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縣夏季也是一天三出工：早飯前、早飯後、午飯後。
告訴我分到了第6小隊的女生叫秋芳，臨睡前我托她第二天帶我去生產隊。她說：頭一天還是吃了早飯以後再去吧，早上好好睡會兒。
在知青宿舍迎來的第一個早晨。玻璃窗沒有窗簾，射進來的光線能通知時辰。外邊還是灰藍色，還沒有一絲陽光，出工的鍾聲就從不同的方向傳來。從睡意中能判斷出還是半夜。我可起不來，更別說下地幹活了，真感謝秋芳昨晚說讓我多睡會兒。懷疑這村子的幹部是不是也從周扒皮那裏學來了半夜搗鼓雞叫的本領。獻力起來了，別的人一點動靜都沒有，看來睡懶覺的人不少。
早飯是饅頭·棒子麵粥。食堂實行飯票製，開飯的時候廚房門口用菜板擋住，那菜板就成了櫃台，櫃台上放著的鹹菜盆，切成絲的醃白蘿卜可以跟鹽比鹹。有人把它放在粥碗裏，有人把它夾在饅頭裏。看樣子有一半的人出早工了。
早飯後鍾又響了。村子裏沒有鍾表，也不需要鍾表似的，一天分成清晌、前半晌、後半晌、晚晌，有這幾個大的時間劃分村裏的生活就足夠用了。出工這樣的集體行動，隊長根據太陽的位置和自幼積蓄在胸中的時間感決定。9個小隊的鍾聲音色不同，除了偶爾重疊響起以外，都隔一點點時差。“你們隊敲鍾了”青年點的人們互相提醒著。
“怎麽才能聽出來哪個隊敲鍾了呢？”分不清鍾聲，怕沒有秋芳時自己耽誤了出工，我有點著急。
“啊哈哈哈，這還用著急，到時候就記住了。你要是看了鍾的形狀也許記得快點。走，我帶你去。”
青年點在村子的東北角，6隊在村子西南，正好是對角。走到6隊可以路過4個小隊，出工時秋芳特意帶我繞遠去看鍾。一個像鍾樣的鍾也沒有：從那裏撿來的破鐵塊、不能用了的農具的一部分、破鐵片、還有細長的小鐵棒……，掛在不高的樹叉上。哪個也算不上鍾，可人們都稱它為鍾。敲鍾的工具也是與之相配的別無他用的物件。真像秋芳說的，看了形狀就能知道為什麽會有混濁的、清徹的、尖利的、厚重的聲音傳來。
秋芳說，上午接著幹早上的活，跟年輕姑娘們到玉米地裏除草，秋芳替我借好了鋤頭。8月下旬了，玉米快成熟了，草不是那麽多，遇到了除斷或拔下來，沒有多少難度。姑娘們尋找不接玉米的空杆的熱情遠遠超過看地上的草，找到一個空杆的話，從根部砍斷，再把斷頭送到嘴邊舔舔，周圍的姑娘看著她的表情，希望能甜。從玉米秸中尋找甜味，尋找“甘蔗”，北方農村的孩子都有一套經驗。
因為有早出工，上午出工的時間相對短，感覺隻有3個多小時。收工的時候不敲鍾，可是分散到各個小隊的青年幾乎同時回到青年點。
午飯又是饅頭和鹽水煮海綿般的炒茄子。我掏出飯票買兩個饅頭時，排在我後邊的誰說“多吃點，頂不到下午”，簡單的一句話，給人“家”的感覺。
廚房裏有兩個男知青給大家做飯。知青們出工前把暖瓶放到廚房，上午蒸幹糧後剩的蒸鍋水給大家灌到暖瓶裏，收工回來時取走。蒸饅頭用堿，蒸玉米麵餅子用蘇打，不管哪樣蒸鍋水都是黃綠色的。現在人們去郊遊都背著水壺，那時下地幹半天活也不帶水，知青們收工後，都先奔水去。女生走之前把黃綠色的蒸鍋水涼在自己的搪瓷飯碗裏，男生回來後鑽進食堂，隨手抓個什麽食器到缸裏舀水然後咕嘟咕嘟，連氣都來不及喘。
下午出工的路上秋芳給我講了許多事情：6隊加上我一共有5個知青，其中兩名男知青因為家裏經濟條件太困難，廠裏跟公社商量讓他倆到公社的農具修理廠上班。青年點的人們講汽車發動機廠的時候都說“廠裏”，好像自己也是工廠的一員那種口氣，當然他們是聽父輩那樣講貫了。知青的零用錢完全靠家裏給，那兩個男知青家裏沒有富裕，這個情況廠裏掌握，所以出麵給他倆說情。在公社的農具修理廠工作，屬於6隊的農民的身份不變，但每月可以領到現金，這現金除去買生產隊的口糧外，其餘的可以作零用錢。另外一名女知青的父親剛剛去世，回家陪母親去了。從秋芳的口氣中感到那個女生很會說，秋芳隻會幹，所以好處常常被那個女生弄走。
