲毫糾正，不會也是沒有讀過《漁父》吧？又說：“屈原的《離騷》，在標題上就包含著‘生活在別處’的意思。他的離別，是一種精神離別。”顯然，餘先生把“離騷”的“離”理解成“離別”了，實在是望文生義了。此處，“離”作“罹”講，即遭受之意，楚辭中也有多處類似用法。另外，書中對《詩經》也是一帶而過，三百零五首詩一首都沒提。
同樣，書中談到三國、魏晉南北朝時，大談諸葛亮和曹操父子，也談到了阮籍嵇康，王羲之顧愷之和陶淵明，卻對這個曆史階段大量豐富活躍的思想、文學，人物，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除阮嵇外）、三玄的興起、佛教的傳播等，視而不見，甚至連《世說新語》都沒有提及。南朝眾多的文人墨客在文學上的貢獻，也都隻字未提。
再如，談到唐詩時，餘先生稱他自己“對晚唐詩歌有種偏好”，談了半天，卻隻有一個李商隱。晚唐眾多大詩人，如杜牧、皮日休、溫庭筠、陸龜蒙、杜荀鶴、羅隱等，難道一個也不入餘先生的法眼？再比如談到宋朝，居然不提二程、張橫渠、邵康節、周敦頤、陸象山、朱熹等宋儒和程朱理性，這些在中國文化哲學史的一些重要人物和思想，不管你讚成還是反對，喜歡還是憎惡，難道能繞得過去嗎？
縱觀所讀過的有限的幾本“餘卷”，我覺得餘秋雨先生對中國曆史文化是熟悉且懷有敬意的，因此是一個合格的“國民”或“有知識的國民”（錢穆先生語）；而且他熱心於文化教學和文化活動，對傳播和傳承中華文化也是有功勞的。誠然，作為一個文化學者，餘先生在書中給人的感覺是對中華曆史文化的了解略嫌淺顯，功底不很精深，大抵夠不上“專家”，更到不了“大師”的高度，這一點我想餘先生定有自知之明。誠願餘秋雨先生不為“高帽”所障，不為名利所累，不為世俗所羈，潛心精研學問，則中華文化幸亦，我等後學幸矣！
胡適先生成名後的“半卷哲學史治天下”之失，也許可以作為前車之鑒？
西元二零一三年仲秋
記於美麗家園州漁記草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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