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治學（3）：人之初

大家都知道政治很複雜，人類很複雜。但是，人類開初的時候，社會應該很單純，政治因該很簡單，經濟政治學最好從簡單的係統開始研究。

 

人類最開始應該是怎麽樣的呢？歐洲殖民主義者發現新大陸的時候，看到非洲美洲許多原始部落，眾多原始部落文化複雜程度不同，有落後簡單的，也有較為複雜的。因此，有了人類學的理論，認為越是落後部落越像人類越遠的古代的一麵鏡子，這是“時空轉換”方法，把部落文化由落後到先進進行排列，認為這個排列大致等於我們人類文明發展的“時序”，雖然都是在同一時間看到不同地區的不同部落。因此有了原始共產主義階段，圖騰崇拜、母氏社會，群婚部落等等古代社會知識。摩根的《古代社會》，就是這種時空轉換研究方法研究的“古代”社會【1】。

 

另一方麵，我們有考古學知識。考古學家發掘古代文物，根據考古發現把人類發展排列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從出土文物中重新構造古代社會。

 

那麽，石器時代以前呢？石器時代以前肯定有“藤木時代”之類，隻是那些時代的文物無法保留下來，所以沒有出土文物，隻有出土人類顱骨牙齒化石之類。所以，人之初隻能從人類傳說中去找，但是，我們也可以應用我們“時空轉換”的知識和出土文物的知識作出一些合理外推的假設。這就是我們討論人之初的基礎。

 

三百萬年前，人類社會就是群居，吃樹上果子核仁和植物根莖。《韓非子》記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說（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這時候群居人口的多寡為重要經濟指標。人口少於10個的人群，經受不起大災難，有在猛禽野獸襲擊下絕種的危險。但是，人口超過100的群落，則可大大減少絕嗣之災。人類發展依靠長期的文化積累，個體生命可以很短，但群落壽命必需延綿不斷，所以，孔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在遠古是社會道德真理。當然，那時候還沒有家庭等社會結構，能夠避免禽獸蛇蟲傷害就是群落延嗣的重要進步。那時候，也沒有主權和國界之說，有巢氏發明構木為巢，是技術進步，是經濟進步，有此發明者成為“王”。群落的決策大權由這個王來決策，哪裏構巢容易穩固且周圍果子多，那時候就是最大的決策權了。

 

巢居，根據中國古代文獻【2】，應該是最早的人類文化行為。有巢氏是最早的王。有巢，就有了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的產生有賴於生產。巢成為公共財產。那時候還沒有分配問題，隻有生產問題。生產問題的決策由有巢氏王決策。這就是權力。

 

有巢氏的出現使得人類第一次產生了政治，政治的產生是由於技術和經濟的進步－構木為巢。可以說，先有了經濟進步－構木為巢，然後有了政治－決策構巢的地點、時間、材料、工藝等，然後有了文化－巢居習俗。

 

從這樣一個人之初最簡單的政治製度中，權力就是決策在那棵樹上築巢，這個有巢氏為王，不是暴力產生的，也不需要暴力維持，但我們從中可以歸納一些經濟政治原理。

 

經濟政治第一定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人為領袖。

經濟政治製度引理一：賢能者王。

 

應用一：根據引理一，一個好的政治製度應該能夠使得有能力發展經濟的人來擔任。就這點來說，選出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製度比選出美國總統的政治製度合理。理想的中國政治製度，應該是中國國家領導人仕途從基層做起，有能力的升上去，如改革開放時期一句民諺：要吃米，找萬裏，要吃糧，找紫陽。這和有巢氏為王一樣，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治，由縣、省、到中央逐步遷升反複證明發展經濟的能力，最後才能成為領導人。美國總統選舉，靠競選演說，能表演的就勝出，所以在美國由演員競選為政府議員和總統的不乏其人，但是，能否解決國家問題就難說了。趙括講起兵法頭頭是道，馬服君和他論兵的時候總說不過他，趙王任用了趙括以後，趙國被坑四十萬軍隊，紙上談兵成為千古教訓。中國傳統，不看說得多好聽，而要看做得如何。所謂“路遙知馬力”，中國篩選領導人的過程就是“路遙知馬力”的過程，而美國是競選是紙上談兵的過程。

 

應用二：根據定理一，毛澤東不愧為偉大領袖，網友【燃犀下照】說：

一、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隻有木犁，而他離去時中國已經是世界第六大工業國。

二、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均壽命隻有35歲，而他離去時中國人的人均壽命是66歲。

三、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口數量是54167萬人，而他離去時中國人口數量是93267萬人。

四、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人識字率還不到10%，而他離去時中國人識字率是60%。

五、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女性依然缺乏獨立的政治經濟地位，而他離去時中國女權水平在世界範圍內都屬於第一集團。

六、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依然是“如嬰兒一般”，而他離去時中國已經擁有了原子彈與衛星。

七、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被西方所孤立，而他離去時中國不但被“第三世界抬進了安理會”，美國也必須“跨過太平洋來握手”。

 

應用三：根據定理一，一個好的政治領袖的指標之一，是看經濟有沒有發展，而不是看當時的經濟水平。現在已經沒有人願意回到有巢氏社會去生活了，但這不證明有巢氏不是聖人，第一定理說的是發展的快慢，和當時的水平沒有關係。是否是聖人要看他是否把經濟搞上去了，是否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不是以當時的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來衡量。雖然沒有人願意回到有巢氏社會生活，但是，有巢氏依然是聖人。同樣地，如果人們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生活，不等於毛澤東不是偉大的領袖。說毛澤東時代人民沒有自由，那是因為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就失去了自由；說毛澤東時代貧窮，那是因為百年屈辱列強蹂躪使得中國貧窮。一個政治領袖的好壞，不以當時的社會狀況來衡量，而要以社會狀況是否有改善來衡量。新中國60年發生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巨變，從一窮二白變為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中國，這種事情能夠發生，其政治製度肯定有做對了的地方。

 

人類在有巢氏時期誕生了經濟政治。政治領袖的必要素質之一就是賢能。衡量一個政治製度是否合理的指標之一就是看這個製度能否選賢任能。中國政治製度當前麵臨的危險之一的是形成腐敗的逆向淘汰的潛規則機製。

 

【1】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organ-lewis/ancient-society/index.htm

【2】http://baike.baidu.com/view/46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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