下午出工的鍾聲敲過有20分鍾了，人們才稀稀拉拉地聚到6隊的隊部。說是隊部，隻不過是殘垣斷壁圍著的兩間土坯屋而已。那兩間土坯屋，一間是牲口棚，一間是倉庫兼會計辦公室。生產隊裏誰幹什麽活由隊長決定，我要和隊長見麵了。
二、三十個人零零散散地站著，我混在年輕姑娘中間，隊長往我們這邊看了，看見了我，那眼神不光是不友好，簡直可以說是“討厭”，就像是要跟你吵架又覺得你不值得一理的那種蔑視地瞪了一下兒後慢慢地轉過去了。
“別往心裏去，他就是這樣人兒”，秋芳趕緊安慰我。
“因為他不通人情，特別嚴，才把隊裏管好的，不是壞人”，秋芳又補充說。
秋芳的擔心是多餘的。也許是“見多聞廣”理解農民對知青的心情，我一點兒也沒在乎隊長那惡眼神。心想：你不願意收，我還不願意來呢，咱倆都是沒辦法的事，你有意見，你找毛主席找黨中央說去！
不知帶隊幹部怎麽帶的隊，也不把新知青送到生產隊作個交待，我被分在6隊是秋芳說閑話似地傳給我的，去6隊也是秋芳帶妹妹玩兒似的領去的，沒有任何人作個正式的交待和介紹，更沒有學校教育我們時說的“受到貧下中農熱烈歡迎”的場麵。跟我一起來的那個男知青比我老練，主動去跟隊長打招呼，申明自己“舉胳膊肩疼、貓腰腎疼、蹲下痔瘡疼”，以後就再也沒有出過工。
生產隊接受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已經不耐煩了。能不煩嗎？不知是哪一級機關作的規定，反正當時說是“上麵”的規定：知青不論男女，不論鄉齡，一律不參加生產隊的工分評定會，一律一天掙十分。十分是滿分，是最壯的男子一天的工分，女人最能幹的掙8分。連農具都不會拿的城裏孩子，憑心而論我幹活的速度和質量頂多能掙5分，卻拿人家十分，隊長能不瞪你嗎？這哪裏是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明明是來掠奪。
“上麵”還規定，生產隊必須每年給每個知青540斤糧食，其中270斤小麥，270斤雜糧。5個知青每年從生產隊領走1350斤小麥、1350斤雜糧(玉米為主) ，當是小麥的收購價格0.1元／斤，玉米·雜糧平均0.09元／斤，這是收購公糧的統購價格，超出國家規定的部分按超購價(提價30%)收購。我們5人領走的口糧數，也是農民收入減少的數量。那生產隊長要用多少智慧，三十幾戶農民要費多少力氣才能創造出我們5人口糧的利益。
給初·高中畢業生冠以“知識青年”，強令他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哄他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實質上是把城市安置不了的青年送到農村，把負擔轉嫁給農民。常常讀到當年知青寫的文章，讓今人看到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側麵的知青情況。更想讀到接收了一千多萬知青的農村幹部·農民寫他們真實感受的文章。
隊長派活前，先罵了昨天去遠處幹活的幾個人。他說的話我多半聽不懂，也沒認真聽，反正我跟著秋芳就是了。聽完派活，大家先回家取農具，然後再一起出工。
隊長分配姑娘們摘棉花。秋芳去她要好的農戶借工具，順便也借來我的份。小學4年級以後每冊語文書後麵都有一頁介紹與課文沒有關係的專用名詞，有一年全是農具名稱。那裏麵沒有寫著，在趙縣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家織粗布做的大包袱皮。它起著筐的作用，但比筐的容積大，可以隨物體改變形狀裝，用起來方便。摘棉花時把邊長近2米的大包袱皮對折後係在腰間，像袋鼠一樣腰間掛個大口袋。
沒多大功夫，姑娘們的口袋裏就有了4—5隻袋鼠，我的口袋裏連個雙胞胎還沒有。她們眼到手到，我是先用眼睛尋找綻開的棉殼，再挪過去摘下來放進口袋。幸虧秋芳時常伸過手來把我這條壟的棉花摘下來，才沒讓我落後太多。口袋越來越大，上半身被口袋拽著前傾，腰疼肩也疼，腿被口袋絆得邁不開步。我覺得快支撐不住了，姑娘們卻聊著天輕快地往前走。掀開草帽看看太陽，它還在腦頂上。又熬了很長時間，再看看太陽，它好像被釘在了正空……。
太陽徹底躲進地平線以後，才開始往場裏走，掏出那些“袋鼠”後發現腰和肩已經疼得麻木得像塊案板一樣不能動了。真想就那麽爬在棉花堆裏，可是姑娘們卻像猛虎下山那樣向村裏奔去。出工的時候，她們手裏做著針線活(納鞋底子等) ，邁著方步，慢得讓人難受，回去的時候快步如飛。不知該怎樣解釋這出工和收工的走速差。
每天被鍾聲從床上揪起來，被太陽盯著在田野裏手腳不停地作著機械動作，這樣的日子剛過三天體力就達到了極限。到極限的時候又看到了“救星”---宗師傅通知全體知青下午政治學習。從來沒有這麽感謝過政治學習！
沒有電，也聽不到廣播，生活枯燥單調。政治學習不光可以休息，還指望它消除一些枯燥。
那天的題目是“紮根農村幹革命”。知識青年下鄉運動開始以後，中央一直號召知青“紮根農村一輩子”，還樹立了一些典型人物在全國作講演，中學階段就開始接受紮根教育。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想紮根，都指望混兩、三年回城。事實上，姐那批知青隻要是沒有結婚的都回城了。一旦結了婚就會被看作在農村的生活已經安定了，加上在農村生的孩子城裏落不了戶口，回城的可能幾乎為零。我們青年點前院住的曹姓知青夫婦就是典型的例子。下鄉前誰家都叮囑孩子“不許談戀愛，結了婚就一輩子回不來啦”。
宗師傅念了一個號召紮根的材料後讓大家表態。幾十個人都表示要作“永久”，不作“飛鴿”。“永久”和“飛鴿”是當時自行車的兩大名牌，沒有工業卷買不到手。工業卷不像糧票布票那樣每家都發，它隻發到單位，有時一個單位才發一張，這一張也不會以公平方式分給職工，多是領導自己昧了。所以那時看到騎好自行車的，基本可以斷定他家一定有“官”或“通著官”。不知哪位高人把紮根比作“永久”，把回城比作“飛鴿”，使這兩個普通名詞帶上了政治色彩，使“飛鴿”變成的“女人的心，天上的雲”一般的貶義詞。
都發完言了，宗師傅的眼神在我和同來的男知青之間來回轉，那意思是該你倆了。不用說也知道這次紮根教育就是衝我倆來的，看老知青們“永久”“飛鴿”用得那麽溜就知道他們已經表過很多次態了。
同來的男生眯著眼，麵無表情看不出他是醒著還是睡著，一副蒸不熟煮不爛的樣子。真羨慕他的細眯眼，大圓眼的人稍一走神就能被人發現。
我倆不表態，這會就散不了。但這表態純粹是在作無用功，什麽願作“永久”，不作“飛鴿”？瞎扯！能回城的話，別說飛鴿了，變蒼蠅蚊子都幹。“口是心非”的不光是林彪，已經是全國人民的通病了。關係到自己的前途命運的時候還說謊，不是在害自己嗎？
“……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成為‘永久’‘ 飛鴿’那樣稀缺的名貴物件，但我要踏踏實實地努力，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高樓大廈最需要的一塊磚、一捧石灰……”。
能感到大家“刮目”了。
“到底是高中畢業”獻力說。現在覺得說自己“高中畢業”很不好意思。當時心裏還覺得多上了點兒學真好，我畢業時已經流行“願作一塊磚，任憑黨來搬”了。
表態以後，大家爬在床上，寫了決心書，又把它貼在會議室的專欄上，政治學習才算結束。
“永久”、“飛鴿”和“磚” 在牆上掛到被穿堂封吹爛，也沒有再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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